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機關里的幹部，按規定下午六點鐘下班。可市委大樓的幹部們，不到五點半就撥腿走了，這大概是因人多工作少的緣故吧。本來嘛，一個處室里的工作，有三個人就能全包全攬了，上面卻派來七八名幹部，能不清閑嗎？

周倩剛到市委宣傳部工作時，考慮到自己是副處長，應該給下屬帶個好頭，還是一直堅持六點鐘下班的。後來她慢慢悟徹到，她這樣做純粹是一種矯情，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她是按時下班的，因而對任何人都不會有任何影響，至多是自己苦了自己。於是她也入鄉隨俗，每天下午五點半鐘就離開了機關，有時甚至五點鐘就走了。

機關里當副職再清閑不過了。出主意、批條子、發號施令，全是正職的事；具體工作都由幹事們干，副職想干點什麼也插不上手，只能看報、喝茶、抽煙，最多帶着耳朵去聽聽會。

周倩就扮演着這樣一個角色。從機關橫跨一條十幾米寬的馬路，就到了宿舍院的西門，幹部們上下班根本用不着騎自行車。

周倩下班后，就打火做飯。三口人的飯費不了多少手腳，有半點四十分鐘就夠了。她的丈夫叫周景華，是她大學裏的同學，在市人事局當副局長。他總是六點鐘回家，先到幼兒園把女兒丹丹接了，進門即可開飯。

周倩住的是一棟二層小樓，內部裝修十分考究，是西州市裡最高級的宿舍。這套房子的主人，嚴格地講還不是周倩和周景華，而是周倩的公公周作恆。周作恆五年前還是西州市的市委書記，後來調到省里當了副省長。周倩和周景華結婚後，就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周作恆夫婦搬到省城去住，市委房管部門不好意思來要房子，便不明不白地一直由周倩兩口子住着。

一種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亂，人就會感到彆扭。近日來，周倩總是六七點鐘后才回家，晚飯不得不推遲到八點鐘。周景華心裏就老不舒服，覺得進門不能端碗吃飯，是一種不正常現象——其實社會上有幾家雙職工能進門就端碗吃飯呢！周景華幾次想問周倩，為什麼這麼晚才回家，但又覺得這麼做有點鼠肚雞腸，會傷了周倩的自尊心，也就罷了。可是今天周倩直到八點鐘才回到家裏，他飢腸轆轆，女兒丹丹也一個勁地嚷着餓了。他實在忍不住了，便問：“周倩，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儘管他的聲音並不高，可話里夾帶着的不滿情緒，還是讓周倩聽出來了。

周倩正在手忙腳亂地做飯，心裏也不高興。她在回家的路上，估計今天這頓晚飯，周景華一定替她做好了，誰知推開廚房門一看，灰鍋冷灶，根本不像做過飯的樣子。她很口渴，想倒一杯水喝，可是提起暖水瓶卻空蕩蕩的，連一滴水也沒倒出來。她從門縫裏看看，見周景華仰面躺在沙發里，好像在看報。丹丹爬在地毯上，一邊看小人書，一邊啃着一塊乾麵包。難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這天天三頓飯就該我一個人做嗎？周倩一股火直衝腦門，真想推門沖入客廳，當面質問周景華。可是，當她想到一會兒她還有重要的事情跟周景華談，現在把氣氛破壞了，到時怕影響談話效果。於是她把已經伸出去的手縮回來，衿了圍裙開始做飯。周景華從客廳里傳來的質問，又一次在她的心頭撞出了火星，但她還是為了在友好和諧的氣氛中談話，又努力剋制着自己的激動，沒有發火。她心平氣和地對他說，她下班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辦，就回來晚了。她解釋完還故意給他道了一聲歉，請他多原諒。

吃罷飯，丹丹睡了。周景華到客廳看電視。

周倩洗罷碗筷，也來到客廳，準備跟周景華談那件事。

這是一件關係到她未來命運的大事，不能不跟他談，他是她的丈夫呀！

周倩今天要跟周景華談的是關於她停薪留職，到商城裏承包一家影院的事。

這座影院叫五台山影劇院，建築面積有兩千五百多平米。除影院外，還有三十多間房子。這家影院原是宣傳口所有單位出資建的“檯子”，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幹部。不許幹部經商的文件下達后，工作人員都回到了原單位，五台山影劇院也不得不停業關門。租賃店鋪熱掀起后，文化局、廣播電視局的領導也提議把五台山影劇院租賃出去。為此宣傳部召集所屬各單位的頭頭們開會，討論怎麼出租，租金收多少，由誰負責處理此事。按照當時市面上的行情，五台山影劇院全部出租，年租金應該是八萬元之多。八萬元，在當時是一個令人吃驚的天文數字。眾人想了想，覺得眼下還沒有人能租賃起這座影劇院，於是又商議降低租金。商議的結果，租金降到五萬元，並決定由市電影公司的一位叫陳創生的副經理全權負責處理這件事。

個體戶們的文化意識很淡，還沒有能力預測到未來文化市場的巨大潛力，覺得光靠放映電影、演戲收費，充其量是啃一塊骨頭，是吃不到大肉的，更何況租金那麼高。因此租賃廣告貼出去十幾天，竟沒有一個人找上門來尋租。

五台山影劇院租賃不出去，不能老閑着。閑一天就有一天的損失。

陳創生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是不會讓尿憋死的。他稍加動了動腦子，便有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建議改“租賃”為“承包”。他算過一筆賬，如果影劇院的兩千五百平米的建築面積得到充分利用，每年至少可收入三十萬元，除去十萬元的開支，尚可盈餘二十萬元。承包費按四成收，承包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此計算，承包費則可收到八萬元。八萬元大於五萬元，這是用不着明說的。

陳創生把這筆賬算給各單位的頭頭們聽，請求批准他的建議。

宣傳部的一位副部長不以為然，問陳創生：“如果承包人經營不善，一年的收入不是三十萬，而是十三萬，照你的計算辦法，偌大一座影院，每年收回的承包費不是僅有一萬二千元嗎？”

陳創生說：“這種可能不是沒有的。可是我相信，在坐的領導沒有一個人希望將來的結果是這樣的。因此，我們不能隨隨便便把影劇院承包出去，必須選一個有頭腦、會經營的人來承包。”

陳創生說服了諸位領導，可一時誰也提不出一個合適的人選。陳創生想到一個人，又不便在這種場合提出來。他害怕在座的領導懷疑他是設好了圈套讓領導們鑽的。更何況他還沒有跟本人談過，只是一廂情願而已，怎麼能貿然說出去呢！不過，他有八成把握，覺得這個人是會承包五台山影劇院的。

一個公司副經理，在這種會議上，通常是沒有資格發表意見的，即使不自量力說了什麼，也不會引起別人重視的。可今天陳創生不是以副經理的身份出席這次會議的，而是以出租五台山影劇院的全權負責人出席這次會議的，而且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專門研究五台山影劇院出租或承包問題的。因此，他有着比任何人都權威的發言權。既然大家都一時提不出合適的人選，陳創生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種表現欲，便語驚四座地又提出一個建議。

陳創生說：“如果領導們相信我陳創生的話，這位承包人就交給我去物色吧！由我物色的承包人，一年上繳承包費不足五萬元，所欠部分由我負責補上。”

又是那位副部長開了口，“你敢立軍令狀嗎？”

“敢！”陳創生覺得這位副部長的話包涵着對他的蔑視和不信任，因此他說這個“敢”字時，有點顯得激動，聲音也略微高了點。

主持會議的宣傳部金部長城府很深，始終沒有說一句話，老迷着眼聽別人說話。陳創生的一個“敢”字，像在他身邊響了一聲炮被驚醒似的，他立刻睜大眼睛，咳嗽一聲清清嗓子，然後開始表態。他的咳嗽聲像渾水裏撒了一把礬，把水裏的泥土都吸附着沉入水底似的，使會議室里的說話聲立刻沉澱，剎那間變得鴉雀無聲了。

金部長說：“既然五台山影劇院的事責成陳創生同志全權負責處理，就依陳創生同志的意見辦吧。至於軍令狀，立比不立好。這倒不是對陳創生同志不信任，而是為增強陳創生同志處理好這件事的責任心。責任心強了工作就能幹得更好。”

金部長一言九鼎，別人再有多少意見也無須提了。一項重大決策就這樣定了。

陳創生想到的那個人，就是周倩。

周倩和陳創生也是大學裏的同學，一起分配到西州市來工作的。陳創生想到周倩，是因為周倩曾多次在他們面前說過，她厭煩那無聊的機關工作，想匹馬單槍、自由馳騁地搞一項屬於她自己的事業。他自認他比周景華更了解周倩，他覺得周倩能幹好這份工作，除了周倩讓任何人承包五台山影劇院，他都不敢立那份軍令狀。於是他會後就去找周倩談這件事。

周倩是厭煩這無聊的機關工作的，半死不活，泡蘑菇，踢皮球，耍嘴皮子……再性急、再有銳氣的人，也用不了幾年就變成一個懶散貨。可是，去經商做買賣，她還是從未想過的。難怪陳創生把來意說明后，她感到吃驚，感到猝不及防。

周倩開始以為陳創生是在跟她開玩笑，後來發現陳創生滿臉認真，才意識到他們是在談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並需要她儘快作出決定的。她不得不收斂笑容，開始認真對待這件事。

一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是需要時間的。周倩並不因為陳創生是她的老同學，並不因為她知道他不會對她存在有任何惡意而感情用事。她是一個有着很強的理性的女人，她不僅需要有一定時間思考這件事，而且需要作一些調查研究。因此她要陳創生等她五天，到時候會給他一個明確的答覆的。

陳創生很痛快地答應了她。陳創生相信，周倩五天後會同意承包五台山影劇院的。可是當他走出周倩的辦公室，卻又有點不放心，不得不轉身返回去對周倩說：“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你放棄了這次機會，可別怨老同學不幫你的忙。”

五天時間，坐在辦公室里是什麼事也辦不成的。可周倩為了承包五台山影劇院，卻作了大量的工作。她親自到商城裏看了五台山影劇院的房屋、設施，走訪了十幾個曾在五台山影劇院工作過的幹部，到一些文化單位了解文化市場的情況，找一些有經驗的同志預測未來文化市場的發展趨向。

昨天，周倩突然想到了曼芸。她知道曼芸作採購，跑全國的大城市，對外面的情況熟悉，有必要向她了解一些情況，順便徵求一下她的意見——她是從不小看曼芸的。

如果說周倩在未見到曼芸前，對承包五台山影劇院，還僅僅有六分信心的話，那麼在跟曼芸長談一席后，她的信心已增加到九分。

曼芸饒有興緻地給周倩介紹了各大城市文化市場的發展狀況和現在的活動情況，還給她出了不少主意，並竭力慫恿她承包五台山影劇院。

周倩近來回家遲的原因就在這裏。

今天周倩推遲到八點鐘才回家，是她想到她一旦真的承包了五台山影劇院，得有一筆啟動資金作後盾，於是她去銀行找她的一個熟人，打聽貸款的事。當時貸款很容易，只要是用於發展經濟，主管部門同意，你敢貸銀行就敢給，而且利息從優計算。其實她真正用於辦事的時間很短，她跟那位熟人只說了半小時話，而用於等人的時間卻很長，整整等了三個小時。

周倩已拿定主意要承包五台山影劇院了，明天是第六天，她一早就得去找陳創生，辦理承包手續。這件事她一直瞞着周景華，並不是因為兩人感情不合，互不信任，或者中間有什麼芥蒂；而是因為她知道，周景華是不會同意她留職停薪去承包五台山影劇院的。她害怕跟他談。現在，她的決心已下，在辦手續前再不跟周景華談就說不過去了。

周景華是靠着父親周作恆的關係當了人事局副局長的。局長已年近花甲，在即將進行的機構改革中，這位老氣橫秋的局長的免職是預料中的事了，他升任局長已水到渠成。除了他父親的關係，他還有一張在當時更硬的牌子，那就是大學文憑——後來進行的機構改革，文憑確實成了提撥幹部最重要的硬件。他也許是出身於官宦之家，從小就體會到了做官的好處，因此認為社會上縱有萬千種職業，但都比不上在黨政部門當官更好，更有前途。在周倩當年從市藝術館調到市委宣傳部工作這件事上，他的這種思想體現的最明顯不過了。

結婚前，周倩在市藝術館工作。她天生就是一塊從事文化工作的料，能歌善舞，能寫會畫。在她來說，在市藝術館工作是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位置，干一輩子也不會心煩的。可是，周景華硬是逼着她放棄了她喜歡的工作，調到了市委宣傳部。周景華跟她解釋說：“黨政部門的職工，也比事業單位的幹部受人尊重。”這種人，當他聽說自己的妻子要扔掉副處長的職務，停薪留職，去承包五台山影劇院，豈不是要暴跳如雷嗎？

當周倩走進客廳時，就想到了這種談話的結局很可能出現。因此她坐在周景華的對面，並不急於開口，而是想着用一種什麼樣的談話方式更好，更能避免把話談崩，更能遏制周景華暴跳如雷。

周倩思之再三，選擇了“欲擒故縱”的方式開始了和周景華的談話。她問他對發展商品經濟的看法，她問他商品經濟將會給中國帶來什麼變化，她問他商品經濟將對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產生怎樣的影響。她知道周景華是十分注重理論學習的，而且喜歡跟別人討論一些理論問題，又從不說與中央線路、方針、政策相悖的一句話，他一定會中她的計的。

周景華果然如周倩所料，索性關了電視，興緻很高地談起他對周倩所提幾個理論問題的看法。他侃侃而談，高度評價了商品經濟對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巨大作用。他說，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必然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中國由貧窮走向富裕，由落後走向先進，由軟弱走向強盛。他還以預言家的口氣說，經濟基礎的變革，必然引起人們觀念的變化，不僅是價值觀念將得到更新，而且其它觀念也會得到更新。他不厭其煩地舉了已經更新和正在更新的人才觀念、個人價值觀念、消費觀念、新文化觀念等。他說話時的那語調、那手勢、那神態，像在會議室里給他的下屬們作報告似的，根本沒有想到他正在往他妻子張着的口袋裏鑽。

受人以柄，就會受制於人。

周倩等周景華的理論講完后，突然問他：“景華，如果我照你剛才講的理論去做，你不會反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