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州派的個人觀點
既然寫到了劉焉入蜀，那就順便提一提網絡上最近比較流行的“東州派”。
首先，筆者對於“東州派”的說法持開放態度，畢竟青史寥寥，能為後來者提供的也就是歷史的一個框架和大致脈絡，遠遠構不成歷史本身。尤此，但凡基於歷史框架上，所有合理的邏輯推斷，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
然而可能性也僅僅是可能性，遠非歷史真像。實在沒有必要因為接受到某種標新立異的觀點后便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趾高氣揚的“教育”、“抨擊”那些持有不同觀點或不知道這個觀點的其他歷史愛好者。
畢竟無論哪種憑邏輯推斷得出的觀點，都沒有切實證據證明其真實存在，當然也沒有證據證明其不存在。
其次，筆者提提個人認為的“東州派說”的邏輯瑕疵。
東州派說的原始依據源自於：
《後漢書劉焉傳》：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
《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五》：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
《華陽國志卷五》：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為黨與，號“東州士”。
“東州派說”認為，東州派衍自於對劉焉幾乎有着從龍之功的東州人、東州兵。單此來說，是滿足邏輯的關聯性的。
但是當提到“東州派說”的某些關鍵人物時，卻難免有些偷換概念的雙重標準，譬如費觀是荊州江夏人，吳懿是兗州陳留人，許靖是豫州汝南人。
而以上三處作為“東州派說”立派依據的史料則出奇一致的將“東州兵”、“東州士”定義為“南陽”“三輔”“民”“流入”“數萬家”。筆者理解，南陽、三輔代表來自的地方；民、流入代表着階級，也就是流民；數萬家代表數量。
也就是說，吳懿、費觀、許靖這三個所謂“東州派”代表人物，本質上與“東州派說”的立派依據自相矛盾。
再看時間線，劉焉入蜀是在公元188年5-6月間，死於194年。
鑒於《後漢書劉焉傳》、《資治通鑒卷五十五》在提“東州兵”時所用“初”字，大致可以判斷東州兵組建的時間線在劉焉入蜀后不久。
因此，即便“東州兵”之後衍生出了“東州派”，試問這樣一股與劉焉父子幾乎有着從龍之功的既得利益勢力，如何能接納，至早於195年後入蜀的費觀，至早於196年後入蜀的許靖，於196年入蜀的法正、孟達，以及於208年入蜀的李嚴。並將法正、孟達、李嚴，這些不受劉璋待見的後來人引為代表和首領？要知道這三人當初都是走投無路投奔劉璋的。（許靖和費觀是劉璋迎入蜀中的）這顯然不符合邏輯。
“東州派說”通過偷換概念，利用益州從事賈龍先迎后判，強行營造出一副劉焉治下，“益州派”受盡“東州派”壓迫，矛盾重重的益州景象，然而事實當真如此？當我們回顧劉焉入蜀后的作為，你會發現事實並不盡然。
1.安撫地方
《華陽國志卷五》焉既到州，移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
《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一》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後漢書劉焉傳》焉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
2.壯大實力
《華陽國志卷五》：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為黨與，號“東州士”。
《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五》：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
《後漢書劉焉傳》：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
3.斷絕通道，準備割據
《華陽國志卷五》遣張魯斷北道。
《後漢書劉焉傳》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
4.排除異己，殺人立威
《華陽國志卷五》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後漢書劉焉傳》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佗事，殺州中豪強十餘人，士民皆怨。
看得出，劉焉其人也是有着相當的政治手腕，入蜀之後，並非一味的打壓益州本地士族，而是“剿撫並用”“剛柔並濟”，同時積蓄實力，割據地方。
那麼作為益州本地人的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為何會在初平二年起兵反叛劉焉呢？史書給出了一條很清晰的邏輯線。因為劉焉不臣之心：
《華陽國志卷五》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為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
《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二》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客居於蜀。魯母以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為督義司馬，以張脩為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托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犍為太守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兵攻焉。
而賈龍本身又是一個忠於漢庭的忠臣。
《後漢書孝靈帝本紀》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郗儉，自稱天子，又寇巴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
《後漢書劉焉傳》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
《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一》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
《華陽國志卷五》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凈。
由此可見賈龍是看破了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知道他有不臣之心，這才起兵作亂的。和東州人並無關聯。
那麼益州本地人和東州人是否有矛盾呢？依照史書記載，兩者在劉焉時期並無公然對立的記載。
兩者矛盾激化，甚至到兵戎相見地步的主要原因，史書也給出了答案：
《華陽國志卷五》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以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入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韓之在巴中，甚得眾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
《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五》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
《後漢書劉焉傳》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入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韓之在巴中，甚得眾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
筆者的邏輯是，作為外來群體的東州人，一定是和益州本地人有矛盾的，然而，劉焉在時，這種矛盾被他用政治手段很好的掩蓋起來。
劉焉死後，益州本地人因為劉璋性格溫仁而推舉他為繼承人。然而也正是因為劉璋的溫仁，導致他根本約束不住日漸跋扈的東洲人對益州人的侵爆，最終導致了當初為追隨劉焉入蜀棄去太倉令一職的益州本地人，趙韙的反叛。
而東州人因為懼怕趙韙，而參與於了劉璋鎮壓趙韙的軍事行動。至此史書上東州人和益州人的矛盾至此到達了最高潮，同時亦隨着趙韙的被殺，兩者公開的矛盾也在史書中戛然而止。
通過以上內容，筆者想表達的是，東州人和益州人的矛盾爆發在劉璋時期，而非“東州派說”口中的劉焉入蜀后。
其二，趙韙的叛亂髮生在公元200年，此時吳懿、法正、孟達、費觀、許靖都在蜀中。按照史書但凡有名人參與都要提一提的尿性，《資治通鑒》、《後漢書》、《華陽國志》卻皆只以東州人指代，而對以上“東州派說”的所謂“東州派”大佬隻字未提，這是很不符合邏輯的。最有可能的便是吳懿、法正、孟達、費觀、許靖和參與鎮壓趙韙的東州人沒有實質關係。
雖然就結果而言吳懿、法正、孟達、費觀、許靖、李嚴之流在劉備入蜀時，都選擇了投降。但他們每個人的投降過程卻是大相逕庭，亦如張松一樣，他們每個人都能找到投降的充足理由。
法正、孟達是不受重用主動。李嚴是因為野心。費觀當是為李嚴參軍，說是為李嚴勸說，其中未必沒有脅迫。吳懿是敗戰後投降。許靖是兵圍成都後知大勢已去，逃跑被抓。
所以，如果“東州派”單單僅是定義於劉備入蜀這一事件最終投降的外鄉人的話，筆者認為是毫無問題的，畢竟所有名稱類的本都是人為定義的。
但是如果將這些人歸為一個“政派”、“黨派”邏輯上是有缺失的。畢竟這些人的行為，意圖，表現都是不一致的。
最後筆者想說，筆者對所有歷史空缺部分的合理邏輯推斷持開放態度。但不支持掐頭去尾的斷章取義，張冠李戴的偷換概念。以及因持有某些無關鍵證據的觀點而自以為掌握歷史真相的歷史愛好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抨擊持有不同觀點者。
另鑒於“東州派”說缺失關鍵邏輯鏈及關聯線索，本書中不會引出或涉及這一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