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起點――天真美好的年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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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3日，螺城解放了。國民黨軍隊一早就退出城去，街上已不見一兵一卒。那時關於**和解放軍的謠傳很多，有說他們象“封神榜”里的人物，神通廣大；有說他們凶神惡煞，不近人情。那天，我和幾位小朋友一直扒在屋頂上，注視着公路上的行人，想看看解放軍到底是啥樣的，可惜到傍晚還看不到有什麼動靜，卻聽說游擊隊已進城接管了縣政府，說他們穿着普通人的衣裳，跟老百姓沒有兩樣，只在腰間插一支掛紅布條的短槍。
雖然沒有“看”到解放，但覺得整個縣城的氣氛變了，到處充滿生機。人們象是從黑黝黝的地洞裏走到陽光明媚的天底下，感到明亮和舒暢。遠處不時傳來一陣陣敲鑼打鼓的聲音。到街上去可以看到文工隊在街頭表演節目，或是一隊穿着紅黃服裝的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在迎送什麼。對孩子來說，這是新奇和激動人心的。大人們都說解放了，人人平等，不許再有壓迫和剝削。大家興高彩烈地大聲議論着，傳遞一些新名詞。各種民間組織：農協會、婦女會、青年會、兒童團的牌子就象雨後春筍般地樹了起來。
很快，就有人來叫我去參加兒童團。團長是個能幹的小青年，常給我們講解放區抓特務打壞蛋的故事。有一天，他突然分配我跟另一位兒童團員每天要在我家屋后的小路上站崗查路條，那時治安混亂，進城要憑區政府開的介紹信，稱為“路條”。我家屋后的小路是進城的一條通道。當時，我感到這是莫大的榮幸和信任。就這麼一句話，我倆立即當作一件神聖而偉大的任務來執行，一刻也不敢怠慢。每天一大早就拿着紅櫻槍，掛上紅袖章，筆挺筆挺地站在路口，對每一位過往路人嚴肅認真地問一聲，“同志！你有路條嗎？”不放過任何一個沒有路條的人。我們是那麼認真，心中只有“革命”，絲毫沒有考慮後來常被提起的“人際關係”。一天就有一位幹部模樣的人被我們擋住了。他解釋了半天，最後還是悻悻地返回原路去。當再次看到他，帶來了路條，我們竟感激地對他道起謝來，我想這是對他和對自己的共同讚美。此外，兒童團還不時搞宣傳演出。在自家院子裏搭了個小小檯面，模仿着從大戲台上學來的節目，內容都是關於“抓特務”的，曾吸引過不少小觀眾，連大人有時也興緻盎然地站着觀看。
1952年秋，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螺城一中。從小學四年級起，我的學業成績開始脫穎而出。當時多虧一位新來的國語老師。他矮敦敦的身材，一說話就逗人樂，象一位相聲演員。第一堂課，我就被他那抑揚頓挫的聲調和幽默恢諧的表情吸引住了，一動不動地聽完一堂課。對我來說是破天荒第一次，下課後感到渾身肌肉又酸又疼，脖子扭不動了，好一陣才舒展過來。這位國語老師不但書教得好，還善於組織學生開展各種競賽。我的好勝心得到發揮，對學習有了興趣，那一學期結束，我的成績一下躍居班上第七位，到小學畢業時已名列全校第一。
在學習上我從不感到困難和緊張，對於演算類的題目，我只要想想解題的方法和步驟，幾乎就了如指掌，不用動筆去做。我的數學和物理科成績曾有過全學期總評一百分的記錄。我往往比同學少花一半時間就完成課業，更多時間是在圖書館和運動場上度過。學校圖書管理員對我很友好，常讓我進去自己挑選圖書。現在的孩子還沒有上學，父母已給他準備了一大堆《看圖識字》之類的讀物，恨不得通通塞進他的腦子裏。那時候沒有這樣的條件，記得第一本看的是《李有才的板話》，是小學語文老師介紹的，因為課本中讀到有關的章節，老師要求我們去借來看一看。從此我才有了一張《借書證》，開始走進圖書館裏去。那時儘是借一些童話、寓言、神話和描寫少年英雄這類的兒童讀物。上到初中，開始看長篇，也看古典文學。這時期的讀書，純粹為了了解故事情節，滿足好奇心，是不求甚解的，讀完之後，並無多大進益。此外在體育方面，我年紀小，在低齡組佔有優勢，跳高，百米連續幾屆校運會都獲得該組的第一，連體育老師也對我倍加愛護。我還是學校少先隊副大隊長兼中隊長，班級學習委員。差不多所有教過我的老師都對我另眼看待。這樣的後果當然很糟，使我在家裏的“老大”地位又得到鞏固和發揮，只習慣受到讚揚，不願聽到批評，總想在眾人面前表現自己，賣弄小聰明，也不管是在怎樣的場合。終於有一次導致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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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3日，螺城解放了。國民黨軍隊一早就退出城去，街上已不見一兵一卒。那時關於**和解放軍的謠傳很多，有說他們象“封神榜”里的人物，神通廣大；有說他們凶神惡煞，不近人情。那天，我和幾位小朋友一直扒在屋頂上，注視着公路上的行人，想看看解放軍到底是啥樣的，可惜到傍晚還看不到有什麼動靜，卻聽說游擊隊已進城接管了縣政府，說他們穿着普通人的衣裳，跟老百姓沒有兩樣，只在腰間插一支掛紅布條的短槍。
雖然沒有“看”到解放，但覺得整個縣城的氣氛變了，到處充滿生機。人們象是從黑黝黝的地洞裏走到陽光明媚的天底下，感到明亮和舒暢。遠處不時傳來一陣陣敲鑼打鼓的聲音。到街上去可以看到文工隊在街頭表演節目，或是一隊穿着紅黃服裝的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在迎送什麼。對孩子來說，這是新奇和激動人心的。大人們都說解放了，人人平等，不許再有壓迫和剝削。大家興高彩烈地大聲議論着，傳遞一些新名詞。各種民間組織：農協會、婦女會、青年會、兒童團的牌子就象雨後春筍般地樹了起來。
很快，就有人來叫我去參加兒童團。團長是個能幹的小青年，常給我們講解放區抓特務打壞蛋的故事。有一天，他突然分配我跟另一位兒童團員每天要在我家屋后的小路上站崗查路條，那時治安混亂，進城要憑區政府開的介紹信，稱為“路條”。我家屋后的小路是進城的一條通道。當時，我感到這是莫大的榮幸和信任。就這麼一句話，我倆立即當作一件神聖而偉大的任務來執行，一刻也不敢怠慢。每天一大早就拿着紅櫻槍，掛上紅袖章，筆挺筆挺地站在路口，對每一位過往路人嚴肅認真地問一聲，“同志！你有路條嗎？”不放過任何一個沒有路條的人。我們是那麼認真，心中只有“革命”，絲毫沒有考慮後來常被提起的“人際關係”。一天就有一位幹部模樣的人被我們擋住了。他解釋了半天，最後還是悻悻地返回原路去。當再次看到他，帶來了路條，我們竟感激地對他道起謝來，我想這是對他和對自己的共同讚美。此外，兒童團還不時搞宣傳演出。在自家院子裏搭了個小小檯面，模仿着從大戲台上學來的節目，內容都是關於“抓特務”的，曾吸引過不少小觀眾，連大人有時也興緻盎然地站着觀看。
1952年秋，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螺城一中。從小學四年級起，我的學業成績開始脫穎而出。當時多虧一位新來的國語老師。他矮敦敦的身材，一說話就逗人樂，象一位相聲演員。第一堂課，我就被他那抑揚頓挫的聲調和幽默恢諧的表情吸引住了，一動不動地聽完一堂課。對我來說是破天荒第一次，下課後感到渾身肌肉又酸又疼，脖子扭不動了，好一陣才舒展過來。這位國語老師不但書教得好，還善於組織學生開展各種競賽。我的好勝心得到發揮，對學習有了興趣，那一學期結束，我的成績一下躍居班上第七位，到小學畢業時已名列全校第一。
在學習上我從不感到困難和緊張，對於演算類的題目，我只要想想解題的方法和步驟，幾乎就了如指掌，不用動筆去做。我的數學和物理科成績曾有過全學期總評一百分的記錄。我往往比同學少花一半時間就完成課業，更多時間是在圖書館和運動場上度過。學校圖書管理員對我很友好，常讓我進去自己挑選圖書。現在的孩子還沒有上學，父母已給他準備了一大堆《看圖識字》之類的讀物，恨不得通通塞進他的腦子裏。那時候沒有這樣的條件，記得第一本看的是《李有才的板話》，是小學語文老師介紹的，因為課本中讀到有關的章節，老師要求我們去借來看一看。從此我才有了一張《借書證》，開始走進圖書館裏去。那時儘是借一些童話、寓言、神話和描寫少年英雄這類的兒童讀物。上到初中，開始看長篇，也看古典文學。這時期的讀書，純粹為了了解故事情節，滿足好奇心，是不求甚解的，讀完之後，並無多大進益。此外在體育方面，我年紀小，在低齡組佔有優勢，跳高，百米連續幾屆校運會都獲得該組的第一，連體育老師也對我倍加愛護。我還是學校少先隊副大隊長兼中隊長，班級學習委員。差不多所有教過我的老師都對我另眼看待。這樣的後果當然很糟，使我在家裏的“老大”地位又得到鞏固和發揮，只習慣受到讚揚，不願聽到批評，總想在眾人面前表現自己，賣弄小聰明，也不管是在怎樣的場合。終於有一次導致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