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載稚梅

我生於1919年，那時正好是五四運動。父親是bj大學的一名教授，也參與了五四運動，鼓勵學生勇反封建壓迫，拯救危亡華夏。他總是醉心於各種革命活動，心中總是揣着興中華的信念。正好這時我出生了，他一開心，乾脆給我取了“華莘”這個名字。後來，父親說，這名字寓意着中華重生，“莘”就是諧音一下“生”嘛。“宋華莘，這名字挺好。”母親也贊成。

從小我便受着父親的熏陶，也看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籍。“華莘吶，以後你一定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啊，要努力愛國積極奉獻。”父親對着尚且年幼的我總是這麼說。

我的童年還算比較安寧。直到我十二歲那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使老家在東北的我們被迫攜一家老小遷往南京。雖說遠離了戰火集中區，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又怎會有真正的平靜呢？每天我們這些學生都生活得不安寧。

不過，也正是在南京，我遇見了周邵。他大我兩歲，住我家隔壁，還恰好在我就讀的學校附近上中學。那時風氣已經漸漸打開，人們自五四運動后思想的閘門被打開，封建的思想被動搖，也去了解學習馬克思主義了。許多有志青年都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熱愛馬克思主義，我也不例外，周邵也不例外，我們就因為這志同道合地走到了一起。我們的父母也因為都從事革命活動也成為世交。

1935年，日本所謂的“華北自治”活動，剛好在bj的我和周邵便義憤填膺地參加組織了一二·九運動。我們高呼着“打到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並且示威遊街。我們都清楚地明白，蔣老頭子就是想採取“不抵抗”的妥協政策，不顧華北地區人民的死活痛苦，這怎麼能夠同意！

我們雖然是學生，但是心中還是有數的。我們也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力量興許是十分單薄的，但是，心懷熱血，又怎能安然溫室，無視同胞苦難？我們組織起長長的遊街隊伍，大喊着口號:“反對華北自治！打到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喊得很賣力，嗓子都快啞了。周邵更是喊得臉紅脖子粗，因喊得過度用力而脖頸上青筋暴起。

突然，前面一陣騷動，傳來了大喊大叫，還有痛苦的哀嚎聲。周邵將我護在身後，我心中一陣驚疑，但我們還是擠到前面去，想去一探究竟。好容易扒開密集似潮的人群，只見幾名身着國民黨軍裝的官兵對着遊行隊伍，凶神惡煞地威脅着，讓我們趕快閉嘴。

人群僅愣了一瞬，可立即又澎湃了起來，甚至更甚從前氣勢。官兵氣得捶胸頓足，口中不斷地對大眾進行着一切最狠毒的謾罵。

不知是不是氣得昏了頭，其中一人氣急敗壞地拾起身旁的沖洗街道的高壓水槍，立即打開閘門，一股強有力的水壓滋向人群。高壓水不似平常水，不是真刀，又恰似堅刃，一名女同胞嬌嫩的面頰上竟被水壓劃出了血痕。

那位女同志雖已淚光盈眶，但硬是緊咬着唇，一聲也沒吭，既沒大哭也沒大鬧，只是用愈加堅決而憤慨的眼神去狠狠地剜那些懦弱的、欺弱怕強的、腐朽的官兵，那些剝削人民、拿人民的血汗去孝敬外國佬的封建政府……

“看你們這群崽子氣還沒脫的還敢不敢喊了！”官兵閉着眼，自認為那些“無知”的人已經都被他的英武給威懾住了，得意極了，以為人群會由此臣服。

但是他想錯了，我們讀過書，我們明白，一味的妥協只會換來更多的損失與壓迫。清政府的妥協換來了什麼？無數喪權辱國的條約的簽訂，條約背後又是無數貧苦百姓被壓榨剝削的呻吟;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一味地妥協換來了什麼？華北數以萬計的同胞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反對華北自治！打到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口號聲再次響起，似在反抗，聲浪愈滾愈高，淹沒了官兵的叫囂。在無數愛國青年的吶喊聲中，周邵也悄悄握住了我的手，我們倆相視一笑，也更賣力地喊了起來。

那時，我的生活雖然不是寧靜的，但已被栽下了紅梅的種子，心中裝滿了民主科學和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