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章 差別

被桑哥恭送出府的葉李，之後並沒有回自己的家，而是直接來到了相府。他立刻就被下人引入了正在養病的安童卧室。

歷史上的安童，在至元十二年，因為和阿合馬在朝政上的矛盾緣故，被忽必烈派往邊地，輔佐皇子那木罕，防備海都和昔里吉等人的叛亂。

由於當時拖雷家族內部的一些人，自身也在搖擺不定，結果安童和那木罕一不留神，在第二年被忽必烈的侄子脫黑帖木兒（拖雷庶子的兒子）、葯木忽兒（阿里不哥的兒子），以及蒙哥的孫子撒里蠻等人給抓了起來。一直到至元二十一年初，才被放回（本書中提前了一年）。安童在此期間吃了不少苦頭，所以後來身體始終不是很好。

從葉李被引進屋開始，安童就一直平靜地看着他，而葉李顯得也很坦然。

在大都所有的南來之人中，葉李的確有點特殊。除了最開始時與其他人交往很少外，此後誰都沒有他和朝中的重臣交往密切。尤其是與桑哥，頗受眾人的側目。

可葉李始終對此非常坦然，因為他覺得，朝堂上可以不算，朝堂之外的每一次和桑哥見面，都是桑哥來找的他，他自己從來就沒有主動過。

其實對這一點，無論是忽必烈、還是安童，也都心知肚明。

葉李原本是在宋亡后，安童奉忽必烈之命，親自寫信招來大都的“江南遺逸”之一。來了之後卻和自己的政敵走的很近，安童自然內心裏很不舒服。

但在這件事上，他並沒有採取詆毀的做法，是由於他知道，桑哥之所以經常找葉李，也是奉有大汗“遇事不明，可以多向葉李請教”的旨意。

而後來讓他頗為欣慰的是，在自己的事情上，葉李不僅積極地出謀劃策，並且在不經意間，還表露出了對桑哥相當感冒的態度。更有很多桑哥要做、或正在做的事，恰恰是葉李告訴了自己。

就像現在，落座後葉李輕聲說道：“在下今日見了桑哥。尚書省哪裏，眼下各項舉措也多不順，在下左思右想，為朝廷計，就在鹽、茶諸事上，給他們出了點主意。……”

躺在床上的安童微微點了點頭。

“至於糧食，在下聽了之後以為，朝廷每年的屯田所得，還有些盈餘，此時應當充分利用起來。這樣，至少在大都，能將此事繼續下去，先安定大都的人心，然後再推行到各地。”

安童的眼皮跳了跳：“先生之思維敏捷，我等的確不如。”

他在心中暗自嘆了一口氣，這個建議原本是自己提出，可大汗卻把事權交給了桑哥。但口中仍然說道：“如今是多事之秋，國用艱難。先生的獻策，對朝廷功莫大焉。”

聽了他所言，葉李連忙推辭：“丞相過譽了，這些都是在下該做的。”

隨即他又言道：“今日所談尚書省的事，也令在下想到，若商人肯出錢購買朝廷的國債，或者將錢存入鈔行，只要達到一定數額，朝廷自可將鹽引、茶之榷營，優先發放給他們。如此，朝廷的國債發行必將得以改善，鈔行也可得到進一步的推行。”

安童的眼睛終於亮了起來：“若果真如此，倒也不失為一佳策。”

葉李再度將寬慰送上：“丞相放心，在下身上仍有尚書省的任職，自可從中行事。”

安童立刻點了點頭：“如此就拜託先生了。”

……

葉李其實知道，安童在此時病倒，實際上也是一種心病，或者說是“急”的。因為無論是他，還是安童，都沒有想到，北元在上一年曾寄予厚望的“國債”和“鈔行”這兩個舉措，在實施中並沒有帶來預想的效果。

事實上，儘管有着安童在朝中率先購買國債、並把自己的部分家產存入鈔行的示範行為，而且所有的北元朝廷官員也不得不跟着他一起這樣做，但之後卻並沒有出現事先想像中的、天下之人踴躍前來的場景，甚至只能說是門可羅雀。

這不僅讓忽必烈大失所望，就是安童和葉李也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同一個舉措，瓊州哪裏弄得風生水起，比如那個國債，他們左一次發行，右一次發行，甚至有時候一年都能弄兩次，自己這邊卻如此慘淡？

安童和葉李都曾經重新細緻地梳理了宋廷的做法，希望找出其中的原因，看看是否還遺漏掉什麼重要關節，可他們卻沒有任何新的發現。

安童和葉李在這件事上的短板就在於，他們都沒有注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瓊州得以實施的環境。

瓊州是在景炎九年和景炎十年分別推行國債和寶行這兩個舉措的，而在此之前，某人實際上已於景炎四年實施了貨幣改制，其後在下轄之地中不斷地投放貨幣，這就使得社會上有了相當多的余錢。

只有社會的人群中有了余錢，才能來購買國債或存入銀行。

同時瓊州又授予前來流民以土地、且在景炎五年就開始實施糧食的“榷賣榷買”之政，於四、五年的時間裏，使得除了官員之外的眾多百姓，手中也有了一定的余錢。

人越多，越容易在某種引導下形成一種風氣，使得整個政策得以順利地實施。

事實上，國債和寶行之所以能在瓊州順利實施，主要是有宋軍這個“急先鋒”。因為從景炎四年年底他們開始抄掠東南，數年下來戰利品的分配，再加上所謂的軍功授田，以及軍俸，軍中不敢說人人是個富翁，卻也能揣上幾個小錢。

所以當初某人才會鼓動他們：“有閑錢就弄點，這不會吃虧。”

但是，一旦十幾萬的宋軍積极參与進來，事情立刻就擴大了，因為他們牽涉到的，至少是十幾萬個家庭。從這些家庭再一傳十、十傳百，只要朝廷之後保證相關的信譽，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也想參與的人就會更多，因此，雖然寶行的進展並不能算是特別的顯著，可國債的發行真的是一茬接着一茬。

反觀北元這裏，它的貨幣發行量原本就低於宋帝國遠甚，社會上的余錢本就不多。而在蒙古人的盤剝下，眾多食不果腹的百姓根本就沒有參與的經濟條件，僅僅依賴一些有錢的官員，相關的舉措推行不下去，或者起不到應有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此外，宋、元雙方經濟上差異，南北富庶的不同，江南在商業上更繁榮、商人更多，都成為雙方的同一個政策實施，出現極大效果不同的客觀因素。

後世同樣有學者認為：這個差異的存在，是導致宋、元雙方，長達近百年爭霸最終結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在北元的葉李，的確在很多情況下沒有選擇。因為作為一個“外來之人”，他既得罪不起身為國師的桑哥，更得罪不起蒙古人的安童，在許多事上只能左右逢源。但這也使得他對北元朝廷內部的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

如果能自由地選擇，葉李一定會完全投到安童這一邊。因為他早已認識到：在看似安童這個朝廷丞相被賦閑的背後，其實多半是忽必烈的一種保護。

忽必烈交給桑哥做的，都是一些“棘手”之事啊。

葉李看到了其中的危險，所以他已經在有意識地靠近安童。換句話說，就是他的心思更多地用到了安童這邊。這也是他剛離開桑哥，就進安童的門獻策的主要原因。

此時的葉李肯定沒有想到，他給安童、桑哥所獻之策，在某種程度上也給杜滸的軍情司打開了方便之門，使得杜滸等人在以後能夠大張旗鼓地於草原上收購皮革和羊毛。

他另一個不知道的事，就是安童的病，的確是“急”的，卻不完全是因為“國債”和“寶行”的推行。

安童畢竟是北元的丞相，有些甚至是連桑哥也不知道的事，他是絕對能夠知道的。

安童非常清楚，北元上一年在南方的戰事，進行的很是不順。伯顏竟然在靈璧城下受挫，被迫放棄宿州，退守彭城。

自此，形勢忽然變得逆轉，襄樊方面的張世傑所部宋軍，開始大舉向襄陽進攻。

而盤踞在重慶的宋軍，儘管一直動作不大，卻始終在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哪裏最令人可慮的，就是雲南宋軍的下一步動向。一旦他們也向川中進軍，整個四川都將岌岌可危。

正是有鑒於此，安童在和忽必烈秘密商議后決定，借鑒蒙古過去聯宋滅金的做法，派出使者繞道前去安南、占城和緬國，鼓動他們在宋廷的背後出手，以期緩解川中潛在的危機。

安童的“急”，其實是他知道，北元已經在開始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怎麼說，葉李所獻之策，不僅可以增加朝廷的收入，而且還能安定大都的人心。因此就算他內心裏有不舒服，從朝廷的大局來考慮，他也根本不會在面上表露出來。

但是，限於時代的眼界，還有另一件事，葉李和安童、甚至是忽必烈，均沒有認識到。哪就是：貨幣的穩定，或者說是否被接受，同樣是與戰爭的勝負相關的。而這，正是後來北元經濟徹底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