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6章 正德三十五年之歲入與稅法

“王爺，父皇的萬壽賀禮不知準備的如何了？”

這是發生在皇五子睿親王的府上的一幕。

正德三十一年，皇五子載壡因在遼東辦理屯田有功而被皇帝封為睿親王。自那回來以後，他又以親王之尊領了戶部的差事。

此時的睿親王二十七歲，妥妥的一個健壯青年，身上穿着青色的蟒服，整個人挺拔的很。

聽到這個問題他抬頭，“怎麼？你有讓父皇能滿意的禮物？”

女子不到三十，容顏艷麗，身姿曼妙，她淺笑了一下，“父皇不愛古玩珍寶，也不愛奇石翡翠，說是要讓父皇滿意，誰也打不了這個包票。不過妾身最近聽說一人，他極擅算學、格物，若是他能有什麼新發現，想必父皇不會生厭。”

載壡想了想，還是搖頭了，“這種投機之事還是少做為好，又不是本王研究的成果，說之何益？且只是推薦一個人，尋常之時亦可為之，何需押后等到萬壽聖節？你管好內眷即可，為父皇祝壽一事，本王自有安排。”

女子聽聞夫君話語中的強硬，不由縮了縮腦袋。

“還有，萬壽聖節日益臨近，京里中外人士想必不會少，這段時間府中的人盡量少出去，出去了也不要惹事，尤其不得以睿親王府的名義招搖過市！”

說完這些，載壡就去了書房。

他現在差事不輕呢，隨着國家的擴張，以及商業這種新業態的發展，戶部所要管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尤其涉及到銀錢，皇帝本就重視，一個不小心出了差錯那可擔待不起。

書房裏，他的左右侍郎都已經在了。

左侍郎是鼎鼎有名的關延卿，他在十幾年前就受皇帝誇讚，說他腦袋裏有想法，同時也敢於實踐。

右侍郎是當年桂萼的學生，姓田，名振古。

桂萼這個人性格剛強，還喜歡耍脾氣，朱厚照先讓其當了兵部尚書，又轉到外務大臣，當時已經是正德二十三年了，可惜沒過多久，他就開始生病，身體也頻繁生病，最終在正德二十六年去世，享年五十四歲。

皇帝已經逐漸習慣了送人離開，從最早的李東陽、王鰲、謝遷、楊廷和，到後來是王守仁、楊一清、桂萼、蔣冕、顧人儀……

去年，正德三十四年，張璁也在自己的浙江老家與世長辭。

皇帝十分傷心，下旨給了張璁一個文臣死後的各種殊榮。

王府書房，

他來了以後，關延卿和田振古都站了起來。

“王爺。”

其實他們原本都有成為戶部尚書的資格，不過皇子尊貴，那也沒辦法了。

“坐吧。”

“謝王爺。”

坐下以後，兩人對視一眼，關延卿先說：“王爺，那本《大明稅法典》已近書成，不知王爺準備什麼時候敬呈皇上御覽？”

載壡端坐着，他一向注重自己的儀態和禮節，“稅法所涉極其重要，父皇一向重視，這幾年來我們三人日夜潛心研究，更覺其中複雜。至於這部法典么，本王想作為萬壽聖節的賀禮，你們以為可否？”

田振古微不可查的皺了皺眉。

載壡注意到了，他虛抬手臂，“田侍郎，有話不妨直說。”

“是，王爺，下官以為不妥。”

“理由呢？”

“下官明白王爺的意思，皇上不愛古玩字畫，向來都以國事為重，以這部法典為賀禮不僅符合聖意，而且除了王爺，天下再無人能有同樣的本事敬獻這樣的賀禮。不過……”

他嘖了一下嘴巴，繼續說，“不過下官以為過壽即過壽，國政為國政，這兩者是不是不要混為一談？王爺敬獻上去，難道是要皇上同意這部法典當中的內容嗎？這可是國政，以陛下對於國事的看重，絕不至如此輕忽，可這又是萬壽聖節王爺的賀禮，礙於父子之情陛下不得不看重。這便是讓陛下為難啊。再有，萬壽節之後陛下若是推行此法典，尚且算是不錯，可要是不推行，王爺這份賀禮意義何在？”

載壡思考了一下，沒有急着否定，“關侍郎，伱以為呢？”

“下官倒以為並無不可。”他輕鬆笑着，“田兄，滿朝文武皆知皇上看重國事，所以不管皇上推不推行這部法典，其他人都不會覺得奇怪，相反皇上立馬同意並下旨照此辦理，這才奇怪。如此一來，則其中關鍵不在於法典是否當行。”

“那在於什麼？”

“在於皇上接過這份賀禮，看了法典的內容以後如何想。”

這話沒說完，所謂如何想，其實是要說如何想睿親王。

載壡抿嘴笑了笑，這就是他不急着否定的理由。

“田侍郎，這並非是本王為大明制定的稅法新政，這樣的權柄都在皇上手中，本王豈可僭越？這不過是本王統管戶部幾年所得的總結與思考，其中有些現行稅法的弊端以及對應的解決辦法，如此而已。”

田振古一愣，不愧是有‘多智’之名的睿親王，原來這個問題他早有思考。

確實當得起皇帝封的一個‘睿’字，睿者，智也，明也。

“若是如此，下官便無異議了。”

“嗯，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部法典值不值得父皇一閱了。”

財政、稅法，這一直都是一個絕大的問題。

有人總結過，帝國到了末年，其所有的突出問題其實背後都是財政問題。國庫入不敷出，而稅收體系基本敗壞，到處需要用錢但實際又拿不出錢，最後只能走向滅亡。

這其中的關鍵又在稅法制度的制定與施行。

朱厚照登基三十多年，他主要的稅法改革方向是三個。

第一是將人頭稅合併到土地稅當中，這其實就是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

人頭稅在名義上取消以後，就破除了‘多生則多納稅’的這種觀念，所以使得二十年來國家人口不斷增長。

正德三十年，皇帝下旨搞第一次的人口普查，這個工作量很大，花了兩年的功夫最後其實只完成了七八成，就這對於封建官僚體系來說都是非常不錯的了，而當時的結果顯示全國人口大約為1.42億。

可以看出比他登基之時已大幅增長。

好在東亞地區的這片廣闊國土承載力強，加之國家繁榮富強，養得活。這種情況下，人多就不是負擔，而是資源，是底氣，是大國國力的基座。

現如今西域、蒙古、南洋到處都有大明的人，如此規模的人口接受一個中央政府統一調度，這當然就會四處佔據主導地位。

第二個改革方向是以實物納稅稅轉向貨幣納稅。

這也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最初就不是在三五年內就要求全部完成的，因為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樣，普通百姓沒有渠道獲得貨幣，強制徵收只能令他們的負擔加重。

但到了正德三十五年，除了個別與世隔絕的地理區域，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已完成了這個納稅方式的轉變。

它的意義在於簡化稅收的流程，現代人看起來沒什麼，那是因為比較對象不同……在這個稅制之前，賦以田畝納課，役以戶丁徵集，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貢等等。

全部折錢納稅以後，所有的田賦名義統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稅官巧立名目，並在複雜的稅收流程中做手腳。

稅收制度，永遠是越簡單，越高效。

實際上，歷史上也是一直到張居正改革才做到這一步，在此之前歷朝歷代都沒能做到，可見這並非容易之事。

第三個稅法改革，就是商稅。

商稅領域同樣存在稅法複雜的問題，而且商稅制度在明代並不受到重視，收稅的辦法也有限，所以從洪武到弘治從上到下都沒有做過統一的思考與安排。

一般而言，按照收稅方式與形式，商稅基本上可以分為過稅、住稅以及鹽、茶、鐵等特別稅收。

過稅就是通過交錢的意思，比如在一些水路和陸路的必要節點擺攤收稅，甚至還有一種稅叫城門稅，過此門就交錢。

住稅就是有固定的經營地點，比如針對店鋪、門攤等收稅。

對於這兩個稅種，朱厚照採取了不同的辦法，

第一個過稅是基本取消，尤其內航運河的鈔關稅基本被取消，以促進商品流通和貿易，城門稅之類的更是堅決不允許。

內河鈔關的稅收損失由市舶司的海關稅替代，即國內的商人要出海，那麼船隻上的貨物、目的地、價值都要上報，那麼大個船你不好跑吧？國外要進來也是一樣，這樣海關稅就不斷增長，成為商稅中的主力。

這樣有兩個好處：

第一，能做海貿生意的，一般都是大戶人家，向他們收稅即便官吏盤剝了一點，也不會傷筋動骨；

第二，讓國內成為一個統一市場，即商品出境、入境只在海關繳納一次稅收，而不必在路上過個關就要交個稅。處處都有稅卡，這是王朝末年之象，而且還會滋生地方保護主義，導致各省之間像是兩個國家。

這就叫簡化。

至於那些只在境內做生意的商戶，他們面臨的是住稅。

這部分稅收收取的理想狀態你是賺錢我收稅，賺得多收的多，賠錢就免稅。

但朝廷並沒有辦法獲取全國數以萬計的企業的年營業額和年利潤這樣的信息，就算下死命令讓所有企業自己報稅，也還是會有大量的人不報利潤或者少報利潤。

所以真要做到難度很大，甚至在現有條件下根本沒辦法做到，倘若按照利潤來收，結果就是住稅連年降低。

所以住稅的收取制度被朱厚照在整體上保留，即宋代、明代初期怎麼收的，那就怎麼收。只不過是對細節不斷完善，比如規定了收稅的時間和次數，目的是為了減少對商戶打擾。

但只要收稅，要想讓稅官成為一個人見人愛的角色那是不可能的，現在的大明每個縣都配有兩名稅官，就是為了住稅的收取。

總的來說，商稅制度不完美，但已經是極力而為。

其實兩宋時商稅收入極高，無非也就是設卡收稅和擺攤收稅，單次稅率雖然不高，但是收稅的對象涵蓋範圍很廣，相當於單次收的少，但是收的地方多。

至少現在的大明沒有稅卡林立的情況。

至於鹽稅、茶稅，這不必多說，現如今它已成為商稅中僅次於海關稅的稅種。

只不過鹽稅成長有限，因為鹽的消耗本身就是剛需，原來就多，再多也多不到哪裏去，到正德三十五年，鹽稅已經連續幾年穩定在1.4億到1.6億之間。

與此相比，海關稅增長明顯，最初的時候按銀兩折算是四百多萬，約合四千萬銀元，但到正德三十五年，海關稅已成長到4.8億元，甚至是這個國家的主要稅收來源了。

住稅則相對較低，因為朱厚照比較小心，他不傾向於向小商小販收取過多的雜稅，基本上維持在2億元上下。

這樣，商稅在整體上可以達到每年8-9億元。

而農業賦稅則在不斷減免，自正德二十二年以來，已連續十幾年維持在三十稅一的比例，這個稅比在歷朝歷代都是最低的之一。

特殊時期確實沒辦法比，比如漢文帝宣佈過全國免除農業稅。

現在大明之所以在農業方面如此‘闊綽’，除了商稅興起，另外一個原因大片的海外耕地。

大明在這裏施行的根本不是低稅比這個策略，比如在呂宋、爪哇、安南等，這些地方全都是國有企業和民間大商人大片大片購買土地，然後進行商業耕種，整體規模已經突破了一億畝。

商業耕種，這就是商業行為，不是農民，那麼稅比就提高了，好點的地方是八稅一，更厲害的地方是五稅一，這基本就是蘇松地區的稅比了。

在這裏種地不至於活不下去，但肯定活得慘。

至於要是太高了不賺錢怎麼辦……這個不必替商人擔心，因為他們知道使用奴隸並不犯法。

所以農業稅大致上也基本上能追得上商業稅，每年的歲入也在6-8億元左右。

這樣來算，大明的歲入僅此兩項就在14億到17億之間，正德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都是如此。

不過這並不是國家歲入的全部，甚至不是最大的那一塊收入。

真正的大頭是三家官營的貿易公司，分別為主導瓷器和絲綢的南洋公司、主導精鹽和雪糖的東方神韻公司以及主導香料貿易的遠途公司。

這三家公司拿着西方世界熱眼的商品在他們眼前晃蕩，像是黑洞一樣吸引世界上得黃金和白銀迅速流入大明。

在現在載壡這個戶部管事人的眼中，大明不僅是一改過去千年的白銀荒，反倒是進入了一種白銀過剩的局面。

而且在新大陸上有超級銀礦的消息他們也知道，既然可以挖，為什麼還要用商品換？哪怕是去搶也沒關係，反正那些西洋人行徑如海盜，你不搶他們，他們都要來搶你。

要不是打了幾場海戰，他們還不這麼老實呢。

所以在三年前，在睿親王的推動下大明開始調整海貿的貿易模式，不再單純的只收白銀，而是需要另外一種形式的財富，真正的財富。

比如說糧食、美酒、奴隸，甚至是某項技術，當然，黃金也是可以的。

這些東西大明的商人買來以後才有價值。

就在京師邊上的天津衛港，大明開闢了一個新的市舶司，在這裏每年都有數百萬石的糧食登岸，也不一定只是大米和麵粉了，包括玉米、土豆這類作物都已經作為商品流入。

糧食不會浪費的，因為人吃不下可以給動物吃。

商人是能發現這裏的商機的，這些低價而來的糧食賣不出高價，他們就改變方法進行飼養，雞鴨、豬羊的養殖規模全都起來了。

而肉，往外賣的價格可就高了。

這三家公司不屬於戶部管轄，所以載壡對它們的具體情況不得而知，不過皇帝還是公事歸公事，會下令三家公司每年向國庫上繳利稅。

而其規模，已經好幾年沒有低於10億了。

國家是好的形勢，載壡這個戶部尚書當得就很難不稱職，在他接手之時，國家每年的歲入在22億元上下，幾年以後得現在已經達到26億元。

與此同時，開銷卻是可控的。

在原來的歷史中，大明的開銷主要是三塊，第一是宗藩俸祿，第二是軍餉，第三是官俸。

宗藩俸祿現在已經可以忽略不計了。

官俸幾經提升，至今也就在5億元左右。在原本的正德年間，有人統計文官大約為2萬4千名，武官有10萬名。這比洪武年間的不到3萬人實在是增長太多太多，尤其是有幾個皇帝大肆授官，現在的朱厚照對冗官現象是一直在治理的，不說像洪武年那樣精簡，但維持在5-6萬人還是可以的。

這樣官員的平均年俸就在一萬元左右，這是完全夠花的。

但剩下的也不能都拿去當軍餉。

實際上支出還和以前有一點不一樣，在弘治以前，大明是地方政府顧自己的。

因為最初繳納實物稅，不便於運輸，所以地方上繳之前就留了本級政府的花銷，因而明朝國庫總是看起來很拮据。

但是朱厚照改革稅法以後，全部上繳貨幣，甚至銀行的發展可以讓地方稅務直接就地存錢。

那麼這個錢就不能讓地方留了，而應該全部收歸中央，然後由中央統一按需撥錢。

這也是皇權收歸中央的一個體現，畢竟各級地方政府要開展工作都需要申請資金，那控制起來當然更加得心應手。

所以在開支中，要加入地方政府的預算，這可是不少，小地方几千萬，大地方上億，幾十個地方加起來么也是10億的數量級。

剩餘的約10億歲入才能花在軍餉上，當然其實也不是全部，這幾年都在8億元上下。畢竟還會有些重大工程需要投資。

而因為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明顯，所以這8億元可不能算是原先的8千萬兩銀子，這麼龐大的軍費實在誇張，具體的計算是沒有標準的，只能用十三年前的一些商品物價進行類比，其實大約也就兩千萬兩左右。

不過即便如此，現在的大明也絕對談不上國庫空虛。

載壡這個戶部尚書其實沒那麼難當，只不過是他自我加壓，不止如此，他沉下心思去研究還發現現行稅制當中的許多問題，以及他比較在意的那個哪怕皇帝三令五申，但仍然愈演愈裂的奢靡之風。

說起來，他自己所著的那部稅法法典當中，其他的他倒還不是特別在意。

只是這些年來商業興盛，商人聚集了太多太多的財富，而他們所承擔稅收與種地的農民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這一點實在是不合理。

包括關延卿和田振古也都是這個想法，所以他們在仔細打磨這部法典的時候一直比較看重這一塊。

載壡倒還輕鬆笑着說：“若是這本新的稅法得了父皇准允，那天下商人可是要恨死本王了呢。”

“商人亂政，便是取死之道，這一點就是到了皇上面前，王爺也立得住。”

不錯，這就是他們相對輕鬆的緣由。

關延卿總結說：“既如此，那法典之事便這樣定了。另外便是馬上要報給皇上的正德三十四年的歲入，一共是二十六億三千四百萬，正德三十五年的預算也好了，為二十四億八千萬，請王爺過目。”

“好，咱們議議。”

“是。”

他們兩位喜歡這種氛圍，朝堂亂也好，不亂也好，他們在做着這些實際的事情就感覺沒有荒廢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