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六章 整軍經武（下）
聽完陳士楷和梁慕唐的評價，張繼點點頭，長嘆一聲道：“我之前也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確如二位所言，相比法國和俄國這樣的歐陸傳統強國，做為歐陸新興強國的普魯士在陸軍建設方面反而後來居上。其實，這也是必然的。法國和俄國立國已逾數百年，法國陸軍和俄國陸軍建軍的歷史也非常悠久。然而，這既是他們的財富，更是他們的負擔。歷史的慣性作用是非常強大的，很多已經不能適應實戰要求的思想、觀念、體制和機制仍然存在於法國陸軍和俄國陸軍之中並依舊發揮着巨大的影響”“。普魯士則不同，立國不過一百餘年，普魯士陸軍建軍還要更晚一些。這樣一來，普魯士在陸軍建設方面不僅沒有歷史包袱，還可以充分吸收各種優秀的思想、觀念、體制和機制。所以，普魯士陸軍指揮統一、結構科學、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一點兒也不奇怪。至於我們大清陸軍，與法國陸軍和俄國陸軍的情況非常相似。八旗制度和綠營制度已經存在了兩百年余年，雖然它們早已不能適應實戰的要求，但是，歷史的慣性作用就是這樣地強大，以至於它們至今仍舊是構成大清陸軍的基礎。更為關鍵的是，經過兩百多年的蛻變，八旗制度和綠營制度已經異化成為一種利益格局併產生了相應的既得利益階層，想要改革八旗制度和綠營制度，首先就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而這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誠然，普魯士陸軍的指揮系統、兵種結構、裝備水平和訓練體制是我們學習的對象，但是我們想要成為真正的‘東方普魯士’還任重而道遠呢。”
……
與此同時，俄國，聖彼得堡，冬宮，無休室。
鉛灰色的烏雲瀰漫在聖彼得堡的上空，冬宮裏顯得異常地陰沉。無休室內又沒有點一支蠟燭，光線就更顯得不足了。
此時，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就坐在位於無休室中央那張彼得大帝遺留下來的辦公桌前，整個身子都陷在無邊的黑暗之中。他看上去似乎很疲倦，兩眼無神，只是獃滯地望着窗外的聖彼得堡。
……
聖彼得堡可謂是俄國的縮影。俄國是一個命運多舛的國家，在它走向“富國強兵”的道路上充滿了曲折。聖彼得堡同樣是一座命運多舛的城市，在它走向興旺發達的道路上充滿了坎坷。
俄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9世紀的基輔羅斯。當時，生活在東歐草原上的東斯拉夫人尚未建立統一的國家，各個部落之間彼此攻伐，戰爭不斷。862年，飽受戰亂之苦的東斯拉夫人邀請諾夫哥羅德大公留里克·諾曼前來主持大局，留里克·諾曼就藉此機會，建立了統一的東斯拉夫人國家基輔羅斯。988年，東正教由東羅馬帝國傳入基輔羅斯，由此拉開了拜占庭文化和斯拉夫文化融合的大幕。1243年，成吉思汗的孫子、率部西征的拔都在建立了欽察汗國，隨即開始向基輔羅斯進軍。1248年，以基輔羅斯為主體的東歐聯軍被欽察汗國所向披靡的蒙古騎兵擊敗，基輔羅斯滅亡。與此同時，建立於1147年，一直偏安一隅的莫斯科公國卻依靠交通的便利和商業的繁榮，逐漸強盛起來。14世紀開始，莫斯科公國在騙取了欽察汗國的信任之後，開始在東正教會勢力的支持下，兼并周邊的其他東斯拉夫人國家。1478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停止向欽察汗國繳納貢賦。1480年，伊凡三世在奧卡河畔擊敗欽察汗國大汗阿合馬率領的重兵，結束了蒙古人長達兩百餘年的統治。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剛剛落成的克里姆林宮加冕為俄國沙皇，即伊凡雷帝，開始以羅馬帝國的繼承人和歐洲的正統自居，俄國逐漸成為東歐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然而，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中，俄國一直是“落後”的代名詞，是“中世紀”的遺腹子。俄國不僅在各項經濟社會指標上被已經走向“海洋時代”的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遠遠甩在身後，甚至不及已經走向衰落的中國。1697年，親政不久的俄國沙皇彼得大帝深感國弱民窮，難以為繼，於是率領一支由250人組成的龐大使團遍訪西洋諸國，希望尋求‘富國強兵’之道。1698年，滿懷信心的彼得大帝回到了莫斯科，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以“西方化”為主題的變法圖強。彼得大帝的改革措施系統而具體，例如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經濟上鼓勵發展實業，習俗上厲行文明開化，軍事上推行對外擴張，而其中最具遠見卓識的莫過於遷都聖彼得堡。當時的聖彼得堡還僅僅是波羅的海沿岸的一個小漁村，但是，雄才大略的彼得大帝敏銳地意識到了出海口之於“富國強兵”的重要性，他力排眾議，將首都從有着“東方君士坦丁堡”之稱的莫斯科遷到了聖彼得堡這個波羅的海沿岸的小漁村，為俄國尋找到了發展海外貿易、進行海外擴張的支撐點，也開啟了俄國的近代化進程。
……
亞歷山大二世只有24歲，還很年輕，但是，他已經親政8年了。8年的歷練，使得他對自己的國家有着透徹的了解和準確的把握，他清楚地知道，現在的俄國，只是徒具大國之名而已，實則已無大國之實。可以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一方面，農奴制度不僅令農業生產效率極端低下，更導致了農奴們的絕對貧困，進而使得工商業失去了國內市場的支持，難以實現規模化的發展。
另一方面，雖然御前大臣會議已經被變成了安置元老級大臣的榮譽性機構，失去了對日常政務的實際決策權，而兩大權臣之一的尤里·弗洛斯基也因為在張繼千里奔襲俄國之役中籌劃失策、措置失當已經辭去了樞密院樞密使的職務，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卻仍舊擔任着宰相的職務，對日常政務的處理有着極大的話語權，對自己始終是一個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