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子胥鞭屍（4-4-2）

《左傳》沒有記載子胥掘墓鞭屍之事，而《淮南子》、《吳越春秋》、《史記》皆記之，然有鞭屍說與鞭墓說，茲錄於下

一、鞭屍說：

《伍子胥列傳》：“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史記·吳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屍，以報父讎。”

西漢揚雄《法言·重黎》：“鞭屍籍棺，皆不由德”。

東漢趙嘩《吳越春秋·闔廬內傳》，除記有“掘墓鞭屍”的情節外，更增加了“左足踐腹，右手扶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

二、鞭墓說：

《呂氏春秋·首時》“（伍子胥）親射王宮，鞭荊平之墳三百。”

《穀梁傳·定四年》“撻平王之墓。”

《淮南子·泰族訓》和《越絕書·荊平王內傳》也都說伍子胥鞭墳。

也有人持否定說，以為，當孔子之時，若有鞭屍之事，春秋必記之，屈原讚譽伍子胥，《公羊傳·定公四年》，也美子胥：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為也。”若有鞭屍之事，必不得此美譽。

筆者以為，否定說的幾條理由，雖有其合理性，但臆測甚多，都不能推翻現成的文獻記載。至於說是鞭屍還是鞭墓，應當相信司馬遷的史德，既然在兩處明確記載鞭屍之事，至少在司馬遷看來，是真實的，應當另有所據，不然不會犯史家的大不諱，去改動以前文獻都不曾記載的事實。

這次楚國亡國，楚昭出逃，實際上是，承受着靈、平二王侈汰、昏庸統治的後果，再加上，楚昭王年幼，統治權基本集中在令尹囊瓦手中，而囊瓦，私德敗壞，才能平庸，又常懷私心，拒諫不納。當然，吳國方面強大，團隊的通力合作也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沒有楚國內部的衰敗，吳想攻入郢都是很難的。很難想像一個橫亘大半個南中國的曾與強晉爭奪中原諸侯后的強楚，一朝被偏隅的吳所攻破，幾至滅亡。有國有家者不得不鑒之。

雖說父仇不共戴天，但如果分不清國讎與家仇，以小失大，則非君子之德。伍子胥叛楚可原，助吳報私仇，至於發泄怨毒，何可嘉哉！相較於斗辛，同負殺父之仇，一以德報怨，一以怨報怨，高下立判。就拿自晉奔楚的伯州犁相較，鄢陵之戰時，伯州犁雖在楚共王身邊，但不設一謀，而雍子卻為晉悼公設謀卒敗楚。伯氏尚存故國，而雍氏心已死故國也。楚國人才被他們任用的很多，如，王孫啟、析公、申公、雍子等，這些都被歷史釘在了楚國的恥辱柱上，因為他們都對楚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而伍子胥卻一直獲得歷史的同情，一些史家避而不載，一些史家在評論時論持兩端。就對楚的傷害而言，伍子胥超過了上述楚材，在父兄被殺后，他的一切都圍繞着復仇。史遷說他“棄小義、雪大恥”(《史記·伍子胥列傳》，只是其一，就家仇與國讎來說，實際上是，棄大義，存小義。無論有無鞭屍，都不重要，輔助敵國攻滅自己的母國，永遠留在了楚人心靈痛處。這讓我想起了李陵，李陵之家仇甚於伍子胥，雖也叛漢，心對漢對皇上也懷怨憤，但終其生，並沒有助胡虜為漢造成災難，更沒有親自帶兵與大漢為敵。伍子胥的行為，與吳三桂有何區別？因私害公，其罪大矣！

不過，史家對伍子胥多厚待，主要原因在於吳為姬姓諸侯，楚為蠻夷，夷夏之仇掩蓋了君子之義罷了。孔子避而不載，不載而載，聖人微言蓋為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