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1）蕭郁：他殺現場的自殺遺書

2015年9月16日

凶殺案會議安排在晚上八點半，此時距離法醫推定的周銳遇害時間，過去了將近二十四小時。

八點時，會議室里還只有蕭郁一個人，桌上放着厚厚的文件資料和她的筆記本電腦。新調任來的主管領導對飯食氣味異常敏感，明令要求在會議室里不能吃東西。蕭郁幾個同事就躲在會議室門口，把從街邊小攤上買的雞蛋灌餅三五口吞進去，沖一口礦泉水。

一連十幾個小時，她還一口水都沒喝過，她珍惜這次機會。

從社科院語言研究所辭職，通過社招來這裏將近半年，這是她以專業的身份，第一次參加凶殺案會議。

她慶幸隊長曾勇在案發時，第一時間給她打了電話。上午，她和曾勇一起出現場。她記得屋內的景象：一座一居室的老舊房子，客廳里，兩個帶玻璃的棕紅色書櫃呈折角的方式放置，正對着她的書架上有很多厚厚的大部頭書籍，有詞典、編輯手冊一類的工具書，也有一些英文原版名著。

屋子裏血腥的氣味和房間裏的霉味交織在一起。白牆上、桌子上、地面上到處是死者周銳的血跡。

“死者被兇手從腹部連捅數刀，不過，幾刀都不是致命傷。死者最後是被一條尼龍繩子勒住，死於機械性窒息。”曾勇跟她解釋法醫的結論，“這些是背景，你了解一下，叫你來，是因為現場有一封自殺遺書，我要你鑒定一下遺書真偽。”

通過資料，蕭郁了解到死者叫周銳，他在遺書上說自己抑鬱症多年，熬不過去了，所以自殺。可是這擺明了的兇案現場又是怎麼回事？

“是誰報的案？”

“一個外賣員。距離推算的周銳死亡時間大概十一個小時后，他隔壁的鄰居點了一份早餐外賣。外賣員說，自己送完外賣，先是聞到了一股濃重的血腥氣，循着氣味走，看到隔壁的房門前的門墊上有血跡，就趕快報了警。”

“作案現場明明在屋內，兇手為什麼會把血跡帶出來？”蕭郁好奇地問。

“可能兇手匆匆忙忙離開，血是他帶出來的，自己都沒注意。現場那麼狼藉，一看就是時間緊急，來不及收拾了。”蕭郁看着門口的血跡，覺得曾勇的說法的確有可能。

兩人沒有一直待在現場。

自殺遺書里提到了一個名字，余嵐，技術科的人破解了周銳的手機，查到手機信息中，昨晚周銳也聯繫過余嵐，兩人約定在這裏見面。

通過周銳的其他遺物和網上的信息搜集，他們很快了解到，周銳從芬蘭回國，本來明天——也就是今天，打算參加朋友余嵐的新書發佈會。

曾勇和蕭郁從案發現場，直奔舉行發佈會的文學館，把余嵐從發佈會現場帶到局裏。一番審訊后，余嵐倒是坦誠交代確實去找過周銳，卻對兩人究竟談了些什麼避而不談。

拿到“周銳”的自殺遺書文本后，她不吃不喝研究了整整一個晚上，針對那幾百字的遺書，寫了整整四頁紙的報告，並搜集了網絡上與周銳相關的資料，將他與余嵐何時開始產生的交集作出了歸納整理。

八點半一到，會議室里，坐滿了同事。

曾勇負責主持今天的會議。他首先就案發現場的情況先作了簡要的交代：兇手死於尼龍繩子勒緊脖子后造成的機械性窒息，但死前曾經腹部身中七刀；案發現場的尼龍繩子不在了，但捅傷周銳的刀具就放在他的桌上，刀上有餘嵐和周銳的指紋；余嵐曾經在推算的周銳死亡時間前半個小時內進入過案發現場，

在對她的審訊中她也承認了這一點。案發的小區是個老區，沒有監控，現場也沒有目擊者。

目前，余嵐是這個案子的第一嫌疑人。

隨後，曾勇又將遺書的部分單獨提出來。

這個案子最奇怪的是，死者的桌上留有一封給他的朋友余嵐的遺書，這封遺書經過技術科的筆跡鑒定人員核查，基本能夠確定就是死者的筆跡，且遺書中他還明確承認自己因抑鬱要自殺。

曾勇隨後讓大家說說自己的看法。

曾勇的得力幹將雷子第一個站起來說：“首先，我倒覺得余嵐並非行兇者，以她的身體素質條件，單槍匹馬是不可能殺掉死者的，除非是周銳自願被他捅死，但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死者這次回國，本來就是要參加余嵐的新書發佈會的。我傾向於認為在余嵐走後，案發現場有第三者，但詭異的是，兇手表面看去，是個特別沒有技術含量的人，現場被弄得烏七八糟，人被捅了很多刀也沒死，最後乾脆用尼龍繩子勒住，可是案發現場卻沒發現兇手的任何毛髮、衣服纖維或指紋。一個表面上在案發現場看起來這麼粗疏的人，為什麼在現場沒有留下一點蛛絲馬跡？”

“雷子，遺書的問題你怎麼理解的？”曾勇問。

“我聽從現場回來的同事說，這遺書就放在書桌上顯而易見的位置，顯然，我覺得兇手是知道遺書存在的。問題是遺書什麼時候寫的呢？我覺得……”顯然，雷子對接下來要說的話並沒有底氣，“這個人可能正趕上要自殺，兇手在殺了他之後才發現了這封遺書，可能兇手覺得，這封遺書對我們辦案會造成干擾，所以也就沒去管？”

“雷子，照你的說法，他是不是特別瞧不起我們警察啊？留下了這麼狼狽的作案現場，然後覺得警察還會將遺書當回事，會覺得這自殺遺書能干擾我們？”同事雙成聽完雷子的這句推論，調侃起來，隨後，他又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遺書的事情，待會我想聽聽蕭郁的看法，畢竟人家是專家嘛。我想提出兩點，這個案子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極高，第一，門鎖沒有被破快痕迹，兇手非常順利地進入死者房間，可見此人多半與死者認識，並且死者預期中兇手對他應該不會造成人身威脅；第二，我傾向於認為，兇手行兇後，乾的第一件事是，希望有人能及時發現死者，這背後的動機是什麼？這是接下來我們要偵查的重要方面。至於余嵐，審訊記錄上她雖然很鎮定，表現得對什麼都一無所知，但這個人也要仔細查。她有可能是主謀，也有可能是協同殺人者。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我們也要對她跟蹤監視。”

隨後，又有幾個在現場偵查的警察做了簡單的報告，曾勇讓蕭郁談一談對周銳的自殺遺書的看法。蕭郁將電腦連接在投影儀上，屏幕上顯示出周銳的“自殺遺書”：

我不知道會是誰、在什麼時候看到這封遺書，請容我在這裏對看到的人道聲謝謝。

我叫周銳，今年四十一歲，曾經是一名出版人。五年前，我離開中國，定居在了芬蘭城市赫爾辛基。此刻是我回國第一天晚上，我是來參加我曾經的一位作者——當然，也是我的好朋友余嵐——的新書發佈會的。

十一年前，我們在清遠相識，此後一起合作了多年。沒有餘嵐，就沒有我事業上的黃金時代。

這些年來，余嵐用實力證明了自己是一位獨一無二的小說家。只是，後來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們不再合作了。我也受困於抑鬱症，關了公司出國休養。若不是余嵐現在的出版人的力邀，我是不會回來的。

可是抱歉了，我到底沒能準時如約。我即使不說，你也猜得出來：此刻我堅信就是我人生的終點了。我死後的一切事宜我都會全權委託給我的好友余嵐，也包括這座房子。我知道她會打理得很周到的。

最後，煩請發現我的屍體的人將這封遺書轉交給余嵐，謝謝。

周銳親筆

2015年9月14號20:00

蕭郁將稿子拿在手上，在眾人面前公開講話，她有點緊張，念了幾句后，她才發現她的書面報告以口語的方式念出，像是小學生在朗讀課文一樣幼稚。

她雖然沒有看到在場同事們的表情，但她知道，報告上的長句子肯定令聽者覺得很不友好。於是，在生硬地念完第一個小段落後，她決定從頭來過，將自己的報告總結以口述方式講出：

“剛才各位對案情進行了多重可能分析，接下來，我希望我對這封遺書的看法，能夠將這些案件的線索打通。說結論，我認為這封自殺遺書是偽造的。當然，對於筆跡鑒定是死者本人這個結論，我目前沒有想到合理解釋。我試圖從這封自殺遺書的文本開始分析，原因有三個：第一，自殺遺書的背景語境通常而言，都不是非常明確的，自殺者很少用太過明確的意思講出他的自殺原因，而在死者周銳的自殺遺書中，我們看到了什麼呢？我們看到的是，他很清晰地講出他的死因是抑鬱症；

“第二，是這封自殺遺書預設的收信人問題，通常而言，自殺遺書只針對一個收信人，自殺者不會去假定是誰會在第一時間看這封信，它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情去考慮在它死後的問題，而這封遺書，我們能看到，它似乎在假定第一個收信人一定不會是余嵐，在信件的末尾，他還再次強調提醒讓看到信的第三方將信件轉交給余嵐；

“第三，這封自殺遺書的篇幅過長，通常，鼓起勇氣自殺的人在告別時，不會這麼事無巨細，這麼有條理的書寫過長的篇幅，這簡直像在做職業履歷報告一樣，這裏面與自殺不相關的多餘材料很多，而且遺書中所說，除了抑鬱症，大部分材料我都能在網絡上查到相關的資料。

“總結下來，過於詳細的自殺背景原因敘述、不明確的收信人、過於詳細的遺書內容，以上這三個點，我認為，這封自殺遺書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或許他當時受到了某種脅迫，才寫下的這封遺書。”

蕭郁幾乎是將報告中的內容，一氣呵成。說完后，會議室一時間很安靜，片刻后曾勇站起來，誇獎她的準備工作做得不錯。

這之後，大家開始針對她的分析展開討論。同事雙成覺得，蕭郁的話有一定的道理，但自殺遺書針對不同個人，也完全有可能呈現出不同的特質，比如，周銳生前不僅僅是個出版人，他還是個書評專欄作者，也就是說是個文字工作者，這一身份是否會對他這封遺書的內容有一定的影響，是需要考慮的變量。

在場的刑偵大隊的另一個同事則直言蕭郁的看法價值不大，他覺得蕭郁的這一套建立在理論基礎上的分析，經不起實踐的推敲，“有的人死前完全有可能做一番精心的料理和準備，沒什麼稀奇的，該交代的後事都交代清楚了，然後踏踏實實去死。”他帶着漫不經心的口氣說，彷彿剛才蕭郁的一番話就是個僅供娛樂的兒戲。

“可是顯然，死者不是踏踏實實死去的，他在死前備受折磨，而這正跟這封偽造的自殺遺書——不，確切說，是疑似偽造的自殺遺書構成了一種鮮明對比，為什麼兇手在那麼殘忍地殺害他之後，還故意留下死者親筆書寫的遺書。他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呢？”曾勇以反問的方式為蕭郁的結論做了背書，證明她對自殺遺書的分析是完全能站住腳的，接下來，曾勇又要求蕭郁根據遺書中的內容配合專案組，作進一步的分析。

不用曾勇提醒，她也明白自己到底需要幹些什麼。接下來，她的工作量還有很大，她要去研究死者和余嵐之間的關係，研究能查到的所有相關死者和嫌疑人文本，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余嵐從出道以來所寫的數本長篇小說。會議結束，蕭郁心裏鬆了一口氣，雖然她的初步分析報告並未能獲得所有同事的認可，但畢竟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這種認可，給了她繼續撲在這些文本上的鑽研的信心。

她瞥了眼手機，才發現剛才會議室開會的時候，有好幾通林康的未接來電，還有一條消息，問蕭郁什麼時候回家，孩子不想睡，在等她。自她來轉行當警察，林康和她交流起來，總是不冷不熱，每次說話都藉由孩子的事來搭話，彷彿自己跟她無話可說似的。

她覺得林康通過對她的諷刺來達到一種快感，同時還佔領了道德上的制高點：看吧，是我，一個還在創業的人，一直照看孩子，一早起來給他做早飯，送他上學接他放學，晚上還要放下手頭的工作，坐在床頭給兒子講那些已經講了幾百遍的幼稚童話故事。

從語言研究所辭職轉行警察這兩年，這還是她所學專業“司法語言學”第一次被應用在一樁凶殺案上。自殺遺書與謀殺現場，這種鮮明的悖謬立刻就吸引了她。這是屬於她的案子。儘管她並不知道在這起案子中，她的司法語言學能為破案帶來多大的幫助。但她一定要抓住這次機遇，或許未來的一年、甚至幾年都不會再遇上這樣的案子。

況且這兩年，林康一直覺得她大齡轉行做刑警，是想一出是一出，還說她在警局的這兩年，根本沒用上自己的專業技能。

站在外人的角度看，蕭郁的確是有些“自討苦吃”的感覺，和語言研究所的差事、福利待遇相比，刑警的活確實又苦又累，難免令人生出一種“何必呢”的同情。可她知道，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她已經厭煩了醬缸式的學術圈文化。

開車回家的路上，她想到家后孩子也許不會睡着。說不定還能給他講一個睡前小故事。曾勇的電話打過來，她接起電話。

曾勇直入正題：“剛才技術科的人搜查資料，發現十一年前在清遠的時候，她有過一任丈夫。”

“後來呢，離婚了？”蕭郁問。

“沒有離婚。”

“那她現在是怎麼結的婚？”

“人失蹤了，沒兩年，法院判了婚姻關係自動解除。你知道巧合的是什麼嗎？他失蹤后沒幾天，余嵐就從清遠來這了。好了，不耽誤你下班陪孩子了，跟你說這個，是給你提個醒，余嵐這個女人，不簡單吶。”

電話掛斷時，車子駛過一家24小時營業的文藝書店。她沒有馬上回家，找了個路邊的地方停車，走去書店，那裏應該會有餘嵐的小說，包括那本最新的《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