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廣闊天地

白知洲上了前線沒幾年，我爹白知海跟着村裡幾十個年輕也一起上了前線，不過我爹的運氣顯然比我二伯好得多，一直活到了21世紀。

我在家排行老二，出生的時候，我娘難產，在醫院裏的產房整整折騰了九天九夜，好在母子平安，因此我爹給我取名叫白九天。他老人家也是希望我以後能報效國家，建功立業，不過，我長大成人之後，一是沒能參軍報國，二是沒有在國家機關做貢獻，三是沒有從事教師、醫生、律師等教書育人、救人治病、扶危濟困等我爹認為的正當行當。說起來，也有負他老人家望子成龍的深切盼望。

到1950年的時候，世界局勢瞬息萬變，中央軍委一聲令下，百萬大軍開始集結在中國東北，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的時候，我爹做為某兵團獨立團某連的指戰員，率領部隊第一時間上了前線。後來，聽我爹說，那場戰爭我爹能活下來，多虧了鄭叔叔。我爹率領的連隊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戰役中鎮守落帽山某處高地時，被敵軍的航空炮火反覆轟炸十幾次，我爹和他倖存的十幾位戰友，白天就躲在十幾米深的防空洞中。一旦夜幕降臨，他們就摸上表面陣地，和那裏的敵人展開殊死搏鬥。就這樣，陣地守了十多天，戰鬥到最後，敵軍不惜一切代價把成噸成噸的炮彈向著山頭上打，戰士們藏身的防空洞被炸塌了大半，我爹也被炮彈爆炸的聲浪震暈了過去。等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被送到了軍隊醫院進行急救。原來，我爹和他的戰友們被倒塌的山石困在防空洞之後沒多久，鄭叔叔帶着隊伍前來救援，他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拿刺刀，雙手刨開了原來防空洞的出口才把我爹和幾名戰士救了出來。在部隊急救處，我爹看着鄭叔叔那雙已經磨破皮肉露出森森白骨的雙手，哽咽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們的友誼早已超越了生死。

後來，我爹傷勢過重，就被安排回國治療，傷愈后被安排在首都BJ某國家機關工作。而鄭叔叔依然留在了部隊，打完仗回國的時候已經是副團級幹部。

我爹在BJ的機關里，安安穩穩踏踏實實地幹了十多年工作，他時常說起：“比起我那些犧牲的戰友，我現在的吃得上，喝得上，夠好的了。”這十幾年也是我爹這輩子過得最安穩的日子。

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爺爺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去世了。我爺爺所有的遺物中，唯一幸免於難的是一卷古書《五行相地尋寶秘術》。幾年後我才知道，這部古書正是當年李忠孝留給我二伯的幾件東西之一。

在那個特殊年代，最好的出路就是當兵參軍，“一人蔘軍，全家光榮”。不過像我這樣家庭受到衝擊的年輕人，是沒資格當兵的，只能響應國家號召去下鄉插隊，原本我不願意離家遠行，我一直信奉一句話叫“父母在，不遠遊”。奈何知青辦，居委會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上門動員。

“年紀輕輕不能當閑人懶漢，人人都得是社會主義的螺絲釘。”最後我跟我一哥們‘眼鏡兒’一商量，插隊就插隊，就當是廣闊天地煉紅心。可是這句話的下半句“紮根農村志不移”我們誰都沒能做到。

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下鄉插隊具體是幹什麼，只知道很多年都回不了家，甚至一輩子都回不來了。走的時候，除了幾套必要的換洗衣服沒什麼可帶的。我們這的青年都喜歡去延安、井岡山這樣的紅色革命聖地。我和眼鏡兒一致認為，南方的氣候太過潮濕，不如去北邊體驗一下塞北那“黃沙縱馬挽雕弓”的快意人生，

於是，我們決定優先選擇內蒙。不過，那時候下鄉插隊不是自己說了算的，知青辦最後把我們兩安排到了東北HLJ，東北就東北，NMGHLJ都挨着不遠，應該也差不了太多。

我那眼鏡兒兄弟，本名叫周四海，跟我在同一個軍屬大院，他爹是軍隊裏的幹部，級別比我爹高的多。他娘是BJ市的高中老師，可惜生下他之後，就得了絕症，很早就去世了。不過他深受他娘的影響，從小說話就愛引經據典，可他又不求甚解，想起什麼名句就說什麼，也不管適合不適合，簡單來說就是總愛胡言亂語。據他自己說，從他三歲起就被他爹常常拉到靶場玩兒槍，那時候他太小，總是只用一隻眼瞄靶。久而久之，他經常用做瞄靶的那隻眼睛有點斜視，有那麼點不拿正眼看人的意思。為了避免尷尬，他爹就找人給他配了一副眼鏡。從此以後，周四海只要出門就必須帶上眼鏡兒，不然就像是沒穿衣服一樣不敢出門。周四海上初中的時候斜視的毛病慢慢好了，後來眼鏡兒也就不再戴了，但從小認識他的人依然喊他“眼鏡兒”。眼鏡兒天生的一副好身板，身高足足有一米八五開外，一雙伏犀目又細又長，方鼻闊口，大耳朝懷，加上他身量比平常人高上一頭，看人的時候總是低頭含目，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勢，再加上膀大腰圓，臂力驚人，活脫脫的李元霸在世，程咬金臨凡。

眼鏡兒從小沒了娘，他爹又是個只知道上陣殺敵建功的大老粗，沒把他當兒子養，而是把他當手下的兵一樣帶。長大一點的周四海，總是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行事做派。上學的時候，看誰不服氣，無論多高多壯，他就是敢上前揍人。拉幫結派、打架鬧事對他來說更是家常便飯，在學校里，從不聽老師、教導主任、校長的諄諄教誨。用他自己的話說：“校長算老幾呀，我連我爹的話都不聽，我只聽教員的，他老人家讓我幹啥我就幹啥！”

眼鏡兒太鬧了，從小就鬧。因為從小不服管教，沒少挨他爹揍，生活在我們軍屬大院的人，幾乎茶餘飯後最大的樂趣就是看眼鏡兒挨他爹的打。我有幸見過幾次，那場面真叫人終生難忘。眼鏡兒他爹打眼鏡兒，總是抽出自己的牛皮褲腰帶，用帶着鐵扣子的那一頭狠狠地甩向眼鏡兒，眼鏡兒仗着自己身法靈活，閃身躲過，轉身就跑。無奈眼鏡兒那時候個子矮、步子小、跑得慢，他爹就在他身後一邊跑，一邊罵，一邊無數次地甩出褲腰帶。眼鏡兒和他爹時常在軍屬大院裏上演這麼一出你跑我追，鬥智斗勇的大戲，什麼時候有人累地實在跑不動了，這場大戲才會落幕。大院裏的街坊鄰居從來沒人說過一句，因為都不知道勸阻過多少次了，沒用，都習慣了。等眼鏡兒到了16歲那年，他爹就再也沒有揍過他，因為追不上了。

離開BJ那天，我跟周眼鏡兒把兩家能帶的書全都帶上，以備打發將來可以預見的無聊時光。那個年代，沒有電視，連個只能收到中央廣播台的卡式收音機都是稀罕玩意兒，空閑時間能做的事也就是看書了。

我跟眼鏡兒插隊的地方叫四道溝子村，我們兩人在一天凌晨四點從BJ火車站出發。插隊的知青，不像去當兵，除了兩家的父母，沒什麼人來送我們，更沒人送我們大紅花。快發車了，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透過車窗看着繁星密佈、弦月如鉤的BJ夜空、遠處稀疏的霓虹燈閃閃爍爍，不算多的高樓大廈在黑暗中矗立，車廂里人頭攢動，想着即將離開這生活了十幾年的地方，眼鏡兒詩興大發：

“這一去山高路遠，這一去槍林彈雨，離開這四點零八分的BJ，一片手的海洋翻動，一聲宏偉的汽笛長鳴，走向教員指明的道路，我們一往無前......”

“行了吧，周眼鏡兒，哪有什麼海洋翻動的一片手，你又不是去參軍，趕緊坐好，要發車了。”

“哎...我說老白，你丫的也沒比我好哪去，我這是走在教員和黨中央提出的無比正確的革命道路上。你別忘了，我們可是敢上九天攬月，能下五洋捉鱉的革命戰士，下鄉插隊怎麼了，下鄉插隊照樣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做貢獻。”車身晃動，綠皮火車緩緩地開了起來。我們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天南地北地聊了一路。

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又坐了整整一天村裡派來的牛車，終於到地兒了。我和周眼鏡兒看到這裏的自然風物，都傻眼了，這裏除了綿延陡峭的山脈，就是縱橫交錯的河流。全村也就百十來戶人家，別說是電燈電視，連條像樣的馬路都沒有。我們同一批來這裏接受平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總共有五人，三男兩女，都被安排到村裏的農戶家借宿。我跟眼鏡兒借宿在村裏的一戶樸實的農戶家，主人是個愛抽旱煙的老人家，臉上堆壘着皺紋，雙手皮膚皸裂，雙眼渾濁而深邃。

老人看到村支書帶着我和周眼鏡兒來他家借宿，熱情而又誠懇：

“教員的孩子來了？快來快來，餓了吧，先吃點東西，你倆呀，就先住在東房，以前呀是我那兒子和兒媳婦住的，他們兩口子去了南方做生意，已經有兩年沒回來了。一會呀，我讓春蘭把房間打掃乾淨，我老漢歲數大了，耳朵不好使，你倆有事就找春蘭......”。

看着老人為我們安排吃住，我和眼鏡兒都十分感激。春蘭是老人家的孫女，她比我跟眼鏡兒小几歲，穿着一件紅色碎花棉襖，留着當時非常流行的短髮，顯得十分幹練，一雙眼睛眨巴眨巴地，清澈而又靈動。就這樣，我們一行五人就在這四道溝子村安頓下來。

多年以後，回想起我在四道溝子村插隊的往事，那真叫是‘早春的風沙里掏地，盛夏的日頭底下放牛，原始森林中採食野果和酸梨，走幾十里雪路去拉碳或去趕集，洪水蠻橫地奪走了成熟的莊稼，蒼涼的嗩吶聲依然迎來喜慶的年宵。’春夏復秋冬，那些情景永遠流動在血脈里，駐留在記憶里。

村支書姓李，我們都叫她李老叔，他為人十分得熱情好客，對我們這些城裏來的知青也十分地照顧，每次村子裏殺了豬羊雞鴨，都給我們五個知青多分點下水，安排給我們的活也不算多。我跟周眼鏡兒一有空閑時間就去樹林子裏套鳥，或者去河裏撈魚抓蝦。從家裏帶來的那幾十本書也成為了我們打發空閑時間的主要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