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四章 自掘墳墓
當李平決心在瀘州靜觀其變的時候，大明帝國的北方正在發生着巨變。
就是在三月初六，也是1644年4月12日，崇禎皇帝正式發佈了“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並下令薊遼總督王永吉和遼東總兵吳三桂立即放棄寧遠，帶領全部人馬入關勤王。
同時被直接點名要求帶兵火速來勤王的還有薊鎮西協總兵唐通以及當時在山東臨清的山東總兵劉澤清。
連關寧防線都不要了，說明北京的情況已經十分危急，但“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卻這個時候才發出來，也說明形勢的變化是很突然的。
而且就在前天，也就是三月初四，崇禎才大手筆的連封了四個伯。分別是吳三桂為平西伯，左良玉為寧南伯、唐通為定西伯、黃得功為靖南伯。
但那時卻沒有下勤王詔，也沒有調兵。
一切看起來好像很矛盾，也讓人不太能理解。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奇怪的情況，其實與明廷的重大判斷失誤以及崇禎本人的心不在此有很大關係。
之前，崇禎和他的大臣們都判斷李自成不會直搗擁有重兵和堅固城防的宣、大邊鎮，而是會從山西走冀南來繞路，因而他們的時間還很充裕，選擇也多。
到時候再調北方邊軍或山東的部隊入援也不遲，甚至南方的部隊都可能也有時間調一調。
被天下公認的明王朝最大勁敵清軍都霍霍好幾次了最後也沒事，大家都沒太把李自成這群農民軍當回事。
因而北京的氣氛一直並沒那麼十分緊張。
同時，崇禎本人的重心也一直在南遷上。這還跟李自成沒有任何關係，只是為了躲避恐怖的天災和清軍的不斷騷擾。
二個月前，針對左中允李明睿上書把崇禎心裏撓得直痒痒的那個南遷計劃，崇禎在正月初十封了李平征賊將軍后，接着很快就把路線、後勤和護駕等等一系列問題全都思量考慮完畢。
這是崇禎第三次考慮南遷，也是最認真的一次。
正月十九，崇禎即上朝向內閣六部重臣痛哭陳述當下的艱難，希望大臣中能有人站出來提議南遷，他好立即順勢應和把事情定下。
但崇禎做夢也沒想到早把他看得透透的大臣們居然來個了集體裝聾作啞，也就是群臣不語。
有給崇禎背了與滿清議和黑鍋然後還被崇禎給殺了的兵部尚書陳新甲這麼個活生生例子，大臣們又不傻。
最後實在沒辦法了，根本輪不到在這種大事上發言的李明睿只好公開上書把事情挑破。
而大臣們也乾脆，要麼打死不吱聲，要麼就反對。
大家都怕被秋後算賬，沒人相信崇禎，有心也不敢說。
不過，崇禎也沒放棄。
他一面命人前往南京查看沿途水陸兵馬安排，一面命天津巡撫馮元飆置辦漕船三百待命，反正鐵了心要跑。
北京的防禦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就靠邊站了！勤王詔和調兵令更是不可能下，因為這涉及到讓全國軍隊去哪裏勤王的問題。
但可惜，崇禎折騰了一個多月，還是無果。
之後，崇禎又利用別的契機折騰了兩次南遷，包括最後一次在三月初四驚聞大同突然投降，但還是全部失敗。
到了三月初六，明白南遷已經徹底無望的崇禎只好專心考慮北京的防衛問題了。
於是也才有了這時才發“命天下兵勤王”以及放棄寧遠。
就是這個時候，崇禎其實也沒想到他的末日即將到來，並且連半個月的時間都不到了。
三月初四的連封四伯對他來說還只是統攬性的預防動作，主要是沒想到宣府在當時也降了，不然他也不會在封伯時把後來點名調兵的劉澤清給單獨落下。
而在李自成那邊，最開始的一切也基本如明廷所料，同時也是李平憑常理推斷出來的那樣，李自成不但困難重重，而且進展也並不順利。
由於一直在玩三年免征聚攏人心，加上整個北方又已經完全被戰爭和天災搞得不成樣子，沒有任何財政收入也沒有建立任何稅收制度的李自成看似風光，實際上卻無比艱難。
想逃脫經濟規律，沒人能做到。
而李自成的解決辦法也很簡單粗暴，他在去年十月剛攻入西安就明確提出並實施了一項後人普遍知之甚少但卻影響巨大的“追贓助餉”政策。
當然這同時也是一項政治舉措，用以懾敵安民。
但主要還是經濟舉措。
“九卿五萬，中承三萬，監司萬兩，州縣長吏半之”，於民間則“請鄉紳輸助，多則三四十兩，或三、五兩，唯舉人免輸。”
明人也有稱之為“掠金令”。
這項政策只從字裏行間就知道很容易將代表着權貴階層的整個知識階級和地主階級推到大順政權的對立面。
尤其是它還完全不考慮那些明朝官吏們是否廉潔，並縱容和不受節制的使用刑罰。
也就是說只要拿不出錢來，就上刑，直到拿出來為止。
這顯而易見在執行上非常容易變味。
當然，如果只作為短期內的應急手段其實也無可厚非，而且還可以獲得普通民眾更為熱烈的支持，但決不可長期和廣泛實行。
不過，缺糧少銀的李自成卻沒有辦法收手。
經濟上艱難，政治上不成熟，戰場上自然也好不了。
李自成東進北京號稱一百五十萬，實際上卻兵力很有限，連二十萬都不一定有。他是想養也養不起。而且就這樣，部隊的供給還是困難重重，戰鬥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直接影響。
當度過了初期的順利后，李自成很快就在山西，尤其是在寧武關被打得幾乎懷疑人生，以至幾度萌生退意。
直到三月初一，在付出了數萬人的慘重傷亡后，尤其是損失了大量寶貴精銳，李自成才攻破由遼寧錦州人周遇吉堅守的兵力僅四千多人的寧武關，併發出感慨：
“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后舉。”
但接下來，誰也沒想到會發生戲劇性的轉折，而且還是神劇都不敢拍的那種轉折。
正當李自成和他的將領們都在慘重傷亡和灰暗前景面前沒有主意的時候，大同總兵姜鑲的降表居然到了，然後當大喜過望的李自成款待姜鑲的使者時，宣府總兵王承蔭的降表也到了。
說白了就是李自成感到自己很艱難，但明軍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被李自成在討明繳文中號稱的一百五十萬給嚇着了！尤其是李自成剛剛稱帝，那種新生政權帶來的壓迫感也更強。
而李自成在攻破寧武后因被打急眼不但一反常態的“遂屠寧武，嬰幼不遺”，還一把火把寧武關給燒成了瓦礫則更加讓人恐懼。
看到了抵抗的代價，明軍更不願意螳臂擋車。
再加上此時整個北方都在連年的天災兵亂面前苟延殘喘着虛弱不堪，崇禎目前的心思又全在跑上而幾乎無所作為。
當然也不能說崇禎完全沒有作為。
一月二十六日，崇禎曾派閣臣李建泰“代帝親征”去山西督軍並迎擊李自成，但卻只給了這哥們3000兵，然後還是到處抽調的。
李建泰也沒讓人失望，到了邯鄲聽說李自成的軍隊已經東來，就直接回頭跑去保定躲起來了。
這種幾乎如同兒戲的作為還不如不做，效果自然也是反的。
在這一系列情況下，大同和宣府的投降就既意外也不意外了。
崇禎也好，明廷也好，李平也好，都忽略了一個影響戰爭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心理因素。
尤其是很多身處大明北方的臣子和將領們心態在長期的軍事失敗和完全見不到曙光下已經崩了。
雖然宣府總兵王承蔭是偷偷降的，李自成的軍隊在三月初六抵達宣化時，王承蔭的部下和地方官員都還不知道而一臉懵，北京在三月初六自然也還不可能知道。
但大同降了，整個山西突然全丟了，北京在三月初四就已經知道了，這也才有了崇禎也是明廷的一系列緊急動作。
三月初七，天津巡撫馮元飆之子馮愷章入京，由於李自成是兩路進軍，此時南行最佳路線的京杭漕運已經被斷絕，他是來建議崇禎自天津從海路南遷的。
但此時，崇禎已經完全對南遷絕望，而且從海路走在操作上更無可能。
不過，崇禎想專心北京的防務，這個時候卻晚了。
宣化距北京太近了！
別說其他各處的軍隊現在根本無法及時趕到北京，而且不善軍事的他還昏招繼續迭出。
在臨清的山東總兵劉澤清因為恐懼李自成而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就不說了，吳三桂接到的命令居然是要帶全部人馬入關。
後人有很多說吳三桂故意磨磨蹭蹭不能說一定不對，但肯定是偏頗的。
當時整個寧遠有兵四萬、民八萬。
吳三桂放棄寧遠必須要把八萬百姓一起撤入關才行，他不可能就只帶着軍隊走。一方面，他不帶上百姓就等於百姓們送給了滿清屠殺或劫走。
另一方面，寧遠當時是兵民結合的要塞，尤其是在遼人守遼土的政策下，很多百姓其實也是軍屬。吳三桂要是敢做出拋棄軍屬的事，他估計沒到山海關就變成光桿司令了。
但帶着百姓們一起走，還十二萬人，吳三桂想快也快不起來，一天一百里那種速度想都不要想，能走五十里都不錯了。
而且這還要考慮距北京有近九百里遠的吳三桂什麼時候才能接到命令。
反正官署在遵化的王永吉一點兒沒耽擱是三月初九才趕到寧遠的。
再考慮到一點準備沒有的吳三桂突然間要把全部兵民都撤出來也是需要準備時間的！不可能說走就走。吳三桂的出發時間再拖上一兩天甚至兩三天都不為過。最後他三月十六日才抵達山海關確實也沒什麼大問題。
所以崇禎這個命令本身問題就很大，最主要是很遲。
而更離譜的是，只帶了八千兵的唐通倒是很聽話也很快，但崇禎很不大方的只賜給唐總兵個人白銀四十兩、手下兵丁每人五錢然後讓他去守居庸關。
沒錯，是只有四十兩。
不過考慮到崇禎剛給唐通封伯以及事態緊急，也算能過得去。
但崇禎卻不放心的又多此一舉給唐通派了個監軍太監杜之秩。
結果就是這個杜之秩，在唐通領兵出關迎擊李自成時，他在後面開關投降了，導致還算敢戰的唐通腹背受敵不得不降。
居庸關一破，又沒有其他援軍可以趕到，北京還已經被鼠疫搞成了死城，北京也就如我們後來所熟知的那樣於三月十九日也是1644年4月25日迅速被攻破。
就是這個時候，崇禎其實也還是想跑的，並沒有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打算直接殉節。只是折騰了幾次都沒成功而已，最後實在沒辦法了才自盡。
崇禎的死，可以說完全是他自己作死的。
當然後來有很多人說這與左良玉有莫大幹系，是擁有明朝當時最大軍事力量的左良玉見死不救，並杜撰出了無數有鼻子有眼的故事。
但這個事，還真不怪左良玉。
首先崇禎一直想南遷，他不可能有計劃調左良玉北上。
就是崇禎在三月初六點名讓人帶兵入援時，也沒提左良玉。崇禎再不善軍事，也知道遠在湖廣的左良玉不可能來得及。
而且不止左良玉，崇禎也沒給他在鳳陽的嫡系黃得功下令，因為知道也來不及。
同樣原因，李平雖然是軍事新星，更不可能接到命令。
並且當時，崇禎也沒有完全昏頭。他在三月初四給左良玉封伯時沒有再提李平，就已經考慮到了左良玉和李平之間的微妙關係。
至於有人會說左良玉為什麼不主動提前帶兵繞過李自成控制區北上入京？
無論哪朝哪代，大將如果敢無詔帶兵入京，那是什麼性質？不開玩笑嗎！
而且北方的戰局，身在南方的左良玉也不可能及時掌握。
再者，北京一開始都沒急，他急什麼？
甚至“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直到崇禎身死，南方都還沒收到。
根據文獻記載，由於長期接不到北京發出的勤王通知，也搞不清北方的戰局，當時江南地區官員越來越感到不安，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出兵是需要一定時間準備的。
直到四月初一，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領銜才發佈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
史可法大家都知道，他肯定不會耽誤事。
但到四月七日，史可法才完成準備工作並親自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
並且又過了幾天，史可法才聽說了崇禎皇帝可能已經身死的消息。是聽說和可能，沒法確定。最後又到了四月十七日，所有的一切才被從北京逃出來的原大學士魏炤乘證實。
南京都得不到消息，左良玉又怎麼可能及時得到什麼消息。
所以，崇禎就是被他自己玩死的，怨不得別人。
但崇禎死了，李自成也沒強到哪裏去，“追贓助餉”正在成為一個巨大的坑讓李自成也自掘墳墓。
人性本惡，人類也最怕生出惡念。
而李自成的軍隊又直到近兩年才管束日嚴，之前可一點兒也不吃素，裏面的大量**流氓們早都憋壞了。
這時候，大家突然發現有一件惡事可以干，而且還可以堂而皇之的干，那會發生什麼？
所有的邪惡都聚集於此中爆發然後愈演愈烈不是自然的嗎！
任何事情都是有根源的，李自成的軍隊進入北京后不可能莫名其妙或者簡簡單單的就迅速腐化並且還是不合常理的全體性一起腐化，所有的禍根其實早已埋下。
而匯聚天下權貴的北京和“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的追贓助餉標準更是如同一場饕餮盛宴讓嘗過了甜頭的大順軍們紛紛磨刀霍霍，李自成手下頭號大將劉宗敏甚至一開始就製作了五千具夾棍。
在這樣的氛圍下，追贓助餉也隨之達到了頂點並徹底變味，然後完全失控。
結果，大順軍在這種瘋狂面前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速度開始腐化墮落。
對明朝官員的“追贓”也很快就濫及無辜到“滿街遍捉士大夫”，甚至出現了以貌取人：“見面稍魁肥，即疑有財，系頸征賄”，到最後更是發展到“民亦派納銀兩，各有差等”。
僅因“追贓”而死於刑逼者的也很快就過了千。
以至才到四月一日，不是什麼好鳥的李自成軍師宋獻策都說：“天象慘烈，日色無光，亟宜停刑。”
這種情況，別說那些降官們和地主階級了，就是老百姓對大順軍會是什麼觀感用豬腦袋也能想明白。
至於對北京有大恩的治鼠疫福建人被殺都不提了。
結果大批降官降兵在發現大順政權原來如此後都後悔不已，他們迅速再度站到大順軍的對立面，並一找到機會就開始反叛。
甚至最典型，也是引發最大後果的就是吳三桂。
吳三桂的一度投降到後來反叛，完全就是追贓濫用和胡搞影響了對關鍵人物的爭取。
而到了四月初七，李自成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下令叫停了北京的追贓助餉，這時候他還不知道吳三桂會降而復叛。
但和當初的崇禎一樣，也為時已晚。
而且在北京之外的地區，追贓仍在繼續，影響也越來越大，新生的大順政權迅速陷入信任危機，並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發生着劇烈動搖。
同時，一支軍隊一旦開始陷入嚴重腐化，大家也都知道會發生什麼，再加上鼠疫的影響，大順軍的戰鬥力也開始直線下降。
後來的結果，也就廣為人知了。
大順政權的由盛轉衰之快直接創造了中國古代史的記錄。
所以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種什麼瓜結什麼果。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迴，不信抬頭看，蒼天饒過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