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湖南人
最近書友們對湖南的爭議比較大，這裏說說我的看法，說湖南人歷史上保守不是從在下這裏開始，恐怕也不會到在下這裏結束。我覺得湖南人大部分屬於比較率直的那一種人，或者說比較理想化，守舊的時候是真守舊，革命的時候也是真革命，他們認為對的事情就要去做。在十九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真正能夠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鳳毛麟角，絕大多數人仍然堅持傳統的思想，所以在本書中湖南人革命性的一面還沒有體現出來。而且作為一股與主角對立的勢力肯定會有些不討好，如果有人覺得本書中湖南人的形象不能讓人滿意還請參照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本書的設定。
轉載一篇關於湖南的文章，個人感覺文中對湖南人的分析還是比較準確的，而大家的辯論基本上是各自抓住了一對矛盾的一面互相攻擊，結果只能是雞同鴨講。
-湖湘文化二重性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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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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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波濤八百里，湘楚文明數千年“。湖南人傑地靈，人文薈萃，有着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人們對形成並傳播於湖南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一般稱為“湖湘文化“。而在南宋時期，朱熹就曾提出過“湖南學“、“湖湘學“的說法。近年來隨着“文化熱“的興起和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人們對湖湘文化也有着更深的認識。但遺憾的是對湖湘文化的探索都以積極的肯定為主，相對而言，而對其缺陷的反省不多。任何文化都是在特定的歷史、地域、人文條件下形成發展的，在反映特定歷史、地域、人文優勢的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局限，因此文化都具有二重性，湖湘文化亦是如此。有鑒於此，筆者擬就湖湘文化中容易為人所忽略的特徵作一些探索，以在挖掘弘揚其積極健康的文化精神的同時反思蕩滌其消極迂腐的文化糟粕，將湖湘文化發揚光大，再創湖湘文化的光彩與輝煌。因湖湘文化中“經世致用”的原則及傳統相對複雜，筆者擬另作探討，現就湖湘傳統中的“開放變革與保守、愛國與泛政治化、大氣與偏狹、雄健與唯意志主義“幾個方面闡述自己的見解，以求教於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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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湖湘文化中富有求新求變的變革精神和匯納百川的會通精神，但同時湖湘人的保守與封閉，排外的意識也較為突出，兩者貌似奇怪地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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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傳統中的求新求變的變易精神貫穿始終。遠溯至屈子，他是因為堅決主張變法修度、改革內政而受讒流放到湖南的。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上接《周易》的變易哲學（《周易》主張“陰陽相推，變動不易“1），下開湖湘文化的變革精神。周子云：“生生之謂易“、“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2，認為應從物質運動中去理解事物的變化發展。船山學說以主動論為基石。他說：“《易》曰，變通者，時也“，“天地之氣，恆生於動，而不生於靜“3甚至將“動“提到“道之樞，德之牖“的高度，主張“天地之變化日新“。4船山的道器觀認為“道“存於“器“，“無其器則無其道“，器變則道隨之而變。“道莫盛於趨時“5。魏源繼承其變革思想，堅決主張變法“氣化無一息不變者也……勢則日變而不可復也“6“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7至維新變法期間，湖南成為變法的中堅地帶。最激進的譚嗣同高呼“天以新為運，人以新為先““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8唐才常也反覆強調變法的重要性，以為“不變速亡，變則速強“。9湖南作為內陸省份，在近代卻成為向西方學習的前沿地帶，“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洋務運動的曾國藩、左宗棠，中國最早的一批外交家曾紀澤、郭嵩濤都誕生於湖南，這與湖湘文化的變革精神息息相關。有趣的是，近代的頑固守舊派也並非一直頑固到底，如反對維新變法的頭面人物王先謙，晚年熱心創辦實業，居然成為近代湖南文人“下海“的第一人。
-與變革思想相關的是湖南文化傳統中開放的思想內涵、海納百川的會通精神。湖湘文化興起之初便表現出兼收並蓄的特點。周敦頤立足儒學、融合佛道，其思想有“三教合一“的特點，他援道佛入儒，確立了理學會通百家的學術取向及理論框架。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安國、胡宏並非湘人，而是閩人，湖湘人奉尊其他省份的人士為湘學創始人，其開放的胸懷亦可見一斑。南宋時期，朱熹、張拭的朱張會講開創了不同學術觀點和不同學派會講的先河。朱熹由此深受湖湘文化的影響，而湘學學術思想也因為朱張會講而發生了大方向上的轉移。至明代王陽明來湘講學，湖南甚至興起了“楚中王門“。王夫之是湘學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集大成者。“六經為我開生面“，其學說匯通百家，博大精深，采百家之說，集千古之智，成為湖湘文化會通精神最傑出的代表，以至有人稱讚他雲“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在此一線“。湘學也並不是純粹的地理概念，它在歷史變遷中不斷吸收其他學派的特點以涵養和豐富自己。同時也不斷處向交流而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而許多學者也主張，湖湘文化本身是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融會貫通的交匯點。湘學專家朱漢民教授曾指出：楚文化的產生，就是中原文化與苗蠻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湖湘文化的產生，也是中原的儒家文化與本地的楚文化遺存相結合的結果。以儒家文化為正統的中原文化南下與湖南的本土文化（荊楚文化）以及湖南的社會心理，民氣風俗融合而成。所謂“瀟湘洙泗“、“荊蠻鄒魯“的說法最可見這二重性。另如曾國藩“血誠、明強“的修身目標，“誠““明“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內核，而“血““強“則完全是湖南蠻子的一腔血性！10
-近代隨着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轉型，其兼容會通精神得到更進一步的發揚，如前所述，魏源、郭嵩濤一大批湖湘文化成為近代文化的先驅人物，而譚嗣同的《仁學》思想全方位的容納了儒家的“仁“，墨家的“兼愛“，佛的“性論“、“慈悲“以至西方近代物理學的“以太““電“等概念的範疇，其熔鑄古今，薈萃中西的會通精神顯著易見。
-除了變革會通的主流思想之外，湖南人的保守、排外思想也非常濃厚，以致出現了維新變法期間湖南為變法中心，同時也是保守勢力最頑固的地區之一的奇怪現象。變法最激進的人士譚嗣同、唐才常與最守舊的王先謙、葉德輝等皆同為湖湘人。再如洋務運動的發起者曾國藩等多是湖南人，但湖南人自己卻不接受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反對在湖南開工廠、架電線、通輪船，。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明確承認“湖南排外性最強“。譚嗣同也痛心於“湖南人以疾惡洋務而聞名於地球“。梁啟超推崇湖南人為“天下人才之淵藪“，但也表示過“湖南人以守舊而聞名於天下“。一大批湖湘人士成為近代化的先驅，但在故鄉往往施展不開手腳，甚至遭人詬罵，許多湖湘弟子跨越內陸，離開湖南施展抱負，而在此之前，他們在自己的故鄉往往經歷了極為殘酷的掙扎。如郭嵩濤出使西洋卻遭故鄉人謾罵。湖南鄉試的學子甚至燒毀了他修復的寺廟，還準備搗毀其住宅。以致郭痛心長嘆，“流傳百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相反的是，同時痛詆洋教和西學的周漢卻極受士子的尊重。近代以來，湖南盲目反洋教的運動在全國特別突出，反洋務的呼聲也極高，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多為湘人。而當時湖南本地並無幾所近代化企業、學校。比之沿海各省、簡直是黯然失色。近代不少外國人在湖南一直過着心驚膽顫的生活，創建湘雅醫院，資助**求學的“耶魯中國“成員出門看病也需喬裝打扮。以致後來提出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原則的偉大領袖年輕時氣憤得痛罵：“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在改革開放之前那場著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最後一個表態的省份便是湖南……
-湖南這種排外保守的思想根源很複雜，其封閉、獨特、內陸性的地理環境對此應深有影響。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11]，湖南“重山迭嶺，灘河峻激“，故“舟車不易為交通“。這種封閉的環境一方面可以造就古樸倔強的個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封閉的保守的風氣。湖南三面環山，交通閉塞，自古以來，湘省居民多有歷代務農耕種之家，而很少有出外經商之人。因而湖南人很難接受新事物。
-再次，加上強悍剛烈的民氣作用，使“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另外，湖南是一個移民與蠻族人雜居的省份，“楚人之蠻性“，古時少數民族多被認為是未開化、文明程度較低、保守落後的象徵。
-另一個消極因素可能是理學中消極因素的影響。湘學的基調為理學，程朱理學在湖湘廣泛流布。而理學本身也是精華糟粕並存。其對封建綱常名教的維護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所謂“存天理，滅人慾“在失去剛創立時的積極意義后淪化為封建綱常倫理中最著名的教條。後人對封建思想意識的批判往往是從宋明理學開始的。湖南卻一直扮演着維護綱常名教保壘的角色。時至清朝，曾文正中興勤王亦以理學相號召。他本人也被奉為又一個理學家。羅澤南、胡林翼等湘軍將帥都以治理學著稱。理學中的消極因素影響了湖湘文化中保守守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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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湖湘文化傳統中有着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但同時又有着泛政治化的趨向。湖湘人對政治的關注較其他地區更為明顯，政治參與意識十分強烈，其對歷史的貢獻也多體現於軍事、政治的事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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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中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精神十分突出和強烈，所謂“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吾湘變，則中國變；吾湘存，則中國存“云云。湖南歷來以“屈賈傷心地“而自豪，屈原被認為是中國文化中愛國主義的代表，賈誼也因力主改革被貶於長沙。屈子流放湘楚，“長太息以流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一腔憂國憂民之情“雖九死猶未悔“。楚國被滅，屈子也投於湘水之濱的汩羅江殉國，但其愛國憂民之情卻永遠激勵着湖湘人。蘇軾雲“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宋時張拭、趙方等湖湘學派巨子同時又是抗金名將。蒙古鐵騎圍攻長沙。嶽麓書院數百學生浴血抗元，死者十之**。清軍入關，湖南十三鎮軍民與之周旋多年。王夫之起兵衡陽，事敗后隱居山林，轉而通過著述來表達對祖國的熱愛。他強烈的民族感情甚至被認為是近代民族革命的動力之一。時至近代，湖南相繼成為維新運動最富朝氣一省、武昌起義首應之區、全國農運的中心、北伐、抗日的主要戰場……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弟子不斷奮起，如鎖鏈般相互挽結着。他們延續着炎黃血脈，守衛着中華民族不屈的精魂。梁啟超之“直可以保中國而強天下者，莫湘人若也“楊篤生說“且我湖南人，對於同種之責任，其重大遠過於諸省者“。所謂“洞庭悠悠思天下“、“救國先從湖南起“，對於湘人而言，這種為國為民、捨生忘死的精神常常“迸發於腦筋而不能自巳“（楊篤生語）。《漢書-楊雄傳》云：“因江潭而誰記兮，欽吊楚之湘纍“。“湘纍“一詞便充分昭示了滿懷憂憤而又不屈奮鬥的報國之情！
-正是因為湖湘人背負了太重的社會責任感，其改造社會的責任感，其對家國大事對政治的關注程度遠較其它地區突出。加上中國古代的高度集權高度政治化，以及湖湘學派不斷外向化不斷事功化的趨向等綜合因素的作用。在湖湘人的心中甚至有着泛政治化的價值趨向。其對歷史的貢獻也多體現在軍事政治方面，很少出現有影響的經濟方面的人才。德國學者里希霍芬曾指出“中**人主要產生於此，很多官員也曾在湖南……但是，銀行商業界湖南人卻不多“。研究近代湖南的人才結構，就會發現，湖南人才以軍事人才最多，大約佔了50％左右。一部《清代七百名人傳》，共收湖南名人44名，其中被列入“軍事”類的為26人，佔了將近60％。**中央確定的中國**33名軍事家中，有14名是湖南人，佔了42％以上。其次是政治型人才，大約佔了湖南人才三分之一以上。另據許多學者研究，湖南的作家大多都對政治特別敏感。曾經擔任過湖南省委書記的王茂林也承認“湖南幹部裏面的官本位思想很重“[12]，這很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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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湖湘人有着大氣磅礴與自卑偏狹並存的二重心理意識，其為天下與為個人的二重思想立場也導致湖湘人大氣與陝隘的二重處世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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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人自古以天下為已任，具有一種大謀大略、大智大勇的浩然氣概與偉大魄力。屈子的《天問》，苞括宇宙，控引天地；胡安國一句“為學則以聖賢自期，為政則當以宰相自任“雄立千秋。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船山先生“星日昭垂，曠世之師“，湖湘人這種“無所依傍，浩然獨立之根性“與雄偉之氣魄表現得十分明顯。維新變法期間，湘人都高呼“吾湘變則中國變，吾湘亡則中國亡“，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豪邁高歌：“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除了湖南人，誰又有魄力說出此等豪言壯語！左宗棠曾以“書生豈有封侯想，為播天威佐太平“展示自己的文化抱負，蔡鍔登嶽麓山作詩“環顧中原誰是主，從容騎馬上峰巔“，至於青年**更是“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真乃大氣蓋天。人們說到**，齊白石，彭德懷等這些湖南人時總以“大政治家，大藝術家，大軍事家“相稱，有人作對聯云：“數說導師何偉，大匠何奇，元帥何雄“，似乎舍一個“大“字便不足以表達湖南人的豪情！
-但應該注意的是，在湘人自負的心理背後也有着自卑偏狹的情結，呈現一種二重心理意識。諸如“惟楚有材“的說法，有學者考證“惟“只是一個語氣詞，只是客觀地陳述一種事實，而絕沒有我們今天所認為的“只有、僅僅有“這層意思，這句話的原意並不是說：“只有湖南才有人材“，但是在湘人口裏卻成為他們的“廣告詞“。這個現象反映湘人的自信多少有些盲目。而且在歷史上與“惟楚有材“相對應的還有“楚材晉用“，這很值得湘人反思。實際上，湖湘人才之盛主要表現在宋代與近代。在古代湖南由於地理條件惡劣，為“南蠻之地“，在文化上本土湘人也並無多少建樹。湖南古代人才稀少，清末湖南學者皮錫瑞曾寫道：“湖南人物，罕見史傳“，好不容易等到唐大中四年，唐開科三百年之後才有一位湖南人劉銳中了進士，時人稱之為“破天荒“，“破天荒“這個成語就來源於古代湘人人才群體的匱乏，這孰可玩昧。今天提到有關湖南的歷史名人，如屈原、柳宗元、劉禹錫等倒是因為湖南落後才貶謫到湖南的。時至清咸豐年間，湘人群體崛起，但多以軍政揚功，湖南作為“文化沙漠“的窘境，並無太多改變。楊度的“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的說法常引用表明湘人的自豪，而楊度的直系後人楊念群博士則對此說法給予了新的解讀。[13]斯巴達、普魯士以軍國主義著稱於世，而希臘與德意志恰為文化集萃之邦，楊度捨棄了在文化層面上的比較，而截取的是其社會實體的政治橫斷面來比擬中國與湖南之關係，其潛意識是仍然認同湖南是文化貧乏之地的傳統概念，而以政治單位的發達來完成自己的心理補償。因此，湘人格外強調自己的某種責任與使命。如楊毓麟在《新湖南》中說：“且我湖南人，對於同種之責任，其重大有遠過於諸省者。“這種自負之語本身是源於湘人於天下無足輕重之窘境的一種心理補償。自負與自卑就這樣奇妙地結合在湘人的心理意識中，**有言“我為極高之人，又為極卑之人。“他所說的本意並不在此，但對此問題也是一種很好的隱喻。
-在湘人以天下為已任之外，也有着另一種思想立場，就是為個人與家庭，大則為國，小則為家、為己博取功名，光宗耀祖。從這一立場出發，湘人往往把經邦濟世，改造社會的責任看成是少數親信，少數精英的事情。例如清朝湘軍群體往往都是以地緣性、血緣性、情感性為基礎，曾氏兄弟自不必說，而曾國藩，劉蓉，羅澤南等湘軍將領之間有着錯綜複雜的姻親關係。這種以家族關係以個人為出發點的立場，造成了湖湘人的偏狹、小器、排他性、狹隘性的處世方式。這種為天下為個人的二重思想立場，導致了湖湘人開放、大氣與封閉、狹隘並存的二重處世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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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湖湘文化傳統十分重視精神、主觀意志的作用，具有一種獨立之根性，也表現為卓勵敢死、強悍剛烈的世風民俗，但極容易走入極端的唯意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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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學派是十分重視精神以及主觀意志的能動作用，如其創始人胡宏說“性為本體“。“性本體“具有客觀的精神本體的思想，胡宏說：“天命謂之性，氣之流行，性為本體，性之流行，心為之主“[14]較之宋明理學中普遍的“理本體“則極大地凸現出行為主體的自覺能動性。張軾甚至把“心“提高到主宰者的地位，認為“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也“[15]可以說為後來王陽明的“心學“打開了門戶。王陽明來湘講學，湖南興起“楚中王門“。“心學“在湖南地區比較有影響，而“心學“主張則將人的主觀能動性推向了極致。
-湖湘文化上接戰國時的楚文化。楚文化十分具有英雄主義和原始的野性思維，好戰、尚武、“尚力不尚德““尚力不尚理“[16]。對後世有着深遠的影響。湖南人強悍剛烈的性恪、卓厲敢死的士風民俗可說是重視精神的典型。屈原《國殤》中的楚人“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則強兮不可凌“。《史記》上載楚人“俗剽輕，易發怒“，《隋書》也說“其人率多勁悍決烈“。各種地方志記載更多，如萬曆《慈利縣誌》：“賦性悍直“，道光《永州府志》卷五：“俗剛武而好競“，民國《醴陵縣誌》卷四：“頗尚氣、輕生、善斗“，都給了湘人“強悍“的評語，人們多認為湘人凡事有一種“霸蠻“的性恪，堅強忍耐，浩然獨往。以其特別獨立之根性，而“勢之順逆，人之毀譽，不遑顧也。“梁啟超云：“湖南人之長在強而悍“[17]，宋教仁云：“湖南之民族，堅強忍耐，富於敢死排外性質。“一些外國學者也認為“忠實、正直、強烈的自我意識，加上粗獷、反叛心更是該省人民的性格特徵“（德國地質學家裏希霍芬）。人們常以“辣椒“、“石頭“等堅硬、潑辣的物體當成湖南人的別稱。楊毓麟曾在《新湖南》中集中論述了湖湘學術傳統之“獨立根性”：“（湖湘學術）其岸異之處，頗能自振於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敦頤）師心獨往，以一人之意識經緯成一學說，……船山王氏以其堅貞刻苦之身，進退宋儒，自立宗主；二百年來，大江南北相率為煩瑣之經說，而邵陽魏默深治今文尚書三家詩，門庭敞然。。道咸之間，舉世以談詳務為恥，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陰郭嵩燾遠襲船山，近接魏氏，其談海外政藝時措之宜，能發人之所未見，冒不韙而勿惜。至於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譚嗣同。無所依傍，浩然獨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論世法！其愛同胞而仇虐，時時迸發於腦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獨立之根性使然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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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的這種傳統以及湘人的性格，表達了一種高揚的主體意識，對個人精神和意志的尊重，但是很容易忽略事物的規律，陷於唯意志主義的極端傾向，猶如古代楚人“尚力不尚理“那樣。湘人的口頭禪“霸蠻“，人們也多稱湘人“霸蠻“，這“霸蠻“本身內含了固執，不講理，不講規律的意思。例如，**一生可謂最典型地體現了湖南人的性格，其晚年一些失誤，如極端重視人的主觀意志性，忽視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性，與他早年所受的湖湘文化的影響也是有關的。[19]1950年他回長沙回憶早年在湖南學習的情況時曾深有感觸地說：“我們當時學的儘是一派唯心論。“[20]這個說法的意義不僅在此，但他的話本身包含了對自己早年所受教育包括湖湘文化有關缺陷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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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是一種博大精深的思想傳統，其表現形式也與內在體系也極為複雜，對其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和審視。本文只是一次粗略的嘗試，要揭示其真諦需要更精細的研究。但是，惟有堅持批判審視的進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弘揚其積極健康內在精神，才能將其發揚光大，更顯湖湘文化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