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序《一朝權在手》
悶暗、滑稽與美麗
——序《一朝權在手》
雷達
南台說他1987年在魯迅文學院就聽過我的課，但我印象不深，我記住南台這名字是1998年，他的《一朝縣令》在京開研討會時。那部作品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研討會後，我曾不止一次給評論界的朋友推薦過南台，我說這個作家要注意，雖然還有不足，但很有潛力，也比較獨特。後來他還出版過幾部長篇，都給我寄了，也都很有特色。因為有這麼個認識，所以這次他請我給他的小說作序，我很高興就答應了。
小說寫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國西北地區基層社會的政治氛圍、社會心理、人際關係，我很驚訝作者的記憶力，驚訝他還原生活的能力。多少年過去了，在他筆下，一切宛如眼前，清晰可觸，他用細密而靈動的筆觸，把那一段生活的荒唐、麻木、沉悶，生動地描繪了出來。這部小說似在告訴我們：要記住，我們曾那樣不堪回首的生活過，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不僅要懂得怎樣生活，更要明白不應該怎樣生活，而且，惡夢般的生活雖說已經消逝，但並未斷根，某些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合適的氣候下，還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因而，這決不是無關痛癢的回憶。有人形容這部小說像農村婦女納的千層底的鞋底子，針腳密實，還形容它像西北人愛吃的“鍋盔”，干、硬、沙、香，耐咀嚼，這些比喻我都贊成。
這部小說的時間，是“四人幫”垮台的1976年，小說的空間是西北地區，這個時間和空間，對研究“文化大革命”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是十年“文革”的最後一年，手段全部使盡了，又是離震源極遠的邊陲，震蕩波最衰微的地區，這裏的影響大小，才能真正看出這顆精神原子彈的威力。1945年美國人丟在廣島的原子彈的破壞半徑是3公里，全世界震驚，而“文革”這顆精神原子彈的震波卻是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無一寸倖免，是廣島原子彈的30多萬倍，就連水泉縣這樣的西北邊陲連那裏最偏僻鄉村最老實的農民都被震蕩波衝擊得日夜不得安寧，其威力之巨大，真是開天闢地以來所罕見。這部作品的意義之一，就是刻骨真實的見證了這種震蕩造成的混亂。
這樣的背景和題材不是沒有人寫過，但我要說，生活密度如此之大，人物如此鮮活，氛圍如此逼真，生活面如此陌生而稀奇，地方風味如此淳厚的，並不多見。更為難得的是，作者內在的諷刺和幽默的才能，一種帶有民間智慧的幽默和諷刺。10多年前寫《一朝縣令》時，可能還是不自覺的，而現在則是自覺的喜劇意識，這很難得。在中國，喜劇小說是個缺門，南台很巧妙的把那一段嚴酷和沉重化成了喜劇——不少人想寫卻寫不出的喜劇。讀此書，讓人想起果戈理《欽差大臣》裏外省人的鬧劇，眼前晃動着赫列斯達科夫之流的影子。
《一朝權在手》的書名不太好，並不能概括它的形神，大約作者以為他寫的多是縣委權力鬥爭，故取此名。其實，人物及其繞系在他們身上的生活血肉，才決定作品的內涵和它的價值。在這裏，政治的低氣壓使每個人的心頭都佈滿陰雲，山頭林立，勾心鬥角，每個人都在想我是誰的人，每個頭頭都在算計誰是自己的人。權力鬥爭不息，誰都擺不脫它的左右。在這幅經濟崩潰，田園荒蕪的圖畫裏，生活秩序一片混亂，敢於獨立思考的新生力量備受摧殘，但他們卻如野草般頑強地生長着。
此書最大的特點是寫活了好些個人物——我們極熟悉卻少見的真正寫出其特有神氣的人物，遂給人深刻印象，彷彿夾帶着西北黃土高原的風沙而來。比如曹兀龍這個人，粗鄙、顢頇、素質低劣，但又果斷、狡黠，能“鎮唬住人”。作為代理書記，為了取掉“代”字，他的全部生活就是護持權力，全副心思用在如何安插親信擺弄乾部上。他剛出場時，像個莽漢，越往後看越不簡單，他也在鬥爭中“增長才幹”了。他每支配別人一次，渾身的毛孔就很舒暢，他就是要搞家長制，一人說了算。他很逗，想白要人家的狐皮筒子，就先跟人家算賬，算到後來，不交出來也不行。他在常委會上都敢放屁，可一見了呂翠兒，硬把屁憋回去了。但他也很複雜，對母親很孝順。他未必是壞人，只因鬥爭哲學浸透其骨髓，極能代表邊陲地區某些幹部的作風，是那一時代的活寶。
又如上海人朱仕第，扮演幫閑角色，智商不低，大有鶴立雞群之勢，縣委會上頻頻救曹，被曹引為知己，成為心腹。此人話少，但有分量，陰險，能量大，他又愛硯台，愛文物，頗有儒雅之風。他對一幅字的處理，足可見其心計之深。再如劉忠的偽，其道德人格的虛偽性表現在，不敢面對真實，像財迷護金子似的維護着他的“高尚”，所謂名節。農婦呂翠兒，作為可憐復可笑的政治工具，其升遷的荒誕，活現了當年的荒謬絕倫。她領到一月30元的津貼，現出本相，把錢貼在臉上，淚花閃爍，寫來有趣有味。
但更見光彩的還是縣委的一群年輕人：文戈和楊紅硯等，是陽光、春風，給陰晦的天氣以光亮，給悶暗的氛圍以清風。文戈雖是書獃子型，以言賈禍，處境惡劣，卻決不失其無私、正直、勇敢，拆穿着曹的欺世盜名。楊紅硯的母性，溫厚，撫慰了文戈的孤寂的心，從紅沙溝回來的那場戲，多麼感人，滿含詩意。
張賢亮說，南台是個老實人，這可能指他的為人。依我看，他也不老實，很能琢磨人，滿肚子有趣的念頭。會寫小說的沒老實的。這本書佈滿了精彩的細節，白描的功夫也很有表現力，花20多年打磨一部小說的作家，在現在非常浮躁的社會風氣下是很少見了。當年的《一朝縣令》有太密實，不透風，不善間苗，沒能把結實的磚瓦砌成一棟宏偉的大廈等缺點，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克服，可見作者是聽得進去批評意見的。但有一點改進似還不大，就是缺少引人入勝的故事，但這不影響它成為一部優秀的書。
悶暗、滑稽與美麗
——序《一朝權在手》
雷達
南台說他1987年在魯迅文學院就聽過我的課，但我印象不深，我記住南台這名字是1998年，他的《一朝縣令》在京開研討會時。那部作品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研討會後，我曾不止一次給評論界的朋友推薦過南台，我說這個作家要注意，雖然還有不足，但很有潛力，也比較獨特。後來他還出版過幾部長篇，都給我寄了，也都很有特色。因為有這麼個認識，所以這次他請我給他的小說作序，我很高興就答應了。
小說寫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國西北地區基層社會的政治氛圍、社會心理、人際關係，我很驚訝作者的記憶力，驚訝他還原生活的能力。多少年過去了，在他筆下，一切宛如眼前，清晰可觸，他用細密而靈動的筆觸，把那一段生活的荒唐、麻木、沉悶，生動地描繪了出來。這部小說似在告訴我們：要記住，我們曾那樣不堪回首的生活過，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不僅要懂得怎樣生活，更要明白不應該怎樣生活，而且，惡夢般的生活雖說已經消逝，但並未斷根，某些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合適的氣候下，還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因而，這決不是無關痛癢的回憶。有人形容這部小說像農村婦女納的千層底的鞋底子，針腳密實，還形容它像西北人愛吃的“鍋盔”，干、硬、沙、香，耐咀嚼，這些比喻我都贊成。
這部小說的時間，是“四人幫”垮台的1976年，小說的空間是西北地區，這個時間和空間，對研究“文化大革命”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是十年“文革”的最後一年，手段全部使盡了，又是離震源極遠的邊陲，震蕩波最衰微的地區，這裏的影響大小，才能真正看出這顆精神原子彈的威力。1945年美國人丟在廣島的原子彈的破壞半徑是3公里，全世界震驚，而“文革”這顆精神原子彈的震波卻是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無一寸倖免，是廣島原子彈的30多萬倍，就連水泉縣這樣的西北邊陲連那裏最偏僻鄉村最老實的農民都被震蕩波衝擊得日夜不得安寧，其威力之巨大，真是開天闢地以來所罕見。這部作品的意義之一，就是刻骨真實的見證了這種震蕩造成的混亂。
這樣的背景和題材不是沒有人寫過，但我要說，生活密度如此之大，人物如此鮮活，氛圍如此逼真，生活面如此陌生而稀奇，地方風味如此淳厚的，並不多見。更為難得的是，作者內在的諷刺和幽默的才能，一種帶有民間智慧的幽默和諷刺。10多年前寫《一朝縣令》時，可能還是不自覺的，而現在則是自覺的喜劇意識，這很難得。在中國，喜劇小說是個缺門，南台很巧妙的把那一段嚴酷和沉重化成了喜劇——不少人想寫卻寫不出的喜劇。讀此書，讓人想起果戈理《欽差大臣》裏外省人的鬧劇，眼前晃動着赫列斯達科夫之流的影子。
《一朝權在手》的書名不太好，並不能概括它的形神，大約作者以為他寫的多是縣委權力鬥爭，故取此名。其實，人物及其繞系在他們身上的生活血肉，才決定作品的內涵和它的價值。在這裏，政治的低氣壓使每個人的心頭都佈滿陰雲，山頭林立，勾心鬥角，每個人都在想我是誰的人，每個頭頭都在算計誰是自己的人。權力鬥爭不息，誰都擺不脫它的左右。在這幅經濟崩潰，田園荒蕪的圖畫裏，生活秩序一片混亂，敢於獨立思考的新生力量備受摧殘，但他們卻如野草般頑強地生長着。
此書最大的特點是寫活了好些個人物——我們極熟悉卻少見的真正寫出其特有神氣的人物，遂給人深刻印象，彷彿夾帶着西北黃土高原的風沙而來。比如曹兀龍這個人，粗鄙、顢頇、素質低劣，但又果斷、狡黠，能“鎮唬住人”。作為代理書記，為了取掉“代”字，他的全部生活就是護持權力，全副心思用在如何安插親信擺弄乾部上。他剛出場時，像個莽漢，越往後看越不簡單，他也在鬥爭中“增長才幹”了。他每支配別人一次，渾身的毛孔就很舒暢，他就是要搞家長制，一人說了算。他很逗，想白要人家的狐皮筒子，就先跟人家算賬，算到後來，不交出來也不行。他在常委會上都敢放屁，可一見了呂翠兒，硬把屁憋回去了。但他也很複雜，對母親很孝順。他未必是壞人，只因鬥爭哲學浸透其骨髓，極能代表邊陲地區某些幹部的作風，是那一時代的活寶。
又如上海人朱仕第，扮演幫閑角色，智商不低，大有鶴立雞群之勢，縣委會上頻頻救曹，被曹引為知己，成為心腹。此人話少，但有分量，陰險，能量大，他又愛硯台，愛文物，頗有儒雅之風。他對一幅字的處理，足可見其心計之深。再如劉忠的偽，其道德人格的虛偽性表現在，不敢面對真實，像財迷護金子似的維護着他的“高尚”，所謂名節。農婦呂翠兒，作為可憐復可笑的政治工具，其升遷的荒誕，活現了當年的荒謬絕倫。她領到一月30元的津貼，現出本相，把錢貼在臉上，淚花閃爍，寫來有趣有味。
但更見光彩的還是縣委的一群年輕人：文戈和楊紅硯等，是陽光、春風，給陰晦的天氣以光亮，給悶暗的氛圍以清風。文戈雖是書獃子型，以言賈禍，處境惡劣，卻決不失其無私、正直、勇敢，拆穿着曹的欺世盜名。楊紅硯的母性，溫厚，撫慰了文戈的孤寂的心，從紅沙溝回來的那場戲，多麼感人，滿含詩意。
張賢亮說，南台是個老實人，這可能指他的為人。依我看，他也不老實，很能琢磨人，滿肚子有趣的念頭。會寫小說的沒老實的。這本書佈滿了精彩的細節，白描的功夫也很有表現力，花20多年打磨一部小說的作家，在現在非常浮躁的社會風氣下是很少見了。當年的《一朝縣令》有太密實，不透風，不善間苗，沒能把結實的磚瓦砌成一棟宏偉的大廈等缺點，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克服，可見作者是聽得進去批評意見的。但有一點改進似還不大，就是缺少引人入勝的故事，但這不影響它成為一部優秀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