第七章 陸行出川，父子三人名動京師

嘉祐元年春天，老蘇父子三人正式動身。

過成都時，父子三人先去拜訪了益州知州張方平（說明蘇老泉絕非一個只知道讀書的書獃子），張知州十分熱情地接待了蘇氏父子，還修書一封，將蘇洵作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薦給了歐陽修，並勉勵蘇軾兄弟抓緊複習準備六科考試。

六科：唐宋時科舉取士的六種科目。

唐六科為明經、進士、秀才、明法、明書、明算。到了宋景德、天聖年間時，其六科為：一、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博達墳典，明於教化；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四、詳明政理，可使從政；五、識洞韜略，運籌決勝；六、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到蘇軾被貶廣東惠州及海南時的紹興年間，又以文章典雅、節操方正、法理該通、節用愛民、剛方豈弟、智勇絕倫為六科。

對於六科這種“小兒科”，蘇軾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

因此，三月二十八，在春風拂面中兄弟倆得空遊覽了成都的大慈寺極樂院，觀看了盧楞伽筆跡。

盧楞伽，一作棱伽，唐時長安(今陝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詳。自汴入蜀，為畫聖吳道子弟子。畫風細緻，咫尺間山水寥廓，形象精備。尤擅佛像、經變，畫過許多壁畫，肅宗乾元初(75在成都大聖慈寺，曾畫《行道高僧像》數堵，顏真卿題字，時稱“二絕”。

嘉祐元年三月是閏月，閏三月，三蘇父子從成都啟程，走陸路，經過劍門關，先到鳳翔府眉縣的橫渠鎮，遊覽了崇壽院，再經扶風縣過長安，經華清宮出關中，走到河南府的澠池縣，在一個縣中寺舍里留宿時，還在老僧奉閑的牆壁上題了首詩（這首詩後來一度還很出名）。

三四個月的舟車勞頓，五六月間終於抵達京師開封。

關於蘇軾這次的陸路出川之行，歷代的史料中記載均不詳，只能大致敘述一個輪廓。耕文軒主人認為，主要是陸行騎驢較為顛簸，沒有舟行閑適，寫詩極為不便，所以就沒有流傳下來多少文字，就使得這次陸行出川顯得較為撲朔迷離。至於專家學者對此行程的更為高深與離奇的推斷，不知道最終能得出什麼一個有別於我的結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抵京時正值大雨天氣（蘇老泉在給韓琦的書信中有提及），蘇氏父子只得暫時借住於興國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

安置停當，蘇洵即作《上歐陽內翰第一書》，然後又將所作的《洪範論》、《史論》呈給歐陽修。作為當世文壇一哥或二哥（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閱后如獲至寶、大加稱讚，稱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於權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

歐陽修又連忙上書朝廷極力推薦蘇洵入朝為官，有着歐陽內翰的親力舉薦，一時間滿朝文武爭相一睹蘇老泉的風采，並對其文章交口推服，致使蘇老泉的聲名在京師文人圈子甚至權力圈裏一日大振。

七月十三，朝廷發榜，范師道、王疇、胡俛、韓彥、王瓘、宋敏等人考試開封舉人。

這批人後來都成了朝廷命官：

范師道字貫之，吳縣（今蘇州市相城區）人，范仲淹的老鄉，侍御史。

王疇字景彝，曹州（今山東曹縣）人，開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閣。

胡俛字公瑾，侍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韓彥，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

王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宋敏，太常寺丞集賢校理。

立秋後，蘇洵終於等來了屬於他的機會。

應開封府解，着蘇洵、林希（字子中）、王汾（字彥祖）、顧臨（字子敦）、胡宗愈（字完夫）同試景德寺。也就是到開封府的景德寺參加考試，這說明不管什麼人推薦，就像當今社會的公務員考試一樣，北宋的官場也需要走流程，——主要還是堵別人的嘴。

林希，福州人。

王汾，濟州鉅野（今山東巨野縣）人，王禹偁曾孫。

顧臨，會稽（今浙江紹興）人。

胡宗愈，常州晉陵（今常州市區）人。

參加考試前，蘇洵收到好友杜叔元（字君懿）的真心饋贈，一支自己珍藏的諸葛筆。

諸葛筆，唐宋時名筆。亦名“散卓筆”。出自南唐制筆高手諸葛氏。諸葛氏制筆有術，技藝精湛，鋒毫尖銳，外形圓潤，鋪下不軟，提起不散。據說，宣城特產的諸葛筆，筆頭是用鼠須製成，故又稱“鼠須筆”。相傳此筆的製法，不用柱毫，不分心副，而是用兩種或一種獸毫參差散立紮成。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能做到尖、齊、圓、健四德具備。

諸葛筆在當時也算是筆中的馳名品牌，以此相贈，方顯兩人的交情，蘇軾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長事他君懿伯伯的。

蘇軾兄弟二人也參加了考試。

不久后榜出，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人袁轂（字容直，一字公濟）高居榜首，蘇軾名列第二，蘇轍也榜上有名。

九月十九，蘇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蘇軾書寫。

石揚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市）人，是蘇軾父子標準的老鄉。

受到歐陽修激賞的蘇洵，又再接再厲地上書《上韓樞密書》、《權書》於時任樞密使的韓琦，與之論及制兵之豪縱在厲威武（此人拉關係的能力着實不一般，讀書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

深受鼓舞、像打了雞血一般的蘇老泉認為：

當世之大患為大臣都愛好聲名而懼怕譏謗，好名則會多樹私恩，害怕譏謗則會執法不堅。造成兵冗而驕的責任應由誰來負則呢？

作為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老蘇當然不能直接指責皇帝，只能要求主管軍政的大臣對此負責。先把皇帝開脫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縱至此”的責任歸咎於樞密府，是由於大臣“好名”、“懼謗”、“樹私恩”、“執法不堅”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蘇洵旁敲側擊的對象是大將軍狄青。

其實，蘇洵並不了解狄青，這裏只是人云亦云。狄青出身微賤，以功以忠擢升重臣，是北宋一代名將。

作為樞密使的韓琦自然不是吃乾飯的，不會聽信蘇洵紙上談兵式的的一面之詞，因此，對於蘇洵的上書不置可否，置之不用。

自古讀書人的理想就與致仕緊密相聯，蘇洵聽說了一個好消息——張方平從益州調任京師出任三司使，就前去拜見。（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財政長官。三司總理財政，成為僅次於中書﹑樞密院的重要機構，號稱“計省”，三司的長官三司使被稱為“計相”，地位略低於參知政事。）

在張府上，張安道（方平字安道）微笑着問這位老朋友蘇老泉道：

令公子近來所讀何書？

老蘇趕忙答道，犬子這段時間在重讀《前漢》。

張安道又問，全書看完過兩遍了嗎？

老蘇歸家后以此詢問蘇軾，蘇軾不屑地說，此老難道真的不知道這世上還有人讀過三遍的嗎？

後世有人評論，小蘇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要知道張安道當年曾借過別人的《十七史》，短短一月即還，說已近看完，此人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就連前輩中的宿儒，也罕有人及。

也有傳蘇老泉曾帶着兩個兒子去拜訪張文定（張方平的謚號），張文定趁蘇軾兄弟正在準備科業考試，有意出題考一下他們，因此共出六道題。令人拿給蘇氏兄弟去，而文定卻在隔壁的密室里暗自窺視。只見兩兄弟得到考題后，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蘇轍在一道題上有疑問，指着給哥哥看，哥哥不言，只是用筆管敲了幾下桌面，說“管子注”，蘇轍還是沒有聽明白，哥哥就用筆將此題目勾去，然後就一揮而就做完了題目。張文定讀完了蘇軾的文章后，更為驚喜，原來被蘇軾勾去的那個題目，並無出處，只是為了考驗蘇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題。

次日，張文定見到了蘇老泉，不無驚喜地說，兩個兒子都是天才，只不過大兒子明敏可愛，但小兒子卻是少年持重，日後的成就可能要高過其兄長了！

張方平這個人很有氣量，在鎮守西蜀時，認識眉山的蘇洵及其子蘇軾、蘇轍，深表器重，並積極為之延譽。曾推薦蘇軾為諫官，後來蘇軾因作詩被朝廷誣陷下獄治罪時，張方平也受到牽連，但他卻能不顧個人安危，依然奏章論救，所以蘇軾終身都很敬重他。

在京師開封，兄弟倆業餘時間聚到一起，潛心於研讀探究《公羊》《轂梁》《左氏》三傳。與大多數讀書人一樣，書讀多了，對不學無術之輩，六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紈絝子弟往往看不上眼，蘇軾兄弟同樣也對京師那些醉生夢死的富家子弟側目而視。“頗見紈絝中，齒牙厭梁肉”

嘉祐六年正月初六，由翰林學士歐陽修（字永叔）主持的貢舉開考，翰林學士王珪（字禹玉）、龍圖閣直學士梅摯（字公儀）、知制誥韓絳（子華）、集賢殿修撰范鎮（字景仁）這幾個人協助知貢舉主持本屆考試。《宋史·選舉志》：凡進士，試詩、賦、論一首，策五道。

參加省試的蘇軾撰寫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

由於當時的士子崇尚的是險怪奇澀的文風，還美其名曰“太學體”，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等都對此深惡痛絕並大力加以抑制，因此但凡是遇到這類考卷，一律會被淘汰掉。最離譜的是這類考卷甚至出現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枰圖”、“禹操畚鍤”、“傳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之說。

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面對千人一面的詭異之文章，有心去挽救一下這種危險的局面。梅聖俞當時與歐陽修在一起共事，一日得到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考卷，趕緊拿給歐陽文忠公看。

歐陽修非常驚奇，以為遇到了異人，第一念頭就是將此人錄為頭等，但又轉念一想，朝野上下往往對每年的頭名狀元格外敏感，同時又有預感是自己的門下士曾鞏（字子固）所作，要是錄為第一，那麼就會在官場上下授人以柄。

因此，只好忍痛割愛將此人錄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