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父親（十三）

南貨店在我老去之前+橫川三遷尋找父親爺爺過世得早，奶奶走得倉促，留下一套兩室一廳的公房。當年購房時舅舅出了一部分錢，房產證上是他的名字，母親堅持作為遺產，她理所應當分一份，二人為此大吵一架，徹底撕破臉，從此不再往來。

令陳四平稍感意外的是，舅舅得知了他們的境況，並沒有主動上門探望母親，換工作的事似乎也是隨口一提，好幾個月都沒動靜。他不禁感嘆世情冷暖，連至親都未能例外，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到頭各自飛，夫妻尚且如此，更不用說舅舅了。

秋去冬來，這一年元旦的國假，陳四平意外接到舅舅的電話。丁正新告訴他，到6月底合同到期后不要續簽，他為陳四平謀了個崗位，去泗水中學圖書館做館員，一開始是合同工，先幹上幾年，再想辦法解決編製問題。

從臨時工到合同工，雖然只是一小步，卻改變了陳四平的人生，讓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誠心誠意謝過舅舅，為自己主觀的揣測而慚愧，丁正新鼓勵了他幾句，卻一個字都沒提起他母親。

他眼裏只有這個外甥。

母親的病像綁在腳上的鐵砧，拖着陳四平一步步滑向生活的深淵，舅舅的電話拯救了他。人是需要一點推動的，他在興奮之餘，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讀完父親留下的書，不留遺憾，以全新的姿態迎接下一段人生。

他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

重拾之前的中斷的愛好，在枱燈下度過一個個孤獨的夜晚，隨着閱讀的深入，陳四平發覺父親花了很多時間精力研讀兩性博弈和遺傳的多樣性。現在他能夠理解他的父親了，他有一位不盡人意的妻子，有一個不盡人意的兒子，他要為心中的“為什麼”尋找一種解釋，一個答案。父親無法像普通人那樣把一切視作理所當然，像工蜂或工蟻那樣活下去。

陳四平很快抄滿了一本作業本，開始下一本。

“達爾文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人類科學史被兩個人投下的陰影所籠罩，巧合的是，他們都是英國人——一個是艾薩克·牛頓，一個是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他們死後葬在同一個地方，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達爾文把有利的個體差異和變異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變異的毀滅，叫作‘自然選擇’，或‘最適者生存’。無用也無害的變異則不受自然選擇的作用，它或者成為彷徨的性狀，有如我們在某些多形的物種里所看到的，或者終於成為固定的性狀，這是由生物的本性和外界條件來決定。但他並沒有解釋‘個體差異和變異’的原因。

“現在我們知道，基因突變、基因重組和染色體變異是造成遺傳多樣性的原因。突變、重組、變異都是偶然的，因此自然選擇留下適者的性狀也是偶然的。經過漫長的演化，物種最終表現為我們觀察到的種種性狀，源於一系列不可複製的偶然。

“安第斯山瑪魯卡帕塔村的農夫遵從古老的智慧，在每塊田都種了10種以上的土豆，這樣即使某個品種有蟲害，其他品種也能有收成。保有生物的多樣性很重要。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種植同一品種的土豆‘盧姆伯’，當枯萎病襲來時，造成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幸好有另一種野生品種‘智利深紅’，提供了抵抗枯萎病的基因。如果沒有‘智利深紅’，如果全世界的土豆只剩下‘盧姆伯’，後果將不堪設想。

“‘盧姆伯’的啟示讓人擔憂，我常常想，學校秉承‘育人’的理念，試圖把學生塑造為開朗、勇敢、正直、誠信、得體的標準件，會不會在另一個層面抹殺了‘遺傳的多樣性’？學校不同於追求效益的公司，我反對像剔除‘有害’基因一樣剔除那些不那麼開朗、不那麼勇敢、不那麼正直、不那麼誠信、不那麼得體的品性，而這些或多或少打上了負面烙印的‘苗子’，恰恰是‘人類’這個物種不可或缺的，他們很可能成為另一個‘智利深紅’，在將來的某一天挽救我們的存在。

“感謝上帝，我們做不到這一點，人畢竟不是土豆，再強大的‘全員育人’也無法違背基因遺傳，塑造出性狀齊整劃一的群體。不過人哪，還是要警惕，學校應當是一塊自留地，自然狀態下的土地，讓所有品種的土豆都遵從本性生長，歪瓜裂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只接受一種土豆，只留下一種土豆，並且自以為在做一件正確的事。

“拒絕塑造，保有多樣性，這是我們的權力，也是我們的義務。”

陳四平熱淚盈眶，他就是那個“不那麼開朗、不那麼勇敢、不那麼正直、不那麼誠信、不那麼得體”的個體，父親在為他辯解，只是這樣的辯解來得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