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寫《閃箭》――談忠誠
我喜歡寫，不以為苦，樂在其中。因為我心中不平，看現實生活不平，看古書歷史不平，不平則鳴，不過由於種種限制又不能大鳴大放，比如我曾經在日記里鳴放過，被我媽偷看后大罵了我一頓，自此之後，日記也不敢寫了；更不用說寫成其他文體發表，只能通過寫小說隱含地發泄，我媽只愛看言情武俠，不會看我的這一部。
尼采如此說：“在一切著作中我只愛作者以他的心血寫成的著作。以心血著作，並且你可以感覺到心血就是一種精神。……那以血和箴言著作的人不願被誦讀，只願被以心思維。”伯牙彈高山流水，鍾子期自會其意。如果你是我的知音，你會看出不只是部閑情雅緻的小說，我想把個人對生活的思考，對歷史的思索，對人生的感悟寄托在文章之中。
開篇蘇威爾選擇職業那一段，就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當然不是因為學費的問題；那一首詩：
我親手用閃電
刺傷了我的嚮往，
踮起腳，
往哪個方向？
我迷茫！
……
美酒還是血汗？
沉醉抑或悲傷？
什麼都好，
我不要遺憾！
就是我在高考前和着淚所寫成的，有的讀者說這些詩歌很無聊，但是我要保存它們，至今一讀起這首詩，我還會流淚。沒有經歷過的人永遠也想像不出，放棄自己的夢想，一個人會有多心疼。後來，我選擇了一個不是自己最痛恨，也不是最喜歡的職業，卻不得不義無反顧地愛上它；我已經無路可退，無法後悔。
寫作的終極目的是探討，什麼是“忠誠”？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我原來為這本書所寫的簡介：
責任說，“你必須！”
年輕說，“我可以！”
他的身和手就是弓與箭，他的心就是標靶。
與其說對於虛無縹緲的國家或者宗教的忠誠，他唯一忠誠的對象，是自己的心。
能做自己的主人，那可是比擁有所有的財富、至高無上的權力，還要重要！
我一直對“忠誠”這兩個字迷惑不解。
“忠恕”二字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實現儒家最高行為準則“仁”的方法。孔子的弟子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嚴於律己為忠，寬以待人為恕。
“忠誠”這兩個字是我們中國人一貫喜歡擺在嘴上講的。實際上，這兩個字從字面意義上可以分開來說。
“忠”，英文叫loyalty，是對某樣東西或某個人一以貫之，忠心不二，比如我們可以說，我忠於自己的專業、職業道德、信仰，忠於自己的男女朋友、老夫老妻，忠於黨、忠於人民等等；不管這樣東西、這個人在別人眼裏看來如何，但在我心裏，這是最寶貴的、最不可侵犯的；“忠”的外延極為廣泛，可以涵蓋古今中外各種各樣人們推崇的感情：比如堅忍不拔的毅力、寧折不彎的骨氣，捨身取義的正氣、兩肋插刀的義氣、一往情深的愛情、天下無不是父母的孝心，這都可以歸結於一個“忠”字。
再說“誠”，英文叫honesty，是指誠實，即實事求是，心口如一，表裏如一，不帶一點虛假的東西。一個典型的“誠”的例子就是對神父的懺悔，在西方的天主教里，你對神父做懺悔時，會把心裏最卑鄙、最見不得人的秘密告訴神父，你承認你的罪過就可以被寬恕、被拯救。因為，西方對人的期望值是很低的，較普遍地認為人生出來就是有罪的，宗教里稱之為“原罪”。既然人人都負有“原罪”，那麼認罪、懺悔，把自己最醜陋骯髒的一面表露出來，也不覺得是特別羞恥的。但是，如果這種誠實不是出自內心想要改過自新的“誠”，而是流於形式的“誠”，就會走向“真善美”的反面――“偽善”。西方有些人就是這樣，周一至周五去幹壞事，周六周日跑到教堂懺悔一下，下周又照干不誤。這就是宗教誤人之處了。
對於“忠誠”這兩個字，東西方的看重程度很不一樣。
東方哲學的主流――儒學一味強調“忠”，在儒學的影響下，中國人講“忠”，特別是“忠君體國”，遠遠超過了“誠”。比如，中國人本來是很崇尚“孝”的，“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而當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儒學則鼓勵人們首選“忠君”，“忠”比“孝”還要優先（為讓徐庶對漢室盡忠，其母自盡），更不要說兄弟之間的“悌”（諸葛三兄弟分侍三國）、朋友之間的“義”（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夫妻之間的“情”（劉安殺妻食劉備），那都是遠遠不如“忠”的。而當“誠實”與“忠孝”相矛盾時，中國哲學還是鼓勵人們首選“忠”字，所謂“子為父隱，臣為君隱”，為尊者諱。諱什麼？諱就是不誠實。
西方哲學則強調“誠”。西方哲學奠基者之一蘇格拉底與孔子所處的文化環境不同，蘇格拉底沒有一個既成的道統（如周禮）可以依賴或維護，恰恰相反，蘇格拉底就是要挑戰雅典已有的價值和制度，他以“馬虻”自命，蘇格拉底是以反叛者的姿態登上歷史舞台的。後來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對蘇、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對柏都是敢於陳詞，敢於超越自己的老師。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是對他老師的背叛，對舊有真理的背叛，卻是對新的知識的忠誠。所以，西方哲學強調“誠實”，追求“真理”，而鄙視一味“忠誠”於過去。
從西人哲學看，“叛逆”與“忠誠”是一對矛盾統一體。“叛逆”只不過是換一個忠誠對象，是對舊有忠誠對象的否定，但是對新的忠誠對象的肯定。可以說，他們敢於批叛任何曾經忠誠過的東西或者人，只是一顆追求真理的心始終如一；也可以說，他們根本從未忠誠過外界的什麼東西，從來忠誠的對象只是自己追求真理的心，所以也無從背叛過什麼。
與東方人相比而言，西方人更能夠、更願意對自己所認定的真理進行反思，擯棄錯誤，走向正確；而東方人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更不能夠脫離自己錯誤的過去――即使知道某種忠誠是錯誤，要他幡然醒悟卻不容易。國人講究“從一而終”，不管我認定的是好是壞，反正一經認定，就很難更改，而且說這是一種美德；真有點像過去女子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二戰之後，德國人很坦率地承認了法西斯德國對歐洲各國與猶太人所犯的罪行；而日本則一直想掩蓋事實真相，篡改歷史，就是東西方對於“忠”與“誠”兩字態度差異的反應。
仔細琢磨，明眼的讀者可以發現這兩種看似截然不同的哲學流派，有所共通的地方。東方哲學講究忠於君主，西方哲學講究忠於真理。再仔細看，又可以發現“忠誠”粗略可分為兩種，一種“忠誠”是對外界某一種既存的權威（人或者皇權）的忠誠，受的是精神道義的約束或者物質利益的誘惑、武力的脅迫，這種忠誠是外加的；一種“忠誠”是對內心所傾向的某種事物自始至終的追求與守護，受的是自己良心的驅使，這種忠誠是自覺的。忠誠於統治者可能是外加的，也可能是自覺的；但忠誠於自己所認定的真理一定是自覺的。
所圍繞的核心概念就是“忠誠”兩字，因而着力描寫了形形色色的“忠”的關係：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對兒女的舔犢情深，對愛人的深情，對師傅長父的感恩，對兄弟的信任，對朋友的誠實，對職業職守的專註，對君主的忠心，對宗教的信仰，對人類的慈悲，對整個星球的愛護……。由此可見，“忠”也是有等級的，圍繞着自身之外畫著一個個大小不等的圈子；但低等級圈內的“忠”一定會服從高等級圈的忠誠嗎？不一定。事到臨頭，當不同的“忠”之間有所矛盾的時候，每個人囿於自己的環境，取捨都會不同。這本書就是想探討看看，不同的人面臨不同的“忠”之間自相矛盾時，“忠”與“誠”相矛盾時，究竟會如何進行取捨呢？他們如何說服自己呢？
我為本書取的題目來源書中的“射手之歌”――“我是箭，我是閃電”，看似自由奔放，實際心中自有標靶。“他的身和手就是弓與箭，他的心就是標靶。與其說對於虛無縹緲的國家或者宗教的忠誠，他唯一忠誠的對象，是自己的心。”
但是，渺小的人類想要探尋偉大的真理又談何容易？在探尋真理的途中，人們不免往往要走錯路，甚至走上與自己守護的真理背道而馳的道路。比如中的楊威利一生忠誠於“民主自由”，但不得不為一個假借“民主”之名行“賣國”之實的領導人而戰。比如二戰時期，德國黨衛軍士兵聽從希特拉的命令，屠殺猶太人，妄圖純化歐洲人的血統，他們也以為自己信奉的是真正的“真理”。比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他們何嘗不認為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所以，聽從自己的心，走上追求真理、忠於真理的道路，也往往是危機四伏的，到得頭來回首前路，也許會發現自己離真理越來越遠。特別是，當你的一顆心面臨真理的歧路時，你會選擇哪一條呢？自由的決斷就是“不受任何他人的強制，完全聽從自己意志行事”，可如果一個人的自我中有兩個意志、兩種忠誠；而其中一個意志強制另一個，那算不算“自由”？所以說，只要你採取行動，選擇任何一條道路，都完全可以說“你”是自由的，同時也可以是說“你”是受強制的。說你能支配自己，也就是說你能放縱自己。（看過最新免費vip章節的讀者，會發現這一段有點眼熟，我把主角放在這樣一個矛盾的環境下，看他究竟會怎麼抉擇。）
沒有人不是自己的奴隸。但，只有偉人才能始終如一地忠於自己最崇高的目標，做真理的奴隸。等而下之的，是做別人的奴隸。再等而下之的，是做物慾的奴隸。
王國維的稱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第一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立志）。第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漸修）。第三境：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頓悟）。王國維非常推崇尼採的一句話：“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他的三境界說也與在尼採的三階段說不謀而合，或者，王也曾借鑒於彼，也未可知。
尼采認為通向“智慧”之路有三個必經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合群時期”，崇敬、順從、仿效隨便哪個比自己強的人；第二階段是“沙漠時期”，束縛最牢固的時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壯生長，重估一切價值。第三階段是“創造時期”，在否定的基礎上重新進行肯定，然而這肯定不是出於我之上的某個權威，而僅僅是出於我自己，我就是命運，我手中抓着人類的鬮。
我想，追求真理、忠於真理也需要經過這三種境界、三個階段，才算完美吧？這就是我寫的初衷，用自己對人生的感悟、對東西方形形色色忠誠概念的反思構成一個熔爐，把主角、配角放入到這樣一個熔爐里去鍛造，經過三個階段的淬火成鋼，看看能變成什麼一個模樣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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