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廂情願

設計室的工作很忙，大清早工程師們都準時到了辦公室。年輕的同志提上水壺去食堂打開水，老師傅們則埋頭開始畫圖。雖然辦公室里擠得滿滿的，但是各做各的事，緊張而有序。沒有人閑談，即便有講話的聲音也是盡量壓到最低。

我辦公座位與戴眼鏡的中年工程師正對着，桌上已經放上木製坡形圖板和丁字尺以及一套製圖工具。陳老師把我交給了土建組的組長，那位瘦而有神的白凈老頭兒，大家都叫他劉工。

劉工雖是個男人，可是他帶上大檐的園草帽后讓我越看越像一位瘦弱的中年婦女。從他說話的口音里聽出他是典型的江州東社人，我並不喜歡這樣的人，男人卻長一副女人像，一定不好相處。我心裏正想着，劉工就走過來了，他指着我對面戴眼鏡的那位中年工程師說道：

“小苗啊！他是祝工，剛從徐州建築設計院調來的，就由他來帶你，祝工是老師傅，你要多向他學習噢！爭取早日上手做項目，目前你的工作請祝工具體安排，你的圖紙由我來審核。”

我謙虛地連聲回說道：

“好的、好的！還請您多多指教！”

我心想新來的人矮三分。一定要謙虛、謙虛再謙虛，給領導和同事們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劉工說完就走開了，祝工微笑着拿給我一堆資料、圖紙、圖集並和我聊了起來。

祝工熟練地點上一根煙，慢慢地對我說道：

“我老家是江州四安人，我愛人老耿是江州十總人，原在徐州電業局工作，因她母親年事已高就設法調回江城供電局，現在計劃科當經濟師，我只好隨愛人一起回來了，正好江城供電局設計室引進人才，我就算是引進來的吧。”

祝工猛吸一口繼續說：

“我和陳大主任是中學同學，陳大主任中學時愛打籃球，不怎麼說話，他上了南京工學院，我上了華東水利學院，分配后他回了江城我去了徐州設計院。”

祝工抽完一根又接着點上一根，意猶未盡地對我說：

“我在徐州設計院時做過不少大工程、大項目，這裏就做做變電所的幾層樓，小意思啦！你也是正規科班生根本不用擔心的。”

祝工愛抽煙，一會兒功夫就抽完了兩根。

他很健談，我感覺他並不難相處，因為他愛講話，俗話說“心直口快”口快的人必定心直，我稍稍地鬆了口氣。

設計室分線路組、變電組、概算組、描圖組，當然還有我們的土建組。每個組還細分專業，如變電組分“一次”、“二次”我是搞不懂變電專業的，更搞不懂什麼“一次”、“二次”、還有“三次”的。

設計本來就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需要耗費工程師們大量腦力和體力，所以大家從早忙到晚一個個都顯得很疲憊，可是大家還是堅持加班很少見有人休息的。

陳大主任總是忙裏忙外的，一會兒過來通知幾人去局裏開會，一會兒又召集人乘車下去看現場，一會兒又安排幾位工程師去省局南京開會，人人都是在緊張地忙碌着。而我似乎連邊兒也占不上，從來沒有人通知我去哪兒。祝工也同樣閑着，除了抽煙還是抽煙。我不便多問，沒事時就只有看書。

按照媽媽的吩咐，弟弟已經回家了。一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后，發現沒帶回門上的鑰匙，我只好對着吧枱大聲呼喊：

“服務員！服務員！幫我開門啊！”

“哎！哎！來了！”

隔了好一會兒，才聽到有人回應，可人卻遲遲看不到過來。

我着急地尋聲望去，看到在走廊的另一端，一位穿白大褂的女服務員正在給一位大學生模樣的男生開門，只見那位男生圓圓胖胖的臉，頭髮有點自然卷，上身穿草綠色軍裝，背一隻軍用背包，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

他正是我經常看到的和我一樣往返於供電局和招待所之間的小夥子。我很快地走近他帶着好奇問他：

“你也是今年剛分來的嗎？”

他微微點了一下頭，慢悠悠地回答我道：

“和你一樣吧！剛剛來的！”

我又問他：

“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蘭州、蘭州鐵道學院。”

他慢條斯理地回我說道。

我又問他道：

“你姓什麼？”

他依然慢悠悠地回我道：

“姓毛，叫我毛華平！”

“分在哪個部門？”

我刨根究底地問道。

他仍舊慢條事理地回答道：

“調度運動班。”

我一臉的茫然，因為我對這個專業一點兒都不懂。我再也不好意思多問了，怕他會笑話我，他並不熱情地一邊進屋一邊回著我的問話。

還是我主動地向他介紹道：

“我叫苗鐵軍，今年的分在設計室土建組。”

服務員小丫頭扭頭去給我開門，我見毛華平並不想和我再聊什麼便轉身回到自已的房間。

我並沒有告訴他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因為人家是本科而我只是一個大專，似乎是矮人一等。

此後我倆就算熟悉了，早早晚晚地經常在路上碰到他，見他總是拿着一本小冊子邊走邊看。一次我實在熬不住好奇又問他道：

“你幹嘛呢？看什麼這麼認真？”

他還是用慢悠悠的口吻回答我說：

“我要考《安規》啊！”

見他看書緊張的樣子，我不忍再打擾他了。

時間在一天一天地飛逝，我漸漸地認識了許多同事，開始與人熟悉和溝通起來，這是我的性格使然，更是我的強項。報到時我第一個認識的王建興分到變電工區工作，今年一同分來的有好幾個人，除了毛華平、王建興還有南京電校畢業的張華也分在變電工區，徐華分在線路工區，沈中明分在財務科（其中徐華和沈忠明是我的中學同學），陳國建分在我們設計室線路組，還有一個女生叫陸地紅，個兒矮矮的像個小學生她分在調度通訊班。

設計室還有一位上海電專畢業的老鄉叫薛建早我幾年進來，在線路組。自此新的工作、生活環境我已漸漸適應了。

然而，我幾乎沒有了在校時的那種良好而積極的感覺，那時我是學生幹部，學生中的活動常常我就是主角。而在這裏，哪有我說話的份兒，心裏盼着長大，而現實卻又是如此殘酷地壓制着我。

同事們八小時之內各人做各人的事，八小時之外各人回各人的家，我是外地來的，在這個城市就像一葉浮萍，一到晚上就顯得格外的寂寞。

夏天的時候，晚上沒事我就和沈中明一起去文化宮看《濠濱夏夜》。轉眼間秋天就到了，馬路上除了稀稀走過的行人和偶爾駛過的車輛就是滿地的落葉。

入秋以後，我和毛華平也從建工招待所搬進了供電局大院東北角的一幢小二層樓里。這幢面積很小的兩層樓房是供電局汽車隊的辦公場所，門口停局裏的各種車輛，我常看到一輛黑色的上海牌轎車，一輛銀灰色蘇聯伏爾加，兩輛瀋陽麵包車，一輛江西上饒牌大客車，幾輛解放牌卡車，還有一部大吊車，這些車輛早出晚歸，為供電局的生產和管理提供服務。聽老同事說在江城市我們供電局的車子要算最好、最多的，市政府有什麼活動還常常向我們局調車用。我從小就喜歡汽車，而今在我的周圍有如此多真實的汽車真把我高興壞了。因我喜歡汽車，自然對駕駛員就有好感，這就叫愛屋及烏吧！

住在小樓里生活很不方便，自來水在樓下，廁所就更遠，我和毛華平搬來前，沈中明就已是這裏的原住民了，我們仨人一起找來一張四方桌、幾張椅子，把宿舍佈置得整整齊齊，溫馨得像新家一樣。

沈中明在局財務科工作，他們科經常聚餐，他有時候會把同事們喝剩下的雙溝酒帶回宿舍，然後我們到食堂再打上幾個菜，就着剩酒吃喝起來。生活總是讓人感覺得快樂多於痛苦，幸福多於苦難。更何況我們的好日子才剛剛開始。

供電局規定每月13號發工資。每次都是室里的統計員何曉平早早的去財務科，等好久才拿回全室人員的工資，然後好多人堆在一起數錢，用信封一個一個地裝好，工資最多的一百多塊，我的法定工資是五十五塊五。

正是應了“十年寒窗苦，為了五十五塊五”的順口溜。

大家除了工資外很少有獎金，但近幾個月裏，局裏考慮到我們室的生產任務完成得又多和又快，每月都批給室里1200元獎金。大主任陳老師按照大家的工作量測算進行分配，我也能拿到35元。那個時候一碗紅燒肉才5毛錢，我的獎金到手后就像發了一筆橫財，晚上買來好多菜在宿舍里和華平、忠明干起酒來。單身生活才是人生中最快樂無憂的生活。

沈中明與我是同鄉，高二時我倆就讀於紅旗人民公社（現名雙南鄉）中學，他小名叫海兒，他媽媽說海兒屬龍，龍有海才能活，所以取名海兒。

我也屬龍，我媽卻叫我鐵兒，媽媽是希望我身強如鐵，志堅如鋼吧？只有海兒的媽是個農村老大媽，沒文化老套才取這樣的俗名。海兒個子矮、鼻子大常常剃個光頭。所以當時紅旗中學的同學們給他一個雅號叫“蔣光頭”。他脾氣特好，常常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尖兒說話，引得大家大笑不已。他腦袋還算聰明，補習了三、四年，終於考取了南京電校財會班，過去是同學現在又是同事，關係便更加親密了，我們倆在一起無話不說。

海兒給自已斟滿酒後，用他那又粗又短的手潑潑洒洒地端起酒來對我說道：

“來啊！鐵兒啊！揪一杯啊！祝你工作順利，早日找到心愛的女友啊！”

他說完就一口氣喝下去了。

毛華平話不多，張着嘴一臉的傻笑，仰視着我也跟着喝了一小杯兒。我的酒量還可以，一杯很快就喝下去了。

海兒又滿上第二杯，大口的吃起菜來，一付苦盡甘來的樣子。

海兒嘴嚼着菜手放下筷子用兄長般的口氣對我說道：

“鐵兒啊！有沒有意中的女孩兒啊？有了我幫你做主，請她來吃我燒的飯，你就看我燒的這幾道菜，哪道不是像模像樣的？”

我本來就是個爽快的人，又喝了酒，就口無遮攔了。

“四樓勞資科有個女孩兒，穿一身潔白的連衣裙，看上去又高雅又漂亮，我蠻喜歡她呀！可是我連話也沒和人家說上一句，更不知她的芳名啊？”

我實話實說道。

海兒微微地笑着對我說道：

“好辦，好辦，你就看我的吧！”

我們酒喝到很晚，三人喝光了一瓶雙溝大麴，海兒又提出要去看電影，我和華平馬上響應了。

秋高氣爽、天高雲淡，轉眼間就是十一月份了，室里安排我和祝工、朱工三人去一江之隔的張家港出差。我們三人從江城港坐上一條木製機動船，過江後轉乘中巴車才到張家港市。

城市不大，和江城下面的江州縣城差不多，滿街破破爛爛的，沒有一棟像樣的建築物，不斷揚起灰塵的馬路又窄又灣，街上的行人土得連江城的鄉下人都不如，就是這樣一座江南小縣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因有好多女孩兒去首都北京打工，替中央領導家當保姆，然後她們再想方設法接觸高層、認識名流，為張家港市招商引資。在後來的二十多年中，有好多國家級的重點項目落戶該市。今天張家港的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都很迅猛，遠遠超過了我們江城，最早成為國家級衛生文明城市，我們不能不佩服人家的頭腦和手腕。

人們常說：“腦袋決定口袋，細節決定成敗。”不是沒有道理啊！

祝工是個話匣子，出差的一路上就他愛講話，天南地北，海闊天空、風花雪月，他一直是滔滔不絕地講給我和朱工聽。

他饒有興趣地給我們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徐州設計院的黨委書記是解放前南下的幹部，解放時已是正團級，當時已年過四十，組織上安排將一名年齡小他19歲的護士給他結婚，後來雙雙轉業到地方，男的就當了黨委書記，女的安排在地質勘探隊當資料員。女的長得相當漂亮，身材修長，臉蛋又好，當時地質隊有一個小伙兒剛剛大學畢業，身材高大魁梧，不知怎麼搞的就和這個女的搞上了。有一天女的請小伙給她家送煤氣罐。然後倆個人在家就幹起來了，可巧的是書記那天剛好把一份材料拉家裏了回去取，當他打開房門時，發現房間裏一男一女正在熱火朝天地幹着。書記的響聲驚動了他們倆人，倆人非常尷尬。小伙兒恨不能鑽進地縫兒里，倒是那位書記非常冷靜，他輕聲地對小伙兒說道：不礙事！不礙事！你們繼續忙，我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講完后祝工還不忘補充說道：

“原來這位書記在戰爭中負了傷，已沒有性功能，更不能生育。這個女的就一直照顧着他，那時候嫁給領導是不能離婚的，所以書記也很人性化，知道女的有需要，也沒有責怪她，後來書記把那個小伙兒提拔為勘探隊的副隊長，這事在徐州市一時傳為佳話。”

朱工比祝工稍長兩歲原在廣西柳州工作，原籍上海崇明縣人，他回不了上海，就轉道回了江城，他話雖不多，但說話又快又爽，脾氣耿直，性子火爆，這一點就看他那直愣愣的外表就差不離了。

我們在張家港市逗留了三天，在220kv變電所里，我稀里糊塗的不知道看了些什麼，我迷迷糊糊地去了又迷迷糊糊地回來了。

傍晚時分我回到小二樓的宿舍里，海兒正在燒着一條鯿魚，他一邊燒菜一邊哼哼唱唱，一手操着鏟刀，一手夾着香煙，耳朵後邊還夾着一根備用香煙。他見我回來了，急急忙忙地對我說：

“回來得正好，快吃飯吧！晚上我們一起去工農電影院看電影，票我都買好了，不過我不知你什麼時候能到家，就先買了兩張，一張給了任建勛，後來問了你室的陳國建，說你今天到家我又給你補買了一張。”

我很高興！心裏暗想：

“還是老同學好，親自燒菜為我接風不說，還請我看電影。”

海兒看着我掩不住高興地說道：

“你不回來我們太冷清了，總像是少了點兒什麼似的。”

聽瀋海兒這麼一說我內心更加激動地說道：

“我有那麼重要嗎？”

“那是當然，你那麼有才，聽不到你的聲音，我們大家都難過死了！”

說完海兒忍俊不禁地大笑。

電影院就在我們宿舍東邊約一公里遠的地方，海兒和任建勛坐在一塊兒。我的票是後補的只好一個人去找座位。當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剛剛坐下時我發現鄰座有一位矮矮胖胖的青年人正目不轉睛地盯着我看，他對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得我有些莫名其妙，我也看他，當我看到他的衣服袖口上的三道藍杠時，我才想起了那是局用電監察班的制服，我努力地回憶着在哪裏見到過他，見到過這個又矮又胖的青年人。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終於他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只見他那張似笑非笑的圓臉上出現了一絲尷尬和惶恐。我敏感地意識到這裏一定有什麼故事。

“不會是海兒安排了什麼圈套？”

我在心裏暗自想着。

第二天在食堂里我又看到了那位又矮又胖的青年人，他們幾個同事在一起用不懷好意的眼神輪流盯着我看，還不時對我指指點點的，我沒有理會他們，打好飯菜自顧自地吃完走路。

接下來的幾天平靜地過去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我上班下班、吃飯睡覺，工作和生活平靜得像一潭秋水。

本年的最後一次科室支部大會結束后，我所在的支部書記包若景把我留下來談話。

包書記面孔非常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宋朝包拯的後代，他說話很和氣，夾帶着北方口音，他對我說：

“小苗啊！你來設計室工作也有幾個月了，大家對你反映還是不錯的，工作上手快，能獨立完成室里交辦的工作任務，這些都是好事啊！”

我正襟危坐目光始終注視着他的黑臉，然後用十分謙恭的態度對包書記說：

“請書記教導，這幾天又是畫圖又是出差，沒能向書記做思想彙報！”

包書記看着我說：

“沒事，今天我找你完全是個人行為，不代表組織，其實這件事也很正常，不需組織找你，完全是你個人的事情，況且你也沒有什麼出格。”

我一時莫名其妙，便問道：

“包書記，發生什麼事了?”

書記照直對我說道：

“你是不是寫了一封向勞資科周雪求愛的信？”

我急急地說：

“我沒有，沒有的事，絕對沒有啊！”

書記說著話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他遞給我說道：

“吶—！信給你！人家已經有主了，男方是局裏蔣副局長的公子，在局用電科工作。周雪的爸爸就是用電科的周科長，周雪把信交給了她爸爸，他爸爸很生氣，以為是惡作劇，就來找我，我看這也沒什麼問題，就對他說了這很正常，還是冷處理吧！”

包書記抽着煙，繼續對我說道：

“他們後來也就不再說什麼了，你把信收了吧，此事就到此為止！”包書記很和善地和我談了話，我還能說什麼呢？

但我覺得還是要給包書記說清楚：

“這信絕不是我寫的，這事兒我真的一點兒也不懂是怎麼回事，我也沒有那層意思，極有可能是沈中明替我寫的，我心中有點數，因為我在小沈面前誇過周雪長得好看的。”

書記見我說了直話，就對着我擺擺手說：

“不說了，到此結束。”

我從會議室出來把那封信揉成一團，扔出很遠。我像做錯了事兒的小孩兒一樣，不敢用眼正視大人。

我連信的內容都沒顧得上看就扔掉了。我沒有追究海兒，我知道他不是惡意的，都是我心直口快把對一個女孩兒的好感說出來了，才讓他導演了這樣一齣戲。

事雖結束了，但卻深深的刺傷了我的心，我是農村孩子，父親又是“捧老牛屁股”的農民；我是拎着蛇皮袋子來供電局報到的窮酸學生，在婚姻的天平上，我沒有砝碼，怎能與他人競爭？怎能與他人平衡？

海兒也因做了這件事自覺得對我有些內疚，平時對我格外地友好和親近。

太陽依舊東邊出、西邊落，只是在我的心裏多了一份失敗、一份失落，其他的什麼也沒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