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58 省長冒汗了

“李省長，從大的方面講，.定位不準導致了經濟發展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全省“一帶兩區”的定位是準的，全國經濟的中部隆起帶、糧食生產核心區、華夏歷史文化傳承創新區。但是各個市的定位大多是不準的。”羅觀說道。

李明昌哦了一聲，讓羅觀具體講一些事例。

“商都市作為省會提出來比較高的目標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個目標不能太高，太高就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近幾年，商都市提出要大力招商引資，打造國際大都市的口號。河洛省作為內陸省份，區域不佔優勢，國際航線根本不足，打造國際大都市聽起來很美。為了吸引外來投資，商都市層層分任務、級級定指標。這樣一來，造成了一個項目，好多單位分攤的現象，並且是不管是什麼商，不管這個項目好不好，統統招過來。”羅觀說道。

羅觀舉的例子讓李明昌倒是沒有想到。不要說商都市，就算是河洛省，包括省政府的副省長和辦公廳的同志們，也都認為只要是有資金進入河洛省肯定就是好事。羅觀舉例說，比如說作為省會城市，招進來的項目一定避免“老大笨粗”，要以輕工業和服務業的項目為主，特別要防止像印染、皮革等高能耗、高污染的項目進入。

“招商引資要有規劃、有目標，不能一轟而上。這個城市要發展什麼，哪一塊要發展什麼，就必須招相應的項目。招商引資必須與城區總體規劃、產業規劃、土地規劃、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規劃、生態環境規劃相一致。李省長，近年來，商都市哪一天不是在挖路，哪一天不是在破土？老百姓說，刨刨挖挖、弄倆花花。這種情況是有。但根本上說是規劃執行不嚴肅。本來這個地方規劃有兩個商業區，現在你要變成三個，相應的配套設施就要變，於是城市到處開膛破肚就成了家常便飯。”羅觀說道。

羅觀又舉了一個例子，一個連溫飽問題都沒有完全解決的山區貧困縣，除了在文革時期搞過大鍊鋼鐵，每個鄉都有幾個鐵匠鋪之外，根本沒有任何工業基礎，居然提出要建設工業強縣。

“小羅，你這也不對，貧困縣為什麼不能提這個？貧困縣就應該貧困嗎？”李明昌提出了疑問。

“李省長，**說，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貧困縣提出建設工業強縣，勇氣可嘉，但是這是要付出代價的。現在貧困縣急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定方位、找出路的問題，而是要解決各級以扶貧為由產生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貧困縣的幹部群眾根本沒有積極性。”羅觀說道。

李明昌聽到“**”二字，眉毛揚了揚，“繼續說，大膽說。”

羅觀索性放開了講，如果真是得罪了李明昌，大不了不在官場幹了。此時的羅觀，心裏忽然生髮出一種為民請命的豪邁。

羅觀說道，現在貧困縣幹部群眾每年指望的就是中央對三農的轉移支付資金，特別是近年來，中央逐年加大了對貧困縣的轉移支付力度，由於體制改革跟不上，存在的問題是“觸目驚心”的。

第一個問題是轉移支付“雁過拔毛”，路損嚴重。1997年中央對三農轉移支付超過1500億元，1999年超過2000億元，按照7億農村人口計算，人均280多，而羅觀當縣長時的舊野縣，人均只有150多元。199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類扶貧資金350億多元，1999年超過429億元，按照國家公佈的2600萬貧困人口，人均1500多元，而舊野縣人均只有800元。中央對三農的轉移支付的過程中“路損”巨大，僅從舊野縣來看，其“路損”更是高於全國水平。

第二個問題是轉移支付“權力尋租”。中央級財政轉移支付環節上，大量存在着擠占、挪用、截留、沉澱現象，其共同的特點是讓國家受損害而使部門獲利。財政部門只管撥款、不問資金使用去向的現象，已經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專項資金分配環節上，存在着重複設置項目，多頭審批，層層截留等嚴重問題。羅觀說，他在南方周末報上看到一個報道，財政部提交全國人大代表討論的2003年中央轉移支付的巨額資金中，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專項支付沒有說明具體去向。由此導致一大批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甚至直接向項目單位提取一定的所謂“管理費”。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經過層層“把關”之後，幾乎每一筆專款在每一次“把關”中都會出現10%～20%的損耗。

第三個問題是轉移支付“嫌貧愛富”。轉移支付不僅沒有縮小公共服務能力差距，相反擴大了。經濟發達地區財務情況好，經濟落後地區政府的財政能力弱。按一般性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合計計算，東部獲得的財政補助大於中部，中部獲得的財政補助大於西部。今年，河洛省獲得的財政補助只有140億元，還不到粵東省的一半。

第四個問題是轉移支付資金成了基層的“唐僧肉”，人人都想啃，就是老百姓沒得啃。到達縣鄉的專項資金，絕大部分用於平衡縣鄉財政預算。到達農村的項目資金，大多都是幹部主持對“資本家”招標，實際30元的項目，招標價格高達百元以上。

羅觀提到了舊野縣，在他去縣裏當縣長之前，舊野縣近10年間，一共爭取到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專項資金1.6億元，這裏面包括財政貼息扶貧資金、財政支農資金和以工代賑資金等，這其中有60%以上用於平衡縣級財政預算。此外，專項資金下撥到項目后，縣鄉都要專門成立機構來主持資金、項目運作，還要有專門人員，配套辦公地點、交通工具和辦公設備，所剩無幾的資金再來一個“官商合謀式”的招標，結果是專項資金到該用的時候已經是“錢到地頭干”了，巨額的支農資金主要用在了養農業行政機構和不幹活的農業行政人員上。

“小羅，你說的，是真的，有沒有依據？”李明昌此時嚴肅起來。

“李省長，我當過舊野縣長，對舊野縣的情況包括各類數據是十分清楚的。在北召縣任職的時候，我就開始注意研究三農方面的問題，對中央政財轉移支付問題，按理說我是了解不到的，由於我是吳三平教授的學生，從他那裏了解了很多東西。後來到舊野縣，我就提出了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當時書記是景衛東書記，他去了國家發改委農經司當司長，我對全國的三農問題也有所了解。”羅觀說道。

“哦，我想起來了，三農的這個詞也是你最早提出來的。”李明昌說道。

“其實，農村的問題說到底還是上面的問題。上行下效嘛。作為政府，作為上級，搞層層剋扣，那麼基層的幹部群眾怎麼辦？那也得想辦法活啊。於是各種問題都出來了。”羅觀繼續說道。反正已經說到這個地步了，連把中央的問題都點出來了，還有什麼顧忌的呢？

羅觀指出第一個後果是強化對農民土地的徵佔。去年華夏有4000萬失地農民，全國共查處土地徵用違法案件14萬件，相當於上年同期的兩倍。失地農民目前是“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這種“一腳踢”，即給點錢就一腳踢開的野蠻征地辦法，造成了社會嚴重的不安定。農村土地糾紛已取代稅費爭議而成為目前農民維權抗爭活動的焦點，是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

第二個後果是血腥開發煤、氣、礦產、河流、森林等自然資源。為什麼中央關閉非法開採保護環境的禁令難以落實到位，用老百姓的話說，那就是“後台硬，關係通天”。天在哪？天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旦從中作梗，事情就難辦了。“強龍不壓地頭蛇”，再大力度的中央紅頭文件，一到地方政府的“一畝三分地”上，也是強弩之末了。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比如某地煤炭的收入佔到了其財政收入的７０％—７５％。減輕農民負擔窮了地方政府，再加上現在全球資源價格一路上漲，地方財政的拮据和一些官員的貪婪決定了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只會變本加厲。

第三個後果是“半黑半白”的基層幹部越來越多。由於上級**現象的存在，基層幹部在權力尋租時會更加變本加厲。現在有四個方面的對象會成為基層幹部特別是村支兩委的尋租對象：一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二是鄉鎮及縣城郊區的村社內部集體經濟組織；三是所謂的龍頭企業；四是非法開採礦山等自然資源投機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鄉村社會的黑社會力量較過去猖獗，村幹部違紀違法損害農民利益的案件增多，龍頭企業騙取國家扶持資金越來越普遍，亂開亂采天然資源越來越嚴重，這些都與幹部借“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合法外衣謀自己的私利高度相關。

“真的有這麼嚴重？”李明昌轉頭問道。

羅觀看到，李明昌的頭上已經冒出了汗珠。

羅觀嚇了一跳，羅觀只是提了中央一級和縣、鄉存在的**問題，就是沒有提到省這一級。難道李明昌在中央轉移支付的資金分配方面也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