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5章 這話過了吧？

第035章這話過了吧？

蕭宸趕往yù泉山的時候，蕭正已經在家了，不僅他在，大nv兒蕭寧這次也回京來開會，這時也陪在父親身邊。蕭正目前的住所不止一處，原來在央行時配給他的香山別墅仍在，yù泉山這邊另配了一套，還有一套當然在中南海。

由於蕭寧、蕭宸都回了京，蕭正這段時間都住在yù泉山，他早就想跟蕭宸談一談江東目前的局面究竟該怎麼處理，今天會議結束，便打了電話讓蕭宸過來。不過，他讓蕭宸過來，倒也不是全為了江東的事，說得不客氣一點，一個常務副省長，還不至於讓九巨頭之一的蕭正那般謹xiǎo慎微、如履薄冰。

他讓蕭宸前來，倒是為了一些經濟工作中的事情，sī下讓蕭宸談一談他的看法。這裏面既有培養和考校蕭宸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他深知蕭宸對於經濟工作頗有一些心得，他山之石可以攻yù，聽一聽他的看法，總也是好的。

蕭宸和葉yù靈沒有坐中央委員會臨時配給蕭宸開會期間在京城使用的那輛奧迪a6，而是開着他們自己那輛寶馬3系過來的。說實話寶馬3系在整個華夏來看當然算高檔車，但在這yù泉山，那簡直就太低調了，這裏偶爾出入3系，那也得是xìng能之王m3，像蕭宸和葉yù靈這樣用普通3系的，當真是別無分號了。

但正因為如此，yù泉山的警衛對這輛車自然熟悉萬分，一個軍禮，揮手放行，白sè3系開進蕭正的院子裏。

蕭總理的親侄兒來訪，嚴密的警衛措施也不能避免，雖未搜身，可警衛員們還是用掃描儀在蕭宸和葉yù靈身邊掃了一下，這才欠身讓行。蕭宸進mén的時候，蕭寧笑道：“xiǎo傢伙怎麼不帶來？”

蕭宸笑着擺擺手：“別提了，葉主席那兒寶貝着呢，xiǎo傢伙現在都快不認我這個爹了。”

葉yù靈在一邊微嗔：“還說呢，xiǎo年以後就該不認你！”

蕭宸呵呵一笑，心裏卻是琢磨，等xiǎo年大一點了，是不是帶在自己身邊好一點？嗯，下次倒要問一下，金寧什麼xiǎo學好一點……不過話說回來，現在好像還早了點？

蕭正現在時間很緊，不比以前了，今天都算是忙裏偷閑，雖然很享受這種家庭溫馨，但他卻深知到了他現在這個位置，還是多考慮一下“大家”才是正理。於是招招手：“xiǎo宸啊，過來。”

蕭宸於是老老實實坐了過去，挨着大伯在沙發上坐下，大伯從旁邊拿過一盒加長嘴熊貓煙丟給他：“房裏有空氣凈化系統，chōu吧。”

蕭宸接過，卻放在一邊，笑道：“還是不chōu吧。”

蕭寧笑起來，看了葉yù靈一眼：“yù靈管得tǐng嚴呀？”

葉yù靈笑着說：“這可不關我的事，我從沒說過他chōu煙的問題，我爸那可是老煙槍，我都習慣了。”

蕭宸笑着解釋道：“寧姐，我就不能是特別自覺啊？一般只要有不chōu煙的同志在場，我都是不chōu的。”

蕭寧就瞪了蕭正一眼：“爸，看見沒，xiǎo宸都比你自覺，你現在要少chōu煙，要注意身體！”

蕭正看着蕭宸苦笑：“你呀你……怎麼就這麼害人呢？”

蕭宸頓時喊冤：“這可不怪我，我是有一說一啊。”

蕭正若有所指道：“所以，就一點都不變通？”

蕭宸微微笑着，話卻很決絕：“有些原則，還是不變通的好。”

“呵呵。”蕭正把煙收了回來，淡淡道：“窮則變，變則通。有時候，要改變被動的局面，不變是不行的，不變怎麼能通？”

蕭宸慢慢收了笑臉，正sè道：“我是不撞南牆不回頭的xìng子，而且撞了南牆也不回頭，如果康庄大道就在南牆之外，我一會盡最大的努力……撞破南牆。”

蕭正悚然動容，也收了笑容，認真地看了蕭宸幾秒，忽然道：“如果頭破血流呢？”

蕭宸沉默了一下，說：“我們**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不管是領導經濟工作還是做其他工作，切實為人民謀利益都是應該遵循的一貫原則。”

蕭正微微蹙眉，這句話看似跟剛才的問題無關，但這句話是蕭老過去說過的一句話，這話並不是什麼大理論，讓一個普通幹部說出來甚至會顯得很假，但蕭老以自己一生的實際行動證明，他就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蕭宸忽然引用這句話，顯然是有所指的。

房間裏頓時出現一陣古怪地靜謐。

蕭寧笑起來，打破了這種古怪的氣氛：“蕭宸同志，江東省紀委最近這段時間可是有點忙吧？彭城檢察院一紙令下，那麼大把大把的幹部被拿下，這其中還有兩個副市級的……哦，黑名單一出，現在可能有更多的副市、甚至更高層幹部涉案了吧？江東紀委方面是怎麼考慮的？”

“江東省紀委的看法就是：‘黨風廉政建設，事關人民群眾的幸福安康，事關黨的生死存亡’，因此，江東省紀委絕不冤枉任何一個清正廉明、腳踏實地的幹部，也絕不放過任何一個貪污**、自甘墮落的官員。”蕭宸明白無誤地說道。他用詞非常講究，前面是幹部，後面是官員。前者是因為遵循為民服務的**員宗旨，而後者則蛻化成了官老爺。

蕭寧一拍手：“說得好！蕭宸同志，我支持你！”

蕭正瞪了蕭寧一眼：“別拐彎抹角的說話，我不知道你們的心思嗎？余可為如果真是已經掉了下去，誰也拉不了他！我也根本不會伸手去拉他！我之所以找xiǎo宸來，不是因為這件事要說服他什麼，更不是要批評他什麼。我只是想知道，對於這樣大一件事，他將如何運作，以保證江東方面的政治局面平穩過渡！”

蕭宸這才知道，大伯並非是一定要保余可為，而是關心如果拿下余可為，蕭系是不是還能在江東省委保持如今這一定程度上的微弱優勢。換句話簡單地說，大伯是關心怎麼善後。

蕭宸於是說道：“關於善後的問題，我也有一些考慮。如果真因為‘八一三’大火牽連出一個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一定程度上的震動肯定是有的。但這個震動，未必都是壞的方面，也可能有好的一方面。至於從政治局面上的善後來說，我也不是完全沒有後手，只是這種事沒法打包票，我看……三七開吧。”

蕭正沉默了片刻，微微點頭：“動作不要太大，盡量不要跟元焯同志起衝突。”

蕭宸心中對後半句話微微有些詫異，不過面sè很自然：“知道了。”他對此不是很擔心，按照他的想法，原本也應該不至於跟李元焯書記有什麼衝突的地方。

蕭正談完這件事，舒了口氣，仰頭閉目道：“最近事務繁雜，有些事情，理起來沒個頭緒，一些專家吧，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勞心、鬧心。”

蕭宸點點頭：“事情是有點多。人民幣升值、非公經濟、個稅改革、免除農業稅、房貸新政、直銷立法、公司法證券法、股權分置、物權法、十一五規劃、印huā稅……呵呵。”

蕭正搖搖頭：“何止啊，改革上的事情也不少。什麼稅改、股改、匯改、銀行改革、價格改革、醫改、教改、戶改……哪一個不要cào心？”

蕭宸呵呵一笑，倒是看淡了一樣，說：“這些都還可以mō索一下，真要說困局，只怕還是另外幾樣吧？比如公共危機與政fǔ職能轉變、經濟模式、全球化應對、貿易摩擦、社保體系、環保、經濟均衡發展、能源危機、企業公眾形象……”

蕭正chā了一句：“說到經濟模式，對於這個轉變你是怎麼想的？”

蕭宸沉yín了一下，說：“這個話題有點大了，要說模式，首先不能避開的是世界七大經濟模式。美國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新西蘭模式、東亞模式、德國社會市場模式和荷蘭模式。”

他逐個分析道：“美國模式的優點是：彈xìng很強的勞動力和產品市場、低稅、jī烈的競爭和股東資本主義。股東資本主義對管理者施壓，要求他們使利潤最大化。缺點是：收入差距懸殊、低福利救濟、初等和中等教育——質量差、低投資率和很低的儲蓄率。

日本模式優點是：終身雇傭制促進了忠誠和高熟練程度；公共服務——特別是教育——質量高；銀行和其它工商企業關係密切；公司jiāo叉持股使管理者受到保護，免遭失去耐心的股東影響，從而使之得以對投資採取長期觀點。缺點是：受到保護，沒有完全暴lù在市場力量之下的公司所受到的促使其高效率地利用資本的壓力很xiǎo。

瑞典模式曾經作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而被大肆宣揚。優點是：較為開放的市場，加上全面的福利國家、很xiǎo的工資差別和使失業者重新工作的就業計劃。缺點是：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衰退使預算赤字增大；隨着失業率上升，對耗資巨大的就業計劃不堪重負；高個人所得稅挫傷了人們的工作積極xìng。

至於新西蘭模式，八十年代徹底的改革把富裕國家當中的這個管制最嚴和最為封閉的經濟體制改造成了最積極地奉行自由市場政策的國家之一，其稅率最低，貿易壁壘最低，sī有化很普及。缺點是貧富差距急劇拉大。

再就是東亞模式。這個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經濟學家們鬥智的戰場。一些人把東亞快速的經濟增長看作證明了對市場友好的政策——低稅、彈xìng很強的勞動力市場和公開貿易的優越xìng。另外一些人則爭論說，韓國的產業政策就是證據，證明有選擇的政fǔ干預所帶來的可能收益。真實情況是，沒有單一的“東亞模式”：經濟政策差別很大，既有較為開明的香港，又有嚴加干預的韓國，不僅有印尼普遍的政fǔ**，而且也有極為廉潔的新加坡。東亞的共同點是對貿易的開放和儲蓄率超過其它新興經濟體。

還有德國社會市場模式。這個模式的優點是：出sè的教育和培訓，慷慨的福利國家和工資差距較xiǎo培養了社會的和諧；公司和銀行之間的密切關係助長了高投資。缺點是：權力過大的工會、高稅、過分慷慨的失業救濟和對勞動力市場及產品市場的廣泛限制導致了失業率居高不下。

最後是荷蘭模式。荷蘭一度是歐洲僵化症的一個極端實例。但現在一些人卻視之為歐洲其餘國家學習的一種模式。工人們接受了工資的較低增加，以換取工作崗位的增加；對兼職和臨時工作的規章放寬了；社會保險稅降低了。結果是失業率引人注目地下降——降到３．６％。荷蘭模式看來提供了一條途徑，減少失業，而又不大大削弱福利國家，也不造成報酬的巨大差異。然而，這種被當作頭條新聞的低失業率所繪出的圖畫，其玫瑰sè過於濃重；１／３的工人只在部分工作時間裏有活干，這一比例是富裕國家當中最高的；有異常多的人領取喪失勞動能力或患病救濟金，因而沒有計入失業者之中。”

“分析得不錯，但我們華夏可跟別人都不同，你覺得這些東西對我們的借鑒意義何在？你又是怎麼看待我們國內的經濟模式？”蕭正的語氣bō瀾不驚。

蕭宸微微一笑：“借鑒意義暫時不說，我先說我們國內的情況吧。在現行的政績標準和財稅體制壓力下，許多政fǔ官員把‘結構調整’理解為大量投入土地、信貸等資源，從而大搞市政建設、形象工程，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型化’，這說明我國還沒有脫離傳統的增長模式，是重走舊型工業化的道路。

舊型工業化是在第一次產業革命后，由投資驅動的工業化道路，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積累。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走的就是舊型工業化道路。

時到如今，長期的舊體制仍然留下了政fǔ配置重要經濟資源，政績標準以ｇｄｐ增長為主，財稅體制缺陷和要素價格扭曲等一系列‘遺產’，使各級官員易於回到傳統增長模式。”

“嗯，弊端在哪？”蕭正的口氣聽起來，考校蕭宸的成分更大一些。

蕭宸自然毫不怯場，說：“舊型工業化有七大弊端：一是揚短避長，làng費資源。改善資源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而我國資源稟賦的特點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短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在這樣的條件下集中力量發展重化工業，顯然是揚短避長，妨礙效率提高。

二是削弱技術創新，延緩提高效率。由於要素價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業和加工業傾斜，壓抑了企業在技術創新、產品升級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

三是造成原材料、燃料資源的高度緊張。2003年我國ｇｄｐ佔世界4％，而資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鐵礦石30％、鋼材21％、氧化鋁25％、水泥40％。華夏的自然資源並不豐富，無法支撐高資源耗費的粗放增長。

四是破壞生態環境。高污染產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我國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

五是增加就業難度。我國有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和城市勞動力需要在城市工商業中就業，但是重化工業創造新就業崗位的能力很差。

六是抑制服務業發展。由於對服務業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夠，高附加值的服務業發展不起來，我國第三產業佔gdp比重近年來不升反降。

七是引發短期和長期的金融問題。據國家發改委統計，美德法等國ｇｄｐ中用於投資的佔10％～20％，我國為40％～45％。這種投資比重過大的局面，在短期內會引發投資與消費結構扭曲，造成國內最終需求不足；在長期會隱含金融風險。在過量投資主要靠銀行信貸支撐的條件下，無效投資意味着銀行系統不良資產和金融風險的積累。”

蕭正微微坐正，問道：“對此，你覺得應該怎麼改變呢？”

蕭宸一攤手：“我覺得，當前華夏經濟應該通過三條路徑增長模式的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第一，加快科學技術進步，要促進基於科學的技術在經濟各領域中的運用，鼓勵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第二，加快服務業發展，政fǔ要鼓勵和幫助製造業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游延伸，發展現代綜合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第三，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要通過信息服務提高各行各業以及整個經濟的效率。”

蕭正把問題拉回去了一步，問：“剛才你提到重化工業問題，我想問一句，2003年我國經濟開始新一輪快速增長，主要是依靠在如鋼鐵、化工、重型機械等重化工業領域的大規模投資。一些人認為這種在重化工業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標誌着華夏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上揚期……你的看法？”

蕭宸接過保姆遞過來的茶，道了聲謝，說道：“‘十五’計劃確定以調整結構為主線，這是很正確的，但在當前的經濟體制條件下，以及在現行幹部考核制度和財稅制度的壓力下，許多政fǔ官員把‘結構優化’解釋為大量投入土地、信貸等資源，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型化。這種認識使‘十五’計劃在執行中出了不少的問題。

重化工業傾向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一是妨礙了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發展滯后導致整體經濟效率不高；第二就是煤、電、油、運的全面緊張，資源問題日益突出；三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日趨嚴重；第四個問題是就業狀況惡化；五是促成了經濟過熱，並使整個經濟蘊涵著金融風險。

所以我認為，工業重型化這條舊型工業化道路是沒有前途的。我們必須實現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堅決扭轉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現狀，全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逐步構建節約型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走出一條具有華夏特sè的節約型發展道路’。

這種新型工業化的道路，首先應有別於早期工業化，也就是舊工業化道路。早期的工業化道路是靠物質資本積累，以及機器代替手工勞動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現代經濟增長則主要靠人力資本積累和效率提高實現。我認為所謂‘新型工業化’，具有兩重意義：第一重意義是相對於舊型的而言的；第二重意義是資訊時代的新型，就是**所講的‘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蕭正笑了一笑，所有所指地說：“最近中央電視台做了一期節目叫‘華夏經驗’，訪問十幾個省的省長、書記，每位的發言都是大同xiǎo異，他們的核心思想就是發展工業，因為只有這樣才有稅收，才能顯示地方政fǔ的政績。你剛才對此做了一些個人分析，我忽然想到一點，假如我們的稅收可以徵收物業稅的話，那麼地方政fǔ就可以不發展工業，也有穩定的稅源。物業稅是以房價為稅基的，房價越高，收的稅就越多。那麼地方政fǔ就都去提高房價，從而就更有動力去改善一些與房價密切相關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那時候地方政fǔ豈不是會比誰的社會治安好、誰的空氣好、誰的水好。比如說近來川都和臨安打擂台，都在說自己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因此它們就會在改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上展開競爭，從而使地方的環境得到改善。照你個這個觀點，如果政fǔ的工作是放在這些方面而不是去決定如何拉動生產、決定生產什麼，那麼政fǔ職能的定位也就對了？”

蕭宸立刻否認：“那不同啊，都去收物業稅了，雖然炒房的人肯定要少很多，房價也可能漸趨合理，居住條件也會相應改善……可是失業率怎麼辦呢？總得社會生產力夠不夠呢？我們不能因為要住得安心舒心，就不吃飯了吧？”

蕭正笑着擺擺手：“2004年我國9.1％的gdp增長裏面工業佔了64％。對工業高速增長作用最大的六個行業分別是電子、冶金、jiāo通運輸設備製造、電力、化工和電氣機械行業。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重工業增長18.6％，大大超過了輕工業14.6％的增長速度，表明華夏進入了新的重化工業主導的發展階段。由於重工業增長超過輕工業，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重從98年為60：40，2000年為62.5：37.5進一步上升至2003年為64：36。

華夏的工業增長是不是到頭了，是不是可以跳過重化工業的發展？工業化有幾個指標，第一是農業，農業在整個產業的比重下降到1第二是農業就業的人口，要求降到第三是城市人口比重應該佔總人口的60％以上，我們現在是40％多一點。另外從全球製造業的分佈來看，美國2003年是17111億美元，日本是9111億美元、德國是4430億美元，華夏是3825億美元，可以看出華夏的比重仍然是比較xiǎo的。我們曾測算，華夏要趕上日本大概需要20年，趕上美國大概需要40年，中間必須要有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重化工業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

再從比較優勢看。wto體系下華夏最大的比較優勢在什麼地方？華夏的土地沒有優勢，像澳大利亞那樣做世界農場是不可能的，資本密集型也不可能，科技上其實也沒有優勢，華夏最大的優勢仍然是做製造業。華夏在wto之後最明顯的前景就是做‘世界工廠’了。

所以，我們看到重化工業不僅成為地方政fǔ的選擇，也成為民營企業的選擇。比如說2003年鋼鐵投資增長幅度高達130%，汽車投資增幅也超過了70%，其中都以民營企業的投資為主——就像天辰汽車，這你不能否認吧？當然這裏面有要素價格扭曲和環境代價沒有完全計入的影響，但即使排除要素扭曲，加入環境成本，考慮重化工業在當前的極高的資本回報率（差不多三年就可收回一個鋼鐵廠的投資），我估計大的投資方向不會有根本改變。

華夏工業發展的真正問題和前途在何方？世界幾百年工業化的歷程，到現在為止發達工業國加起來不過7億人口。但華夏成為‘世界工廠’，加入發達工業國行列，人口到頂峰時，一傢伙就會開進去14億多，相當於當前全部發達工業國人口的兩倍。這將引發全世界資源、能源短缺等一系列問題。從國際上幾個製造業中心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技術革命。我個人看好第六次產業革命將有可能是以華夏的需求為主導的革命。”

這是蕭正難得地表明他的觀點，蕭宸聽了，暫時沉默，然後道：“其實我們的觀點有相通的地方，我認為新的工業要以高技術含量為標誌，而大伯你剛才也說了，華夏即便要做世界工廠，也得改進技術。所以這根本的一點是一樣的，就是技術決定發展。”

蕭正微微一笑，再次岔開話題：“最近一段時間，全世界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華夏新的經濟發展戰略，你覺得這個戰略怎麼制定好？”

蕭宸笑了笑：“華夏的經濟發展戰略經過了一系列的變化。1953年～1978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們照搬了蘇聯的發展模式，重工業投資占工業投資的85%。1956年máo主席感覺到這種工業發展模式存在問題，就提出‘農輕重’的發展戰略。但直到1979～1981年的結構調整，才使得我國的經濟結構有所改善，農業、輕工業、服務業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改革開放后，我國多次對國民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一直到‘九五’計劃提出要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其前提是要轉變體制，‘九五’計劃的目標建議就是實現兩個體制轉變。但從根本上來說，我國的許多制度xìng改變沒有實現，缺點就是着重於改變結果（增長方式），而沒有改變原因（工業化道路），因而保留了很多舊體制的遺留問題，改革效果不明顯。

舊體制遺產在以下幾方面表現較為突出，剛才我已經說過一些：第一是政fǔ對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依然較大；第二是gdp增長仍是考核幹部的主要標準；第三是現行財稅體制仍以增值稅作為主要稅種，在中央和地方實現分權和要素價格扭曲的條件下，促使地方都搞產值大、收入多的產業。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必然導致各級政fǔ官員走老式工業化道路。

第十個五年計劃在實際執行中有兩個問題發生了變化。一是市場作為經濟結構調整主體的基礎xìng作用有所弱化；二是結構調整的方向發生了變化，不是按照比較優勢進行調整。”

這個時候，蕭寧忽然chā了一句嘴：“爸，xiǎo宸，我說一句。其實我老覺得，把經濟發展戰略提到國家宏觀戰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適就是一個問題。經濟發展戰略這個概念使得我們經常希望有一部分人的認識變成支配整個國家資源配置的政策，這樣就得給政fǔ相當的權力，所以政fǔ部mén其實最喜歡用‘發展戰略’這個概念。不論我們討論的結果是優先發展什麼，只要到了政fǔ那裏，往往會扭曲為最能顯示其業績的東西，原因是不能真正給政fǔ設立一個好的jī勵機制。政fǔ的政策一定會扭曲市場資源配置，而且在不同的企業之間進行歧視，導致大量的尋租行為和**現象，所以我一直覺得靠政fǔ來發展這些新興產業是不太可能的。市場的優點在於不會讓每個人犯同樣的錯誤，而我們現在是希望那些不會犯錯誤的人為國家制定產業政策，告訴我們資源應該如何配置，這是很危險的，因為不存在這樣的人，一些人的錯誤會導致整個社會的錯誤。”

蕭正笑道：“我們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當年在前蘇聯發展了重工業，儘管在當時對於反法西斯戰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是弊大於利，是行不通的。而華夏**在南巡同志和你們爺爺的領導下提出了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xìng作用。按照這個推論來說，xiǎo寧剛才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他的觀點如果這樣直白地說很多人也接受不了。這裏面其實有一個誰來決定發展戰略的問題。從歷史上看，有些規劃是相當好的，比如說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一個是《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一個是《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是相當好的規劃。所以，在華夏的體制下，國家在配置資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討論發展戰略，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這可能也是華夏的一個優勢，雖然我們也遇到過很多的挫折，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決策過程，只要黨做出決策，統一思想，用黨決定的方式定下來就可以高度執行，這個政策要是對的話就不得了。”

蕭宸卻表示了對蕭寧的一定支持：“如果完全是市場化戰略控制，我覺得寧姐說的完全是正確的，但是現在不是這樣，大的層面還是應該有經濟戰略架構。但是微觀最好也要更多的市場化，我相信現在有一定的市場化程度，企業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比如說嶺南làng都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企業就做出了理xìng選擇。”

蕭正呵呵一笑，卻忽然朝葉yù靈問道：“yù靈有什麼看法？”

葉yù靈本來不打算chā嘴，被這樣一問，只好說：“我覺得，經濟學家們有責任幫助政fǔ改變現有的經濟環境，即從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轉移。在歷史中可以看見，任何一個國家在商本位佔主導的階段，就是人們生活最好的階段，gdp發展水平最高的階段；凡是在官本位的階段就一定是經濟發展最差的階段。計劃經濟的根源是零支出預算，就是我給你一塊錢，我就少了一塊。但是市場化經濟學原理是，我給你一塊錢要拿回十塊錢。現在的價格扭曲，是由於政fǔ主導造成的，如果不實現政fǔ從官本位商本位的轉型，就不可能實現真正市場化。”

蕭宸對此表示了謹慎的支持：“我們討論經濟發展戰略，尤其是看那些經濟學家討論經濟往往忽視經濟外體制的制約。剛才寧姐和yù靈所說的要素價格被低估，是市場價格低嗎？不是，是人為壓低的。如果說我國勞力價格低是因為有太多的勞務，那麼華夏土地如此稀缺，為什麼也這麼廉價？過去說làng都外來工十年薪資不長是由於勞動過剩，市場均衡工資就是如此。有趣的是當地政fǔ與‘批判的經濟學家’都這樣說，前者這樣說是推卸責任：市場經濟就是這樣，不怪我們。而後者這樣說則是以此來否定市場化，既然遷徙自由導致勞力湧入壓低了工資，出路豈不就是限制流動、重新束縛農民嗎？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證明：所謂的勞工廉價並非‘市場均衡’之過，而是有非經濟的因素。在我看來至少有三點：第一是所謂集體談判權的缺失。近年來華夏商會自治的步伐遠遠超過工會自治的步伐，更別說外來工連非自治的工會也沒有，面對官府、廠商與本地戶籍特權三結合的壓力，外來勞工根本不能集體談判。沒有討價還價何談‘市場均衡’？第二，現在的發展階段，農業是弱勢產業，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前幾年，農業要比正常條件下更為弱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此次稅費改革前，我國的稅收實際上是‘倒累進’的，取貧益富，農民的‘負擔率’比其他群體更大。這直接導致2000年前後糧食主產區大量土地拋荒，農民被‘擠出’農業的速度反常地加快，這樣的‘勞動無限供給’不能說是純市場現象。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視外來工，限入禁入的政策很厲害，因此當時農民工能進入的只限於很少的幾個地方，這些地方的勞動自然就‘過剩’到了反常的地步。去年稅費改革了，其他地方准入了，嶺南的‘廉價勞動’馬上難以維持。

以上幾個因素都是非市場因素。現在好講什麼‘政fǔ失靈’、‘市場失靈’，實際上是政fǔ有效的領域它‘失靈’，市場有效的領域政fǔ卻‘能得很’。恰恰反過來了。比如土地問題，現在很多人都說土地sī有制不能搞。土地sī有是不是最佳選擇我也懷疑，但問題是現在部分‘三農學家’說土地不能sī有的理由與某些土地管理官員討厭土地sī有的理由恰恰是相反的。前者說土地sī有農民就會賣地，農民失地就會天下大luàn，因此必須通過‘官有’來為農民提供土地保障。可是後者卻說土地一sī有農民就不肯賣地，官員搞不成圈地運動影響招商引資經營城市等等，因此必須靠‘官有’來奪取農民的土地。我多次聽到某些官員義憤填膺地說，如果搞了土地sī有他們的城市就不會發展那麼快，東方市之所以能超常發展就是因為有圈地制度。這不是扇了三農學家的耳光嗎？其實歷史上土地sī有造成農民戰爭的說法十分可疑，而那些官員的說法倒表明：如果政fǔ的土地政策出發點是這樣，那恰恰會由於‘土地官有’而造成土地兼并，兩極分化，甚至有可能造成農民戰爭。”

蕭正忍不住笑起來：“農民戰爭，這話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