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萬森

近年盛行小說家和詩人寫隨筆，文壇對此說法不一：褒之者稱為盛況空前，功莫大焉：貶之者譏為捨本逐末，甚而視之為不務正業。是耶非耶，莫衷一是。其實，眾說紛紜往往更客觀，倒是強求一律、一概而論反而讓我們嘗過許多苦頭。像“隨筆熱”這種文學新景觀之中，由於作者各異、心態不同而會軒輊有別，良莠不齊，也是很正常的現象。我們不必忙於簡單化地做結論，還是從作品實際出發，多做些披沙揀金的工作為好。就此而言，劉玉堂的隨筆創作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供審視和值得研讀的文本。

我是由讀小說認識劉玉堂的。他的小說自有一種寫法，農民式的幽默語境中氤氳着蒙山沂水特有的文化氛圍。這樣一位弄慣了小說的人，最近竟有滋有味地寫起隨筆來。他曾有言：“隨筆還是應隨意而言之有物，實在而不矯情，平淡而有味道。”可見他是在用心為之。我們從中看到的不只是對一種新形式的嘗試，更為深層的是文化態度的轉換——從釣魚台人向城市鄉村人的過渡。作者自稱已成為“城裏的鄉下人”。這就不僅僅是一種戲謔和自我揶揄。

劉玉堂擱下他的釣魚台故事轉向了城市見聞。依然是鄉村文化人那種帶着些許土氣的談吐，勾勒的卻是處於社會轉型期的城市文化風景線。煙、酒、茶，日常起居，文人的事也不過“書皮兒”之類，或是寫自序的一點體會，聚會時的小小感慨，大都是具體而微小的事體。用聊天的方式寫身邊瑣事，其間又不乏調侃，頗似時下流行的那種無聊文字。倒不是說這種幾乎是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文章有什麼微言大義的神通，但畢竟與那些胡侃和閑扯不同。好文章無論篇幅長短，總是人生的體悟，是從生活中打熬出來的。劉玉堂的隨筆就充盈着關注生活生髮出來的睿智。“煙”早已是被說得很俗的話題。可是請你讀讀《煙這個東西》，就會覺得有新意。在這裏，煙似乎變成了文化嚮導，帶領你通過時間隧道做時代的漫遊，引導你重新檢視關於煙的種種體驗。《說勸酒》不僅道出“中國是個大酒場”的感慨，而且特意揭示“越是窮地方越能勸酒”的怪現象，從而呼喚文明的酒文化。作家總是用自己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美，在普通物事中創造出文化意味來。因為擁有這種文化品位，這些短文才耐人咀嚼，幽默調侃而又能脫俗，略帶土氣的形式卻能給人以優雅的審美愉悅。

這些隨筆猶如社會心理的魔方，在交叉運轉中把時代大潮衝擊下的種種心態呈現出來。作家對社會心理的觀察和透析往往是獨特的。《說尷尬》和《說瀟洒》所選擇的恰恰是當今社會心理的聚焦，又是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普通話題。這種話題的選擇本身是有意義的，也是讓寫文章的人頗費躊躇的，因為越是人們大談特談的問題，越是難以寫出自己獨到的東西。劉玉堂洞察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尷尬心態，並進行立體觀照，但卻不是故作高深地指手畫腳，而是以心靈對話的方式勸人躲避尷尬。乍看上去，這簡直太消極、太沒勁了。殊不知這正是一種切實的文化態度。尷尬不是個別現象，在它背後有着深刻的歷史的和文化的原因。它既無處不在，又一時難以排除。那麼面對現實中的尷尬，躲避其實是對歷史進程和人生歷程的一種深切理解，《說瀟洒》同上面的話題相得益彰。社會上的“瀟洒熱”當然反映着開放改革的時代條件下人們的合理要求，同時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也許正因為還無法瀟洒，所以才熱衷於談論瀟洒。毛病出在“盲目的瀟洒”上：只重結果而不重過程。就結果而言，說到底，“沒有永遠瀟洒的人，也沒有專門瀟洒的人”。到底是寫小說的人，對人物心靈的擁抱轉移到隨筆中，就成為對社會複雜心態的關注和嫻熟的剖析，在談笑從容中揭示種種困惑的微妙之處。社會心理的微妙絕不是可以用簡單的是非標準來評判的。作者自是個中人，他往往運用歷史文化掃描的方法來透視各種社會心理，而把思考的空間留給讀者。

隨筆最忌矯情，它的色彩來自真誠。好文章傾注着作者的愛心，字裏行間蓬勃着真性情。《說朋友》中對“心中的朋友”的懷念和對真摯的愛和友情的呼喚多麼感人：“心裏永遠有些可愛的朋友多好啊，他們終生與你同行”！

釣魚台人進城了。文化態度的轉換並不意味着作者在向釣魚台告別，而是告訴人們，釣魚台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匯，可能拓展出更為廣闊的藝術空間。

作為文學的探索者，劉玉堂在小說和隨筆這兩條道路上跋涉。隨筆自由、活脫而又率真，更適於開闊視野和胸襟，進行文化態度的調整。對於一位嫻於新鄉土小說創作的作家來說，隨筆的涉獵必定會大大增強審美創造的造血功能，猶如新添了一雙眼睛看世界，再生出一副觸角探求人生。顯然，小說和隨筆是兩條并行不悖的藝術途徑。但是，劉玉堂的創作腳步並非在這兩者之間平行挪移，而是雙向滲透，交互推進。劉玉堂藉助他的小說所特有的反拙成巧的話語智慧，由鄉土情韻轉向都市文化的現代氣息，在隨筆中進行觀念的嬗遞和文化態度的轉移，而他的隨筆在城鄉文化交匯的各個層面上對於現代化進程和文化建構的參悟，也必將衍化為他小說創作的新的血液和新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