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三國――袁紹篡位陰謀破產記（1)
更新時間：2012-11-14
三國是一個永遠的話題，可經過羅貫中的潤飾和眾多歷史學家們有意無意的“歪曲”，究竟有多少歷史真實不幸成為謎案？在疑雲密佈的東漢末世，是誰縱橫捭闔，令曹操、劉備、孫權頂禮膜拜？是誰一手結束了東漢帝國，卻沒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誰敢於公然把皇帝的年號作為自己的名字？是誰，屢次易主，堪與呂布媲美？是誰讓黃巾起義將士心甘情願地鼎立扶助？是誰，作為一個時代的主宰者卻被當成歷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誰刻意編織了一張迷宮般的大網，蓄意掩蓋那段歷史？……
本文也是一位業餘歷史愛好者——羅三洋先生——歷時多年，批閱、比對幾十種東漢、三國古籍得出的初步結論，經過作者剖絲破繭般的解讀，這一系列謎案將會得到一一的破解。蚯蚓看完很是感概，特剽竊大郎所發代為上傳，敬請各位看官指教。
序篇：一個歷史配角的真面孔
他擁有最顯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經是天下最有權勢的人；他曾經令眾多英豪聞風喪膽，也曾經玩弄中國政局於股掌之上；他曾經長期受到政~治迫害，卻能同時拯救許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經一呼百應，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經是曹操的主要靠山，爾後卻成為曹操最忌憚的人；曹操毀滅了他的事業，而又繼承和光大了他的事業；他親手結束了一個舊時代，卻沒能開啟一個新時代；他本應成為開國皇帝，最終卻因失敗而淪為歷史的配角。
袁紹，一個在生前威震天下的奸雄，一個時代的主宰者，死後卻很少受到重視。這種待遇並不公平：從三國到清末，從曹操到袁世凱，袁紹的亡魂始終在中華大地上揮之不去。
通過對各種史料的分析和邏輯推理，本書將會揭示：如果沒有袁紹，東漢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滅亡；如果沒有袁紹，中國便不會陷入長達一個世紀的混亂；如果沒有袁紹，曹、劉、孫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無論是袁紹的勝利，還是袁紹的失敗，都深刻地影響了漢末、三國時期的中國歷史。
漢末、三國這段歷史情節非常複雜，對同一個事件，不同的史書往往有不同的記載。當時的每一個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幾乎都有兩種以上的說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漢的“一言堂”歷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一方面說明，私人著史的意識在增強，導致“野史”大量出現；另一方面則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實性與可靠性值得商榷。
無論史籍中的說法有多少，歷史的真相畢竟只能有一種。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寫出一部反映全部歷史真相，令所有讀者都滿意的史書，其實是根本不可能的。離作者較遠的歷史，人證和物證已經極度稀缺，難以核實；離作者較近的歷史，往往與作者及其親友的切身利益相關，又難以指望他們的態度客觀公正。以司馬遷之博學和嚴謹，《史記》中的謬誤仍然比比皆是。從漢朝至清朝，中國著史者的學術能力恐怕沒有能夠超過司馬遷的，《後漢書》的作者范曄甚至因為謀反而被處決，寄希望於他們不犯錯誤，實在是勉為其難。更何況，東漢末年政壇的詭譎和複雜，遠遠超過西漢時期，也絲毫不亞於戰國時期。只要將有關東漢末年的各類史料認真對比研究，必然會發現其中大有可玩味之處。
所謂“可玩味之處”，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記載。在這些記載中，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主角被描繪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繪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繪成了配角，是因為他們最後失敗了；配角被描繪成了主角，是因為他們最後勝利了。而歷史，本來就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但是，史書中的有些主角曾經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經是主角。人們總是說：“蓋棺定論”，這話本來不錯。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只記得死者在人生最後幾年的成敗得失，而忽視了他在此前幾十年內的功過是非。
翻開史書，勝利者總是睿智、正直、勇敢、仁愛的，失敗者總是愚蠢、邪惡、膽怯、殘暴的。可是，歷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戰百勝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嗎？這是典型的“以成敗論英雄”。自古成者王侯敗者賊，勝利者是永遠不會被作為戰犯審判的。在生前，他們可以用暴力壓迫人類的**；而在死後，他們還可以繼續用謊言蒙蔽人類的靈魂。這，就是勝利的報酬。
不過，勝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個法庭的審判。這個法庭的名字就叫：歷史。一部全新的史書，就是一個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晉時期，東漢的歷史就已經被公認為雜亂難辨，但也被公認為值得研究撰寫。早期成書的相關史籍有《漢靈帝起居注》、《漢獻帝起居注》、《漢名臣奏》、曹丕《典論》、王粲《漢末英雄記》、陳壽《三國志》、張璠《漢紀》、華嶠《漢書》、謝承《後漢書》、袁暐《獻帝春秋》、郭頒《世語》、孫盛《雜記》和《異同雜語》、司馬彪《續漢書》和《九州春秋》、劉義慶《世說新語》、王沈、荀顗、阮籍《魏書》、樂資《山陽公載記》、虞溥《江表傳》，以及《魏略》、《魏武故事》、《曹瞞傳》等數十部，但都難如人意。比較而言，《漢名臣奏》的內容最真實，但範圍過於狹窄。陳壽的《三國志》被公認較好，但內容過於簡略，與《史記》和《漢書》相比，沒有志和表，而且立場明顯偏袒曹魏。至東晉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分辨同異，改正謬誤，撰寫成編年史《後漢紀》。南朝劉宋中期，范曄又撰寫成紀傳體史書《後漢書》，梁朝人劉昭、唐朝人李賢、清朝人惠棟等學者都曾為之作注。《後漢書》本來沒有志，劉昭將司馬彪《續漢書》裏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內容有時會與紀傳相矛盾。
整體而言，《三國志》、《後漢紀》、《後漢書》的內容比較嚴謹詳實，而且都完整地流傳下來，構成了研究東漢歷史的主要資料基礎。本書的史料來源，主要就是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從邏輯上辨別對錯的問題，則以這三部書的前後順序為準，即：《三國志》比《後漢紀》權威，《後漢紀》又比《後漢書》權威。其它史籍已經大多散失，幸有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詳徵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來，不可忽視。
《三國志》和《後漢書》雖然是有關東漢後期歷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經過，說法往往不同；同一個人，往往有多個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種說法，這是紀傳體史書難以避免的問題。作為編年體史書，《後漢紀》雖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記載卻不如紀傳體史書詳細，也有不少錯誤。其實，《三國演義》在學術界和民間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襯出，各個讀者群都對《三國志》、《後漢書》、《後漢紀》等史書內容相當不滿。但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後，東漢末年的許多歷史人物在學界和大眾的心目中迅速臉譜化，也造成了大量背離史實的成見。但若能全面地閱讀各種史籍，無疑有助於形成較為客觀公正的結論。
在讀史的過程中，筆者逐漸感覺到：由於最終的失敗，袁家從主角淪為配角，但他們畢竟曾是東漢歷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滅袁家勢力的曹操，卻有幸從配角升為主角。結果，袁紹、袁術兄弟被史書描繪成一無是處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輝形象。
說袁紹、袁術兄弟被史書蓄意配角化、邊緣化，乃至於醜化，實在是一點都不冤枉的。魯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可以說是很熟悉漢末、三國、兩晉歷史的學者了。然而就在這篇名文發表后不久，魯迅在其《三閑集?頭》一文中，卻把袁術與袁紹搞混了，以為殺田豐的是袁術。這自然不能證明魯迅的學術功底差，只能說是他沒有重視袁氏兄弟。單看《三國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簡直一無是處，樣樣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勝利才顯得那樣的理所應當。但是，歷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麼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為他的對手過於無能。然而，為何所有史籍在評價曹操的業績時，都要以戰勝袁紹為首呢？
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卷末總結曹操一生的功勛時，說在曹操一生的對手之中，唯有袁紹“強盛莫敵”，而不提董卓、呂布、劉表、陶謙、袁術、劉備等其它勢力。范曄在《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卷末更盛讚道：“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這些史家的議論都說明，袁紹是曹操所有對手中最難對付的。
官渡之戰後，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種選擇，當時南方的劉備、孫權勢力都不穩固，絕非曹操的對手。但曹操的所有謀士都認為袁紹勢力的威脅更大，勸阻曹操南征。袁紹死後，二子內訌，曹操乘機北伐，卻又在河北苦戰5年，方才兼并袁家勢力。這5年使孫權能夠鞏固統治，劉備也能網羅諸葛亮等人才，重整旗鼓，終令曹操有赤壁之敗，無法統一中國。不過，自從吞併了袁紹的豐厚遺產之後，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後來雖有赤壁、襄陽、漢中之敗，都不能動搖其優勢地位。與曹魏相比，吳、蜀兩國的實力太弱，假若沒有山川地險的保護，也支撐不了那麼久。袁紹集團實力的強大，由此可見一班。
史書中關於曹操戰勝袁紹過程的記載，有很多都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單論官渡之戰時兵力的數據，按照《三國志》的記載，曹操先收編了三十餘萬黃巾軍，討呂布時也擁有“十萬之眾”，怎麼會在官渡之戰時“兵不滿萬”？給《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認為，官渡之戰時，袁曹雙方的兵力其實應當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萬左右；袁軍士卒“果勁不及”曹軍，曹操以逸待勞，兼有天時、地利、人和，還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可以號令天下諸侯，那麼曹操一方豈不是如郭嘉所說，佔了“十勝”的壓倒性優勢？既然官渡之戰的難度這麼低，就連平庸之輩尚且可以輕鬆地打贏，而曹操卻打得如此艱苦，以至於曹軍將士大都暗自與袁紹接洽，若無許攸、張郃、高覽等人的投降，勝負難料。這豈不反而說明了曹操的愚蠢無能嗎？他的光輝形象又在哪裏呢？莫非“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拋開“人人異端”的道德觀念不談，曹操是傑出的政治、軍事、文學家，這早有定論。同樣，官渡之戰是曹操畢生最輝煌的軍事成就，這也早有定論。
但是，如果把這兩個定論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歷史悖論。
為了解決這個悖論，我們就必須注意到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事實：從青年時代開始，曹操大半輩子都在為袁紹效力，還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漢獻帝都許昌為止，曹操的多數行動都是在袁紹的授命下進行的。當時，袁紹與曹操的關係，和劉邦與韓信，劉秀與鄧禹的關係類似，屬於主從性質。只是在迎漢獻帝都許昌之後，曹操才逐步脫離了袁紹的控制。後來，曹操和他的筆杆子們竭盡全力，想把自己描繪成始終獨立於袁紹的歷史主角。但他們偽造歷史的時間顯然有限，思慮不夠精密，工作不夠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綻，因此後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種視角來審視這段歷史。也只有這樣做，圍繞袁、曹二人的種種歷史謎團才能迎刃而解，我們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戰時面臨的真實困難。
其實，曹操依附袁紹的這種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作為三國的建立者和東漢帝國遺產的主要繼承人，孫堅、孫策、孫權父子，還有劉備，都與曹操一樣，曾經長期為袁紹、袁術兄弟效力，其屬下也大多有着濃厚的袁氏舊部背景。如果袁紹打贏了官渡之戰，曹、劉、孫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幫袁紹去建立統一的新皇朝。從這個角度上看，可以將三國鼎立視為袁紹、袁術兄弟內戰的延續，而曹、劉、孫三家爭奪的不僅是東漢帝國的遺產，更是袁家的遺產。但在東漢帝國高度發達的中央集權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於足夠抗衡並顛覆皇權的政治資源呢？他們為何如此受貴族和百姓的擁戴呢？對東漢帝國的衰落和分裂，這個豪門又究竟要負多大的責任呢？
為了探究東漢帝國的滅亡與曹、孫、劉三分天下的歷史根源，研究袁紹及其家族興衰的過程與原因，顯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書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離破碎，真偽參半，很難獲取足夠的信息。最後，筆者終於恍然大悟：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對於勝利者曹魏及其繼承者西晉的統治集團來說，將袁氏家族，特別是袁紹和袁術的真實故事公諸於眾，將會對他們非常不利。而且，作為擔任過上百年宰相的世紀豪門，袁氏家族內部確實隱藏着太多外人難以讀懂的奧秘。古代各部有關漢末及三國時代的史書無法取得像《史記》那樣的成功，不能說清楚袁家的興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現代史學的一個重要創見，就是見微知巨，由小見大。古代中國人極為重視“名”與“字”，往往以此寄託家族的志向。譬如，劉備給年長的養子起名叫“封”，給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禪”，合起來就是“封禪”。到泰山封禪乃古代中國最隆重的儀式，只有統一天下的帝王可以舉行。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禪，管仲堅決反對；魯國貴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聽說后大發牢騷。由此可見，劉玄德早就有了稱帝的雄心大志。後來劉備聽諸葛亮之言，殺劉封而立劉禪，結果只剩下一個“禪”，反而生出“禪讓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漢大臣譙周據此預言說，劉禪將來一定會是亡國~之君。譙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劉備父子的名字確實也給了他口實。
袁術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實卻比“封”和“禪”還要奇特得多。
東漢時期，社會上廣泛流傳着“代漢者，當塗高”的神秘預言。“公路”與“當塗高”都可以被理解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訓，袁家意欲代漢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見。袁術終生篤信這個預言，他晚年盤踞淮南，攻打揚州，隨後稱帝等許多行為均與“當塗高”直接有關。這些絕非袁術的一時衝動，而是如同“大楚興，陳勝王”一般，來自人為的策劃。
與“公路”相比，袁紹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複雜，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國人有一個獨特而謹慎的文化傳統——避諱。按照這一文化傳統，古代中國人絕不直稱尊長的“名”，也很少直稱同輩的“名”。而在社交場合，成年男子們通常互稱對方的“字”。不僅如此，對於很多有特殊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名詞，儘管並沒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國人在取“名”和“字”時也極力避而遠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明清時期，忌諱之繁，文獄之多，更是登峰造極。君不見明月清風，多少人頭落地；維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後人讀書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在這些被歷代中國人嚴格遵守的“避諱”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號是最為特殊的一個。因此，我們不會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會叫“貞觀”或“開元”，也不會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會叫“洪武”或“永樂”，更不會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會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過，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什麼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紹的字“本初”正是東漢質帝劉纘的年號！由於漢質帝即位當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導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樣有趣的是：“紹”字乃繼承家業或政權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義。按《爾雅?釋詁》的解釋：“紹，繼也。”按《逸周書?謚法解》的解釋：“疏遠繼位曰‘紹’。”可見，袁紹在繼承家業之前，其地位本來很低下疏遠。按照親緣關係來說，袁紹還有嫡兄袁基、嫡弟袁術和許多宗法地位較高的親戚。但是最終，袁家的領導權落到了袁紹的頭上，這無疑也是袁術後來痛恨袁紹，導致袁氏政治集團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漢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號作“名”或“字”，屬於忌諱的事情嗎？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先了解年號的歷史。
年號本為中國獨有，後來又傳到日本等鄰國。西漢之前，中國並無帝王年號；漢文帝將自己的在位期分為“前元”和“后元”兩段，漢景帝又分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視為嚴格的皇帝年號。年號的正式設立始於漢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時改年號為“建元”，此後每6年就改年號(即所謂“改元”)一次。因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漢人並不避諱皇帝年號。漢朝人沿用先秦習慣，取“名”常用單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幾個字。而漢朝皇帝的年號均用雙字，又不會採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並不適合作人的“名”和“字”，兩者暫時也就相安無事。
因此，在東漢時期，個人取“名”和“字”無需避諱本朝皇帝的年號。直到西晉初年，陳壽作《三國志》，竟然直寫“司馬懿”和“司馬炎”，對司馬昭雖尊稱“文王”，卻又大書“張昭”、“董昭”等名字，說明魏晉時期並不大流行避諱。按《世說新語?排調》記載，司馬師、司馬昭、陳泰、鍾毓和鍾會諸人在開玩笑時，還曾經故意觸犯對方父親的名諱。根據清朝學者周廣業所著《經史避名匯考》中所作的考證，晉惠帝“永康”年間，吳興郡的“永康縣”改名為“武康縣”，是中國第一次針對年號採取的避諱。後世的中國皇帝越來越懶於改年號，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號，年號因而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間的別稱，再加上特務統治日益嚴密，避諱也就越來越嚴了。
不過，聯繫到本初元年發生的眾多突發事件，袁紹取“字”為“本初”，仍然顯得那樣突兀和奇異。難道他要藉此紀念在本初元年發生的什麼事嗎？這些事件又會對袁紹的人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對袁家的歷史探索得越深，我們就會發現越多這類的疑問。如果它們不能得到圓滿的解答，東漢末年的歷史就肯定不夠完整。它們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張迷宮般的大網，掩蓋着那段雖然久經專家學者與人民大眾的討論和研究，卻仍然疑雲密佈的東漢末世。希望通過本書中對有關袁紹及其時代史料的剖析，恢復他在前三國時代的歷史主角地位，並引發讀者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章本初元年：一個詭異名門的崛起
本初元年，一個普通的年份，以“袁安困雪”聞名的袁氏家族出了一個三公，一個新的豪門誕生了。一股詭異浮上皇都城頭，“當塗高”誕生了嗎？
第一節洞房裏的“鬥爭”：新貴袁氏與元勛馬氏的聯姻
公元140年，在東漢帝國首都洛陽舉辦了一場世人矚目的婚禮。男方貴為九卿，女方既是海內名儒，又是開國元勛後裔。這樣的豪門聯姻理應隆重而熱鬧，可他們的婚禮卻是異乎尋常的安靜和短暫。更奇怪的是，新郎新娘步入洞房后，似乎並不急於享受魚水之歡，而是在被窩裏展開了一場嚴肅的對話……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禮記?昏義》
漢順帝劉保在位的公元140年左右，在東漢帝國首都洛陽城內舉辦了一場備受世人關注的婚禮，因為新婚夫婦都出身顯赫，有着濃厚的政治背景：新娘是海內首席大儒、南郡太守馬融的女兒馬倫，新郎則是當朝太僕袁湯的小兒子袁隗。
東漢帝國政府包括中央與地方兩個系統，司馬彪的《續漢書?百官志》對此有詳細的介紹。
在法理上，東漢中央政府的核心是皇帝本人，皇帝之下是被稱為“上公”的太傅，但這個官職並不常設。太傅之下，是大將軍和“三公”：太尉、司徒與司空。以上太傅、大將軍、太尉、司徒與司空五大臣也被稱為“宰相”，各設獨立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謂的“開府”。大將軍之下設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三公之下設“九卿”，即太常、光祿勛、衛尉、太僕、廷尉、太鴻臚、宗正、大司農和少府。衛將軍之下，又有前、后、左、右將軍，以及眾多將軍和校尉；九卿之下，又有尚書令、御史中丞、太史令、執金吾、大長秋、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將作大匠等職，由於數量太多，就不在此詳細列舉了。
東漢地方政府的建制結構並不比中央政府簡單。東漢版圖劃分為13個州，即：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并州、幽州、交州，每州設刺史一人(司隸無刺史，設司隸校尉)，統管當地政務，並有少量軍權。州以下，並設“郡”和“國”兩個平等的行政單位。郡設太守，直接受刺史管轄；國設國王，國王們都是劉姓皇親，直接向皇帝負責。郡設郡丞，國設國傅和國相，作為郡太守和國王的副官。郡下設縣，常住居民滿1萬戶以上的大縣設縣令，不滿1萬戶的小縣設縣長。縣以下，又有鄉、亭、里、什、伍5等行政單位，最小的“伍”僅管轄5戶居民。
通過以上的簡介可知，袁湯擔任的太僕是九卿之一，屬於中央官員；馬融擔任的南郡太守是地方官員，隸屬荊州刺史管轄。秦漢官職的高低與俸祿的多少成正比，因為當時的貨幣經濟尚不發達，俸祿都用糧食結算。太僕的俸祿級別是“中二千石”，太守的俸祿級別是“二千石”。按顏師古《漢書注?百官公卿表注》中的說法，“中二千石”級別官員每月俸祿是180斛糧食，“二千石”級別官員每月俸祿是120斛糧食。以此折算，袁湯的月薪約為8500元人民幣，馬融的月薪約為5700元人民幣。漢代的糧食生產率和經濟規模遠不及現代，所以這樣的收入水平在當時都屬於高薪，足夠這些高官購置幾座宅邸，娶幾房妻妾，養十幾個子女了。
古人結婚都講究門當戶對，強強聯合的豪門聯姻在漢代並不罕見。不過，袁隗與馬倫此次婚姻卻是開國元勛後裔與新貴之間的聯姻，馬家與袁家又都是海內聞名的書香門第，其中蘊含的政治和文化意義深不可測。
馬融的開國元勛後裔身份並非浪得虛名：他是東漢名將馬援的侄孫，馬融的父親馬嚴也是社會名流。馬援南征交阯時，聽說馬嚴和弟弟馬敦喜好評論他人長短，便從南方前線寫信，規勸兩人收斂。這封信文詞懇切，富有哲理，後來以《誡兄子嚴、敦書》之名，被收錄入《古文觀止》。自從馬援的女兒嫁給漢明帝為皇后之後，馬家便富貴發達，與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與陰氏合稱東漢的“外戚四姓”，子孫世襲侯爵，合稱“四姓小侯”，被蔡邕譽為“婚姻帝室，世為名族”。順帝一朝正是東漢帝國深陷漢羌戰爭泥潭的時代，而馬家不僅是外戚和將門，而且還是關中望族，所以馬融和哥哥馬續、族弟馬賢都被朝廷委以西北國防重任：馬續任度遼將軍，馬賢任征西將軍，馬融在去荊州擔任南郡太守之前，也在漢羌戰爭最前線的武都郡擔任太守。
戎馬之餘，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學問，尤以馬融的名氣最大，成就最高。漢順帝時期雖然在軍事方面乏善可陳，但在學術方面卻取得了極大的成果。馬融是傳奇女學者班昭的學生，後來與張衡、王符、崔瑗、許慎等一流學者結為密友，廣泛吸收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又能取長補短，所以被公認為當時最淵博的學者。馬融仿效孔子，廣收門徒數千人，其中能進馬家大門的有400餘人，而有資格升堂入室，當面向馬融請教的只有50餘人。除了這不足500位高徒之外，其它的幾千人只能候在門外，向那些大師兄們請教。北海人鄭玄不遠千里到馬融家求學，過了3年都沒能見上老師一面。更有甚者，馬融的生活作風奢侈放~盪，經常坐在紫紅色的大帳內，讓學生們跪在帳前，讓歌伎舞女列在周圍表演，很少有學生能不分心。這個故事非常有名，所以後世的學者講課就被稱為“設帳”。
因為過度追求時尚，“二千石”級別的俸祿難以滿足馬融的物質需求。為了維持自己的高檔生活水平，馬融利用為官之便，四處貪污納賄，因此飽受責難，馬續的女婿趙岐就因此與他絕交。這位趙岐並非無名之輩，他是最早重視並研究《孟子》的學者之一，其名著《孟子章句》至今仍是《孟子》最權威的註釋參考書。後來，趙岐主持調解袁紹與公孫瓚之間的衝突，公孫瓚曾經把他比作周朝德高望重的開國元勛周公和召公。然而，馬融儘管是個令親友和民眾反感的貪官，畢竟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其東漢首席學術權威的地位無可動搖。
馬家人才輩出，在東漢末年的風雲人物中，馬日磾、馬騰、馬超等人都是馬融的親戚。馬融的學生之中，以盧植、鄭玄等人最為著名，而公孫瓚、劉備等人是盧植的學生，崔琰、程秉、國淵、郗慮、王基等人又是鄭玄的學生。這樣看來，馬融真可謂“門生遍天下”。
與馬家不同，袁家並非東漢的開國元勛，而只能算作家族成員世代為官的所謂“公族”。新郎袁隗的父親袁湯是光祿勛袁彭之弟，司空袁敞之侄，侍中袁京之子，司徒袁安之孫。世卿世祿的傳統在中國源遠流長，東漢後期雖然還稱不上“下品無士族”，但“上品無寒門”卻儼然已成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家族作後盾，是難以在官場上長期立足的。
袁家祖籍汝南郡汝陽縣(今河南省周口市西)，相傳是虞舜的後裔。春秋時期，袁家成為陳國的主要貴族，其後代也大都定居於周邊的原陳國版圖境內，直到活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項城人袁世凱，都沒有離鄉遠徙過。自從袁安的祖父袁良開始，這個家族在《孟氏易》的研究領域內頗有成就，受到東漢政府欣賞，興旺發達起來，有了些豪門氣象。
汝南袁氏家族簡化譜系
袁良
袁昌
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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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賞袁京袁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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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彭袁湯袁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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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賀袁平袁成袁逢袁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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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閎袁忠袁弘袁基袁紹袁術袁懿達袁仁達袁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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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皉袁譚袁熙袁尚袁曜
袁滂→袁渙
《孟氏易》是西漢學者孟喜撰寫的《易經》學專著，將戰國時期新興的陰陽學、天文學和曆法學知識與傳統的周易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由此創立了一個全新的易經學派。在玄妙的“卦氣”領域，孟喜的建樹特別多，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理論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但《孟氏易》中也摻雜有許多神秘主義思想，特別是它與兩漢時期流行的圖讖結合起來，用異常天象預測人事吉凶，成為後世許多迷信思潮的理論鼻祖。袁家世代沉迷於此書，袁紹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長達三十餘萬字的易學專著《難記》，袁紹的堂弟袁滿來病逝時雖然只有15虛歲，也被蔡邕譽為“明習《易》學，從誨如流”，所以袁家成員的思想無法不受其毒害，後來袁紹、袁術兄弟的歷史悲劇也證明了這一點。
袁家的崛起，與東漢的時代大潮息息相關。公元60年前後，漢明帝從中亞地區引進了希臘化的佛教。在中國，佛教藉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時又促進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稱，釋迦牟尼就是晚年經秦國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與道教其實是一回事。很快，漢明帝的弟弟楚王劉英便成了中國最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但拜佛頌道並沒有給劉英帶來安寧和幸福，他在公元70年被指控謀反，失去王爵，次年便自殺了。“楚王案”迅速擴大化，前後共有上萬人遭到牽連，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開國元勛、知識分子。在這種局勢下，袁安出任楚郡太守，致力於平反冤假錯案，前後拯救了四百餘家嫌疑犯的生命，從此名滿天下，官運亨通。
公元83年，袁安升任太僕，主要負責管理皇宮內的車馬，並督造近衛部隊使用的武器。當御駕出行時，太僕常要親自為皇帝駕車，而坐在他們身邊的，則往往是東漢政府中最有權勢的大將軍。漢朝人除非生病，否則很少坐轎，所以皇帝只要出遠門，大將軍和太僕就會和他坐在同一輛馬車裏。這個被稱為“乘輿大駕”的同車三人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之間說的每一句話都很可能是國家大事，而這種對話又經常發生。作為御用駕駛員，太僕雖然要集中精力駕車，卻無疑能夠耳聞許多重大機密，增進對時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會時常發表一些意見來影響國策。另一方面，太僕也往往成為皇帝在朝廷里的傳聲筒。能夠出任太僕，說明袁安的駕馬車技術很高明，為人忠實可靠，不會輕易泄漏機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夠參予中樞決策。
需要袁安當皇帝傳聲筒的時機，很快就到了。因為在匈奴政策上與漢章帝保持一致，堅持以和為貴，袁安在公元86年升任三公之一的司空，成為袁家“四世三公”中的第一人，后又出任司徒。
升任三公以後，袁安比當九卿時增加了許多特權，這點在服飾上表現得特別明顯。東漢時期，三公、九卿、諸侯們不僅有五彩斑斕的華麗官服，到了皇帝舉辦重大祭祀時，他們還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長、七寸寬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塊系有多串玉珠、前圓後方，象徵天圓地方的木板。對於冕旒的功能，《大戴禮記》的解釋是這樣的：“冕前面安裝旒，為的是遮蔽光明；用統絖塞住耳朵，為的是令聽覺遲鈍。因為河水太清澈了就沒有魚，人太精明了就沒有支持者。”後來，被稱為“統絖”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徵性地掛在耳邊，改名叫“充耳”，於是就有了成語“充耳不聞”。無論是冕旒還是統絖，都在提醒君主和貴族大臣們，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麼事都管，甚至應該適當地裝聾作瞎。
東漢時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掛有12串白玉珠，即所謂“十有二旒”。貴族、官員們戴的冕旒則不同，木版後端不系玉珠串，只有前端系，成色也較差：親王應當戴系有9串赤玉珠的冕旒，即所謂“九旒”；三公與諸侯應當戴系有7串青玉珠的冕旒，即所謂“七旒”；九卿應當戴系有5串黑玉珠的冕旒，即所謂“五旒”。頭戴冕旒、身着朝服的官員儀態非常高貴瀟洒，望上去猶如神仙下凡一般。
除了制服有改善之外，升任三公以後，袁安還有權“開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獨立衙門，其中包括48～71名幕僚，而三公之府合稱“三府”。在府中幕僚里，周瑜的高祖父、廬江人周榮最得袁安的信任。在府外，袁安還有大批追隨者，特別是他的“故吏”(老下級)魯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攜下，一個官官相護的新政治團體正在隱然形成之中。
和撫匈奴的政治態度是一把雙刃劍，它能讓袁安平步青雲，還能讓袁家未來長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但也讓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袁安升任司空三年後，公元89年，外戚領袖、車騎將軍竇憲發動了對北匈奴的戰爭，遭到袁安的激烈反對。甚至在竇憲凱旋歸來之後，袁安的批評意見仍然不斷，特別是他堅持讓南匈奴返回漠北，而不是分而治之，與竇憲的意見相左。雙方積怨難解，以至於竇憲多次威脅要派人刺殺袁安、周榮等人。而到了公元92年，袁安果然神秘地死去。兩個月後，漢和帝便發動政變，徹底摧毀了竇憲集團。作為烈屬，袁安的三個兒子：袁賞、袁京、袁敞都加官進爵。從此，這個後來被袁紹自詡為“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的家族步入了真正的政壇豪門行列。
袁京的兒子袁湯被公認為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沿着祖父袁安的宦途平穩前進，在漢順帝在位時出任太僕，離三公只有一步之遙。袁湯前後共生育了12個兒子，但其中名字見諸史書的僅有四人：袁平、袁成、袁逢，以及開篇出場的那位新郎官袁隗。其中，袁平在少年時便夭折了，所以真正活躍在歷史舞台上的，只有袁成、袁逢、袁隗這三兄弟。
不難想像，像袁、馬這種豪門聯合舉辦的婚禮，如果放到隋唐以後，將會何等的熱鬧。但是，先秦與秦漢時期的婚禮文化與後世截然不同。按照儒家經典《禮記》和《儀禮》的規定，即便再顯赫的家族聯姻，婚禮也應當是安靜和短暫的。作為一代儒宗，袁湯和馬融當然不會容忍有違背《禮記》和《儀禮》的規定，也就是“失禮”的丟臉現象在自家子女的婚禮上發生。中國向來以“禮儀之邦”自居，“失禮”是莫大的醜聞。孔子曾經教育自己的兒子：“不學禮，無以立！”《詩經》甚至詛咒說：“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黃昏時分，新郎袁隗應當坐着漆成烏黑色的馬車，與隨從們乘坐的三輛馬車一起，穿過洛陽城熙熙攘攘的街道，來到馬家的門口迎接新娘。婚禮就從這時開始。漢字中的“婚”字，在古代與“昏”字通假，原本指的就是黃昏時分。如果在黃昏時因故無法舉行婚禮，也可以改在清晨舉行。總之，無論如何，都要避開日光充足的時間段。
婚禮之前，男方的父親(也就是袁湯)應當先派媒人攜帶彩禮到女方家裏去，詢問女子的“名”，也就是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序號(通常長女名“孟”、次女名“仲”、三女名“叔”、小女名“季”)，這叫做“納采”。漢朝女子和男子一樣，除了“名”之外，還有“字”。男子應在他年滿20虛歲的“冠禮”上取“字”，而女子則在納采訂婚之後，在象徵成年的“笄禮”上取“字”，而女子的婚前人生因此也被稱為“待‘字’閨中”。婚後，人們通常只稱她的“字”，不再稱“名”。馬倫之“倫”，就是她在納采之後取的“字”。按照蔡邕為馬倫撰寫的墓志銘，馬倫於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去世，享年63虛歲，所以她生於公元122年。漢代女子通常在15～20虛歲時出嫁，因此馬倫與袁隗的婚禮應當舉辦於公元137～141年之間。
知曉女子的“名”以後，男方就可以到自家的祖廟內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結果吉利，男方便會再派使者攜帶禮物到女方家中報喜，這叫做“納吉”。然後就可以正式送聘禮，這叫做“納徵”。“納徵”以後，才可以商議並確定婚期，這叫做“請期”。納采、納吉、納徵、請期這四個程序要花費男方家族大量的錢財，而女方家族也應準備相應數額的嫁妝。
婚期那一天黃昏，新郎之所以要親自去迎接新娘，是因為中國古代奉行“男先於女”的社交原則。這次，他總算不用再帶禮物了，只需要備好至少四輛馬車。他將首先見到未來的岳父和岳母，岳母將親自進屋去把女兒領出來。但是，新娘如果不同意這門婚事，也有不出屋的權力，這樣婚事就只好取消。如果新娘順從地出門，新郎就帶着她、保姆和隨嫁為妾者(通常是新娘的妹妹和侄女，如果有的話)，以及女方準備好的嫁妝，登上自家的馬車，即所謂“帶着你的嫁妝，帶着你的妹妹，一起來嫁給我。”新娘頭上不罩面紗，而是戴着假髮。新娘一行都必須身着黑衣，以示莊重。
在新郎和新娘登車時，還會出現有趣的場面：新郎得親自坐上駕車人的位置，為新娘駕一次車。這肯定是女方家族成員最喜聞樂見的場面，因為駕車人的地位總比乘車人低賤。墨家等儒家的反對者經常就此指責說，儒家居然要求新郎給新娘駕車，違反男尊女卑的社交原則，“顛覆上下，悖逆父母”，簡直大不孝。其實，這種駕駛只是象徵性的，僅以車輪旋轉滿三周為限。如果新郎不肯照辦，就是“非禮”，女方便有權以此為由，取消婚禮。孔子曾經為此大發感慨說：“即便禮法要求新郎表現得這麼恭謹，新娘還有不肯出嫁的啊！”可見先秦時期中國女權勢力之強大。
車輪旋轉滿了三周以後，新郎就會迫不及待地跳下車，登上僕人駕駛的另一輛馬車，快馬加鞭往回趕，力爭在新娘到來之前抵達自己的家門。
在前往丈夫宅邸的路上，新娘不會看到歡迎祝福的人群，也不會聽到任何歡快的樂曲，因為這些在當時都是“非禮”的。《禮記》中明確規定：“昏禮不用樂，昏禮不賀。”就連公公和公婆都無影無蹤，在門口向新娘作揖的，只有氣喘吁吁的新郎及其隨從。這時，天色已經要黑了，新娘家應點起蠟燭，而且三天不熄，以示對出嫁女兒的思念(如果他們買得起這麼多蠟燭的話)。
進入男方家門以後，在僕人們的協助下，疲憊的新郎和新娘卸下行裝，略作休息，隨即共進晚餐。按照《禮記》和《儀禮》的規定，這頓晚餐很豐盛，而且全是葷菜，必須有煮熟的豬肉、兔肉、鯽魚和肉湯，以及黃米飯和米酒，蔬菜和水果則不宜擺上桌面。新郎和新娘同碗吃飯，同杯喝酒，以示親熱，正所謂“愛從口入，情由胃生”。
酒足飯飽以後，天色已晚，新人準備就寢。新房的卧室里設有大帳，帳內的榻上鋪着席子，女僕把枕頭擺在榻的南側，新郎應躺在東側，新娘應躺在西側，頭沖南，腳沖北，正所謂“男左女右”。
據《後漢書?列女傳》記載，新郎袁隗和新娘馬倫躺進大帳內的被窩裏之後，在帳外聽眾的密切關注之下，展開了這樣一場嚴肅的對話：
袁隗首先開口：“女人啊，出嫁的時候，準備好打掃衛生用的笤帚和簸箕，不就可以了嘛，何必帶這麼多金銀珠寶來呢？”
馬倫回答：“父母過愛，送來如許多的嫁妝，我不敢拒絕。先生如果仰慕高士鮑宣和梁鴻的風格，那麼我也樂意向古代的賢女少君和孟光學習。”
袁隗又問道：“南郡太守先生的學問比泰山還高，比東海還深，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據我所聞，凡是他老人家為官之地，都盛傳他有些經濟問題，這又是什麼緣故呀？”
馬倫回答：“孔子身為大聖人，不免受到武叔的詆毀；子路本是賢士，依然遭遇伯寮的誣告。家父在社會上名譽不佳，也在情理之中。”
袁隗仍舊不依不饒：“我們男人娶妻有規矩，只要兄長尚未結婚，弟弟就不能定親，否則便會淪為笑柄。但是我聽說，你姐姐尚未出嫁，今天這交杯酒，你喝起來滋味如何啊？”
馬倫回答：“我姐姐品性高潔，對配偶的要求比較高。不像我，隨便找個男人混日子，也就知足了。”
終於，帳內安靜下來，而在帳外旁聽的袁家成員個個都羞慚得漲紅了臉。
原來，馬家送來了大筆嫁妝，遠遠超過袁家的聘禮，袁湯聽說后感到很不快。又聽到社會上關於馬融貪污**的傳言，他更加擔心袁家通過聯姻參予分贓，會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於是，他讓兒子在新婚之夜質問新娘，也好給馬家來一個下馬威。
作為名門之女，馬倫對此早有準備。馬融的老師班昭著有七篇《女誡》，提出七條新婚婦女守則，是後世中國大家閨秀的必讀書。書中，班昭提出“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條“婦行”，更是影響深遠。作為班昭的得意門生，馬融在第一時間接觸到這部里程碑式的名著，並用以教授自己的妻子和女兒。馬倫天性聰穎，將《女誡》背得滾瓜爛熟，深明對待丈夫要不卑不亢的妻道，被蔡邕譽為“幼從師氏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聰明達乎中外，隱括及乎無方”，應對袁隗的提問自然胸有成竹。
婚禮的次日清晨，新娘要準備好包括紅棗和栗子(這在現代人的婚禮上肯定難得一見)在內的一籃子水果，到東廂房去拜見昨天未曾謀面的公公和公婆，正所謂“醜媳婦總得見公婆”。袁湯夫婦接受新娘的水果，大家一同吃早飯，也就等於宣佈承認新娘為此家庭的臨時成員。之所以作這樣的安排，恐怕是為了避免出現公婆對此前尚未謀面的兒媳不滿意，在婚禮上要求退婚的尷尬情況出現。等到新婚之夜過去，生米已經煮成了熟飯，再加上吃了兒媳帶來的水果，公婆嘴裏甜絲絲的，也就不得不表現得和藹一些。
全家人共進早餐以後，婚禮就此暫時告一段落，為期三個月的試婚生活也就此開始。三天之內，男方家庭內不會奏樂，以示期待新娘早日懷孕。三個月試婚期內，如果新娘與夫家成員發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或是突然死亡，甚至只是沒有懷孕，試婚都可能算作失敗。在這種情況下，新娘不能進夫家的祖廟參加“廟見”儀式，不能入家譜，也就不能“轉正”為夫家的正式成員。反之，她便可以成為丈夫的正式妻子了。畢竟，在古典時期，生育能力被認為是婦女首要的職責和最大的美德。
顯然，馬倫成功地通過了袁家成員在三個月試婚期內對自己的種種考察。從此以後，袁隗、馬倫這對夫婦將會度過近半個世紀和諧美滿的模範家庭生活，並生育有二個兒子，取名袁懿達和袁仁達。此外，袁隗還有一個兒子叫袁滿來，15虛歲時病逝。公元190年，董卓處死袁隗及其三個兒子，可見袁隗前後共生有至少4個兒子。
按照袁隗在新婚之夜的說法，他的兩個哥哥——袁成和袁逢——都已經先他結婚。有理由相信，他們的婚禮過程也應與此相似。所以至此為止，袁湯的三個兒子都已經完成了終身大事，他理應心滿意足，只等着孫子們的降生了。此外，袁湯還想在官場上更上一層樓，完成袁家“三世三公”的偉業。他能夠在這兩方面都如願以償嗎？
第二節帝國危機：2世紀中葉的東漢政局
漢和帝是個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肅清嶺南、兼并羌氐等一系列光輝業績之後，東漢帝國擁有了空前遼闊的版圖。也許是老子過於利害，和帝的後人一代不如一代，不僅外患頻仍，而且幾乎都是短命鬼。於是，在“尊尊親親”的儒家思想指導下，外戚開始掌握政壇主導權，由此開始了外戚與宦官輪流~執政的肥皂劇。袁湯父子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從強盛走向衰敗的時代，從光明走向黑暗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呼喚英雄的時代。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大變仍見。春夏連旱，寇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漢順帝劉保(《後漢書?孝順孝沖孝質帝紀》)
袁湯父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從強盛走向衰敗的時代，是一個從光明走向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呼喚英雄的時代。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肅清嶺南，兼并羌氐這一系列光輝業績之後，漢和帝時期的東漢帝國已經擁有了唐太宗之前無與倫比的廣闊版圖。然而，它也必須為自己的過度擴張付出慘痛的代價。因為遭到東漢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動請求親附的羌人群起暴~動。羌人的武器極為落後，人數也居明顯劣勢，但依靠自商朝以來便享譽東亞的勇氣，屢次打敗前來鎮壓的漢軍。戰端一起就是幾十年，每年都消耗着東漢國庫數以億計的巨額軍費，而且毫無停息的跡象。北方的鮮卑人在兼并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後，也開始日益頻繁地騷擾東漢帝國的邊境。
與邊患頻仍同時，東漢帝國的內部矛盾同樣迅速激化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外朝與中朝(又稱內朝)之爭、外戚與宦官之爭，和農民的大量破產。
按照與皇帝關係的不同，東漢帝國政府被劃分為外朝與中朝兩部分。外朝由層層篩選、任期有限的官吏組成，中朝則主要由世襲的皇親國戚和任職終身的宦官組成。西漢初期，皇帝的權利受到諸多限制，除了散佈於帝國各地的諸侯王國之外，外朝的相權也十分巨大，常能夠決定皇位的歸屬。漢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設立超越相權的大將軍職位，賜予自己的外戚衛青，並加強以尚書台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團，組成了足以與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統。王莽為進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經《周禮》，將西漢外朝的最高職務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為大司徒、大司馬和大司空，又增設位在三公之上、號稱“上公”的太師、太傅、太保，從禮法上限制三公的實權。這類舉措顯然有利於皇權的鞏固，所以劉秀即位之後，廢除了王莽頒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馬和大司空，只是後來把大司徒改名為司徒，大司馬改名為太尉，大司空改名為司空而已。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喪失了“大”字頭銜的東漢“三公”，權力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經濟和監察，而如今行政權、財務權與監察權已被尚書台與御史台瓜分殆盡；太尉原本掌管軍事，而兵權實在大將軍手中。東漢時期，無論是太傅，還是三公，都只有在兼職“錄尚書事”之後，才能參予整個中樞決策過程。但是，外朝成員的文化素質更高，社會脈絡更多，又負責挑選和推薦下級官吏(即所謂“選舉”)，因此他們競相施展政治智能，與中朝爭權奪利，而且卓有成效。
中外朝權力之爭，貫串着整個東漢帝國的歷史。直到三國時期，諸葛亮在《出師表》中，還不忘告誡後主劉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這裏的“宮中”，即中朝；“府中”，即外朝。中外朝相爭的局面，本來是漢朝皇帝們精心設計，肯定也樂於看到的。但如果兩派鬥爭過於激烈，連皇權也無法加以有效控制，任其惡性發展，最終便會損害到整個帝國的利益。
導致中外朝相爭的根本原因，在於漢代最高統治者的治國思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後的漢朝便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視儒學的時期，統治者事無大小，定要引經據典，在儒家聖賢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張的理論依據。受儒家思想熏染，漢代的人事制度遵循孔子崇尚的“仁義”準則，講究“親、賢並舉”。按照儒家經典《禮記?中庸》記載，“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也就是說，在人事制度範疇內，“仁”等於用人唯親，“義”等於用人唯賢。正如《淮南子?齊俗訓》所說，魯國“尊尊親親”，用人唯親，國家雖難以富強，但朝代可以長久；齊國“舉賢而上功”，用人唯賢，國家可以迅速富強，但朝代必然迅速更替。秦始皇見諸侯用人唯親，國家衰弱，便堅持用人唯賢，自己貴為天子，而親屬若無功勛，也只能做平民，結果秦朝很快滅亡。漢高祖、漢文帝和賈誼等人總結前代經驗，“以霸、王道雜之”，仁、義兼施，親、賢並舉，實行“世襲貴族分封制”和“郡縣官僚考核制”共存的“一國兩制”。西漢初期由於政權不穩定，所以政策傾向於“尊尊親親”，導致諸侯王坐大。漢景帝和漢武帝打擊舊貴族，但並不消滅分封制，而是採取抑制的辦法，在“仁”與“義”之間找到了一個較好的平衡點，終於迎來盛世。
但“尊”的對象不光是父親，還有母親；“親”的對象也不光是兄弟子女，還有妻子的家族，即外戚。西漢後期外戚坐大，無形中令“仁”又壓倒了“義”，結果導致王莽篡位。光武帝並未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東漢一朝，“仁”高於“義”，“尊親”重於“上賢”的風氣始終未能改變，結果導致以外戚和宦官為核心的中朝長期保持壓倒性的強勢地位，而帝國則逐步走向衰敗。
由於有皇帝的偏袒，加上制度上的優勢，在中、外朝相爭中，中朝往往能夠佔據上風。到了東漢中葉，一批少年皇帝連續登場，更標誌着中朝的大獲全勝。但是，小皇帝總有一天要成年，隨即對曾經拿他當傀儡耍的中朝大員們發動報復。東漢的第一位小皇帝——即位時年方10虛歲的漢和帝劉肇，便在14虛歲那年聯合兩位兄長——廢太子劉慶和千乘王劉伉，以及幾名宦官，突然發動政變，逼迫北匈奴的征服者、大將軍竇憲自殺。漢和帝從此大權獨攬，宦官的地位從此突飛猛進，外戚和宦官之間的長期權力鬥爭也從此展開。
嚴格地講，外戚和宦官都屬於中朝集團，他們之間的鬥爭屬於內訌。所以，外朝官員既鄙視外戚和宦官，又樂於為它們之間的爭鬥推波助瀾。東漢一朝的外戚領袖往往是皇太后的父親或兄弟，他們通常都出任大將軍，也兼任中朝集團的領袖。不過，以中常侍和黃門為首的宦官集團在皇帝的支持下，遲早會挑戰大將軍的權威。相對來說，宦官的立場更接近於皇室，外戚的立場更接近於外朝。不言而喻，這種鬥爭是一種極為複雜、而又極其危險的政治遊戲，最終發展成一種東漢式的宮廷肥皂劇：
皇帝駕崩→以皇后和大將軍為首的外戚聯合宦官，冊立小皇帝→外戚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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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從宦官手中奪回權力小皇帝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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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冊立新皇后，建立新外戚集團←宦官專權←皇帝聯合宦官打擊外戚，殺大將軍全家
造成這種肥皂劇重複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大多數的東漢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還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駕崩了，從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冊立小皇帝的機會。可想而知，多數東漢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這不能歸罪於個別官員道德敗壞，而是由東漢帝國的制度決定的。
當皇親國戚和朝廷大員們把過多的精力投入到爭權奪利之中時，民生問題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視。公元2世紀是一個全球氣溫變冷的時代，世界各地的糧食產量都受到嚴重影響，東亞地區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災、蝗蟲接踵而至，佔東漢帝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民生活質量急遽下降，幾乎每年都產生數以萬計流離失所的災民。由於深陷漢羌戰爭的泥潭，各級權貴們又巧取豪奪，帝國政府囊中羞澀，根本拿不出足夠的物資和經費來賑災。因為職責所系，外朝官員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實際情況，也比較接觸到下層民眾，更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所以也就更會義憤填膺，對中朝領袖熱衷於冊立小皇帝的自私舉動嗤之以鼻，但有勇氣敢於公開唱反調的官員並不多。曾經盛極一時的東漢帝國，就這樣喝着自釀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纏身中緩慢而又絕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這些問題和矛盾，全都悲劇性地集中體現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內。這個年號雖然很吉祥，卻不能給行將沒落的東漢帝國帶來一絲一毫的健康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