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回 支部委員：農村工作也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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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社農村工作隊在我大隊的後期工作是在春節前開展的“整黨”。通過“整黨”，建立健全大隊領導班子，使各項工作都走上正軌。自從那場運動開始以來，大隊的領導班子處於半癱瘓狀態，犯有嚴重錯誤的大隊幹部仍然在職，群眾意見很大，黨支部在群眾中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在縣社農村工作隊的指導下，大隊黨支部集中時間，召集全體黨員學習文件，各自針對黨員標準檢查自己工作中和思想上的錯誤。大家敝開思想亮觀點，展開了“互幫互揭”的激烈思想鬥爭。尤其是兩個犯有嚴重錯誤的原大隊幹部，在這次整黨中被開除出黨，純潔了黨員幹部隊伍。
在整黨的基礎上，經過全體黨員醞釀討論，按照“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產生了新的黨支部領導班子。新的黨支部領導班子由五名委員組成，新增了兩名年輕的支部委員。我是新增的兩名支委之一。
在討論新增委員的黨員會上，個別老黨員認為年輕黨員缺乏工作經驗，提出了反對意見。這顯然是一種論資排輩的觀念，不利於黨的發展，因此被多數黨員和縣工作隊否決。
這次以高部長帶隊的縣社農村工作隊在我大隊的工作成效顯著。全面清理了運動開始以來大家黨支部成員存在的問題；統一了全體黨員的思想；建立了新的大隊領導班子；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各項工作出現了新氣象。
我在這次整黨的過程中也受到了深刻教育。雖然我入黨時間不長，回農村還不久，暴露的問題也還很少。但我認為儘早預防十分必要。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真心為群眾服務才能得到群眾擁護，損害群眾利益的事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做，再隱蔽的事最終都會被揭穿。
那個時候，大隊黨支部委員分工擔任各項行政工作。我所在的大隊是個有近二千人口的單位，大隊支委幾個人要組織全大隊的農業生產，要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任務指標，尤其是要及時調解群眾中出現的各種糾紛，的確也比較難當。
五個支委除了支部書記管全面外，四個支委分管一個片，每個片都有幾個生產隊。支委還負責部門工作，我當時是“治保主任”和團支部書記。全大隊發生的各種矛盾糾紛都要及時處理，治安案件要協助上級辦案。那時公社一級還沒有派出所，法制還很不健全，但那時治安案件比較少，只是群眾中吵架等糾紛不少。
遇到群眾發生糾紛，大隊幹部就會被叫去處理。有時還得趕緊去，不然還真有“打破人腦殼”的事發生。與我們大隊相隔不遠的別一個大隊，就出現過兩鄰居為爭屋場界址打得頭破血流的事件。
那時，群眾通過那場運動的鍛煉，什麼事都敢幹。當時，國家法制還很不健全，群眾法律意識淡薄，遇到矛盾很容易走極端。
群眾中的糾紛都是各說各有理，大隊幹部要站在公眾的立場，分清是非，才能處理得當。處理結果要讓當事人接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的社員橫蠻不講理，而經常出現糾紛的也正是這些的人。如果糾紛沒有損害賠償還好辦，說幾句公道話，沒有什麼難。但如果有損害賠償，就得靠大隊幹部的權威去執行。
因此，那時大隊幹部在群眾中的權威很重要。有權威才能使當事人接受你的處理意見。我們大隊的老支書在處理群眾糾紛上就很有一套辦法。
老支書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由於他長期與群眾接觸，對全大隊社員的情況了如指掌，在群眾中有較高的威望。他處理群眾糾紛一般都能使雙方服服帖帖。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年輕支委學習的。
這種靠大隊幹部處理糾紛的作法，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社會環境中的“人治”。在當時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無疑起到了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但由於主觀因素，有時難免會出現偏差，這反過來造成群眾對幹部不滿，影響幹群關係。
大量的社會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提高群眾依法行事的觀念，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在那個年代，大量的社會矛盾靠大隊幹部處理雖然有效，但並不一定是最好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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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社農村工作隊在我大隊的後期工作是在春節前開展的“整黨”。通過“整黨”，建立健全大隊領導班子，使各項工作都走上正軌。自從那場運動開始以來，大隊的領導班子處於半癱瘓狀態，犯有嚴重錯誤的大隊幹部仍然在職，群眾意見很大，黨支部在群眾中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在縣社農村工作隊的指導下，大隊黨支部集中時間，召集全體黨員學習文件，各自針對黨員標準檢查自己工作中和思想上的錯誤。大家敝開思想亮觀點，展開了“互幫互揭”的激烈思想鬥爭。尤其是兩個犯有嚴重錯誤的原大隊幹部，在這次整黨中被開除出黨，純潔了黨員幹部隊伍。
在整黨的基礎上，經過全體黨員醞釀討論，按照“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產生了新的黨支部領導班子。新的黨支部領導班子由五名委員組成，新增了兩名年輕的支部委員。我是新增的兩名支委之一。
在討論新增委員的黨員會上，個別老黨員認為年輕黨員缺乏工作經驗，提出了反對意見。這顯然是一種論資排輩的觀念，不利於黨的發展，因此被多數黨員和縣工作隊否決。
這次以高部長帶隊的縣社農村工作隊在我大隊的工作成效顯著。全面清理了運動開始以來大家黨支部成員存在的問題；統一了全體黨員的思想；建立了新的大隊領導班子；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各項工作出現了新氣象。
我在這次整黨的過程中也受到了深刻教育。雖然我入黨時間不長，回農村還不久，暴露的問題也還很少。但我認為儘早預防十分必要。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真心為群眾服務才能得到群眾擁護，損害群眾利益的事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做，再隱蔽的事最終都會被揭穿。
那個時候，大隊黨支部委員分工擔任各項行政工作。我所在的大隊是個有近二千人口的單位，大隊支委幾個人要組織全大隊的農業生產，要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任務指標，尤其是要及時調解群眾中出現的各種糾紛，的確也比較難當。
五個支委除了支部書記管全面外，四個支委分管一個片，每個片都有幾個生產隊。支委還負責部門工作，我當時是“治保主任”和團支部書記。全大隊發生的各種矛盾糾紛都要及時處理，治安案件要協助上級辦案。那時公社一級還沒有派出所，法制還很不健全，但那時治安案件比較少，只是群眾中吵架等糾紛不少。
遇到群眾發生糾紛，大隊幹部就會被叫去處理。有時還得趕緊去，不然還真有“打破人腦殼”的事發生。與我們大隊相隔不遠的別一個大隊，就出現過兩鄰居為爭屋場界址打得頭破血流的事件。
那時，群眾通過那場運動的鍛煉，什麼事都敢幹。當時，國家法制還很不健全，群眾法律意識淡薄，遇到矛盾很容易走極端。
群眾中的糾紛都是各說各有理，大隊幹部要站在公眾的立場，分清是非，才能處理得當。處理結果要讓當事人接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的社員橫蠻不講理，而經常出現糾紛的也正是這些的人。如果糾紛沒有損害賠償還好辦，說幾句公道話，沒有什麼難。但如果有損害賠償，就得靠大隊幹部的權威去執行。
因此，那時大隊幹部在群眾中的權威很重要。有權威才能使當事人接受你的處理意見。我們大隊的老支書在處理群眾糾紛上就很有一套辦法。
老支書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由於他長期與群眾接觸，對全大隊社員的情況了如指掌，在群眾中有較高的威望。他處理群眾糾紛一般都能使雙方服服帖帖。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年輕支委學習的。
這種靠大隊幹部處理糾紛的作法，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社會環境中的“人治”。在當時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無疑起到了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但由於主觀因素，有時難免會出現偏差，這反過來造成群眾對幹部不滿，影響幹群關係。
大量的社會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提高群眾依法行事的觀念，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在那個年代，大量的社會矛盾靠大隊幹部處理雖然有效，但並不一定是最好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