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章：若要看懂本書，關於唐朝和晚唐 你必…

相較於初唐和盛唐的人盡皆知，輝煌榮光，中晚唐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更像一個無足輕重的，恥辱地等待着死亡到來的時代。但實際上，中晚唐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或許要比光鮮亮麗，宮廷鬥爭激烈，貴族氣質濃厚的初唐盛唐要更為重要。

唐代可以說是整個古中國歷史中最為多變和複雜的時代：

與大部分朝代都以三個階段作為大致歷史時期的劃分相比，唐朝有着彼此特色鮮明且差異極大的四個歷史時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經歷南北朝至隋三百餘年動蕩后重歸統一的初唐，已然不復曾經危機重重，朝廷暗弱的垂暮衰朽氣象，以租庸調製，府兵制和均田製作為經濟和軍事制度基礎的中古時代中國就這樣告別了它的少年時期。

均田制和府兵制極大地支持了唐太宗至唐高宗時代唐朝的生產恢復周期，唐高宗執政期間，唐朝的擴張達到了初唐體制下經濟，軍事力量的邊界，也是唐朝實際控制地區最大的時期。

但到了中宗及此後的武則天統治時期，一個顯著的問題出現了：

在經歷了約四代人的繁衍生息后，河北，中原，關中，隴右，河東等北方傳統地區已然人滿為患，均田制的基礎已經遭到極大動搖，沒有足額的田地可供均田分配，連帶着基於均田制而建立的府兵制也開始瓦解。

流民開始出現在唐朝的記錄中，從官方戶籍管理中逃脫的人口開始逐漸增多，但與南北朝時期隱匿人口的生存模式不同的是，這些人口並非集中在少數世家大族的大莊園中持續進行生產，而是在唐朝境內廣泛流動。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時期，武則天作為一個連結了初唐與盛唐兩個時代的人物，她的時代鮮明地表現出初唐晚期的社會困境：

一方面，初唐的制度崩潰已然成為越來越無法迴避的問題，但走回到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制度更是不可接受的；另一方面，新建立的政治制度，如科舉制還缺乏社會經濟層面的支持。

在印刷術沒能出現，廣泛普及的時代，自耕富農階層和小地主仍然是沒有能力獲取知識從而入仕的。

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社會制度的構建開始出現錯位，於是武則天時代頗具代表性的酷吏政治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唐朝統治者不得不依靠製造恐怖和權謀手段來維持社會秩序。

於是這一時期，唐朝內部出現了高烈度高頻率的政治鬥爭，造成了大批達官貴人，平民和宗室子弟死亡。

與此同時，唐朝的對外擴張在達到極限后，由於其內部本身存在的社會矛盾，府兵制下遠征奪取的領土本就難以長期維持軍事存在，更何況是府兵制敗壞到名存實亡，流民逃戶十之有五的武周時代。

故而整個武周時期，由於內部不穩而導致的軍事失敗屢見不鮮，吐蕃，契丹的輪番入寇將唐高宗時代對外擴張的成果吞噬殆盡，整個唐朝的版圖縮水了大概1/3之多。

同時由於財政的萎縮與權威的衰弱，武則天不得不向傳統的世家大族妥協，將科舉糊名制度取消，把科舉制調整為察舉制的改良版，等同於是將察舉的權力收歸為朝廷所有，但其本質仍與舊制度存在勾連，此後終唐一朝，糊名制都未曾施行。

但需要指出的是，門閥制度以及作為一個政治力量而存在的門閥，在唐代是不存在的，哪怕曾經的門閥世家成員們仍然在朝中身居高位，屢屢擔任宰相等要職，但他們已然不是代表其家族本身而成為一種政治力量，反而是以個人的政治主張為基石彼此結成盟友。

這表明門閥制度在政治上已然死亡，唐朝仍然是一個貴族社會，但不是一個門閥社會。

因為科舉本身的特點要求參與者必須長期離開出身所在地前往長安，洛陽等大都會進行考試和準備，同時失去了察舉資格的世家大族為了維持家門便必須不斷參與科舉，客觀上進一步分散了其家族勢力。

故而傳統門閥在鄉間聚族而居，跨州連郡壟斷官職的景象一去不復返了。

故而唐朝的科舉制，與大眾認知中的科舉制有着極大的差距，這一點我們從《唐代宰相世系表》中對唐代所有宰相進行的統計也可看出，南北朝時期便已經存在的諸多世家豪門仍然在宰相人數和比例上相較於寒門有着絕對的優勢。

（此處寒門指曾經出過官員但中途有幾代沒有出仕但家門也還未完全敗落的世家，如本書主角所在的吳郡顧氏）

唐代科舉只是諸多入仕途徑中比較主流且受歡迎的一個，但絕不是唯一選擇，也不是唯一一個有前途的途徑，唐代不入流的胥吏也可升轉為官員，這是宋代之後的朝代與唐代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差異。

這也是本書以“做題家”為標題的兩個題眼之一的原因，在唐代，家中連寒門都不是的話連當做題家都是沒有門路的。

但同時“做題家”也代表了唐代科舉的另一個側面：那就是有題可做，但真正做題的地方並不在科舉。

儘管唐代科舉舞弊五花八門甚為嚴重，然而唐代的考試製度重心其實並不在科舉，而在科舉后的銓選，科舉是禮部主持的考試，而銓選則是吏部負責的面向所有官員的考核。

（關於唐代科舉舞弊的種種行徑，有興趣的可以查一下王維被點為解元的故事，以及“行卷”，“溫卷”等合法的場外舞弊行為，更能讓大家理解唐代科舉中殘留有濃烈的察舉制色彩）

哪怕已經中了進士，如果通不過銓選貢舉（銓選在每個官員卸任后想要再任時也要參加，故而唐代能長期當官的人都是“做題家”），仍然做不了官，有唐一代這樣的空頭進士多如牛毛。

故武宗朝名相李德裕就公開表示看不起進士出身的官員，認為科舉並不是能展示一個人才能的方式。

而李德裕所在的時代已經是中唐末期晚唐中期的憲宗至武宗時代了，可見有唐一代對科舉的爭論是始終存在的。

回到武周時代上來，持續升級的宮廷政變與製造恐怖最終引爆了“神龍政變”，“唐隆政變””，“先天政變”等三場間隔極端而烈度又極高的政變，短暫地終結了唐朝愈演愈烈的宮廷血腥鬥爭。

並使這三場政變中最大的受益者，唐代最具爭議的皇帝，李隆基登上了歷史舞台。

公正地說，李隆基統治的前中期，極好地恢復了武周時代遭到極大破壞的民生和政治秩序，並實際廢除了府兵制，用募兵制和部分改革的租庸調製挽救了因財政危機而接近崩潰的唐朝。

同時部分解決了自武周時就愈演愈烈的流民問題，之所以是部分解決，是因為土地制度和稅收制度並未實現根本改革，而還是在均田制上小修小補。

募兵制改革的本質是用當前尚且良好的財政來避免危機的立刻爆發，而募兵制改革后，被納入軍隊的流民武裝就開始要求要進行戰爭以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以維持自身的存在。

盛唐的繁榮，一方面是這種制度上的局部改良與執政者本身的勤勉和公正延緩了初唐制度的徹底崩壞。

另一方面也是得益於同時代農業氣候條件的極大改善，即便是奴隸制下的吐蕃帝國都能雄踞高原而崛起，掌握千萬人口，側面反映出這一時期的政權還並未經受真正危機的考驗。

而到了李隆基統治的後期，社會危機的愈演愈烈，初唐制度的總崩潰已然不可避免。

安史之亂是偶然事件，但唐朝舊有制度的崩潰則是必然事件，而後續河朔三鎮長期穩固的割據統治更是證明了唐朝的分裂絕非意外，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模式和建立其上的社會制度，將在這場大混亂中孕育而生，並從此主導未來1000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