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9章 博物學

第359章 博物學

海寧的各種觀點,也隨着報紙和傳媒體系的傳播,來到了中國境內身居北京的乾隆皇帝,對於歐洲蠻夷們主觀臆斷、胡亂猜測自己所統治的盛世天下異常不滿。他甚至親自撰文進行反駁,他手下的大臣們也是有樣學樣無一,不是在環球集團的各大傳媒體系上發表瘋狂的反駁文章。

不得不強調的一點是因為環球集團的存在,東西方的交流確實進入了一系列新的進程當中。在乾隆皇帝和京城方面的大力支持之下,海寧似乎已經結束了一個人奮鬥的被動局面。整個歐洲也開始因為東方的聲音而顯得墜墜不安起來——正處於內部動蕩當中的歐洲,很警惕一個強大東方的出現,海寧的到來雖然攜帶着貿易的標籤,但仍然被認為是一系列危險事態的標誌,這種聲音尤其容易出現在那些保守勢力的嘴巴里。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清帝國正在進行的一系列戰爭也被認為是他們有意向歐洲方向擴展的標誌。

隨着清准戰事再起,新疆的屯墾事宜又重新恢復,並得到進一步擴大。到統一前夕,新疆自哈密、巴里坤至烏魯木齊一帶,農業開發已經取得了重大突破。據《清實錄》記載,至乾隆二十三年十月(1758年11月)止,“派往烏魯木齊等處屯田兵丁……共計新舊屯兵一萬七千名”。[插圖]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辟展等五處屯兵,共三千六百名,屯田三萬三千五百四十五畝,每畝收穫一石九斗至一石四斗不等,共收谷三萬七千三百四十餘石,較去年多收六千七十餘石”。

根據這一記載可知,即便是在原本的歷史上,這個時候的新疆地區新舊屯兵達兩萬餘人,糧食生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這表明,農業開發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新疆的糧食供給狀況,也為統一后的農業開發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而有了環球集團的幫助,大清帝國在新疆的屯田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一些,新的農作物也開始在這裏嘗試種植。大量的後勤補給鏈條,因為這些農作物的出現,而擁有了一定的糧食儲存,這讓內陸地區尤其是沙漠地帶的移民變得容易起來。

不過這一段時間裏,環球集團主要的漁民對象已經從戰亂的琉璃百姓演變成了蒙古的牧民。離開苦寒的地方,前往南方溫暖的草原是這一階段環球集團最為常用的宣傳用語,雖然他們蠱惑移民的方式,同樣也受到了當地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但是海外移民的生產效益有一部分是可以流入到乾隆皇帝的國庫的,因此清朝廷對此一直都是置若罔聞的。在他們的宣傳當中,甚至將這一系列的移民視作是成吉思汗一樣的一次偉大征服,在這種宣傳用語的作用之下,已經沒有幾個反對者膽敢輕易的提出意見。

時間來到12月,世界變得安靜了不少,除了報紙上的爭吵仍在繼續之外,戰爭的槍炮聲似乎短暫的離人們的生活而遠去,當然人們並不是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天空當中已經出現了大半年的哈雷慧星,很快就又成為了他們的焦點,因為根據人們的計算,這顆慧星將在聖誕節之前到達它距離太陽最近的位置。路過近日點之後,這個彗星將開始它的回歸周期,並逐漸遠離太陽系的核心地帶,直到下一個76年之後才會再次出現在人類的記載當中。

很多天文學愛好者都在這個過程當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一些東方的普羅大眾甚至也因此而熟悉了西方的一些學識。乾隆皇帝目前正在焦慮應不應該徹底的將這些學術全部封殺,而海寧則為他提前準備好了一個台階煨湯,近幾年的赫赫武功和統治頭腦唱起了讚歌。

他認為統治者最應該做的就是代表全天下人民的權益,而乾隆皇帝是一個愛民如子,並且努力清楚威脅他們的禍患的優秀統治者。如此以來,他理應享受全天下人的敬仰。

海寧的讚歌還沒有煥發出他應有的作用,因為還沒有人利用天文學方面的東西來質疑乾隆皇帝的統治合法性,這也是乾隆皇帝遲遲沒有真正出手的原因。

但其實誰都知道,隨着時間的逐漸流逝,喜歡用西方人的那種方式去研究天文學的人會逐漸變多,乾隆皇帝早晚也需要面對那樣的挑戰,而到時候海寧的這些讚歌能不能及時的派上用場就很難說了。

但即便如此,海寧仍然十分激進的繼續着自己的科普道路。1759年1月份的時候,他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完成了一件壯舉。在大興帝國的所有試點區域當中,他都建立了旨在向普通百姓揭示世間萬物真理的博物館。而他在這方面的工作遠遠的走在了老對手不列顛人前面。

不列顛博物館,又稱“大英博物館”,是英國最大的國家綜合性博物館,也是一所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偉的綜合性博物館。它位於英國倫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羅素廣場,始建於1753年,1759年1月15日起正式對公眾開放。其包括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兩部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許多文物和珍品。英國國家博物館擁有藏品600多萬件,包括青銅器、陶瓷品、雕刻品、繪畫等,還有西歐近現代的許多繪畫、木刻版畫藝術品以及大量的珍貴圖書資料。該館東方藝術部收藏了中國大批敦煌佛經卷與佛教藝術珍品、晉唐書畫名跡等,如傳為晉代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也藏在該館。

當這樣兩篇內容幾乎相似而實力卻懸殊很大的報道出現在乾隆面前的時候。他的內心再一次動搖了。誰都知道英國人目前是最容易帶來危險的存在,但環球集團卻彷彿在各個方面都能夠穩穩的壓制他們。

就博物館的歷史形制,西方博物館從私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館,到後來21世紀已是各種新博物館形式層出不窮。籌建於1753年的英國大英博物館,原本應是第一座對公眾開放的現代博物館,但如今卻不得不將這一名譽丟給了環球集團。

也不知道1946年國際博物館協會成立於巴黎的時候,會如何面對這一事實。當然海寧有可能會讓這一組織提前出現在世界上,只不過,其章程中給博物館的定義或許不需要改變:博物館是指為公眾開放的美術、工藝、科學、歷史以及考古學藏品的機構,也包括動物園和植物園。

——該定義並不是一個被認為完整和完美的定義,因此也不可避免的經歷過多次修訂,1974年修訂版說:“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營利的、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向公眾開放的永久性機構,為研究、教育和欣賞的目的,對人類和人類環境的見證物進行收集、保存、傳播和展覽。”

2004年增添物質和非物質的概念。如今,博物館已被視為是集文化遺產的收集、保存、展覽、研究和教育等功能於一身的綜合性機構。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了很多新的博物館形式,越來越多的博物館開始側重於區域性歷史文化的整體保護和社區參與。一方面民俗博物館、社會歷史博物館、遺產中心等新博物館對國家博物館和其他國家主導的公共博物館等傳統博物館形式形成挑戰,另一方面博物館形式、功能也呈現多樣化,比如遺產旅遊,這一趨勢標誌着博物館功能的娛樂化。目前環球集團的博物館體系雖然還不健全,但已經出現了像這一系列功能分化的博物館發展的跡象。就連乾隆皇帝也對此略有所知。

實際上,乾隆並非對寶物這個詞毫無所知,恰恰相反的是經驗主義引導下的中國古代學者早就已經在這方面發現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可以做。只是那個時候的他們,並沒有立刻引起外界的重視。

當用中國傳統“博物”概念去翻譯和套用西方的“博物學”“博物館”時,我們需要反思:(1)西方傳統自成一范,分類細緻和邏輯縝密,自然科學方面尤甚。將naturalhistory和museum譯為“博物(學/館)”造成歷史性誤會。(2)我國傳統“博物志(學)”在價值體制、知識分類和呈現形制上與西方大相逕庭,屬於正統經學以外的特殊體制和體例。(3)用同一個既不是中國傳統的博物志(學),也不是naturalhistory和museum本義去對應,便出現三者原本非一物因用同一個語詞而誤以為一物的窘境和尷尬,導致認識上的困境。

中國“博物學”與西學的科制化不同,中國的博物學有一套自己的規範和學理;現在社會上普遍認識的這一用語是由西方引入的,“事實上中國人並沒有一門學科,一個知識體系,甚或一個連續的學術傳統,剛好與西方的‘博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相對應……‘博物學’也是19世紀翻譯西方著作時出現的新詞新義”——其實更應該屬於舊詞新意。因為我國自古就有“博物”——包括概念、分類、文體、知識相融合的“博物體系”。

從現存的材料看,商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就具有這一特殊的“博物體”雛形,其內容涉及當時的天文、曆法、氣象、地理、方國、世系、家族、人物、職官、征伐、刑獄、農業、畜牧、田獵、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災禍等。直到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了正統的“經史子集”知識分類,使“博物”從屬於正統的分類體系,或者成為正統分類的“補充”。

我國最有名的《博物志》當數張華所著。綜觀之,筆者稱之為“博物體”,包括(體識、體類、體用、體例)。全書十卷包括:卷一(地理:地、山、水、五方、物產),卷二(“外”、“異”國、人、俗、產),卷三(異物種:獸、鳥、蟲、魚、草木),卷四(物論),卷五(方士、服食、辨方士),卷六(考釋:人名、文籍、地理、典禮、樂、服飾、器名、物名),卷七(異聞),卷八(史補),卷九、十(雜說上、下)。其中有以“物理”為題的專論,不過,它與“物性”和“物類”互為一體,即“物性(特性)—物理(關聯)—物類(分類)”。

中國的博物學,作為經史子集補充的博物,在我國今天的“遺產運動”中尤其要珍視,其中體系、體性、體質、體貌、體征等都缺乏語境化的完整研究。如:《尚書》、《周易》、《淮南子》、《鬼谷子》、《抱朴子內篇》、《黃帝內經》、《呂氏春秋》、《山海經》、《史記》、《水經注》、《太平御覽》、《本草綱目》、《天工開物》、《長物志》、《博物志》、《徐霞客遊記》、《藏葯藥典》、《爾雅》、《說文》的分類等。《尚書》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經典之一”。根據孔安國《尚書序》中對其體例的分類,有六大類,即“典、謨、訓、誥、誓、命”。典如《堯典》,記錄帝堯的事迹;謨如《皋陶謨》,記載了宮廷上的君臣謀划和議論;訓如《伊訓》,講的是商代老臣伊尹勸誡商王太甲要以史為鑒,加強德政;誥如《康誥》、《酒誥》等,是周王朝冊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諭,記載了周公對康叔的督導訓誡;誓如《甘誓》、《牧誓》等,是作戰前的誓師之詞;命如《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員、侯伯的冊命之詞。分類作為認知和表述的重要依據,我國的博物學獨樹一幟,福柯正是受到我國博物學分類的啟發而作《詞與物》。

這些東西當中並不缺少乾隆皇帝所熟悉的事物,雖然他不樂意和平民百姓以及那些西方的蠢貨分享這些東西。可博物學又不僅僅只包括這些內容,而且作為帝王威嚴的一部分,即便是那極小的一部分,似乎也可以在歐洲人那裏製造出足夠的震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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