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馮道這個人物

原創：肖申克117

安史之亂后，盛極一時的大唐帝國由盛轉衰。唐末由王仙芝、黃巢發動的農民大暴動徹底摧垮了唐王朝，大唐帝國的盛世只能在史書中得以重見。

接下來就是武夫列攻、君臣相仇、父子相殘、兄弟反目的局面，又有契丹人侵掠如火，沒有人倫綱常，沒有誰最無恥，只有更無恥，而毫無例外，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北方中原，相繼出現後梁、後唐、後晉、後漢與後周五個朝代，稱為“五代”。

今人要了解這段慘痛的歷史，就要讀新舊《五代史》，我們總是會讀到馮道這個人物。這個人物在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總是位列宰相、太師甚至國公之列，即便是契丹人入汴，他也成了契丹人的太傅，歷來馮道是個典型的無恥文人形象。了解馮道的個人生平，幾乎就了解了整個五代的歷史。

但是對照《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我們又會發現，史家對於馮道這個人物的評價又截然不同。

《舊五代史》是宋初宰相薛居正領銜修撰的，他在《馮道傳》中大加褒揚了馮道：

“（馮）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然如故也。”

馮道深悉民情，勤於辦事，且“長於篇詠，秉筆而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

後唐明宗年間，中原曾一度相對安定，糧食獲得豐收，一次馮道對唐明宗說，自己“曾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道，憂馬有所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為馬所顛仆，幾至於損”。

這一段話，就是成語“不跌于山而跌於垤”的出處。他以切身經驗告誡明宗要居安思危。

一次明宗問他：“天下雖熟（農業大豐收），百姓得濟（渡過難關）否？”

馮道回答：“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這個困擾中國幾千年的“馮氏定律”，往往被歷來的聖君賢相所忽視。

他曾向明宗引述聶夷中的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這首描述農民苦境的詩由此得以流傳下來。

薛史最後說馮道，“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禮。”

《新五代史》是歐陽修所撰。他承認馮道個人的“小德”，“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草庵，卧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仆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

歐史中還記載這樣的事，諸將掠得美女，送給馮道，馮道不敢拒絕，只能假意接受，同時卻將這些女人安置在另外的地方，待戰事平息后，再訪察她們的親人，將她們送回去。

又說，馮道居父喪時，住在老家景城，時逢飢荒，他“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自己則“退耕於野”、“躬自負薪”。他發現因鄉人“有荒其田不耕者”和“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而當田主人知道實情而向他致謝時，“道不殊以為德”。

不過，歐陽修在《馮道傳》之前，引用了一段並不可靠，並且在我們今人看來也很不人道的小說故事，儘管他明知道這只是一個小說：

某婦人李氏嫁於一個叫王凝的，王凝不幸病故，李氏攜幼子帶着丈夫的遺骸返鄉。路過開封時，想入旅舍住店，店家見她獨攜一子而懷疑，拒絕李氏入住。李氏見天色已晚，不肯離開，店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焉？”這位李氏遂“引斧而自斷其臂”，男女授受不親，李氏砍斷了自己被人碰過的手臂。

歐陽修讚賞李氏的“守節”，並在《馮道傳》篇首引用《管子》“禮義廉恥論”對馮道數十年間換了不同主子大加批判。

薛史與歐史相比較，前者雖也涉及到馮道一人事數主，但總的來說對馮道卻是大加褒揚，而後者卻是對馮道大加批判。

為什麼會這樣？

筆者認為，這要從新舊《五代史》的修撰背景來看，兩書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

薛史是官修歷史，薛本人也是五代舊臣，他那一代人對五代時的混亂局面記憶猶新，時人對馮道的稱頌是真心實意的，對更換主子的行為習以為常，所謂“主易則臣事他役”。如果薛要罵馮道，他就要罵同時代的名臣范質、王溥等人，也包括“大事不糊塗”的呂端，甚至同時代的文武大臣整體，也要包括自己。

另外，他還必須要罵一罵宋太祖趙匡胤，趙匡胤是最大的不忠之人。馮道做不到死節，卻從未想過欺負人家孤兒寡母，豈能五十步笑百步？

歐史是私人修史，歐陽修未經歷過五代，他標榜“春秋筆法”，他以是否符合孔孟之道來褒貶歷史人物，二程也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忠節比仁重要，書中總是“嗚呼”。但是有宋一代，對“婦德”並非太重視，歐陽修是將馮道當作一個極好的靶子，既為了批判當時宋朝的士風，也不避免地影射到趙匡胤這個最大的失節者。這就可以解釋，歐陽修之《新五代史》在他至死都未刊印，而是長期藏於皇宮大內的原因之所在。如果不是宋朝對文人寬容，歐陽修早就被殺頭了。

既而宋末理學大盛，《新五代史》開始大行於世，而薛氏《舊五代史》卻成了“珍本”，然而薛史是官修史。明朝有人因未讀過薛史，在讀歐陽修《馮道傳》后，為馮道大呼不公。

直到近人范文瀾修《中國通史》時，還對馮道的政治道德大加批判。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對馮道應當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必須聯繫到五代時那混亂黑暗的歷史背景。在那個背景下，連手握重兵的武夫，都不知道會不會看到明天日出，殺來殺去，最後連武夫們自己也害怕了。後周開國皇帝郭威也就是在這樣亂世中，殺得最後自己只剩下一個養子柴榮，他們父子對這種混亂局面痛入骨髓，然後一改沉苛，才讓百姓看到一絲曙光。

馮道生於公元882年，亡於954年。他生於亂世，也終亡於亂世，時人稱其與孔子同壽，事四姓九君，這還不包括地方軍閥，比如劉守光、李克用。皇帝輪流做，他巋然不動。因為忠臣不事二主，馮道處事圓滑，明哲保身，最要不得的是他以“長老老”自居，沾沾自喜，所以他挨罵。

契丹人趁中原混亂，南下侵掠。耶律德光入汴，馮道和當時幾乎所有的大臣一樣，素服郊迎。

耶律德光問馮道：“爾何以拜我？”

馮道回答：“無城無兵，安敢不來？”

耶律德光譏諷道：“爾是何等老子（老傢伙）？”

馮道自嘲：“無才無德，痴頑老子！”

耶律德光不怒反笑，而馮道搖身一邊，成了契丹人的太傅。耶律德光又問：“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馮道答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耶律德光）救得！”

就連歐陽修也承認：“人皆謂契丹不以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馮）道一言之善也”。當代也有人說，“馮道是個救苦救難的大救星”。

後晉開國皇帝石敬瑭自稱兒皇帝，其侄石重貴稱帝后，漸漸拒絕了向契丹稱臣，並且晉軍曾在戰場上連續讓契丹人吃了不少苦頭。耶律德光入汴后，對馮道這個人物及他的圓滑如雷貫耳，有降臣說後晉皇帝斷絕與契丹的聯繫，馮道也參與定計，應當問罪。耶律德光根本就不相信馮老頭會這樣干。由此可見，馮道這個人確實相當的“無恥”，連外邦的契丹人都深信不疑。

或許我們認為馮道應該隱跡于山林。但當一個隱士，對整個社會沒有一丁點的益處。

歸隱不能當大隱，因為隱於朝，沒有相當的智慧是無法生存的，馮道就是一個隱於朝的大隱。這個要排除在外。

在城市中生活也太過危險，汴州城被劫了無數次。那位被認為還算得上不錯的郭威，入汴時也曾許諾讓部下大劫十天，作為犒賞。這是當時軍隊攻克城隍的“慣例”，郭威要是不答應部下們這麼干，他自己的項上人頭就不保，更別說當皇帝了。所以馮道應該當小隱，小隱隱於野。這就需要物質基礎，要有一畝三分地，假如他不當官，就置不起土地。但當個農民，要面對如下威脅：

一是稅吏的盤剝。當時談不上政府治理，各地節度史、刺史及爪牙對百姓橫加盤剝，百姓連一寸牛皮也不能私藏，根本就沒有道理可言。

二是要面臨亂兵與流寇的洗劫。馮道很大的可能會在一次洗劫中丟掉性命，並且很可能被亂兵流寇，包括所謂官軍在內，當作“人肉乾糧”。

三是，在當時的環境中很難安安靜靜地當個農夫，極大的可能會被拉去當兵，臉上刺上字，然後在一場戰鬥中死於非命。

其它天災，就忽略不計了。那時候黃河有幾次大的潰堤，水泊梁山就是那時形成的。因天災**造成的流寇，整個五代時期就沒間斷過。

所以，馮道還可能選擇揭竿而起。借用時人安重榮的話，“現今時代，講甚麼君臣，但教兵強馬壯，便好做天子了。”馮道應當不具備這種冒頭的勇氣與性格，我們假設他具備，那麼他想生存，就必須比別人更狠，殺人是家常便飯。這樣一來，他跟那些大軍閥們還有什麼區別？五代都是驕兵、貪兵、暴兵，連皇帝都要賄賂士兵，錢從何處來？

其次，馮道還可以出國避難，南方相對安定一些。典型的例子是韓熙載，站在當時中原朝代看來，韓熙載身為後唐的進士，背叛了自己的祖國，先投奔吳，后幫南唐謀划中原。不過，今天的人們只知道韓熙載是個憂國憂民的大忠臣，因為有《韓熙載夜宴圖》這樣的無價之寶作證。但韓氏憑什麼為江南憂慮？

最後，馮道也能先當個不為人所知的小吏，然後等待明君橫空出世，郭威、柴榮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然而，他沒有看過提前出版的《五代史》，也未讀過《中國通史》，更無法穿越時空，了解歷史的進程，做到慧眼識珠、待價而沽。他所認識的皇帝，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並且不幸的是，他在公元954年卒，如果他活得更長一些，他會看到自己的“小同事”趙匡胤也改朝換代了。

馮道這個長樂老很不幸，人家范質、李榖、魏仁浦等等也是歷經數代，得到的歷史評價比他強多了。

馮道微時曾有詩云：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時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這正是他對自己一生的預言。在虎狼叢中，他未嘗諫諍，也許是良心發現，當周世宗柴榮御駕親征北漢時，他上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諫諍，試圖阻止柴榮北征。結果還是證明馮道錯了，其本人不久就壽終正寢，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於此。

作為一個圓滑的長樂老，馮道為什麼敢於向周世宗而不是別的皇帝諫諍？他完全可以光看不說，這樣對他沒有任何損失，這是因為他認定周世宗是他一生當中所見過的最英明的皇帝，一個有包容心的皇帝。世有唐太宗，然後有魏徵。周世宗恰恰是一個對唐太宗無比崇拜的皇帝。

今人在閱讀有關馮道的史料時，不妨想一想：當我們面對強權和毫無憐憫的屠殺時，究竟有幾人能做到死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