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皖西北武裝開闢新的天地

上一章說道皖西北中心縣委成立，肥西三個區有五百黨員，游擊隊有一千多人，六、七百條槍。

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是毛**在八七會議提出的著名論斷，意指政權是需要依靠武力手段獲取與穩固。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對中國共產黨前一段失敗的原因進行總結。與會的不少人將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在處理國民黨、農民土地、武裝鬥爭等問題上的表現被指為“右傾”。

對此，毛**提出不同主張，就國民黨問題、農民問題、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四個方面進行闡述：

“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杆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是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這段話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領導和掌握武裝力量並進行鬥爭的行動口號。八七會議由於進行倉促，次日就結束。瞿秋白欣賞毛*，建議毛**去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但毛**謝絕道“我不願意去住大城市的高樓大廈，願意上山去結交綠林朋友”。

同年8月18日，毛**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上，對此論點再次詮釋，認為暴動必須需要加強軍事運動。

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建立革命武裝的緊迫性。1927年9月初，中共安徽省臨委在《關於當前三個月工作計劃綱要》中指示各地黨組織和農協應該採用各種方法奪取槍械，秘密組織農民，武裝自己，“發展農村中之階級鬥爭而引起農民走上鬥爭的道路，直至暴動奪取政權”。合肥地區黨組織恢復后，在推動農民運動的同時，組織地方武裝力量，舉行農民武裝暴動，建立游擊區，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鬥爭。

中共合肥中心縣委成立及其領導的鬥爭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加強了對地方黨委和根據地工作的指導。1931年1月，中央決定撤銷管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江南省委，改為江蘇省委，另行成立安徽省委。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后，對各地黨組織管轄區域進行了調整，將全省劃分為4個中心區域，紅色區域以六安、霍山為中心(后劃歸鄂豫皖邊區)，白區以合肥、安慶、屯溪為中心。

同年3月23日，為統籌鄂豫皖蘇區外圍游擊區域黨的工作，中共中央委託途徑合肥去鄂豫皖蘇區的沈澤民和皖西臨時分特委委員舒傳賢，在合肥西鄉主持召開合肥縣委、區委聯席會議，傳達中央將合肥縣委擴建為合肥中心縣委的決定。中央指示由沈澤民、舒傳賢全權負責合肥中心縣委組建事宜。沈澤民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提出合肥中心縣委的政治任務。合肥縣委書記薛成作了合肥經濟、政治和工作情況的報告，並檢查過去工作中的錯誤；青年團合肥縣委書記王平報告了近一年來團的工作情況。

會議經過認真討論，通過了《成立合肥中心縣委及接受四中全會決議案》等文件。根據中央指示：決定以合肥為中心，成立中共合肥中心縣委(又稱“皖西中心縣委”)，除中央指定的吳伯孚、吳岱新(負責宣傳)、薛成(負責組織)、餘光4名委員外，增選李德齋為委員，書記吳伯孚。另任命李星三(張志一)為縣委軍委書記，史浪云為縣委秘書，王平為團中心縣委書記，杜靜明為合肥西鄉赤衛隊大隊長。合肥中心縣委在蘇區中央分局和皖西臨時分特委的領導下，負責指導合肥、舒城(非蘇區)、舊桐、太湖、定遠、廬江、巢縣、潛山(非蘇區)等縣工作，共有黨員840多名，縣委機關設在合肥。中心任務是指導所屬各縣的群眾革命鬥爭，組織農民武裝暴動，發動游擊戰爭，幫助擴大鄂豫皖蘇維埃蘇區及外圍游擊區域。

為了實現這一中心任務，聯席會議要求中心縣委必須立即執行以下各項工作：制定近期工作計劃，提出開展群眾鬥爭的中心口號；出版《合肥紅旗》，作為公開領導群眾鬥爭的政治刊物；對合肥四鄉農民協會加以整領，以此為基礎組織僱農工會、貧農團、農民委員會等群眾組織，開展抗租、抗稅、抗債鬥爭；立即在政治上組織上準備動員革命群眾、農民和黨團員打入國民黨的軍隊、地主團丁中，秘密發展革命士兵；立即發動反對國民黨就地籌餉、反對高利貸、反對地主富農的經濟政治鬥爭；組織工會、貧民協會和革命學生會等群眾團體，開展工人的經濟鬥爭和反對黨化教育等鬥爭；擴大擁護紅軍和蘇區的宣傳工作；立即發動反對國民會議的鬥爭；立即籌備五一紀念節的工作；立即發動春荒鬥爭等。

會後，中心縣委立即派負責同志到合肥縣各區巡視工作，傳達會議精神，並發動群眾，進行持續的艱苦的經濟、政治和武裝鬥爭，在險惡的環境中開展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使黨的戰鬥力在大革命失敗后得到逐漸加強，基層黨組織得以擴大和鞏固。到這年8月，合肥縣的黨員發展到205名，建立4個區委、5個特支和23個支部；農協會員增加到5500多人，赤衛隊擴大到1000多人、六七百支槍。

為了配合鄂豫皖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在中心縣委的領導下，合肥地區各級黨組織在敵後發動群眾，開展各種活動。一是從實際出發，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結合起來，擴大工農群眾組織。建立了青年團合肥中心縣委、少年先鋒隊、童子團以及團的基層組織，組建了合肥農民協會、互濟工作委員會等。二是進行政治宣傳。在知識界和青年學生中發展“讀書會”，傳播馬克思主義；創辦進步報刊，宣傳革命、啟迪群眾，抨擊黑暗，揭露敵人。利用重大紀念日和重大事件的發生，發表宣言和告民眾書，把黨的主張和鬥爭綱領融入其中。1931年四五月間，中心縣委領導指示合肥一區委(城區)，組織大書院、正誼中學的學生，為反對國民黨“圍剿”蘇區舉行罷課鬥爭，張貼、散發宣傳品達一百多挑。三是開展兵運工作，分化瓦解敵軍。合肥中心縣委遵照中央指示，始終把做國民黨軍的士兵工作作為“工農群眾工作的一部分”，“使武裝的士兵投身到工農群眾”，“將發動兵變與領導農民游擊戰爭結合起來”，中心縣委先後派出20多名黨員到國民黨軍隊內部進行宣傳教育工作。1931年4月，國民黨陳調元部駐合肥與六安交界金橋鎮的部隊，經共產黨員、游擊隊小隊長楊繼明做工作，三營三連一排排長率領7名士兵帶槍起義，到大潛山參加紅軍游擊隊。其他敵軍在被調往大別山“圍剿”紅軍時，不少官兵表現消極，臨陣嘩變，時有發生。

1931年5月9日，在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皖西北蘇維埃政府成立之際，合肥中心縣委一方面發表宣言，廣為散發，一方面通知所轄各縣派代表赴金家寨參加皖西北工農兵代表大會，並在合肥西鄉的第二、第三區分別召開千人大會，熱烈慶賀。會上，許多青年紛紛要求參加紅軍，中心縣委遂擴大游擊隊，抽調500餘名游擊隊員，攜帶300多支槍，前往大大別山根據地編入主力紅軍。

組建皖西北中心縣委

193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后，為了加強皖西北游擊區的領導，於3月下旬成立了合肥(皖西)、壽縣(皖北)兩個中心縣委，分別指導周圍幾個縣的工作。鄂豫皖蘇區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后，軍民士氣高漲，蘇區力量進一步壯大。隨着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為了統一白區黨的領導，配合蘇區粉碎國民黨軍隊的新進攻，1931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合肥、壽縣兩個中心縣委合併，成立中共皖西北中心縣委，書記吳伯孚，組織部長李德廣，宣傳部長吳岱新，職工部長秦全(程明遠)，軍委書記李星三，縣委秘書史浪雲，委員王平、餘光、曹廣化；縣委機關設在合肥。此前，由於安徽省委已於4月遭到破壞停止活動，全省工作失去領導中心，新成立的皖西北中心縣委直屬中共中央領導，負責指導合肥、壽縣、鳳台、潁上、舒城、阜陽、廬江七個縣黨的工作，並配合鄂豫皖蘇區的第三次反“圍剿”鬥爭。

同年秋，吳伯孚因受蘇區肅反牽連，騙取經費后潛逃，后叛變投敵。為了統一所轄各縣黨組織的工作步調，中心縣委在中央巡視員陳文的指導下，於11月上旬召開了擴大會議，回顧了過去的工作，確定了今後的工作方針、任務。會議將中心縣委改組為皖西北臨時中心縣委，撤銷吳伯孚書記職務，選舉秦全為臨時中心縣委書記。同年12月，中央決定恢復皖西北中心縣委名稱。

到1932年春，皖西北中心縣委下轄潁上、鳳台、壽縣、阜陽、太和、桐城6個縣委，舒城、廬江特支，以及合肥地區(不含巢縣、廬江)4個區委、4個特支、1個直屬支部，共有黨員1400多人，其中合肥地區共有黨員200餘人。合肥一區區委和直屬支部主要在城區活動，二區、四區區委負責合肥西南鄉，主要在以雷麻店、眾興集為中心的官亭鎮、燒脈崗、農興集、山南、聚星、小廟、焦婆等一帶活動，三區區委負責合肥西北鄉，主要活動在高劉集為中心的將軍嶺、長崗店、王拐崗等地區，中派特支、東鄉特支、北鄉特支、吳山廟特支主要在合肥南鄉、東北鄉地區一帶活動。

皖西北中心縣委恢復后，以隱蔽的方式活動於所轄合肥、壽縣、穎上、鳳台、阜陽、太和、桐城、舒城和廬江等地。在農村廣泛發動群眾，組織農民參加赤衛隊，開展游擊戰爭；在城市發動工人群眾開展反帝鬥爭；加強對兵運工作的領導，反對國民党進攻蘇區，領導革命武裝和人民群眾進行一系列英勇頑強的鬥爭，作出了很大犧牲，有效牽制和削弱了敵人進攻革命根據地的兵力，為鄂豫皖蘇區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節選自：中國共產黨合肥歷史第一卷（1926-1949）

劉敏，安徽合肥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1月領導合肥南官亭農民暴動，后赴上海從事工人運動。1931年任中共上海法南區區委委員。同年6月任中共中央巡視員，到安徽和東北巡視黨的工作。1934年任中共合肥中心縣委書記、皖西北中心縣委書記。1935年任中共皖西北特委書記。1937年夏赴延安學習，後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員。1937年10月，主持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特委工作。1947年病逝於陝西臨縣。

劉敏，1904年生在合肥西鄉（今肥西縣銘傳鄉）劉老圩的一個農民家庭，原名劉文敏，字問之，號穎卿。3歲喪父，因家業凋敝，鄰里難助，被迫遷居六安南官亭小華沖，寄食於外祖父儲家。幼年就讀私塾。1920年秋，到安慶求學。

1921年，安慶“六二”慘案發生時，17歲的劉敏積极參加進步學生運動，並帶頭衝擊封建軍閥倪嗣沖、馬聯甲一夥所把持的省教育會。后因軍閥追查，且學費難以為繼，只得中途輟學。

1924年秋，劉敏與舒城宋家圩的宋繼蘊結婚。次年，設教於舒城鷺鷥廟楊南田家。這一時期，他廣泛接觸了一些旅外進步學生，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皖西北地區的部分中**員由城市轉入農村活動。劉敏在與共產黨員的頻繁交往中，進一步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熏陶，決心走出書屋，投身到革命激流中。

1928年暑假，劉敏聽說六安師資講習所有黨組織秘密活動，便毅然棄教，離別親人，到六安師資講習所學習。同年秋，經同學孫實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半年後學習結業，劉敏返回農村，開始了革命實踐。他先在六安南官亭創辦民眾夜校，宣傳馬克思主義，並以夜校學生為主體，創建了農協組織。不久，吸收農協會員中5名積極分子入黨，成立1個黨小組。

1930年1月30日，劉敏領導了南官亭農民暴動，打擊土豪劣紳，收繳地主武裝，組織農民赤衛隊；還發動群眾扒地主糧食，支援紅軍。3月，他受中共六安中心縣委指派，來到舒城鷺鷥廟下油坊，以設館教學為掩護，積極發展黨員，建立了春家橋黨支部，在龍舒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種。同年夏，經黨組織聯繫，他離開家鄉到達上海。先在新華襪廠當工人，從事工人運動。不久，受黨的派遣，到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負責做黨的秘密交通工作。1931年前後，被任命為中央巡視員，先後到安徽和東北巡視黨的工作。

1932年9月初，共青團中央巡視員陳仁在蕪湖被捕叛變投敵後，在合肥帶領國民黨特務逮捕了團合肥中心縣委宣傳部長張宅中。張宅中被捕後向敵人供出了黨在合肥的全部情況。於是，國民黨出動了大批軍警，4天之內，合肥黨、團中心縣委的負責同志大都被捕，機關亦遭破壞，僅有幾位同志轉入農村。在此危急關頭，中共中央派劉敏以中央巡視員身份到合肥恢復黨組織，堅持地下鬥爭。

12月，劉敏由上海回到合肥后，冒着生命危險立即趕往西鄉，找到了中共合肥臨時中心縣委書記陳良季，要陳以探監為名，去合肥監獄與原合肥中心縣委書記程明遠取得聯繫，了解合肥黨組織的基本情況。接着，又親自到中派河，與在那裏堅持鬥爭的顏文斗取得聯繫，要他和馬子中一起負責南鄉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工作。

轉而又從南鄉來到西鄉大潛山區，會見了在那裏堅持工作的凌生、陳星三、周老三姐等人，並成立中共大潛山臨時區委，負責西鄉黨組織的恢復工作。他根據各地黨的組織狀況和黨員的思想狀況，舉辦了一期短期訓練班，勉勵同志們在困難的時候要挺直腰桿，堅持鬥爭，爭取勝利。

1933年3月15日，中共合肥臨時中心縣委書記陳良季在西鄉焦婆店一帶發動扒糧鬥爭時，遭敵圍攻，為掩護群眾突圍，不幸壯烈犧牲。劉敏聞訊后，悲痛至極。鑒於合肥黨組織力量薄弱，3月27日，他報告中共上海中央局，要求正式恢復中共合肥中心縣委組織。4月底，中共合肥臨時中心縣委在中派附近的馬郢子召開黨的代表會議，正式恢復成立了中共合肥中心縣委，通過了關於組織工作的決定。同年7月5日，在劉敏的指導下，合肥中心縣委在西鄉召開了第二次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心縣委負責人和各部負責人，由張士發任書記。

1934年1月，經中共上海中央局批准，改組了合肥中心縣委，劉敏任書記。劉敏接任后，立即作出了《合肥中心縣委檢查過去工作及今後中心任務的決定》，要求立即恢復並開闢中心城市工作，馬上組織工作委員會、突擊隊，提拔吃苦耐勞的同志去開闢合肥城內和三河的工作，尤其是在木匠、篾匠、碼頭工人和米船工人中建立黨的組織。

劉敏雖受命於危難之際，但意志更加頑強，信心更加堅定，工作更加積極，經常從深夜熬到黎明。由於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艱苦，他染上了嚴重的肺病，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開會時，一咳血，就偷偷地吐在手帕里，不讓別人知道。同志們見他日漸消瘦，都勸他注意休息，他總是說：“不累!”或者說：“等天下窮人都翻了身，我就休息了。”他的愛人宋繼蘊原是中共合肥中心縣委委員，因叛徒出賣，在六安壯烈犧牲。劉敏內心雖然無限悲痛，但他能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不僅自己振奮精神，堅持戰鬥，還安慰和鼓勵周圍失去親人的同志化悲痛為力量，向敵人討還血債。在劉敏的努力下，中共合肥南鄉區委、北鄉區委、城內特支和西鄉特支相繼恢復和建立，共有黨員200餘人，革命的火焰又在合肥大地燃燒起來。

1934年9月，因革命形勢逆轉，中共壽縣中心縣委和皖北游擊大隊在張如屏、曹廣海等率領下向合肥方向轉移，通過地下交通員和合肥中心縣委書記劉敏接上了頭。此時，合肥游擊隊剛受到國民黨劉鎮華部及國民黨三河區區長王庚年武裝的瘋狂“圍剿”，損失慘重。為了共同作戰，經雙方研究決定，將壽縣(皖北)、合肥(皖西)

兩中心縣委合併，成立皖西北中心縣委，劉敏任書記。同時，將壽縣和合肥的兩支游擊隊合併，成立皖西北游擊大隊。

1935年春，根據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指示，以合肥為中心，將皖西北中心縣委改為皖西北特委，劉敏任書記。

當時，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白區黨的組織遭受嚴重損失，地處鄂豫皖蘇區外圍的皖西北地區也是如此。根據這一情況，劉敏認為，皖西北特委成立后，迫在眉睫的任務就是聚集被敵人打散的武裝力量，恢復和重建遭受破壞的地方黨組織。為此，他派人在舒城秦家橋、余城一帶建立交通站，負責合肥、舒城、壽縣、六安、廬江、無為等地的聯絡工作，開展革命活動。經過一段時間的積極工作，在各地原有黨組織基礎上，先後恢復建立了中共合肥縣委、舒城區委、舒城南特支、六安張家店特支、無為工委、繁昌特支。當時中共皖西北特委領導下的黨組織分佈在10個縣，有黨員200餘人。

同年6月，皖西北游擊大隊改編為皖西北獨立游擊師。劉敏非常關心這支武裝力量的建設。在皖西北特委的領導下，游擊師經常化整為零，武裝掩護群眾扒糧；有時又集零為整，嚴懲地方反動勢力。同時，協同蘇區紅二十八軍開展鬥爭，打得皖西北地區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地主豪紳坐卧不安。蔣介石對此十分惱火，曾怒斥國民黨安徽省**劉鎮華“剿共不力”。皖西北獨立游擊師一時威震四方。

正當革命運動蓬勃發展之際，皖西北游擊區遭到敵人重兵的瘋狂“清剿”，皖西北獨立游擊師終因敵眾我寡，連遭挫折；皖西北特委領導下的基層黨組織也連遭破壞。

就在這時，皖西北特委常委李德保叛變革命，來不及隱蔽的特委成員宋德淵、王天雲、張頂文相繼被捕。7月，曹雲露、張如屏在西鄉的一次戰鬥中受傷；10月，到大別山整訓的一連排長任繼周在白色恐怖下，經不起困難的考驗，策動叛變，打死了皖西北獨立游擊師副師長，帶領10多個新兵公開投敵。與此同時，留在合肥地區的獨立游擊師一部，在南鄉的邱陂寺遭到地方反動武裝的重重包圍，經黃渡一戰，損失慘重。

面對嚴峻的形勢，劉敏及時召開了特委緊急會議，分析戰鬥失利原因，總結經驗教訓，決定以在黃渡之戰中剩下的20餘人和失散回隊的部分隊員重新組成一個連隊，仍稱皖西北獨立游擊師，由張如屏、曹雲露率領，進入大別山和已去蘇區的孫仲德部會合，進行整訓。整訓后，游擊師又轉移到舒城春秋山一帶活動。可是，在舒城山區堅持地下鬥爭的胡志滿和交通員王麻子（真名不詳）相繼被敵人逮捕殺害，致使皖西北特委及其領導下的獨立游擊師又陷入極其嚴重的困境。

12月，鑒於局勢緊張，事態嚴重，劉敏在廬北宋家小圩主持召開了特委擴大會議。會議確定以堅持武裝鬥爭和職業掩護並舉的辦法，轉入分散秘密活動，保存革命力量，鞏固原有組織，開闢新的地區。會議還決定，將特委機關秘密設在巢縣普仁教會醫院。會議結束時，劉敏帶領全體與會同志在黨旗下莊嚴宣誓：“為了黨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忠於黨，忠於革命，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不叛黨，不出賣同志。”會後，按照特委的決定，劉敏和楊銀聲去巢縣，在中廟小學以教師身份作掩護，堅持鬥爭。其他同志分散到廬江、無為等地活動。

1936年夏，劉敏的病情加劇，常咯血不止，但為了取得與上級的聯繫，他抱病與張如屏秘密趕往上海。到上海后，方知上海臨時中央局已被敵人破壞，未接上關係；但卻獲悉，中央紅軍長征已經勝利到達陝北。喜訊傳來，劉敏立即派人前往陝北向黨中央彙報請示工作。根據黨中央指示，皖西北特委和游擊師主要領導成員分批去延安學習，以迎接抗日高潮的到來。

劉敏在赴延安途中，經陝西省三原縣雲陽鎮時，被中央派往河南開封，與朱理治等重建中共河南省委，他任省委委員。后又以河南省委特派員身份，前往徐州開展統戰工作。

1937年8月中旬，劉敏化名餘子彬，與徐州黨組織負責組織工作的張老中一起，來到了徐州民眾教育館辦的農民生活學校，與在徐州堅持黨的地下工作的郭影秋取得了聯繫，並代表組織宣佈了中共銅山縣工委的負責人名單，郭影秋任工委書記，負責徐州市和銅山縣黨的工作。9月，發展了10多名黨員。劉敏在郭影秋的住處，親自給他們上黨課。當時他正患三期肺病，每上一次課都要吐血，但仍抱病堅持工作。10月，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特委成立，劉敏參加了特委，並在特委成員分散的情況下，主持特委工作。

1937年10月，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徐州發佈了《約法七章》，其中有打擊日寇，剷除漢奸，成立民眾總動員委員會，允許民眾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的條文。劉敏和特委覺得李宗仁的民眾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雖然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名稱不同，但是，可以參與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經過劉敏和蘇魯豫皖特委的精心安排，郭影秋擔任了動委會組織部的總幹事，共產黨員唐秉光、鄒育才、徐致雨分別擔任了總幹事下面的青年幹事和職工幹事。以後，總動委會選舉12名常委，郭影秋又被選為常委，與國民黨第五戰區的上層人士接觸更為廣泛。這樣，擴大了黨的影響，也推動了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1938年4月，劉敏病情加劇，黨組織將他送往延安休息治病，但因積勞成疾，久治不愈。1947年國民黨軍進攻延安時，他在轉移途中，病故於陝西省臨縣三交鎮。（中共肥西縣委黨史研究室孟令榮）

中共廬江縣委成立及發展

1930年4月29日，中共安慶中心縣委在桐城會宮（今屬樅陽縣）召開桐城、廬江、安慶、潛山、太湖、宿松、望江、貴池等8縣聯席會議，研究6月武裝暴動問題，並對廬江縣工作作了指示，要求在最短時間內加緊工作，以便成立縣委。為貫徹會宮會議精神，統一廬江縣黨的領導，1930年7月，由七架橋區委牽頭召集全縣6個區委黨的代表會議，中共桐城縣委派員參會。參加會議的各區代表有：七架橋區委鄭曰仁、鄭中強；羅昌河區委朱益民、許冀松；黃泥河區委王家盈；沙溪區委王永清；城關區委張且力；白石山區委張守仁。會議決定正式成立中共廬江縣委，鄭中強任書記，張亮侯、馬哲聰、陶肇唐、朱益民、王家盈、張且力、王定幫、張守仁、鄭曰仁為委員。縣委下轄6個區委，45個黨支部，黨員180餘人，縣委機關設在黃泥河小學。先後屬安慶中心縣委、蕪湖中心縣委、皖北特委、皖西北中心縣委領導。

廬江縣委建立后，黨組織迅速發展，北起三河、巢湖，南到羅昌河、七架橋、店橋一帶地區，西起東湯池、柯家坦地區，東到白湖、黃姑、關河地區，都建立黨組織。黨組織蓬勃發展，也帶動了群眾組織紛紛建立，縣、區先後建立互濟會、區農協會，並建立地方武裝組織。在縣委的統一領導下，各級黨組織積極發動群眾，開展革命鬥爭。

1930年，由於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全國形勢發生變化。12月，廬南地區黨團及農會組織受到破壞，大批中**員紛紛離開廬南。1931年初，縣委書記鄭中強離開廬南后，有的地方群眾思想混亂，情緒低落，急需黨的領導。為此，縣委及時改選張亮侯任縣委書記，堅持鬥爭。當時，縣委中心任務是積極搜繳反動武裝，擴大革命武裝和游擊根據地，打擊當地土劣勢力。正當廬南地區革命鬥爭轟轟烈烈展開的時候，1931年4月6日，安慶共青團負責人高翔和省委巡視員張照明等先後叛變，致使省委機關、團特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隨後，廬江黨組織內部又有少數意志薄弱者叛變革命，供給線索，國民黨反動派大肆破壞黨的地下組織。鄭曰仁等離開廬南至彭澤。“廬江關係業已找着，他們自蕪湖省委破壞以後，彼此斷了關係，他們也十分着急，工作方面頗有進展，已派巡視員前去看看他們的工作。”（《皖西北中心縣委來件》，1931年8月2日。）黨的領導骨幹大多撤離。同年底，張亮侯只得轉赴上海。當時，廬江縣黨組織的重心轉移到沙溪區，主要有楊繼武、馬哲聰負責。由於環境惡劣，不久，楊繼武、胡亞良、馬哲聰等也離開家鄉，黨的工作不得不暫停下來，縣委當時決定，鄭秉權到大別山參加國民黨所辦的干訓團學習，回來任偽鄉長以便掩護黨組織成員，伺機開展黨的工作。此時，廬北地區黨組織仍蓬勃發展。

隨着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為了統一游擊區的領導，1931年8月，根據中央指示將合肥（皖西）、壽縣（皖北）2個中心縣委合併為中共皖西北中心縣委（又稱合肥中心縣委），書記吳伯孚，組織部部長李德廣、宣傳部部長吳岱新、職工部部長秦全（即程明遠）、軍事書記李星三（又名張志一），委員汪平、餘光、曹廣化。中心縣委改由黨中央直接領導，負責指導合肥、壽縣、鳳台、穎上、阜陽、廬江、舒城7個縣工作。

1931年初，安慶中心縣委由於叛徒出賣，黨組織遭到破壞。同年4月，在蕪湖的中共安徽省機關亦遭嚴重破壞，部分黨員被捕，一些意志不堅定分子自首投敵，致使周圍縣黨組織破壞慘重。為適應急劇變化的形勢，1932年7月，中央巡視員陳文於合肥召開黨的負責同志會議，宣佈成立中共合肥中心縣委，書記秦全，組織部部長餘光，宣傳部部長李子芬（又名孫濟夫），軍委書記李星三。中心縣委直屬黨中央領導，指導合肥、舒城、廬江、巢縣等縣工作。同時，按照上級黨組織指示，合肥中心縣委在桐廬邊境大艾庄（今樅陽縣）召開桐城、廬江2縣委聯席會議，由陳雪吾主持。會議重點是報告當前的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決定擴大政治鬥爭，號召黨員提高警惕，嚴防叛徒的破壞。為便於工作開展，決定將桐城、廬江2縣合併，成立中共桐廬縣委，陳雪吾任縣委書記，馬哲聰任縣委副書記；周濟和、周幫彥、吳文祥、張亮侯、鄭曰仁、吳福義為委員。縣委秘書鄭曰仁，組織部部長陳雪吾（兼），宣傳部部長周幫彥，農民部部長吳文祥，青年部部長周濟和，交通站負責人王玉成。同時，成立桐廬軍事委員會，書記陳雪吾（兼），委員馬哲聰、周濟和。共產主義青年團桐廬縣委成立，書記馬蘭甫，組織委員吳傑，宣傳委員胡金培。桐廬縣委成立后，立即開展三項工作，一是整頓黨團組織，提高戰鬥力；二是組織農會、互濟會等群眾組織，組織農民開展反封建鬥爭；三是建立武裝特務連打擊土豪劣紳。縣委下轄七架橋、羅昌河、沙溪、黃泥河、白石山、城關等6個區委，縣委機關設在廬江縣盔頭畈小學。

隨後，縣委決定將離縣委機關較遠的邊區一律改為特區、特支，堅持地下活動。並派員去各地巡視工作，建立互濟會組織，縣互濟會由陳越負責，領導全縣開展抗租、抗稅鬥爭。1932年秋，蔣介石調集大批軍隊，大肆進犯鄂豫皖蘇區，安徽反動當局為配合蔣介石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瘋狂圍剿，利用叛徒、特務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合肥中心縣委機關被叛徒出賣遭敵破壞，程明遠、餘光等多人被捕。同時，由於叛徒告密，國民黨廬江縣黨部一夜之間逮捕了廬江的何澤洲、張開明、胡昌耕、王家盈、鄭秉衡、周濟同等一批中**員。桐廬縣委機關所在的盔頭畈小學被燒毀，槍支被抄，縣委機關被迫遷至桐城縣浮山（現屬樅陽縣）彰公岩下吳裁縫（吳之富）家辦公，作隱蔽鬥爭。當時既無錢也無糧，幸有房秩五、史大化兩位老人經費援助。後來，張介良攜款潛逃到安慶自首叛變。不久，國民黨省保安團和地方團防等反動武裝，以叛徒朱鏡明（高翔、高遷）、陳賢彬、張宅中為嚮導，自桐城縣城至浮山，又轉至廬南羅昌河、黃泥河、廬城一帶，大肆捕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群眾，廬南許冀松、吳國華、陳越、楊柏槐等人被捕自首，桐廬黨團組織遭破壞，縣委交通總站負責人王玉成被捕。縣委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敵鬥爭的策略。會議決定，張順卿、馬哲聰、胡芳遠等撤出桐廬地區。鄭曰仁仍堅持在廬南、浮山一帶，與敵周旋鬥爭。因鬥爭形勢更加嚴峻，被迫離開浮山到桐東和廬江磚橋等地活動，佈置未暴露身份的黨團員儘快隱蔽起來，伺機活動。陳雪吾擬到長江以南請方誌敏支援，不料為甘舍棠等特務獲知，於1933年2月9日被捕，嚴刑不屈，3月17日就義於桐城東門紫來橋下，時年31歲。桐廬縣委及其領導下的黨組織除廬江北部地區的白石山區委和柯家坦地區黨組織依然存在外，其餘幾乎全部遭到破壞。

1932年春，皖西北中心縣委決定將廬北特支和合肥南鄉特支合併，在合廬交界的三河、白石山一帶建立中共合肥南鄉區委，書記先後由趙海波、顏文斗、孫仲德等擔任。10月初，為加強同各地的聯繫，合肥黨組織除北鄉、廬江、舒城建立聯絡點外，還在合西地區的中派河南馬家雍家、河北趙平臣家、劉家圩劉躍龍家、山南大煙墩陳煥章家設立了接頭處，負責黨的聯絡工作，為儘快恢復和發展合肥黨組織提供條件。1933年3月27日，中共合肥臨時中心縣委鑒於黨的基層組織逐步得到發展，為改變“合肥黨的工作落後在客觀形勢後面”的狀況，給中共上海中央局報告，要求恢復中共合肥中心縣委。根據合肥地區的具體情況，中央同意報告要求，恢復成立中共合肥中心縣委。4月，中共合肥臨時中心縣委在南鄉中派河附近的馬郢子召開黨的代表會議。會議由中央巡視員劉敏主持，出席會議的有合肥、廬江、無為、舒城、桐城等縣的代表。會議正式恢復成立中共合肥中心縣委，並在第一次縣委會議上，研究通過了關於組織工作的決定，並提出了：“廬北特支（原屬南區三支）馬上改選支部，將群眾組織的系統建立起來，成立區農委，建立婦女委員會的領導機關，介紹婦女入黨，單獨成立婦女黨的小組。在紅五月內每個同志介紹一個黨員，每個群眾發展一個群眾。團員也要準備增加一倍。有組織的青年群眾由團支部劃出領導。發展方向對南開展，在城郊附近建立一個新支部，將白石山某鄉劃分2個支部，成立廬江（北）特區，盡量恢復廬江南鄉原有的組織”。（《合肥中心縣委紅五月工作計劃》，1933年4月。）

1933年7月，白石山區委直屬中共合肥中心縣委領導，有黨員34人。8月1日後，白石山區委劃分為3個支部，成立廬江特區委，書記張守仁，並在白石山下街頭渡口同盛昌米行設立特區通迅處，收信人張文波，在白石山北五里大沙埂井窩子渡船口設有接頭處，負責人夏長根。到1934年8月，區委逐步發展為7個支部，黨員120名。廬江特區委在合肥中心縣委領導下，一方面發動廣大農民進行扒糧鬥爭；另一方面，組織廬北游擊隊開展對敵鬥爭，以武裝鬥爭保衛黨、保衛人民。

1933年秋後，合肥中心縣委發動廬江白石山船工要求增加工資、增加津貼的罷工鬥爭，組織工會，結果有幾個同志被捕，鬥爭失敗。黨組織還發動了多次鬥爭，提高了貧苦群眾的覺悟，壯大了階級力量。但是，由於沒有制定相應的鬥爭策略，受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使黨遭到了不必要的損失。直到1934年1月，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黨組織和群眾組織數量銳減的情況下，中心縣委還發出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集中火力向右傾機會主義作戰，消除黨內階級異已組織分子和消極怠工、悲觀失望分子”。因此，“合肥的黨組織在最後曾受了敵人以相當嚴重的打擊……合肥和廬江兩中心區特別受了敵人的摧殘，縣委常委被捕去一人”。（《合肥巡視員關於合肥黨工作缺點、遭到破壞原因及目前工作情況的報告》，1934年6月22日。）

1934年3月，廬北游擊隊鎮壓了罪大惡極的白石山地區三官殿保長夏日俊，驚動了國民黨廬江縣政府，派出大批軍隊到白石山一帶，以驗屍為名，長期駐紮進行“清剿”，並在群眾中辦“五戶聯保”，強迫廣大群眾承認是“光蛋會”、共產黨員而去自首（“光蛋會”是革命群眾組織，當時皖西總稱為“光蛋會”）。廬北黨組織中帽子紅（名聲較大）的黨員，有的潛入外地，有的參加廬北游擊隊轉移；帽子不紅的黨員隱蔽下來；經不起考驗的黨員，有的自首，有的叛變。廬北一時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同年5、6月間，黨組織暫時停止活動。是年9月，中共合肥中心縣委派張家聲到廬北地區做黨的恢復工作。隨後，中共合肥中心縣委書記劉敏（化名老黃、劉文）與曹雲露、陳郁發（胡玉發）、楊銀聲（楊銀生）、顧鴻、馮兆魯以及皖西北獨立游擊大隊，先後來到廬北地區，幫助恢複發展黨組織，領導廣大農民開展扒糧鬥爭，打擊反動勢力。

出品：廬江縣融媒體中心

原標題：《【廬江紅色印記】中共廬江縣委成立及發展》

文中提到秦全就是程明遠，在他的筆錄中，1960·6·11，吳明的筆錄中，卷宗第63頁，程明遠口述：皖西北中心縣委***合肥縣委、*西區委、巢西小組、桐、廬縣委、****、合******顏文斗，組織部長*良*、宣傳部長趙善情、(******),******、**、倪映霞、（住北鄉倪小郢，后調至*區**,******,後任區定遠縣縣長，肥東辦事處主任），何序東，****民盟搞秘書），這**離開合肥縣委**皖西北中心縣委巡視員，*********,負責人不祥，後來成立縣委時，書記是朱建平，縣委是沐雲。*有個小**，*小組，負責人蔡**和張**.桐城縣委*書記**元，（原名*習梧，**人），縣委張守榮，（廬江白石山人），舒城縣委書記左平（霍山人）、縣委鄭*子（北**人）。31年春皖北中心縣委在阜陽、壽縣一帶遭破壞，中央巡視員陳文來皖西北中心縣委，決定把壽縣一帶划給皖西北中心縣委領導。32年6月皖北中心縣委恢復時，壽縣一帶又划回皖北中心縣委領導。當時我（程明遠）擔任皖西北中心書記，裴季華任宣傳部長（中央派來的，壽縣下塘*人），周紹章任組織部部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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