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資料《淮南子》

淮南子》是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於漢景帝、漢武帝之交時撰寫的一部論文集。劉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漢高祖劉邦的少於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淮南厲王因“謀取”獲罪，流徒途中絕食而死，后淮南厲王的封地被一分為三，劉安被策封為淮南王。劉安曾羅致賓客數幹人，內中不乏碩學之士，共同編定《淮南子》一書。該書共21篇，最後一篇名《要略》，是全書的序言。從《要略》看，全書寫作有統一的計劃和安排。但從內容看，並未完全統一。《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雜家”是有道理的。書中內容，除道家思想外，還兼收了儒家、法家、陰陽家之言。范文瀾先生說：“《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眾家”，仍表現出一定的融合傾向。”

(一)《淮南子》與先秦道家思想

在宇宙觀本體論方面，《淮南子》繼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並加以唯物主義改造。該書《天文訓》說：“道始於虛霩”、“道始於一”，認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個宇宙是個渾然一體、沒有定型的“虛霩”，是個渾涵未分的“一”。《原道訓》說：“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如一。”據上可以這樣分析：“道”是“虛霩”之道，是“一”之道，歸根結底，是物之道。這就把先秦道家“道生物”的觀點，改造為“物有道”的觀點，這是明確的唯物主義。在宇宙生成論方面，該書《天文訓》指出：“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並認為：宇宙之氣“清揚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陽為日，陰為月，陰陽分化為四體，這是明確的宇宙構成論，在近代科學出現以前，幾乎成為古代唯物主義公認的定論。

《淮南子》還對先秦道家“無為而治”的觀點進行積極的改造和談釋，明確指出：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的主動行為。《修務訓》中批評了“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的消極無為論，指出：歷史上公認的“先聖”都是積極有為的，如神農氏教民“播種五穀”，發明醫藥，“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積極從事政治管理與社會教化，“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郡，南到交趾，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鯨於羽山”；舜“闢地樹谷，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休風榨雨，“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闊”；湯夙興夜寐。勤於政務。這些古聖先王，一生致力於興利除害，屢建奇功，“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該篇給“無為”以一種正確的解釋，它說，老子的無為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後稷之智不用也。”這是《淮南子》關於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關係的正確說明，把先秦道家思想大大升華了。

順便指出，《淮南子》與漢初黃老學派也有密切的關係。漢初假：托黃帝以為書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傳。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就有《道原》、《經法》、《稱》、《十六經》四篇古佚書。《淮南子》與這四篇黃老帛書有一定的關聯。《原道訓》與《道原》都是論“道”專篇，言辭極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彷彿之處也很多。如《從間訓》：“禍福同門”，《經法》：“禍福同道”；《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十六經》：“萬物之多，皆閱一空；《詮言訓》：“聖人不為始，不專己，循天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因天之則”，《稱》：“聖人不為始，不專己，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營養的比重較大。

(二)《淮南子》與先秦儒家思想

首先，《淮南子》繼承併發揮了先秦儒家“仁者愛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術訓》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又說：“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這一觀念是來自先秦儒家而又高於先秦儒家的，特別是《淮南子》對“人道”、“人類”概念的使用，在中國文化史上是有重要價值的。《淮南子》也主張以民為本。《把論訓》說：“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主術訓》說：“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礎上，《泰族訓》提出以仁義治國：“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敵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這可以視為孔孟“德政”、“仁政”學說的進一步弘揚。《淮南子》主張人性本善。《泰族訓》認為“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這是對孟子思想的繼承。不過不完全認同孟子，《淮南子》強調“仁義之資”必須與後天教育相結合，才能臻於完美：“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二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方。”即是說，善性是內在根據，教育是後天條件，只有兩者結合才能**之善，這顯然與孟子偏重於反本內求有所不同。至於把外部條件歸結為“聖人之教”的觀點、是古代哲學在社會歷史觀方面的共同缺點。

(三)《淮南子》與先秦法家思想

《淮南子》繼承、發揮了商鞅、韓非的歷史進化觀念，提出：社會生活是變遷的，法令制度也應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記論訓》說：“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又說：“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這些言論，從思想觀點到具體言詞，與商、韓是一脈貫通的。從當時社會現實看，“漢承秦制”，未加徹底改造。景、武之交，漢王朝的經濟已經恢復，客觀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當然這套制度決不完全等同於商、韓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則，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可貴的是，《淮南子》認為法令制度的制定，應適乎人群之需要，應考慮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主術訓》說：“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這顯然是比先秦法家更進步的觀點，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結果。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有沒有關係?從原著看，《淮南子》無一字提到《呂氏春秋》，這可能與漢初反秦氣氛有關。但事實上，正是《呂氏春秋》給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響。兩本書都是由上層貴族親自主持，招攬眾多學者集體寫成的。成書的程序都是先擬定計劃，次分頭撰寫，最後綜合編纂。書的結構統一，篇目規整，理事相連，言辭精審。兩書都是總結先秦各家學說，博採眾家之長，形成一個綜合性的、能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理論體系，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論根據。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書之時，處於黃老盛行的文化氛圍之中，因此對道家學說特別看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淮南子》是集黃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當然這絕不妨礙它也融和攝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鴻烈”，系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3年)招引賓客集體編寫而成。該書是對西漢前期道家思想系統而詳盡的總結，是研究黃老思想的極其寶貴而豐富的資料。書中不乏其醫學內容，值得我們探討研究。

倡學說，陰陽五行

該書倡導陰陽五行學說。首先，論述了陰陽概括萬事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如《本經訓》指出：“陰陽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終始虛滿，轉於無原。”此言陰陽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變化是無窮無盡的。這與《黃帝內經》中的陰陽學說一脈相承。

書中以水、火、日、月喻陰陽。如《天文訓》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又云：“日者，陽之主也；月者，陰之宗也。”這裏用人們常見的水、火、日、月來說明陰陽的屬性，這種形象而生動的比喻，使學者對枯燥、抽象的陰陽學說易於理解。

其次，闡明了五行的屬性及其生克乘侮規律。如“東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此處五行學說內容與《黃帝內經》所論是一致的，可見當時的陰陽五行學說已滲透到多個學科。

書中還以五行所屬的方位論及人體的形體特徵及勇怯、智愚、壽夭等。如“東方，……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達，……其人慧聖而好治。”以上所述雖未必盡然，但大體上說明了五行所屬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對人體的影響。

整體觀，天人相應

該書強調了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如《本經訓》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之內，一人之制也。”“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間，和自然界是息息相關的。這與《素問·生氣通天論》所云“天地之間，**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的天人合一觀點不謀而合。

四時氣候的變化直接影響人體而形成疾病。如《時則訓》記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則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時氣，其氣不和則導致人體疾病的發生。同時告誡人們：人體必須順應四時，適應自然界季節氣候的變化，才能在宇宙間健康生存，正如《本經訓》所言：“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

還有整體觀對疾病癥候的影響，如“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前者言其體內臟腑患病，而引起體表的色澤變化，即“有諸內必形諸外”；後者指出局部的病變可影響整個人體。

養生術，靜漠恬澹

該書注重養生之術，如《真訓》強調了養性、養德，雲其：“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若然者，血脈無郁滯，五臟無蔚氣。”又《修務訓》提出精神調養，指出：“今天道者藏精於內，盝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無邪氣所留滯，……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綜觀上文可知：心境清凈，無欲無求，則五臟安和，百脈調暢，諸竅通利而健康無病。這與《黃帝內經》中“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以恬愉為務”的養生之道契合。

養生的另一個方面是禁嗜欲。如《時則訓》言其：“孟冬，……君子齋戒，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冬為閉藏之時，應藏而不泄，故要禁慾，保精、養性。又《原道訓》云：“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強調了養生禁慾的重要性。人類只有將養精神，和調其氣，才能形體康健，與世間萬事萬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規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訓》指出：“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對人類養生術的貢獻，足資後學借鑒。

推病由，情志環境

書中推究疾病發生的原由，認為情志變化、地理環境對人體影響極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訓》和《原道訓》均指出：“人怒破陰，大喜墜陽，……。”“薄雲發，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以上言情志過極，積而成病。這與《黃帝內經》中“暴怒傷陰，暴喜傷陽”的觀點是相同的。這種病因認識一直指導着後世臨床，目前情志致病的比例愈來愈大，如楊雪琴教授調查后指出，“銀屑病的發病和複發患者中70%～80%的人發病前有焦慮和抑鬱，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環境亦直接影響人體而為致病之由。如“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暑氣多夭，寒氣多壽。”此言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的體質、生育、發病和壽夭等均有影響，為導致疾病發生的原由之一。這種醫學思想本源於古代文獻而有所創新，如《呂氏春秋·盡數》記載：“……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祍與傴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癰疽和生瘰癧病；水味苦澀地方的人，多患雞胸和駝背。

談施治，理法兼備

該書對疾病治療方法的論述亦較詳盡。如《時則訓》提出四時治療疾病的法則為：“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這裏規矩權衡治法與《黃帝內經》中的規矩權衡合四時脈象不同。如《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脈象的變化隨季節不同而各異，即脈合四時；後者則根據脈象的浮、沉、滑、澀，而了解疾病產生的原因。可見，《黃帝內經》以規矩權衡論脈象；《淮南子》則以規矩權衡論治法，各有所指也。

書中談及治療疾病要全面考慮，不能顧此失彼，以免釀成大病。如《說林訓》中指出：“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皁而發痤疽。”

書中還有對疾病應早期治療的記載。如《人間訓》告誡人們：“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胘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這裏根據上下文意雖是以醫學喻為政處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預防醫學思想確能啟迪後學，這與《黃帝內經》中“病已成而後葯之”，其理相同。

論藥物，首重實踐

該書對藥物的記載注重實踐，從藥物採集、炮製及品種鑒別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首先，採集藥物要親口嘗試。如《修務訓》云：“神農乃始教民撲五穀，……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這是古代醫家在實踐中尋找和發現藥物的真實寫照。其次，根據藥物性能，按照季節採收藥物。如“蟬始鳴，半夏生”言其夏至時蟬鼓翼始嗚，正是半夏成熟的採收時間。其三，告誡人們注意藥物炮製方法。“牛膽塗目，……取八歲牛膽，桂三寸，著膽中，百日以成。”此言將桂放入牛膽中，經過百天才能藥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藥物的鑒別。如“夫亂人者，芎

窮之與蒿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也皆相似者。”這種注重實踐，使藥物名實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藥的保證。

他如書中還有關於臟腑的論述；疾病命名的記載及形、氣、神的論述等，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與《黃帝內經》同時代或稍晚時的《淮南子》蘊含著一定數量的醫學內容，我們應當挖掘整理取其精華，以豐富中醫學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