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街的窗
陸文夫出題目，大家作文章，這辦法可以，這題目我不贊成。沒準老陸早寫好一篇稿子在抽屜里歪着呢，篇名就叫《臨街的窗》。他以有準備有把握來對付大家的沒準備沒把握，當然穩操勝券。對這位姑蘇秀士，是不可掉以輕心的。
我搜索枯腸，把與“臨街的窗”有關的一切記憶，一切構想全翻出來。先想了個愛情故事：（這年頭愛情故事最熱門兒）有個穿夾克衫、牛仔褲的青年在街上走路，冷不防被一件什麼東西砸昏了頭。正要破口大罵，抬頭看見樓上窗口裏探出來一個梳着“清水挂面”髮型的腦袋。月亮樣的臉兒，星星樣的眼兒，銀鈴似的嗓兒，柳枝似的款兒……結果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還想好一個戀愛加自學成才的故事，（這比單寫戀愛更有思想意義）男的上中越邊界保衛祖國去了。女的白天堅持生產，晚上讀電視大學法律系。天天自學到深夜。周圍所有的窗口都暗了，只有她的窗是亮的，她總喜歡掛個桃江色的窗帘，窗口又臨着京津唐高速公路，於是她的窗口就成了夜晚行車的司機們的燈標，司機們說起路線來也都說“看見桃紅色窗口往左拐！”或“距桃紅色窗口還有二十里！”最後有志者事竟成。男的在前方當了英雄，女的在後方拿到大學文憑。
這兩個構思，我有把握寫出來一定出色。准把別人寫的同題小說鎮住。連陸文夫的也鎮住！我沒寫是因為這倆構思還有點小毛病，容易叫人誤解，以為我是抄襲的。前一個使人想到施耐庵，儘管男主人穿了夾克衫、牛仔褲，還是有點像西門慶。后一個叫人記起孫犁老師，雖然把窗外的大河換成了大街，船改成了汽車，那盞燈可鐵案如山。兩位大師一個在幾百年前，一個在幾十年前，都打過窗口的主意，逼得後人沒路走，真有點兒令人遺憾。
既然虛構的故事容易與前人撞車，就從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情中去找材料。
我有一個好朋友，住在五樓之上。他家就有個窗口臨街。夏天坐在他家窗下乘涼，常常會有意外的收穫。不定什麼時候有東西從窗口飄然而下。也許是枕頭，也許是拖鞋，大件的還有門帘。這兩口子愛吵架，一吵就爭着扔東西。還專門往窗外扔。好在二位動中有靜，不管上多大火，扔東西的時候仍忘不了挑挑揀揀；專找不值錢又摔不壞的扔，這才一直沒有砸傷過人。但對乘涼的人究竟是個威脅。可誰也不敢去勸，越有人勸扔得越厲害。幸虧鄰居有個小青年，是學說相聲的，想個主意，把他們勸好了。人們才又能繼續在那窗下乘涼。他這勸的辦法也有點特別。不是越勸火越大嗎？他勸到火頭最高時，就幫兩個遞東西供他們扔。先遞一件舊襯衣，男的接過去扔了。又遞一把破笤帚，女的奪去扔了。第三件他就把桌上十四寸彩電抱了過來，勸他們說：“這個沉點兒，兩人一塊扔吧，摔這個才解恨！”
這個材料雖有趣，可思想性差點，也不能入選。我就擴大挖掘面，找一位鄰居去採訪：
“您知道有關臨街的窗戶的事嗎？”
“誰家的窗戶？你們家的還是別人家的？”
“當然別人家的。”
這位當過治保委員，用懷疑的眼光盯了我半天，才小聲說：“這麼大歲數了，學點好。關心別人家的窗戶幹什麼？”
冥冥中自有神助，我們兩人對話，叫另一位鄰居聽見了，這位鄰居叫康孝純。
這位康工程師，讀過我的《雙貓圖》的人會記得他，是個當了二十幾年“內定右派”的老實人。如今卻成了老來紅。掛了好幾個“學會”和“協會”理事頭銜，一面在北京一個大建築公司當總工程師，一面還兼任深圳某個廠家的工程顧問，三天兩頭飛翔於北京廣東之間，他把我拉到一邊說：“你要找材料寫小說是吧？臨街窗口的故事您想聽幾個？”
我說：“您能講幾個？”
他說：“我蓋了一輩子房子！假定一棟十五層樓房有兩面臨街，每層每面三十個房間，就有900個窗口臨街，哪個窗口內外不發生點故事？”
“您這麼說可透着玄。”
“一點不玄，這還只是說我親自參加蓋的房的窗口，要再加上我聽來的關於窗口的故事，那就更沒數了……”
我說：“既這樣您就行行方便，給我講一兩個，好不好？”
“好。可今天不行，我得回去查查日記，翻翻資料，等我作好準備再跟你講。”
我以為他是說說玩的，便由他去了。仍然絞盡腦汁自己打主意。星期六晚上，我正為想不出結果咒罵天地鬼神，管傳呼電話的大嫂在外邊喊我去接電話。
電話是康工打來的：“您還要聽臨街的窗的故事嗎？明天提幾瓶啤酒，一包熏豆腐乾，到西郊魯谷村414工地找我。明天工地休息，我告訴值班人員在門口等你。”
我仍然認為他可能是開玩笑。這位工程師辦什麼事都嚴格準確，一絲不苟。連開玩笑也認真嚴肅地開，板著臉叫你分不出真假的時候是常有的。但我還是按時去了，並且背了四五瓶啤酒，一包熏豆腐乾，一斤月盛齋的醬牛肉。我想即便是個惡作劇也還是有趣的，我願意上這樣的當。
這個414工地，在魯谷下了地下火車后，還要走十幾分鐘，在舊魯谷村西頭一個丁字路口，是一個塔式高樓，已經建到第三十二、三層了。滑動腳手架還在向上升，不知總共有多少層。因為沒完工，周圍還用刺鐵絲攔着，我找到入口處，上了年紀的看門人正拿着一頂安全帽在收發室等我。他說：“康總在二十一層等你。”並把我引到了一層入口。
這座樓走近了遠比在路口看着大得多。按佔地面積看和著名的東京“京王普拉札”大小差不多。星期天，工地上空無一人。主體結構雖起來了，裝修活兒還全沒動。所以樓裏邊黑暗、潮濕，到處是碎磚斷鐵又寂無人聲。走着走着我突然有一種一個人在深夜裏獨行的感覺。樓梯是裝好了，但既沒有攔桿，也沒有抹平，一層一層爬上去，既吃力又擔心。身上這一背包酒食，隨着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興緻則隨着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終於爬到了二十一層。
康孝純坐在正對樓梯的一間屋裏，屋子正中，反扣着一個裝灰漿的半截鐵桶，大桶四面放了四塊半頭磚。他自己坐在靠左側的一塊上，其餘的幾塊空着。看我上了樓梯，他站起來朝我招招手，我走進了屋子，他指指扣着的大桶說：“東西放在這兒。”
我把包放下了。
“咱們現在就談吧。”他正正經經地說：“你要錄音嗎？”
我說：“我、我以為你也許開玩笑，沒有帶。”
“我給你預備了。”他回身從他坐的地方提起個綠書包，拿出箇舊式的，人們叫“磚頭式”的黑色錄音機。推推我的背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後又朝我招招手，走到並排的三個窗口前邊。
“你先看看這個環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離開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條鑲了綠邊的淺灰色帶子，垂直掛下來，到樓跟前又分作兩條，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車像硬殼甲蟲，無聲地滾動着。
康孝純伸出一個手指，指着我說：“你閉上眼，想像一下，假定現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陰沉的天氣。這座樓不是在郊區，而是在北京城裏一個鬧市附近。樓下有造反派、武衛隊把守。空蕩蕩的樓上，只有四個‘罪行重大’的專政對象。”
“四個？在這幹什麼？”
“擦玻璃！”
康孝純進一步的說明道。
1976年清明節前個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蓋的大樓（當時在北京是最高的樓之一）為了承擔重要的外事任務，翻修一新。修完了，負責翻修工程的某建築公司就拆了架子，報請交工。甲方來驗收時，發現工程雖然完了，卻沒有擦窗戶，從一層到樓頂，每個窗戶都污穢不堪。有的掛滿了白灰水泥，有的被塗抹上了文字的圖畫，一般的畫畫也罷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號旁邊畫了幾幅人類最古老的**圖畫，甲方是很有權力的部門，命令乙方三天之內必須把玻璃擦乾淨。不然耽誤了使用，要追究他們的政治責任。乙方當然不敢違令。可是腳手架全拆了，三天連架子也搭不起來。儘管又開“誓師大會”，又用“大批判開路”，念了許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還是沒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們就說：“只有讓造反起家的***負責人帶頭上二十層樓的窗戶外邊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緊跟。”這負責人和隊長們研究了幾次，覺得自己帶頭上固然可以，可這帶有片面性，不符合毛**關於領導幹部要學會“彈鋼琴”的教導，還是“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好，就把懸在高空擦玻璃的光榮任務交給階級敵人去干，說明這是對他們的關懷與信任，給他們個立功贖罪的機會。
這個工地共關着四個階級敵人，一個“走資派”，姓張；一個“右派分子”，姓王；一個“特務分子”，姓李；還有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是個女的，姓趙。前邊三人的罪行，跟其他“走資派”、“右派分子”大同小異，不必多說。這位趙同志的罪行有點特殊。她是個會計，也算知識分子。可很遵守舊道德，生了個兒子，自己不起名，偏請她婆婆給起名。婆婆沒文化，認為解放后“人民”兩個字最吃香，“人民幣”、“人民服”、“人民警察”、“人民小吃店”，什麼都叫人民，就給她孩子起個奶名叫人民，這還不算，從此對她兒媳婦也改了稱呼，叫她“人民他媽”，一到吃飯時，碰到小趙不在屋，她就滿街去喊，“人民他媽，吃飯羅！”
小趙當會計，遵守財務制度一絲不苟。*****起來后，造反派們要串連，要制武器，要支援本派哥兒們鬧革命。一來領錢她就死摳條文，不肯發錢。造反派就貼了張通令說：“中國人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只有一位，怎能另有一個人民她媽？趙××以人民他媽自居，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一查，她爹解放前賣豆腐雇過一個夥計，屬於資產階級之類，便把她揪出來定了個現行反革命。婆婆嚇死了，小孩被外地工作的丈夫領走了，只她一個人蹲在“牛棚”里。
簡斷截說吧，就把這四個人弄到十一層樓上來了、扔給他們幾塊抹布，一盒去污粉，交代清楚：“到時候有人送飯來，不擦凈里裡外外的玻璃，別想囫圇着出這個樓。”因為樓上太冷，造反派說完就到樓下門衛屋中烤爐子去了。
這四個人全是在“牛棚”被專政慣了的。開始來時，互相既不敢說話，也不敢隨意朝窗外亂瞧。幹了一陣，看到身後當真沒有人拿鞭子在監視，精神上就鬆懈了點。先是使勁的咳嗽、嘆氣，看看並沒人來制止，隨後就升起一股想要互相說說話的慾望。你看我，我看你，彎彎嘴角，皺皺眉頭，可就沒有人挑頭說第一句。這時老張（就是那個走資派）正一手抓住窗欞，兩腳踏着半邊窗檯，身子懸在樓外空中，用另一隻手擦窗戶的外側。其他三個人都還在擦內側。老張吊在空中擦完一扇，連害怕帶累早已氣喘吁吁，便跳下窗檯挑頭說了第一句話：“咱們歇會兒。”那三個人就跟着他坐了下來。
幹活時還好忍，這一坐下休息，要說說話的慾望就更難抑制了。又是老張帶了個頭：“難得有這點自由，聊點什麼吧！”
老王說：“造反派要知道……”
老張說：“就咱四個人，裏邊還有人打小報告嗎？”
老李說：“說廢話，別說閑話，他們知道了也上不了綱。”
老張說：“你的主意好，你頭一個聊。”
老李想了想，說：“咱不是擦窗戶嗎，我講個跟窗戶有關的故事。”
好多年前（不是現在，與現實無關），在美國（揭露的是帝國主義國家，與我們無關），有一作家住在二十層樓上的一間房子裏。恰好那屋裏有一扇窗戶跟這座一樣，衝著一條又長又直的大街。他的桌子就放在這窗前。
有天晚上，這位作家坐在桌前工作。由於全神貫注在作品中的人物命運身上，忘了時間，也忘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中間停下筆來點煙的時候，看到窗外迎面有人朝他走來，他並沒介意，仍想着他正寫的文章。
他吸了口煙，想休息一下眼睛，就習慣地又朝窗外望去。就在這吸一口煙的功夫，迎面來的那人走近了，他這才看到這人身上還背着個東西。開始還看不準背的是什麼，但那人一步步走近，也一步步升高，眼看和他位置相平了，才看出他背的是一口上了銀漆的棺材。
作家心裏挺奇怪：“這重重的東西，為什麼一個人背着？”他剛這麼一想，迎面那人似乎聽到了他的心聲，就抬起了頭，這時已經離着作家的窗口很近了，作家看到這人臉色蒼白，一臉怒容，不由得打個冷戰。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是坐在二十層的高樓上，時間已是午夜，就大叫一聲，用手捂上了臉。
這一聲叫后，四周又恢復了沉寂。作家聽了半天沒動靜，把手慢慢從臉上拿下來，再看窗外，仍然月光如水，往下看，一條白凈凈的大路空無一人，一直伸向無限遠處。
他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這是寫作時間太長累花了眼，便洗洗澡睡覺了。此後一切正常，他也就淡忘了這件事。
幾年之後，他去另外一個城市辦事。他要去的那個部門，在一座摩天樓的最上一層，那時還是舊式的電梯，由專業電梯工開動。他走進這幢大樓時，正有一群人撞進電梯，他緊趕慢趕，偏偏趕到電梯跟前，電梯工把門關上了。他忙敲敲門，喊了聲：“對不起，等等我。”
電梯工聽見聲音，把門重新又打開了，笑着點點頭說：“對不起，請上。”
作家點點頭朝電梯工一看，不由得把伸出去的腳又縮了回來，心想：“這張臉如此蒼白，怎麼像在哪兒見過？”再一想，不得了，正好就是那晚上看見的背着棺材的那張臉，他猶疑了一下，從門口退回來了，朝那張臉點點頭說：“對不起，我想起一點別的事。”
電梯門又關上，並且開動了。作家決定今天暫不上去辦事，先把自己神經安定下來再說。他轉身朝樓外走去。還沒走到門口，聽到背後一聲巨響，數聲慘叫，忙回頭看，那電梯斷了鋼繩，從幾十層樓上摔下來了，電梯上的人全摔成了肉醬。
這事成了轟動一時的慘案。警察和司法機關登報徵求目睹此事者出來作證，以便把案情查清。作家認為自己責無旁貸，便主動應召到警察局去提供見證。他受了警方歡迎，也受了更多的人注意。大家紛紛問他：“你既是匆匆趕來上電梯的，為什麼臨時又改了主意呢？”他如果會撒謊，只說：“我忽然想起忘了帶一件必用的東西，趕緊回去取它，就沒有上。”這事也許就完了。偏他是個誠實入，把撒謊看得和偷竊一樣可恥。況且，照實把自己的奇遇說出來又有什麼不好呢？便把他半夜從窗口看到開電梯人背着棺材的事如實說了。這一下可嘩然了，誰信這套鬼話呢？這顯然是騙人，為什麼要騙人？他心裏有鬼，他乾的事不敢公之於眾。於是旅館主、偵探、死者家屬、新聞記者、打抱不平的，各種人組成統一戰線，朝他圍過來，要他交代實情。他覺得受了侮辱，一怒拂袖而去。這一舉動可是熱火上澆油，人們動用輿論工具，在報紙上，電台上向他群起而攻之，這統一戰線隊伍越來越大，大家作了各種推理和猜測，這回輪到別人拿他當材料寫小說了。
有人說他欠了遇難者中某個人的大筆債務，為了逃避償還，他把電梯破壞了，引誘那人上去，他自己卻及時跳了下來；有人說他和某保險公司有仇，為了使那個保險公司破產，他製造了這場慘案，因為這電梯和坐電梯的某個大亨是在那間公司保了險的；也有人說他是受了另一家電梯廠的賄賂來作這件事的，因為那家電梯公司和這墜毀的電梯製造商正在競爭……儘管並沒有一件猜測能成定論，有一件事卻無形中有了定論，即這個作家確有謀財害命的嫌疑，連警方也要立案對他偵察了。作家原來認為那晚上從窗口看到的景象救了他一命，是他的造化。現在才發現那景象給他帶來的災難遠比死了難受。他連死的權利也沒有了，一死便更加證明大家推測的有理，而活下去實在不如在電梯上突然死去來得舒服。
老李講到這兒不再講下去，大家互相看看，誰也沒說什麼，就接着幹活去了。老張又掛在外邊擦了一扇窗戶，招呼大家第二次歇氣兒。
第二輪休息時，大家叫老王講，老王也講了一個臨街的窗口的故事。
好多年前，也是在個外國（到底多少年？什麼國家？都不必管他。反正不是中國，不是現在）。有個大學生獨身住在一座高樓的第二十層樓上的一間小屋裏。屋子有面窗戶臨街，窗下是條橫街。街對過也有一幢高樓，是一家旅館。那旅館有一面窗戶和他這窗口相對，如果打開窗戶，互相能隱約看到對方屋內情形，卻聽不到聲音。
快到期終考試了，年輕人日以繼夜地複習功課。這天他念書念到深夜，正是萬籟俱靜時，他聽到一陣爭吵聲。急忙向窗外望去，只見對面樓上所有的窗子都黑了。只有和他正對面的窗口燈光通明。燈下兩個漢子正在廝打。一個年紀大的邊抵抗邊往門外逃，一個年輕人幾次把他揪回來摔在地上。那個老人急了，把頭伸向窗口似乎要喊叫，就在這一剎那，年輕人從後邊撲上去，雙手掐住他的脖子；眼看着他搖搖晃晃地倒了下去，又過了好一會兒，年輕人才鬆開手，從老人西裝口袋掏出包什麼，察看一下，揣在自己兜里，匆匆開門走了。老人再也沒爬起來。
大學生被這殘暴的景象嚇呆了。一清醒過來，馬上就跑出去打電話，向警察局報告他目睹一樁凶殺案。警察局問清報案人的姓名、地址，說了聲謝謝，就把電話掛上了。
大學生為這事擾亂得再也沒法集中注意力溫習功課，準備等聽到破案的消息之後立刻換個住所。破案的消息沒等來，警察局反派人把他抓走了。經過審訊判他半年苦役，外加一大筆罰款。罪名是“故意報假案，擾亂治安，捉弄警察”。因為警察得到他的報告，立刻就去了現場。他指明的那個房間裏一對新婚夫婦正在熟睡，他們自己聲稱從頭一天下午起一直沒有離開過房間，也沒人來訪。除此以外，整個旅館太平無事，沒有任何房間出過任何事故。旅館的經理、僕役和房客都出了證明，證明大學生的報警毫無事實根據。大學生不服判決，再次聲明他的親眼所見，法院只好把精神病醫生請來會診。其結果是撤銷了原判，把他作為精神病患者送進了瘋人院。
過了三年，那家旅館當真發生了凶殺案，死者的年齡、衣着、被殺的方式恰好和那個大學生在三年前報警時說的絲毫不差，警察為此翻出了舊檔案，按舊檔案提供的兇手的外貌特徵去偵察，很快抓住了兇手。經過審訊，當真破了案，而兇手供出的作案經過也和大學生看到的一模一樣。警察局長感到這件事不可解釋，但承認對那個大學生是處理錯了，馬上派人去瘋人院接他。
大學生經過三年的折磨，這時真的精神失常了。
這個故事講完，幾個人臉上都掛上了一層霜。互相看也不看了，只顧各自低頭想自己的心思。老張覺得大家情緒不正常，他不讓別人上窗外，仍然自己一人到窗外去干。大家說：“那不合適，你一人也干不完。”老張說：“等再休息一回后，你們全出去，換我一個人在屋裏干。”
再一次休息，小趙講了一個故事。
也是多年前，在外國。一個當偵探的喜歡玩橋牌。星期六晚上，約了三個牌友，在郊外一個高層樓旅館租了個房間，準備玩個通宵。這房間在二十幾層樓上。房中間擺了牌桌，偵探的座位恰面向臨街的窗子。窗外是陰沉沉的天空。天空下邊是同樣陰沉沉的海水，這旅館是建在海邊一座山崖上的。
他們吃過晚飯就玩，玩到午夜十二點，吃了一點夜宵。重新坐下洗牌時，發現少了一張。一查，是“紅心A”，大家桌上桌下找個遍，也沒這個紅心A。就叫茶房另拿一副新牌來。
新牌拿來后，當場打開紙包，當場拆開紙盒，一切全如常，可是洗完一發牌，還是缺少一張。查一查，缺的仍然是紅心A。
大家又桌上桌下找，仍然找不到紅心A。大家就奇怪了，有人說：“不會鬧鬼吧？”
偵探是最不信邪的。他認為世界上只有被人們發現的事物，而沒有不可解釋的事物，便大聲喊茶房：再拿一副新牌來！聲明不要這一種了，要他去樓下商店現買一副其它商標的。
過了一會兒，茶房把一副另外商標的牌買來了。偵探打開盒，先查牌，整整齊齊，一張不少，他笑了笑，哼了一聲，開始洗牌。反覆洗了幾次，把牌分下去。分到最後。又少了一張。
偵探惱火了，一拍桌子，站起身來，就在他要咆哮時忽然看到窗口外邊一個女人正注視着他，蒼白的臉上露出苦笑，手捏着一張特大的“紅心A”擺在胸口上，一滴鮮血正從紅心上滴下來……
說到這兒，外邊有了腳步聲，巡邏的造反派走來，把故事打斷了。這兩個造反派還真客氣，指點了幾處擦得不凈，罵了幾句幹活太慢，便叫他們抓緊時間吃飯，吃完飯一鼓作氣幹完才許休息。
吃飯的時候，老張悄悄宣佈，吃飯之後幹活之前，他給大家再講個臨街的窗的故事。
老張這個宣佈是有原因的。這之前三人講的故事，他們互相聽懂沒有，他不知道。可他知道自己聽懂了。他聽到了他們的心聲。話里的話，話外的話，連他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潛在的話，他都聽到了。他當了他們二十年領導，許多事情的背景、起因、結局，他都清楚。而且有些他還負有一定責任。比如老王，他說***時蓋的一座樓偷工減料，有暗藏的質量事故。“拔白旗”開始后，把老王弄成了攻擊三面紅旗的典型，補定了右派。不久前唐山地震，北京剛一晃蕩，那座樓果然塌了。而這時造反派還在斗老王“攻擊***”的罪行；至於老李，他也知道，老李作了多年地下工作。敵人始終沒抓住他。剛有點動靜，他憑一種特殊的敏感就能嗅到，立刻躲開了。如今他的“特務”罪名就是因此而定的，“為什麼敵人抓住別人抓不住你？你不給他們辦事能這麼優待你嗎？”
老張在吃飯時就編了半個故事。這人編故事本領太差，說了半天沒一個人聽出興趣來。
他說的是現在的事。說有個人因為不便說的原因要自殺，造反派把他的腰帶解下拿走了，刀子剪子搜去了，電源掐斷了，沒法死。他就從“牛棚”逃出去，進了一座高樓，一口氣爬到了二十層樓上，要從窗戶跳下去。
他爬上窗檯，邁出去一條腿，轉過身又拽那另一條腿時，無意中他從裏向外看了一下窗玻璃。這一看，他就決定不死了。
說到這兒他就住了嘴。
大家問：“他看見什麼了，你倒說呀！”
老張說：“你們現在就到窗外去擦玻璃吧，你們只要反身朝里站到外邊，就會明白那個人看見了什麼。”
大家半信半疑，戰戰兢兢，鑽到了窗外手抓住窗框反身站起來，同時往窗玻璃上一看，眼睛都定住了。
三個人那驚愕的樣子相同，但看到的東西卻不一樣，頭一個人眼光朝下，從下一排窗玻璃上看到的映象，是武衛隊拖着被斗的人遊行。那些戴着紅袖標，舉着扎槍、木棍的造反英雄，比平時看到的更猙獰，更威風；掛着大牌、頂着紙糊高帽的被斗者，比平時看到的更悲慘更無助，但這些影象經過玻璃的反射，變得飄飄乎乎，搖搖晃晃，像一縷煙霧，像一片水中倒影，風把窗子稍稍一吹，它們就扭歪了，變形了，甚至變成亂鬨哄的一片光點。最根本的是，這一切影象全與真實事物相反，“上下左右”，反過來是“下上右左”，“東西南北”變成了“西東北南”……
第二個人眼睛是平視的，看到了窗戶的中部，這裏反映出的是稍遠點的景象，正好有個大雜院，一位老頭由一個年輕女人扶着在院中站着，兩個小孩蹲在一張椅子的兩邊，在那椅上似乎在寫毛筆字，老頭站在他們身旁指指點點。另一邊一位中年女人在洗衣裳；旁邊一對青年夫妻合作着把一堆煤末團成煤球……一句話，他看見的是平日看慣，代表着人類正常生活的平凡景象。可是自從進了“牛棚”之後他已有兩年沒見過這種生活了，他本以為整個世界全變成了另一個樣子。現在發現儘管他已離開正常生活軌道兩年多，儘管造反派們說這個世界已經地覆天翻，山河變色。實際上生活仍在“紅海洋”的背後頑強地按自己的模樣按部就班地進行。
第三個人是昂頭看的窗戶最上一層玻璃，他就看到了更遠的地方，那裏是一個工廠的院子和一個中學的操場。工廠里和學校里都有大群的人在忙忙碌碌，他起初沒看清他們在做什麼，只覺得動作、陣式很相似。過了一會兒，他意外地看清楚了他們是扎花圈，往兩邊看看，又看到一個兵營和一個幼兒園，好奇怪，穿軍裝的男人和領着娃娃的阿姨也在扎花圈。怎麼，在同一時間他們各自都失去了親人嗎？這時一陣風吹來，窗子一動，他突然看到一個大花圈的中間鑲着一幅照片，不是別人，是周恩來！是造反派昨天還用大喇叭警告，不許大家在清明節祭奠的周恩來總理。他眼睛濕潤了，模糊了，可心中卻升起了一團火，這火烤得他有些慚愧，怎麼能忘了人民的力量呢？人心所向，還有什麼事是不可改變的呢？
這三個人從窗台上爬下來的時候，似乎都變了樣，互相看看，笑了笑，就無聲的各自又去擦玻璃。可老張從他們的眼神里看到一個重要的變化，由絕望換上了希望……
康孝純說到這兒口乾了，舌燥了。打開啤酒瓶開始喝酒。
我攔住說：“別忙，趙女士那個恐怖故事還沒講完呢！你得補上！”
他說全說完反倒沒勁兒了，不如留個尾巴讓聽的人自己去續上。想怎麼續怎麼續。故事么，總是真真假假。只有最後講的那個是全真的，不信可以站到高樓的窗檯外回身瞧一瞧窗玻璃，方知其言不謬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