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藝術論》（蒲氏）

《論文集〈二十年間〉第三版序》譯者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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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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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tchPlekha

ov（1857—1918）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先進，社會主義勞動黨的同人，日俄戰爭起，黨遂分裂為多數少數兩派，他即成了少數派的指導者，對抗列寧，終於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但他的著作，則至於稱為科學底社會主義的寶庫，無論為仇為友，讀者很多。在治文藝的人尤當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馬克斯主義的鋤鍬，掘通了文藝領域的第一個。

這一篇是從日本藏原惟人所譯的《階級社會的藝術》裏重譯出來的，雖然長不到一萬字，內容卻充實而明白。如開首述對於唯物論底文藝批評的見解及其任務；次述這方法雖然或被惡用，但不能作為反對的理由；中間據西歐文藝歷史，說明憎惡小資產階級的人們，最大多數仍是徹骨的小資產階級，決不能僭用“無產階級的觀念者”這名稱；臨末說要宣傳主義，必須豫先懂得這主義，而文藝家，適合於宣傳家的職務之處卻很少：都是簡明切要，尤合於介紹給現在的中國的。

評論蒲力汗諾夫的書，日本新近譯有一本雅各武萊夫的著作；中國則先有一篇很好的瓦勒夫松的短論，譯附在《蘇俄的文藝論戰》中。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夜，譯者附記。

《十月》

後記

作者的名姓，如果寫全，是Aleksa

d

Stepa

ovitchYakovlev。第一字是名；第二字是父名，義雲“斯台班的兒子”；第三字才是姓。自傳上不記所寫的年月，但這最先載在理定所編的《文學底俄羅斯》（Vladimi

Lidi

：Lite

atu

a－yaRussiya）第一卷上，於一九二四年出版，那麼，至遲是這一年所寫的了。一九二八年在墨斯科印行的《作家傳》（Pisateli）中，雅各武萊夫的自傳也還是這一篇，但增添了著作目錄：從一九二三至二八年，已出版的計二十五種。

俄國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因為物質的缺乏和生活的艱難，在文藝也是受難的時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經濟政策，文藝界遂又活潑起來。這時成績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雜誌《赤色新地》所擁護，而托羅茲基首先給以一個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

“‘同路人’們的出現的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將‘綏拉比翁的弟兄’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寧格勒的藝術之家’里的第一回會議，算進裏面去。（中略。）在本質上，這團體在直接底的意義上是並沒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傾向的。結合著‘弟兄’們者，是關於自由的藝術的思想，無論是怎樣的東西，凡有計劃，他們都是反對者。倘要說他們也有了綱領，那麼，那就在一切綱領的否定。將這表現得最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Zoshche

－ko）：‘從黨員的見地來看，我是沒有主義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來講自己，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又不是帝政主義者。我只是俄羅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體的規模上，布爾塞維克於我最相近。我也贊成和布爾塞維克們來施行布爾塞維主義。（中略）我愛那農民的俄羅斯。’“一切‘弟兄’的綱領，那本質就是這樣的東西。他們用或種形式，表現對於革命的無政府底的，乃至巴爾底山（襲擊隊）底的要素（Mome

t）的同情，以及對於革命的組織底計劃底建設底的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態度。”（P．S．Koga

：《偉大的十年的文學》第四章。）《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萊夫，便是這“綏拉比翁的弟兄”們中的一個。

但是，如這團體的名稱所顯示，雖然取霍夫曼（Th．A．Hoffma

）的小說之名，而其取義，卻並非以綏拉比翁為師，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們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態度。所以各人在那“沒有綱領”這一個綱領之下，內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現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諾夫（VsevolodIva

ov）和畢力涅克（Bo

ispil

iak），先前就都是這團體中的一分子。

至於雅各武萊夫，則藝術的基調，全在博愛與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時竟至於佩服教會。他以農民為人類正義與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們才將全世界連結於友愛的精神。將這見解具體化了的，是短篇小說《農夫》，其中描寫着“人類的良心”的勝利。我曾將這譯載在去年的《大眾文藝》上，但正只為這一個題目和作者的國籍，連廣告也被上海的報館所拒絕，作者的高潔的空想，至少在中國的有些處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並且表示了較有進步的觀念形態的。但其中的人物，沒有一個是鐵底意志的革命家；亞庚臨時加入，大半因為好玩，而結果卻在後半大大的展開了他母親在舊房子裏的無可挽救的哀慘，這些處所，要令人記起安特來夫（L．A

d

eev）的《老屋》來。較為平靜而勇敢的倒是那些無名的水兵和兵士們，但他們又什九由於先前的訓練。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軍和終於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華西理）的主觀，來述十月革命的巷戰情形之處，是顯示着電影式的結構和描寫法的清新的，雖然臨末的幾句光明之辭，並不足以掩蓋通篇的陰鬱的絕望底的氛圍氣。然而革命之時，情形複雜，作者本身所屬的階級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寫出更進於此的東西，而或時或處的革命，大約也不能說絕無這樣的情景。本書所寫，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們。

要知道在別樣的環境裏的別樣的思想感情，我以為自然別有法兌耶夫（A．Fadeev）的《潰滅》在。

他的現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日本的黑田乙吉曾經和他會面，寫了一點“印象”，可以略略窺見他之為人：

“最初，我和他是在‘赫爾岑之家’里會見的，但既在許多人們之中，雅各武萊夫又不是會出鋒頭的性質的人，所以沒有多說話。第二回會面是在理定的家裏。從此以後，我便喜歡他了。

“他在自敘傳上寫着：父親是染色工，父家的親屬都是農奴，母家的親屬是伏爾迦的船伙，父和祖父母，是不能看書，也不能寫字的。會面了一看，誠然，他給人以生於大俄羅斯的‘黑土’中的印象，‘素樸’這字，即可就此嵌在他那裏的，但又不流於粗豪，平靜鎮定，是一個連大聲也不發的典型底的‘以農奴為祖先的現代俄羅斯的新的知識者’。

“一看那以墨斯科的十月革命為題材的小說《十月》，大約就不妨說，他的一切作品，是敘述着他所生長的伏爾迦河下流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社會底，以及經濟底的特色的。

“聽說雅各武萊夫每天早上五點鐘光景便起床，清潔了身體，靜靜地誦過經文之後，這才動手來創作。睡早覺，是向來幾乎算了一種俄國的知識階級，尤其是文學者的資格的，然而他卻是非常改變了的人。記得在理定的家裏，他也沒有喝一點酒。”（《新興文學》第五號1928。）他的父親的職業，我所譯的《自傳》據日本尾瀨敬止的《文藝戰線》所載重譯，是“油漆匠”，這裏卻道是“染色工”。原文用羅馬字拼起音來，是“OchezMal’Ya

”，我不知道誰算譯的正確。

這書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原譯，前年，東京南宋書院出版，為《世界社會主義文學叢書》的第四篇。達夫先生去年編《大眾文藝》，徵集稿件，便譯了幾章，登在那上面，後來他中止編輯，我也就中止翻譯了。直到今年夏末，這才在一間玻璃門的房子裏，將它譯完。其時曹靖華君寄給我一本原文，是《羅曼雜誌》（Roma

Gazeta）之一，但我沒有比照的學力，只將日譯本上所無的每章標題添上，分章之處，也照原本改正，眉目總算較為清楚了。

還有一點贅語：

第一，這一本小說並非普羅列泰利亞底的作品。在蘇聯先前並未禁止，現在也還在通行，所以我們的大學教授拾了僑俄的唾餘，說那邊在用馬克斯學說掂斤估兩，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誇張的，其實倒是他們要將這作為口實，自己來掂斤估兩。有些“象牙塔”里的文學家於這些話偏會聽到，弄得臉色發白，再來遙發宣言，也實在冤枉得很的。

第二，俄國還有一個雅各武萊夫，作《蒲力汗諾夫論》的，是列寧格勒國立藝術大學的助教，馬克斯主義文學的理論家，姓氏雖同，卻並非這《十月》的作者。此外，姓雅各武萊夫的，自然還很多。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並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後，就從此永遠全數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會主義底建設的中途，一定要發生離合變化，珂干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所謂‘同路人’們的文學，和這（無產者文學），是成就了另一條路了。他們是從文學向生活去的，從那有自立底的價值的技術出發。他們首先第一，將革命看作藝術作品的題材。他們明明白白，宣言自己是一切傾向性的敵人，並且想定了與這傾向之如何，並無關係的作家們的自由的共和國。其實，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是終於也不能不拉進在一切戰線上，沸騰着的鬥爭裏面去了的，於是就參加了鬥爭。到了最初的十年之將終，從革命底實生活進向文學的無產者作家，與從文學進向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兩相合流，在十年之終，而有形成蘇維埃作家聯盟，使一切團體，都可以一同加入的雄大的企圖，來作紀念，這是毫不足異的。”

關於“同路人”文學的過去，以及現在全般的狀況，我想，這就說得很簡括而明白了。

一九三0年八月三十日，譯者。

《十月》首二節譯者附記

同是這一位作者的“非革命”的短篇《農夫》，聽說就因為題目違礙，連廣告都被大報館拒絕了。這回再來譯他一種中篇，觀念比那《農夫》是前進一點，但還是“非革命”的，我想，它的生命，是在照着所能寫的寫：真實。

我譯這篇的本意，既非恐怕自己沒落，也非鼓吹別人革命，不過給讀者看看那時那地的情形，算是一種一時的稗史，這是可以請有產無產文學家們大家放心的。

我所用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譯本。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譯者識。

《毀滅》

後記

要用三百頁上下的書，來描寫一百五十個真正的大眾，本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以《水滸》的那麼繁重，也不能將一百零八條好漢寫盡。本書作者的簡煉的方法，是從中選出代表來。

三個小隊長。農民的代表是苦勃拉克，礦工的代表是圖皤夫，牧人的代表是美迭里札。

苦勃拉克的缺點自然是最多，他所主張的是本地的利益，捉了牧師之後，十字架的銀鏈子會在他的腰帶上，臨行喝得爛醉，對隊員自謙為“豬一般的東西”。農民出身的斥候，也往往不敢接近敵地，只坐在叢莽里吸煙捲，以待可以回去的時候的到來。礦工木羅式加給以批評道——

“我和他們合不來，那些農人們，和他們合不來。……

小氣，陰氣，沒有膽——毫無例外……都這樣！自己是什麼也沒有。簡直像掃過的一樣！……”（第二部之第五章）

圖皤夫們可是大不相同了，規律既嚴，逃兵極少，因為他們不像農民，生根在土地上。雖然曾經散宿各處，召集時到得最晚，但後來卻“只有圖皤夫的小隊，是完全集合在一氣”了。重傷者弗洛羅夫臨死時，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類相通，託孤於友，毅然服毒，他也是礦工之一。只有十分鄙薄農民的木羅式加，缺點卻正屬不少，偷瓜酗酒，既如流氓，而苦悶懊惱的時候，則又頗近於美諦克了。然而並不自覺。工兵剛卡連珂說——

“從我們的無論誰，人如果掘下去，在各人里，都會發見農民的，在各人里。總之，屬於這邊的什麼，至多也不過沒有穿草鞋……”（二之五）

就將他所鄙薄的別人的壞處，指給他就是自己的壞處，以人為鑒，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夠反省的妙法，至少在農工相輕的時候，是極有意義的。然而木羅式加後來去作斥候，終於與美諦克不同，殉了他的職守了。

關於牧人美迭里札寫得並不多。有他的果斷，馬術，以及臨死的英雄底的行為。牧人出身的隊員，也沒有寫。另有一個寬袍大袖的細脖子的牧童，是令人想起美迭里札的幼年時代和這牧童的成人以後的。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對於外來的知識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學生美諦克了。他反對毒死病人，而並無更好的計謀，反對劫糧；而仍吃劫來的豬肉（因為肚子餓）。他以為別人都辦得不對，但自己也無辦法，也覺得自己不行，而別人卻更不行。於是這不行的他，也就成為高尚，成為孤獨了。那論法是這樣的——

“……我相信，我是一個不夠格的，不中用的隊員……我實在是什麼也不會做，什麼也不知道的……我在這裏，和誰也合不來，誰也不幫助我，但這是我的錯處么？我用了直心腸對人，但我所遇見的卻是粗暴，對於我的玩笑，揶揄……現在我已經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強些，人們就會聽我，怕我的，因為在這裏，誰也只向著這件事，誰也只想着這件事，就是裝滿自己的大肚子……我常常竟至於這樣地感到，假使他們萬一在明天為科爾卻克所帶領，他們便會和現在一樣地服侍他，和現在一樣地法外的兇殘地對人，然而我不能這樣，簡直不能這樣……”（二之五）

這其實就是美諦克入隊和逃走之際，都曾說過的“無論在那裏做事，全都一樣”論，這時卻以為大惡，歸之別人了。

此外解剖，深切者尚多，從開始以至終篇，隨時可見。然而美諦克卻有時也自覺着這缺點的，當他和巴克拉諾夫同去偵察日本軍，在路上扳談了一些話之後——

“美諦克用了突然的熱心，開始來說明巴克拉諾夫的不進高中學校，並不算壞事情，倒是好。他在無意中，想使巴克拉諾夫相信自己雖然無教育，卻是怎樣一個善良，能幹的人。但巴克拉諾夫卻不能在自己的無教育之中，看見這樣的價值，美諦克的更加複雜的判斷，也就全然不能為他所領會了。他們之間，於是並不發生心心相印的交談。兩人策了馬，在長久的沉默中開快步前進。”

（二之二）

但還有一個專門學校學生企什，他的自己不行，別人更不行的論法，是和美諦克一樣的——

“自然，我是生病，負傷的人，我是不耐煩做那樣麻煩的工作的，然而無論如何，我總該不會比小子還要壞——這無須誇口來說……”（二之一）

然而比美諦克更善於避免勞作，更善於追逐女人，也更苛于衡量人物了——

“唔，然而他（萊奮生）也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學問的人呵，單是狡猾罷了。就在想將我們當作踏腳，來掙自己的地位。自然，您總以為他是很有勇氣，很有才能的隊長罷。哼，豈有此理！——都是我們自己幻想的！

……”（同上）

這兩人一相比較，便覺得美諦克還有純厚的地方。弗理契《代序》中謂作者連寫美諦克，也令人感到有些愛護之處者，大約就為此。

萊奮生對於美諦克一流人物的感想，是這樣的——

“只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地面上，幾萬萬人從太古以來，活在寬緩的怠惰的太陽下，住在污穢和窮困中，用着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着惡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這樣的地面上，這窮愚的部分中，才也能生長這種懶惰的，沒志氣的人物，這不結子的空花……”（二之五）

但萊奮生本人，也正是一個知識分子——襲擊隊中的最有教養的人。本書裏面只說起他先前是一個瘦弱的猶太小孩，曾經幫了他那終生夢想發財的父親賣舊貨，幼年時候，因為照相，要他凝視照相鏡，人們曾誆騙他說將有小鳥從中飛出，然而終於沒有，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的悲哀。就是到省悟了這一類的欺人之談，也支付了許多經驗的代價。但大抵已經不能回憶，因為個人的私事，已為被稱為“先驅者萊奮生的萊奮生”的歷年積下的層累所掩蔽，不很分明了。只有他之所以成為“先驅者”的由來，卻可以確切地指出——

“在克服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窮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底意義，倘若他那裏沒有強大的，別的什麼希望也不能比擬的，那對於新的，美的，強的，善的人類的渴望，萊奮生便是一個別的人了。但當幾萬萬人被逼得只好過着這樣原始的，可憐的，無意義地窮困的生活之間，又怎能談得到新的，美的人類呢？”（同上）

這就使萊奮生必然底地和窮困的大眾聯結，而成為他們的先驅。人們也以為他除了來做隊長之外，更無適宜的位置了。但萊奮生深信着——

“驅使着這些人們者，決非單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不下於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這個，他們才將所忍耐着的一切，連死，都售給最後的目的……然而這本能之生活於人們中，是藏在他們的細小，平常的要求和顧慮下面的，這因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緣故。看起來，這些人們就好像擔任些平常的，細小的雜務，感覺自己的弱小，而將自己的最大的顧慮，則委之較強的人們似的。”（二之三）

萊奮生以“較強”者和這些大眾前行，他就於審慎周詳之外，還必須自專謀畫，藏匿感情，獲得信仰，甚至於當危急之際，還要施行權力了。為什麼呢，因為其時是——

“大家都在懷着尊敬和恐怖對他看，——卻沒有同情。在這瞬間，他覺得自己是居部隊之上的敵對底的力，但他已經覺悟，竟要向那邊去，——他確信他的力是正當的。”（同上）

然而萊奮生不但有時動搖，有時失措，部隊也終於受日本軍和科爾卻克軍的圍擊，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說，是全部毀滅了。突圍之際，他還是因為受了巴克拉諾夫的暗示。這和現在世間通行的主角無不超絕，事業無不圓滿的小說一比較，實在是一部令人掃興的書。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靜待神人一般的先驅，君子一般的大眾者，其實就為了懲於世間有這樣的事實。美諦克初到農民隊的夏勒圖巴部下去的時候，也曾感到這一種幻滅的——

“周圍的人們，和從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一之二）

但作者即刻給以說明道——

“因此他們就並非書本上的人物，卻是真的活的人。”

（同上）

然而雖然同是人們，同無神力，卻又非美諦克之所謂“都一樣”的。例如美諦克，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轉變，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頹唐，終至於無可奈何，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賞鑒自己的孤獨了。萊奮生卻不這樣，他恐怕偶然也有這樣的心情，但立刻又加以克服，作者於萊奮生自己和美諦克相比較之際，曾漏出他極有意義的消息來——

“但是，我有時也曾是這樣，或者相像么？

“不，我是一個堅實的青年，比他堅實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許多事，也做到了許多事——這是全部的不同。”（二之五）

以上是譯完復看之後，留存下來的印象。遺漏的可說之點，自然還很不少的。因為文藝上和實踐上的寶玉，其中隨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襲的情形，非身歷者不能描寫，即開槍和調馬之術，書中但以烘托美諦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於實際的經驗，決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筆的。更舉其較大者，則有以寥寥數語，評論日本軍的戰術雲——

“他們從這田莊進向那田莊，一步一步都安排穩妥，側面佈置着綿密的警備，伴着長久的停止，慢慢地進行。

在他們的動作的鐵一般固執之中，雖然慢，卻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計算的，然而同時是盲目底的力量。”（二之二）

而和他們對抗的萊奮生的戰術，則在他訓練部隊時敘述出來——

“他總是不多說話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鈍又強的釘，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執拗地敲着一個處所。”

（一之九）

於是他在部隊毀滅之後，一出森林，便看見打麥場上的遠人，要使他們很快地和他變成一氣了。

作者法捷耶夫（Alexa

d

Al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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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tchFadeev）的事迹，除《自傳》中所有的之外，我一無所知。僅由英文譯文《毀滅》的小序中，知道他現在是無產者作家聯盟的裁決團體的一員。

又，他的羅曼小說《烏兌格之最後》，已經完成，日本將有譯本。

這一本書，原名《Razg

om》，義雲“破滅”，或“潰散”，藏原惟人譯成日文，題為《壞滅》，我在春初譯載《萌芽》上面，改稱《潰滅》的，所據就是這一本；後來得到R．D．Cha

ques的英文譯本和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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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olitik出版的德文譯本，又參校了一遍，並將因為《萌芽》停版，放下未譯的第三部補完。后二種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內容，則德日兩譯，幾乎相同，而英譯本卻多獨異之處，三占從二，所以就很少採用了。

前面的三篇文章，《自傳》原是《文學的俄羅斯》所載，亦還君從一九二八年印本譯出；藏原惟人的一篇，原名《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登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前衛》上，洛揚君譯成華文的。這都從《萌芽》轉錄。弗理契（V．F

i－tche）的序文，則三種譯本上都沒有，朱杜二君特為從《羅曼雜誌》所載的原文譯來。但音譯字在這裏都已改為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譯的本文換過了。特此聲明，並表謝意。

卷頭的作者肖像，是拉迪諾夫（I．Radi

ov）畫的，已有佳作的定評。威綏斯拉夫崔夫（N．N．Vuysheslavtsev）的插畫六幅，取自《羅曼雜誌》中，和中國的“繡像”頗相近，不算什麼精采。但究竟總可以裨助一點閱者的興趣，所以也就印進去了。在這裏還要感謝靖華君遠道見寄這些圖畫的盛意。

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譯者。

《潰滅》第二部一至三章譯者附記

關於這一本小說，本刊第二本上所譯載的藏原惟人的說明，已經頗為清楚了。但當我譯完這第二部的上半時，還想寫幾句在翻譯的進行中隨時發生的感想。

這幾章是很緊要的，可以寶貴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換來的東西，非身經戰鬥的戰士，不能寫出。

譬如，首先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美諦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懷舊；他在戰鬥，但想安寧；他無法可想，然而反對無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無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鮮人的豬肉——為什麼呢，因為他餓着！他對於巴克拉諾夫的未受教育的好處的見解，我以為是正確的，但這種複雜的意思，非身受了舊式的壞教育便不會知道的經驗，巴克拉諾夫也當然無從領悟。如此等等，他們於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讀者倘於讀本書時，覺得美諦克大可同情，大可寬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點，於自己的這缺點不自覺，則對於當來的革命，也不會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關於襲擊團受白軍——日本軍及科爾卻克軍——的迫壓，攻擊，漸瀕危境時候的描寫。這時候，隊員對於隊長，顯些反抗，或冷淡模樣了，這是解體的前征。但當革命進行時，這種情形是要有的，因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穩，勢如破竹，便無所謂革命，無所謂戰鬥。大眾先都成了革命人，於是振臂一呼，萬眾響應，不折一兵，不費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揚禮教，使兆民全化為正人君子，於是自然而然地變了“中華文物之邦”的一樣是烏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這“潰滅”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實際戰鬥者獻給現代人們的大教訓。雖然有冷淡，有動搖，甚至於因為依賴，因為本能，而大家還是向目的前進，即使前途終於是“死亡”，但這“死”究竟已經失了個人底的意義，和大眾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國的革命文學家和批評家常在要求描寫美滿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見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極了，但他們也因此終於是烏托邦主義者。

又其次，是他們當危急之際，毒死了弗洛羅夫，作者將這寫成了很動人的一幕。歐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為蠻族的殺害嬰孩和老人，是因為殘忍蠻野，沒有人心之故，但現在的實地考察的人類學者已經證明其誤了：他們的殺害，是因為食物所逼，強敵所逼，出於萬不得已，兩相比較，與其委給虎狼，委之敵手，倒不如自己殺了去之較為妥當的緣故。

所以這殺害里，仍有“愛”存。本書的這一段，就將這情形描寫得非常顯豁（雖然也含自有自利的自己覺得“輕鬆”一點的分子在內）。西洋教士，常說中國人的“溺女”“溺嬰”，是由於殘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謬，其實，他們是因為萬不得已：窮。前年我在一個學校里講演《老而不死論》，所發揮的也是這意思，但一個青年革命文學家將這胡亂記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頭，投給日報登載出來的時候，卻將我的講演全然變了模樣了。

對於本期譯文的我的隨時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說得太簡略，辭不達意之處還很多，只願於讀者有一點幫助，就好。

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實際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義，於社會有廣大的了解，更至少，則非研究唯物的文學史和文藝理論不可了。

一九三0年二月八日，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