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魎世界

南京囚居回憶

一被捕之前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頻死難后，我先住在李達家裏，後來搬到沈從文兄妹的宿處。四月初，向《東方雜誌》鄭振鐸先生借了二百元錢做路費，由沈從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親面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編了一個謊言：說胡也頻將去蘇聯，不能一路同來看她；我一個人在上海無法帶孩子，只好把孩子交給她撫養。母親慷慨地答應承受這個重擔。我不敢在家裏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無法控制的時候，流露出真情。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來比較熟，可以常常來往的沈從文兄妹隨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只有李達夫婦是我惟一親近的熟人了。李達曾是平民女校的負責人，我一向是把他當作老師的。他的夫人王會悟是一個熱情的女性，一向對我好，而且是最愛護我的純真的讀者。三〇年也頻被捕后，他們主動邀我搬到他們家去暫住。在那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候，這種情誼是極不容易有的，是極可貴的。因此我對他們夫婦的感激之情是永遠不會淡漠下去的。李達以他多年的處世經驗，以及他對世界的認識，曾經勸我：“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政治活動了；老老實實寫點文章。”因此，這時我有一些話不便在他們面前說，但我很需要他們的友誼。除了他們家我能夠常去坐坐，打發一點時間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後，又不能完全講心裏話，便越發感到孤獨。在這種無援的情況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環龍路租了三層樓上的一間小房子，寂寞地過着一天又一天。

我這時是二十七歲。雖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過，上過學，可那時都是同朋友們在一起，或者同愛人在一起。如今獨立生活在大上海，一個人在萬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舉步艱難，整日心神不安，憂心忡忡。窮思苦想，我強打精神，蓄積力量，為應付每一個日子而掙紮下去。

我有許多負擔：首先是政治上的壓力。也頻已經犧牲了，我應該繼續沖向前去！但究竟應該怎麼做？殺害他的國民黨劊子手們能夠放下屠刀放過我嗎？第二是經濟上的壓力。我應該奉養我的母親，應該撫育我的孩子。他們每日的吃、穿、住，都應該由我籌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寫多少字啊！過去是兩個人經管兩個人（母親還有一點點積蓄），現在是一個人擔負三個人，並且是兩地為生。第三是創作上的壓力。我該寫什麼呢？我舊有的一點點生活，我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經寫膩了。我需要開拓創作的新天地，我必須到大眾的生活中去。可是，怎麼去，去什麼地方？種種問題橫積在我的心頭。我坐着，痴痴的；躺着，悶悶的。在馬路上走着，心像被狂風捲起的落葉又被拋下。我寫過一篇小說：《從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這一段生活的寫照，看過這篇小說的讀者會更理解我的。

我曾經向共產黨中央要求去江西蘇維埃區。等着等着，後來不被准許，因為工作需要，我被留在上海，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雜誌。這件工作很重要，不是我過去辦《紅黑》的那一點點經驗所能應付的。那時編輯《紅黑》雜誌，主要是也頻做事，我只在“人間書店”辦的《人間》月刊上掛一個空名；另外的事則由沈從文和那位書店的老闆兼編輯程某負責；刊物只出得兩期或三期就停刊了。

我這時的生活實在狼狽。關心我的左聯的朋友們有人認為在如此處境下，一個人生活太艱難，不是長久之計。但我這時對於戀愛實在心灰意懶。我相信不會有誰能像也頻那樣的純樸熱情，因此我只願一心寫作，或做一點工作，不願用什麼愛情來分佔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時間。我需要一個愛人，一個像也頻那樣的愛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許多麻煩。有時我甚至以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個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頻的影子老在我心裏。誰知就在這寂寞孤凄的時候，馮達走進了我的生活。這是一個陌生人，我一點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種平穩的生活態度來幫助我。他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嚇唬我，不驚動我。他是一個獨身漢，沒有戀愛過，他只是平平靜靜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萊的私人秘書，左翼社會科學聯盟的一個普通盟員。他已參加了黨。他曾有優厚的工資，每月收入一百元。後來他把職務辭掉，在黨中央宣傳部下屬的工農通訊社工作，每月拿十五元生活費。他天天寫一點稿子，也翻譯一點稿子，把通訊稿打字、印刷，然後一一拿出去付郵。他不愛多說話，也不恭維人。因為從事秘密工作，為了迷惑敵人，他穿戴整齊，腋下常常夾幾張外文報紙。他沒有傲氣，也不自卑。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的紅色新聞給我聽，因為我平日很少注意這些事，聽到時覺得新鮮。有時他陪我去看水災后逃離災區的難民，他為通訊社採訪消息，我也得到一點素材，就寫進小說里去。我沒有感到有一個陌生人在我屋裏，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買一些菜、麵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後來，他就搬到我后樓的亭子間。這年十一月，我們就一同搬到善鍾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樓，我們住二樓，每月我們給沈家廿元房租，和樓下的一家一同搭夥吃飯，每月給她廿元飯錢，並和他們共佣一個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們離開善鍾路。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們東住幾天，西住幾天，經常搬家，最後搬到崑山花園路。三個月後，即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了。

被捕以前，我一直認為馮達是一個好黨員。他工作負責，耐勞，有病也不休息。聽說他有母親、弟弟，在廣州老家，但他們很少通信；他沒有別的社會關係。有一個時期，他在***的“時聞通訊社”工作，每天上班。他生活上無嗜好，也沒有多餘的錢。他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費（後來我們的房子成為黨的秘密機關后，每月補貼二十五元房租），他從不亂花，也不叫苦。

我們認識時，他在史沫特萊那裏當秘書，不久就轉到中央通訊社去了。領導他的是朱鏡我同志。一九三二年他兼時聞通訊社的工作時（實際仍是共產黨中央通訊社），領導人還是朱鏡我。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調到中共江蘇省委，負責《真話報》工作。潘梓年同志是報紙的總編，常來我家；領導人是汪盛荻。一九三三年春，一二月間吧，汪被捕，丁九同志接替。我們搬住到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崑山花園路。

二綁架到南京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晚上，馮達九點鐘才回家。他對我說：他曾去看“真話報”的兩個通訊員（沒有告訴我他們的名字），在他們住室的窗下叫了兩聲。那兩個人住的亭子間，窗戶臨弄堂。只聽到屋裏腳步聲很雜，而且燈光搖晃。他感到與平時不一樣，懷疑出了問題，便拔步急走。走到大馬路上，也不敢回頭，趕忙跳上一部電車，半途又換了幾次車。他估計即使有尾巴，也可能被甩掉了，這才往回走。可是到家門口后，他剛把鑰匙插進鎖孔，回頭望望，看見馬路對面影影綽綽有一個人。他來不及走避，只好進門回家。因此他懷疑我們這間屋子也可能會出問題，應該小心。第二天是五月十四日，早晨，他又向我說，他還要去看看那兩個同志；如果不去，這兩個人的組織關係便會丟了，那很不好；他應該去了解一個究竟。這天上午，我要去參加正風文學院一個文藝小組開會。我們約定十二點鐘以前都一定回家。到時候如有一個人未回，另一個人就要立即離開家，並且設法通知組織和有關同志。八點多鐘，我們分手了。我去正風文學院前，特意繞道去穆木天、彭慧家，告訴他們昨夜新發生的情況，並說如果我下午不再來，就可能是真的出了問題，讓他們有所準備。從正風文學院出來，我回到家裏是上午十一點半，果然馮達未回。我認為這不平常，因為他說只是去兩個記者那裏看看的，應該比我回來得早。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東西，如果十二點鐘馮達還不回來，我就走。正在這時，潘梓年同志來了，我把情況告訴了他。他這個人向來是從從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會新聞》，坐在對着門放置的一個長沙發上；我坐在床頭，急於要按規定及時離開，但看見潘梓年那樣穩定、沉着，我有點不好意思再催。不一會，突然聽到樓梯上響着雜亂的步履聲，我立刻意識到：不好了。門砰的一聲被推開了，三個陌生人同時擠了進來。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們都靜靜地不說話。來人當中為首的一個高個子，馬上站在我的書桌前，我的書桌是臨窗的。一個人守在門邊，一個人就翻查書架。後來我知道，為首的那個特務叫馬紹武，是一個大叛徒。當時他嚴厲地看着我和潘，沒有說話。約三四分鐘后，跟着又進來兩個人，其中一個叫胡雷。這人一九三〇年到過我家訪問胡也頻和我。那時他在《真話報》工作，約我們去參加《真話報》的讀者座談會，我們去過。這天他一進門，看見是我，很詫異，跟着對我笑笑，點了一下頭。我心裏明白“壞了！”馬紹武看見了，立刻把他拖到門外，談了一小會兒；馬紹武得意洋洋地走了回來。我明白馬紹武知道我是誰了。我心裏想：“知道又能怎樣？反正是那麼一回事！”我對胡雷這個無恥叛徒感到憤恨，怎能為敵人當鷹犬來捉拿革命的同志！過了五六分鐘又進來了三個人，其中有沒有胡雷，我就沒有注意了，我只注意一個人，那就是馮達。他一看見我和潘梓年，猛的一驚，然後就低下頭，好像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潘梓年，他木然地、無神地往床頭一坐，我立刻就站起來走到立櫃邊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雞。我心裏想：難道是他出賣了我們？

這時，馬紹武做了一個手勢，屋子裏的人動起來了。他們推着我和潘梓年，我順手把剛才清理的衣服拿了兩件，還拿了一件夾大衣，如果睡在水門汀地上還是用得着的。就這樣，前拉后擁把我們推下樓來，帶出了門。街上沒有幾個人，那時崑山花園路一帶向來僻靜，只有這一排房子裏住了幾家俄國人。這裏不可能有援助我的人。他們把我們推進停在路邊的一輛汽車裏，我和潘梓年坐在後邊，一邊一個特務。前邊坐的馮達和另一個特務。大馬路上人來車往，熙熙攘攘，可是有誰知道我們被押在國民黨特務的一輛汽車裏，朝着什麼地方，什麼境界馳去呢？我用臂膀碰碰潘梓年的臂膀，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想表示的是什麼？是恨，恨馮達！是愛，愛潘梓年！現在世界上只有潘梓年同志是我惟一的親人，惟一同命運的人了。一群匪徒，一群無恥的窮凶極惡的魔鬼，緊緊地圍着我，用猙獰的眼光盯着我。

汽車駛向黃浦江邊，在十六鋪南頭的一小塊空地上停下了，圍上來另一群人，把我擁進一棟小樓；樓前掛着“××旅館”的招牌，但我看得出這是國民黨特務匪徒的一個黑窩。

一上樓，他們把馮達和我關在一間房子裏。這時我忍不住罵道：“真看不出你是一個朝秦暮楚的人，哪裏會想到是你把我出賣了！”

馮達忙着聲辯：“不是我，你能聽我解釋嗎？”

我說：“還有什麼好解釋的？事情不是明擺着的，我們家的地址是你說出來的。只有你！你不必解釋，我不相信你。”

馮達還是連聲解釋，說昨晚他就懷疑過，有人盯梢，我們的房子被人注意了，我不願聽他的聲辯，只想把對敵人的仇恨發泄在他身上，我真想跳過去打他，但我們當中橫着一個方桌。這時馬紹武進來了，他勸我道：“不要生氣！可以慢慢講嘛！”原來他在隔壁偷聽。我不願再開口了。我對馬紹武說：“把我們分開！”馬紹武連說：“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後來他們把我們領進另一間較大的房子，裏邊坐着七八個人，全是穿着短衣的打手。我氣悻悻地坐在那裏，不理人，也無人理我。他們拿飯來，我沒吃，心裏只想：“有什麼辦法逃出這裏呢？”

這樣整整坐了一下午，到夜晚，我要小便，打手們也不肯出去。我只得當著許多男人坐在便桶上，儘管便桶是放在床後邊，當中隔着帳子。第二天清晨，他們一群人前呼後擁把我同馮達送上火車，在二等軟座，他們包圍着我，不使我接近乘客。途中我到廁所去了一趟，我用燃燒過的火柴棒寫了幾句話在一張紙上（因為我身上沒有筆，但有香煙、火柴），籲請仁人君子把撿到的另一短簡寄到上海開明書店葉紹鉤（即葉聖陶）收。給葉紹鈞的信里只說我被綁架到南京，署名“冰”。我把紙條和信用一塊手絹包着，裏邊還包了四元錢是給撿信人的。我把手絹包從便盆中投了出去。自然，這只是徒勞，像石頭丟到海里，連一個水沫也沒有。後來我也沒有問葉紹鈞先生是否收到過這封信，他也從來沒有談起過這事。

我一心只想把我被綁架的消息傳出去。我撿過一份他們看過的報紙，是當天的，但當中被他們剪掉了一小塊。我不知道這被剪掉一塊的內容，我猜想可能同我有關。以後，我才知道果然是報道丁九在我家樓上摔下來遇難的消息。當時我懷疑他們為什麼要剪掉這一塊，是因為怕我看見，或是因為是別的重要新聞才剪掉的呢？

中午時候，火車進了南京站。南京是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屠殺革命人民的總指揮部。像歡迎國民黨的黨國要人那樣，湧上來一大群人，像看猴子似的擠近前來看我。押解我的人簇擁着我坐進一輛大巴士，車子先開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停了一會兒，才把我們送到一個完全中國舊式的比較高級的旅館，但看樣子，這旅館不是普通做買賣的，這裏非常安靜。我們住進一間比較大的房間，仍是好幾個看守與我們一起。我開始過一種特殊的囚犯生活。

三兩隻癩皮狗

在這個旅館裏只停了一天，第二天又換到另一個旅館。這裏是兩三排平房。我們住的是前後兩間。前房住三個看守，後房就叫馮達同我住。有一個向北的小窗戶，小窗鑲着毛玻璃，釘着鐵絲網，關得死死的。看來，在我以前這裏住過別的人。房間裏除床、桌外，有一個小凳子，一個洗臉架，上邊放置着盥洗用具。外間屋較大，有兩張床，一個吃飯的方桌，臨窗放着四五個小凳。除洗臉用具外，還有一把茶壺，幾個茶杯。三個看守住在外屋，晚上通宵有人值班。廁所在我們這排屋的盡頭，去廁所要走過一間空屋，沒有外人去。門前是院子，對面也是一排房子，不知道幹什麼用的，是否關得有人，或是空着，都不知道。總之，狹長的一條院子，除我們幾個人外，見不到別人。偶爾有人送水來，我也不以為這是旅館裏的什麼人。自然我們屋后還有後院和類似的房子，它們派什麼用的，只能令人想像，大約不是住的過往旅客。

送我們到這旅館來的是一個小官員。我問過看守，他們說是王科長，在中央黨部調查科做事，但不是調查科的科長；調查科的科長叫徐恩曾。但調查科又是一個什麼機關，是幹什麼的，以我當時的窄狹的社會知識，我是不理解、不知道的。我只懂得他們在這裏關着我，管着我，這裏是可以致我死命的地方。

在頭一家旅館，我就向看守提出來要與馮達分開。我對他有懷疑，不願同他再在一塊。到第二家旅館后，我又向看守提出，他們推託說這要問上邊，他們無權處理。

十七號上午，我還躺在床上的時候，聽到一個人在室內與馮達說話，是一個熟人的聲音。慢慢我聽清楚了，原來是曾到過我家不少次的原共產黨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汪盛荻。我一時不明白，這個人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他現在是什麼身份？我腦子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敲打！慢慢我明白了，呵！他一定是叛變了，他是來勸降的！真可恥，真可惡！我簡直沒有勇氣去看一個神聖的共產黨員失身成為這麼一隻可鄙的走狗。他走到帳子外邊，不敢直呼我的名字，只說：“起來，起來吧！我們可以談談！”

“哼！有什麼可談的！”我不理他，仍舊睡着，只希望他趕快走開，我怕見齷齪的東西，他真齷齪！

他不走，我只得起床；我一眼也不望他。他對馮達說：“我那年一被捕就提出要見陳立夫，我和他在中學同學。他能不照顧嗎？”聽到這話，馮達怎麼想，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忍無可忍。

汪盛荻終於對我說了三點。他說：“第一，你是共產黨員，你無法抵賴。我已經向國民黨講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產黨員。你憑什麼瞎說？！你有什麼證據？！我只是左聯的盟員。”

他說：“第二，你不要幻想宋慶齡、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他又說：“第三，胡也頻被捕是共產黨內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頻是被國民黨槍殺的。”

他不再說話了，可是也不走，賴在這裏捱着。我坐在裏間，馮達也坐在裏間。他就在外間同看守閑聊，還在這裏吃中飯。吃飯時我問他：“你怎麼還不走？你不是有人照顧嗎？為什麼要在這裏陪我吃牢飯？”他不高興地看看我，無可奈何，只低頭吃飯。

第二天，是十八號，汪盛荻又來了，他想再同我談話，我不理他。他又捱到吃中午飯。我有點看出來了，便說：“你是不是向人誇下海口了？你昨天來時還有點神氣；今天，你已經明白了，你是交不了差的，可又不敢不來。唉，脖子上套了一個圈，是嗎？”我哈哈大笑。他不敢發脾氣，勉強吃完這頓飯，很快就走了。十九號上午，他沒有再來。我問看守：“今天那隻狗怎麼沒來？”三個看守都笑了，說：“他來有什麼用？我們都跟上峰講了。”我心裏真有點痛快。

跟着，又來了一個小癟三式的文人，自己報名叫張沖（叫張沖這個名字的人真多！），聽說我來了，住在這裏，他順路來看看、聊聊，還說在北京時同胡也頻很熟。真會說謊！他好像真的是路過這裏，很自然地聽說我在這裏，就隨便進來看望老熟人。難道我真會相信這裏是一個可以自由進出的旅館？我是一個可以讓熟人隨便來看望、隨意說說閑話的普通人？我一本正經地回答說：“你同也頻熟是假話，也頻的熟人，我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你不要攀老交情了。你來要談什麼，是用什麼身份來跟我談，敞開門說吧。”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敢承認，只連聲說：“是順便來看看，是看看你……”大約他看出我是一個不識相的人，他沒有準備，或準備不夠，便沒有再談什麼，局局促促地坐了一小會兒就起身走了。

四去雨花台嗎？

又過了一兩天吧，來了一個大高個子，看來像是負點責任的。他一見面就笑着說，像是問話，又像是自語：“來了幾天了？”我“晤”了一聲，心想：“真是廢話！”我說：“你不比我還清楚嗎？”他裝着沒聽見。接着問：“生活還好嗎？”我生氣了：“有什麼好！現在是在吃官司！”他讓我坐，自己也坐下來，接著說：“不要這樣想嘛！你完全可以自由。”我更生氣，他在說鬼話。我一點也沒有理會出他的言外之意。我氣悻悻地說：“什麼？你們現在能讓我出去嗎？如果你們認為我有罪，那為什麼不公開逮捕、不送法院，不公開審訊？！簡直是土匪，綁票！”他不聲辯，只是笑笑說：“冷靜一點吧。過幾天再來看你。”他走了。此後，事情就晾在這裏了。一天到晚就是三餐飯。

看守中有一個年輕人，大約十八九歲，一天到晚拿一本《三劍客》看。無人時，就是另外那兩個看守不在時，他悄悄同我聊天，說是看過我寫的書。他說：“你填一張表就什麼事也沒有了。我看見不少共產黨員順着填表，你何苦來呢？”他還拿出一張楊杏佛先生的照片給我看，說國民黨要殺他，他們調查科派了二十個人去上海，他也跟着去了，但沒有成功，全都叫了回來，每人扣發一個月的餉；現在是復興社的人又去了。聽后，我真為楊先生擔憂，而又痛感無能為力。但我看這個人比較年輕單純，想利用他，便同他談，勸他離開這裏，說他乾的工作，是劊子手的工作；他，一個青年，應該走光明正道；每月為了二三十元錢，幫這群土匪殺人是造孽，是很不光彩的；如果我死了，他的手上也沾有我的鮮血。他對我說，他們做這項事，都要有人作保，他的姐夫全家為他擔保，他如走了，姐夫一家便脫不了干係。他自然不能聽我的，但對我卻一天天近了。我相信他不一定是接受了更多的任務，不會是一個圈套。最後我求他說，我想寫一封信，請他寄給蔡元培。他先是不敢答應，後來勉強答應，也許是敷衍，說假如我死了，他就一定寄。這個人的名字叫什麼，我不記得了。一九七九年，報紙上報道我復出的消息以後不久，曾收到他寫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很後悔當時沒有聽我的話，全國解放，新中國成立后，他坐了一陣子牢，現在已刑滿釋放，回家種田了。

大約在廿七或廿八日，又來了一個有官架子的人。他沒有到我們住的外屋來，而是把我叫到隔壁房子裏去的。他一開始就說：“你知不知道魯迅是拿了盧布的？”我說：“這不是新聞，是造謠，一些報紙老早就登過。”他問我魯迅的住處，我答道：“你們比我清楚，他的住處經常有你們的特務盯着。”他又問茅盾的住處？我說：“你當然知道，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會告訴你的。”他說，聽說我對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有意見，他願聽一聽。我說：“你們不就是殺人、抓人、恐嚇人嗎？你們還有什麼別的文化政策，我不知道。”他可能覺得我有些蠻橫，不可理喻，於是皺着眉頭不耐煩地說道：“好，你回去吧！”我就回屋去了。事後我問看守，這人是誰，他們都不說，只說是一個官。我一直不知道此人是誰。

正是這時，有一天，我從窗戶里忽然看見一個我認識的人走過來了，走過我住的房子，到隔壁的隔壁的屋子裏住下了。和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大約是他的妻子。這個人叫韋叢蕪。過去我同他雖不太熟，但我聽說他是“未名社”的，屬於“語絲”派的，是屬於魯迅一派的。他的哥哥韋漱園同魯迅關係非常好。我沒有多加思索，沒有想到這裏是不可能有什麼旅客的，以為有了一點希望。我便寫了一封給蔡元培的短訊，請他轉去。我先問他能不能辦到，如能，就貼一塊手絹在玻璃窗上。這信是在馮達上廁所時，路過他的房門口扔進去的。當晚我果然看見他們貼在窗戶上的一塊小手絹，真高興極了。我以為只要這封信能到蔡元培先生手裏，總會起一點作用的。而韋叢蕪我認為應該是一個有良心的詩人。

五月三十一號的晚上，天氣很熱，我要求到屋外透透氣。看守恩准了。出屋后才知道，原來房子旁邊，有一塊很大的草坪，並且種得一些樹。我坐了一小會兒，韋叢蕪也從他們的屋子走到草坪上來。我請看守替我買汽水，他們去了，只剩下那個年輕人。我慢慢散步到韋叢蕪的身邊，悄悄問道：“送到了嗎？”他說：“蔡先生不在南京。”我說：“中央研究院可以轉交。”他說：“對。”正在這時，買汽水的看守回來了，我只得走開。“天呵！”信到底送去了沒有呢？

一九三五年我問過姚蓬子，韋叢蕪這人怎麼樣。姚說韋在一九三三年來南京，是找陳立夫的，後來當了縣長。一九八三年我又問馮至同志，他告訴我：韋叢蕪老早就投奔了國民黨，解放初期他還翻譯書，後來被清查出來了。現在的情況不知，可能逝世了。

後來，韋叢蕪回屋，看守人退汽水瓶去了，那個年輕看守忽然告訴我：“他們今晚要來領你們走。前天你說話脾氣不好。是聽我姐夫說的。”我感到他好像有些惜別的樣子。便緊叮了一句：“你答應我死後一定要把我的信寄出去的！”他說“是”。我們回到住處。我又塞給他一封短訊，說明我的處境和我的態度。我等着事態的發展。

果然，不一會，那位王科長來了，說有一位王先生（又是姓王！）要見我，請我們到他家去。我們坐上一輛汽車，車門兩邊都站有便衣打手，汽車在中山大街往南開去。朝這個方向，我斷定是去雨花台。我默默思索：我還有什麼事要做，什麼話要說呢？不行！都晚了，我什麼也不能做了。大塊的烏雲壓着我。我只能回去，回老家去，到也頻去的那兒去。

五國民黨的神經戰

我正以為我短促的一生將在雨花台宣告結束的時候，汽車在離城門不遠的地方忽地向右拐彎了。大馬路上還有渾黃不亮的路燈，這小衚衕里就只是一片漆黑。人們大概都已沉入夢鄉，四周寂無聲息。汽車在小衚衕里向北拐，又向西拐，彎彎拐拐，在一家大石庫門前停下了。即使是在深夜，我也感覺出這是一棟很闊氣的府第的大門。我被挾持在如狼似虎的人群中進入一個大院，走進前廳。那位王科長讓我坐下后，說是向主人通報，他就走入後進屋子去了。我打量這間廳堂，完全是舊式大戶人家的氣派和擺設，正中間一張條桌，條桌前邊有八仙桌，兩邊是八張太師椅和四個茶几。傢具雖不珍貴，卻應有盡有，夠得上整齊、清潔。我隨意坐在一把椅子上，馮達坐在我下手，正房兩邊屋裏都住着有人。這時他們一個一個地走出來看我們，全是些彪形大漢。天氣還不十分熱，都打赤膊。八仙桌上放着點燃的三枝蠟燭，他們一走動，一個人都出現好幾個影子，真是鬼影憧憧。我想：這麼大的廳堂，為什麼沒有電燈呢？

誰也不理我們，我只能焦灼地坐着。大約過了大半個鐘頭的樣子，那位王科長才出來，說：“裏邊的王先生今夜要去上海，不能談話了。過兩天再談。這兩天暫時住在這裏。”啊，真奇怪，這是什麼花招呢？但我有什麼權力說不住呢。反正哪裏都是一樣。我沒說話，他就走了。於是這一群赤膊大漢，有五六個人吧，前邊兩個人各擎着一枝搖搖曳曳的蠟燭引路，燭光微弱，只能照到兩三步遠的地方。左右前後都有人緊跟着。走出這間前廳，進入一個更大的大廳，四周漆黑，我無法左右顧盼，只感到一陣陰涼冷氣，好像到了一個杳無人跡的曠野。然後，向右轉，進入一條甬道，一條很窄很窄的長巷。我這時才感到真正的恐怖，我想他們要在這裏下手了。這麼黑的夜，這麼深的甬道，兩邊這麼高的圍牆，這地方正好動手，任何有本領的人都無路可逃，也無能掙扎的。我等着，無能為力地警惕着。但他們並沒有動手。我們走過甬道，向右拐進一個敞廳，然後又一道牆，出了牆門，又進入一個院子，然後來到一個倒廳。按着舊式建築的格局，我琢磨這是朝北的，從正面的前廳來說，這是一間西花廳。這和我們剛進來時坐等的那間前廳是應該有門相通的。後來證明果然有扇月亮門，不過門已經釘死了，也聽不到外間的動靜。

這間倒廳空空的，靠東邊擺一張大床，靠西擺兩張小床。中間一個大八仙桌，有一個茶几、兩把太師椅和幾個小木凳。他們把蠟燭往八仙桌上一放，就都站在那裏不說話。這個廳堂大約很長時間沒有人住，一股股的濕氣、霉氣往鼻子裏鑽。我在方桌邊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來，有人給我倒了一杯茶。有幾個人悄悄走了出去，留下三個人收拾床鋪。馮達先睡下了，另兩個人也睡下了。我無法睡覺，就在桌旁抽煙，煙不錯，哼！是“白金龍”牌的。另一個看守坐在桌子對面，他也抽煙。他的影子照在牆上顯得很大。可能我的影子也映在我背後的牆上，顯得很大很大。夜既安靜，也極沉悶。過了一會兒，這個看守鬼鬼祟祟輕輕地送過一張紙條。我側頭看了一下，上邊歪歪扭扭寫了幾個字：“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我搖搖頭，我的確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他把紙條收了回去，又寫了幾個字送過來，我再看，原來是這樣寫的：“這是國民黨的音殺機關。”我懂得“音殺”就是“暗殺”兩個字。我沒有任何錶示，心裏想：可能是的，也可能是嚇唬我，這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怎樣，我應當相信是真的。真的又怎麼樣？反正我已經有準備了。我輕輕問他：“你是什麼人？你姓什麼？”他便又寫了兩個人的名字給我看，是“羅登賢”、“廖承志”，還悄悄問：“認識他們嗎？”我搖搖頭。但我知道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在不久以前被捕了。民權保障同盟正在營救他們。他又悄悄地說：“我同他們原是一道的。我是工人。”我倒抽了一口氣：“原來又是一個叛徒！”我討厭極了，便不再理他，摸到大床上，在另一頭躺了下來。我瞪眼望着天花板，他的影子倒映在天花板上，怎麼也離不開我的視線。這時各種各樣的思慮，一齊來到我腦子裏：“這裏很可能真是一個殺人魔窟。這個叛徒很可能就是執行命令先來嚇唬我的，但也可能是毫無緣由只是給我遞來一個不祥的消息。自己死在這樣一群又蠢又髒的壞蛋手裏真冤。他們將怎樣動手呢？用刀、用繩、用毒藥。唉，管它咧……唉，這夜真長，怎麼還不天亮！就這樣永遠黑暗下去嗎……潘梓年現在哪裏？他還活着嗎？左聯的同志們現在在幹什麼？他們一定都搬家了。其實，不搬家也沒什麼，我不會講出他們的住址的。看樣子馮達也沒有說出別人的地址，他在旅館裏還一再辯解，說我們家的地址特務們早就注意了，頭天晚上他不是還告訴我他的懷疑嗎？反正，我還得問他，我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是他出賣我和潘梓年，那就太卑鄙了，他就成了敵人，我要再提出來，一定要和他分開關押……”

天亮了，一個娘姨走進來把馬桶拿出去倒了。馬桶依然放在床后，我還是不能避開人大小便。不一會兒，一個廚子模樣的人把飯搬了進來，於是團團圍了一桌，除了看守我的三個人以外，還有那個娘姨、那個廚子。可是飯呢，只有稀飯、鹹菜，不如那邊旅館裏的豐盛。這裏洗臉用具也沒有，我只得用看守用過的一塊臟毛巾；他們中有的人明顯的有沙眼。牙刷是我離開家臨走時帶出來的，沒有牙膏。我想，可能他們沒有要我在這裏久住的打算，所以這些全沒有準備。早飯後，那位王科長來打了一轉，把馮達叫出去了一會兒。後來我問馮達，馮達說，他問你怎麼樣？這意思開始我不明白，覺得含糊，後來我理解出來了。原來頭天晚上，汽車走在去雨花台的路上以及大廳、甬道、燭光、空院、“音殺”機關等等的詭秘行為都是有目的的。因此一清早便要來打聽我的反應，我的神經經受得住嗎？他們還問馮達，我有沒有可能答應寫一個自首書登報。馮達答覆他們說，沒有可能，丁玲不會答應。馮達告訴我這些以後，我恍然大悟，心想：“呵！一夜的作為不過就是為的這個？”這樣，我倒放心些了。

不過，這樣的把戲還得繼續耍弄下去。有時候，忽然一個或兩個看守殺氣騰騰地沖了進來，手裏拿了一根麻繩，好像要干一番什麼大事，不過東望望西望望，然後又走了。有時，我忽然發現在那小牆門後邊放了兩把鐵鍬，他們談話中又故意露出一點消息，影影綽綽地說晚上要幹掉什麼人什麼人……總之，就是要使你心驚膽戰，時時都感到會發生突然事故。我的確擔心過，等着他們動手，但有時又覺得可笑。他們到底要幹啥呢？要干又不幹！不過有時我很心寒。特別是每當夜晚，孤寂的一輪明月掛在中天，我獨自倚門望着這荒涼的到處長着一層綠苔的庭院，涼風微微掠過我的長發，我會凄然地意識到：難道這裏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嗎？

六徐恩曾的出現

這樣又繼續了好幾天，慢慢地他們自己也有些疲倦，而我也麻木了。他們再怎樣折磨我，我也無心再去注意。我只愁一日三餐的飯食真是難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頓一點老韭菜，真正的牢飯可能會好吃點。沒有零食，不吃又餓。有一壺粗茶。只有煙倒是好煙，看守都跟着抽，一天兩聽。我實在熬不過，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裏邊還有四十來元錢。家裏原來還有從良友圖書公司剛拿到的二百元稿費，真可惜不知落在哪個混蛋手裏了！我拿了伍角錢叫看守替我買板鴨。好大一盆呵！擺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誰也不客氣，就算我請客了。早晨，我要他們為我買鹹鴨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點的鹹菜。看守對這差使都願意干。屋子裏的空氣隨着和緩了許多，他們有時也同我說點閑話，沒有再把我當成一個江洋大盜那麼防範和那麼嚴厲了。我討厭他們，把他們這伙小人物當癩蛤蟆、小老鼠看待。我雖然不屑於同他們談話，但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這裏又沒有一本書、一張報，也沒有任何可以混日子的東西。只有痴痴地坐在凳子上抽煙，或者躺在床上望天花板，或者用蒼蠅拍打蒼蠅，有時就蹲在院子裏看螞蟻來來去去搬家。我似乎還在等着，天天等，等着一個什麼結果。現在才知道完全不需要等了，一切都任它自然發展吧。自從發現了可以買菜，慢慢又想到該買毛巾了，買肥皂、牙膏了。最後又發現我的旗袍已經不適宜，該換一件涼快衣服了。於是我叫他們替我買一點薄布，自己縫了一件簡單的連衣裙，好像準備在這裏長住下去的樣子，實際我心中成天裝着一盆火，只想找人發泄！本來嘛，別人吃官司總還有家裏人可以送送牢飯吧，在堂堂國民政府的所在地，我卻無緣無故地成了秘密死囚牢裏的人，完全與世隔絕。我真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裏的老虎，懷有一顆餓狼般的心，只想吃人！

這樣又過了十來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裏用死蒼蠅引螞蟻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對我說：“徐科長來看你了。”我一下沒有聽清，也沒意識到這徐科長是何許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裏的磚地，繼續玩着我的老玩藝兒。這時從小牆門的門外轉進來一個穿長衫的人，乾乾淨淨，大約是個官吧。他看見我沒有站起來，也沒理他，便自個兒走進廳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師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說：“徐科長看你來了。”他把徐科長三個字說得很重，但我還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個國民黨的小小科長有什麼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個多麼大的官，既然出面來找我，我還是應該理理他的。我便站起來走到八仙桌邊，在他對面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了。他還是像過去那些官員一樣問我道：“生活怎麼樣？”我還是那麼答：“現在是吃官司，說不上什麼了！”到底是科長，他倒很會說，他道：“不要這樣想嘛。我們這邊也有你的朋友。彭學沛你還記得嗎？他就很關心你。”我說：“胡也頻曾在他辦的報紙編過短時期的副刊，他們說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頭解釋：“有些人聽說你到南京來了，以為我們釣到了一條大魚，實際不然。就說你吧，你不過寫幾篇文章，暴露一點社會上的黑暗，這算什麼呢？充其量我們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這指的是《北斗》雜誌。他又放慢聲調說道：“你又不是共產黨員。”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產黨員，汪盛荻就說過他一切都向國民黨講了，還對我說過：“你是一個共產黨員，是賴不掉的。”這位科長現在反而把我開脫出來，這是耍的什麼花招？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裝着無所動心的樣子，不說話。他接著說：“你又不知道別的黨員的住處，也不會幫助我們抓人，你對我們毫無用處。你也明白，我們並不是特別去抓你的，我們只是想去破壞共產黨的機關，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來了，卻很難放。我們不怕有人說我們野蠻、殘暴、綁票等等，什麼蔡元培，宋慶齡，什麼民權保障同盟，什麼作家們，我們也都不在乎。我們只怕引起外國人的抗議，我們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這事已經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議，說我們侵犯了他們的‘治外法權’。我們不願引起更多的麻煩，只得咬定不承認。現在的事態就是這樣。”他一口氣說了這樣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觀察我。我懂得了，這是比過去來過的所有人都要厲害得多的一個人，可能是我一生中還從未遇到過的對手，是一隻笑面虎，是真正的敵人。我只死死地想着：“既然我什麼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面虎又能怎樣呢？”笑面虎又微微帶笑地說：“不放你是怕記者問你，你是怎麼來南京的，那就讓外國人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應不見記者，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躲開他們，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說：“彭學沛可以資助你出洋，他願意送你六萬元錢，供你出國……”他又停頓下來，看着我。我不會為之所動，我清楚地答覆他：“我不能拿彭學沛的錢，我們並非朋友，我們沒有絲毫關係。你說什麼出國，這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的，現在我也不願出國。這就不必再談了。”

對我的回答，笑面虎似乎早有所料，所以他沉住氣，只靜靜地望着我。我當然不會收彭學沛的錢，也可以說是不會收他們的錢！他仍只靜靜地觀察我。過了一會兒，他又說道：“我剛才說過，我們把你弄到南京來，實在是一個‘誤會’，我們並沒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對我們沒有用處，而且引起了一些社會輿論。據說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訴。自然這不會有結果的。”

這倒是一個晴天霹靂。我母親已到上海並向法院起訴，多好啊！這說明有人、有黨在我母親的身後。好媽媽！你起訴吧，向國民黨要人，揭發他們！

笑面虎又非常關切地說：“怎麼能讓令堂寬心才好，你不是在這裏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嗎？要不，你在報上登一個啟事，說明你平安無事，只這一點就行。也許令堂正以為你已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這會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個簡短的啟事較好？”我答道：“我在這裏，怎能向她保證平安無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心裏想：我不會上當的。母親也是一個堅強的人，任何艱險不幸，她經得起的。如果她真到了上海，這就更好，她的周圍有比我更強有力的人們。她不孤獨。

笑面虎又拐彎說：“你不肯登啟事，就寫封信給她也行，再寄點錢去，讓老人家放心。過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錢給她呢？我們可以替你寄去；作為你借的也可以。”

我答道：“她有錢，不需要我寄。”

母親呵，她哪有什麼錢呵！她正等我寄錢去，她正等我寄信去。年過半百的母親已經熬過胡也頻慘死的打擊，這兩年母親給我來信，從不提胡也頻。我猜想她完全明白鬍也頻的慘死，只是我們都不提。現在母親又要承受我的災難，為我擔憂。她還能有多大力量？她還要撫育着麟兒，這個失去了父親，又將失去母親的孤兒！媽媽呵！請你原諒女兒吧，媽媽是很理解自己的女兒的。我寧讓你們挨餓，也不能為你們的苟延殘喘而接收這些狐群狗黨的腥臭錢！

笑面虎不再笑了，也許有點不耐煩了，我們沉默地坐了一會兒。後來他耐着性子又說道：“我想你可以寫封信給她老人家，不管你說些什麼，我們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寫幾個字給什麼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們通信的。”

我多麼想給朋友們寫信呀，想給葉聖陶，想給蔡元培寫信，但是我自然不會相信他的鬼話，停了一會，我說我可以寫一封信給沈從文。他滿口答應，還問我有什麼別的要求。我說給我報紙書籍看，他答應了。馮達趁機會說要找醫生，說我的腰腿都因為屋子潮濕痛得厲害，晚上睡不好；他也一口答應。他對屋子環顧了一下，大約認為沒有什麼再說的了，便站起身，裝出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與我告辭。自然不會握手，也沒有點頭，但也不便一下變臉，擺出法官的架子，因此顯得有點尷尬。他站起身，抖抖衣服，昂頭望望窗外的天。屋子外邊的幾個看守趕忙走進來，卑躬屈膝，哼哼唧唧。他甩一下衣袖往外走，我把臉朝里望着，沒有站起來，也不在意那幾個看守對我不滿的顏色，他們可能覺得我這個人太不識相了。原來這個所謂徐科長便是那個赫赫有名的徐恩曾。

七謠言殺人

國民黨調查科科長徐恩曾很快顯示了他的存在和作用。表面上他似乎表示對我這個案件稍稍放鬆，不那麼緊張，不過也不難看出這無非是兵家常說的欲擒故縱。他離開我的時候是悄無聲息的，但他走後，囚房卻熱鬧起來了。幾個看守忙着打掃房間，把他們的床撤到小牆門外去了。三頓飯也都在外邊那間廳里吃。滿桌是菜，雞、鴨、魚、肉。陪我吃飯的那群牢頭禁子都喜笑顏開。第二天，買來了蚊帳、枕巾、被單等等。第三天來了個醫生，給了些阿司匹林。第四天拿來很多舊小說；還讓我開單子，說買什麼書都可以。一個看守悄悄對我說，“原來他們告訴我們說你能‘飛檐走壁’咧！”

這時，我寫了一封信，是給沈從文的。在信里，拜託他在我死後請他看在也頻的面上，照顧我的母親和也頻的孩子。這封信只是為了表明，我對國民黨從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將視死如歸。為什麼我寫給沈從文呢？因為那時在我認識的故人中，只有他給人的印象是屬於胡適、陳西瀅、徐志摩等一個派系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只有他不會因為我給他寫信而受到連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從他那裏透露出一點信息：讓朋友們和同志們知道，我現在南京，我準備作最後的犧牲。自然，徐恩曾也要從我信的內容來了解我的內心思想，他怎麼會把這封信真發出去呢。全國解放后，見到沈從文，他壓根兒沒有提到這封信，只說當時他無從打聽我的消息。

此後一個時期，他們沒有來打擾，表面上我是安靜在這裏“閑住”，實際上他們卻變着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刺激，製造新的恐怖。

我開了一張我需要的書單，有舊的古典小說，也有新的雜誌，都買了一些，但很不全，零零星星，自然是經過他們嚴格選擇的。報紙也是這樣，我找不到任何我想知道的消息，連可以供我捉摸的新聞都沒有，可是，過了一陣，我看到夾在幾本雜誌中的一本《社會新聞》。這是國民黨辦的刊物，中間有一篇很長的文章，是談我的歷史的。文章的作者，叫丁默村，從文章看，自然又是一個叛徒。他說他是常德人，認識我母親，知道我的家庭，他對我肆意造謠誣衊，把我寫得很不堪。看到這種骯髒的文字，真是怒火中燒，恨不能把這個什麼丁默村痛打一頓。但這時，我能找誰算賬呢？能在什麼地方找到公正呢？不久以後，又在一張包書用的報紙上讀到一篇完全是造謠、寫得很長、很詳細的關於我的新聞。這份報紙我記得清清楚楚是《商報》。《商報》與我有什麼關係！自然又是那些人有意這樣作的。此文造謠說我被捕后不單是自首了，而且與來捕我的叛徒、特務馬紹武同居；後來馬紹武受到共產黨的制裁，死於上海三馬路他的相好的一個妓女門外，說這一暗殺案件也同我有關。還說我現在又怎樣怎樣，把我形容成一個無恥的、下賤的女人。國民黨用大刀機關槍屠殺了成千上萬的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現在他們又要用卑劣惡毒的謠言從精神上來殺害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婦女，一個在社會上有聲譽的革命女作家，這些惡毒卑劣的鬼把戲顯然是有人幕後操縱製造的。這時那幾個看守更加掀風鼓浪，把馬紹武被殺的事，向我大肆渲染，而且還經常講一點其他的暗殺故事。原來這夥人都是雙手鮮血淋淋的殺人犯，他們是以殺人為職業的劊子手。他們有意把我住處的空氣弄得陰森恐怖，充滿陰謀和殺機。

我成天擺着一副麻木的毫無感覺的樣子，好像是一無所知，無所用心，無動於衷。我極力壓制自己，勉強寫字、看書、玩撲克。一到夜晚，只剩下我同馮達的時候，我就罵他，用最刻薄的語言，希望激怒他。但馮達只是賭咒、自己罵自己，他承認犯了罪，連累了別人，是一個不可饒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認他自首。他分辯自己沒有一點點要自首的念頭。他恨自己太愚蠢，輕信了敵人的謊言。他去看那兩個記者的時候，被敵人扭住了，盤問了，他竭力分辯，也無法脫身。他們說你既然是一個普通人，那你總有妻室，總有家，總要到你的家看看，證明你不是共產黨，與共產黨也沒有關係，就沒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盤算已經超過了我們約定的歸家時間，我一定早已離家走避，而且家裏任何可疑的東西都沒有，不會出事，所以說了住家的地址。他實在沒有想到我尚未出走，還在家裏，而且連潘梓年也等在我們家裏。他痛恨他在無知中犯了罪，並且說無論如何不能再犯罪。他賭咒說他沒講出其他任何同志的地址。他訴說他現在活着的意義只是為了向我表白，幫助我能脫離這險惡的囚牢，讓我能回到黨內去。

我是不原諒他的，但那時我認為他講的是真話。在我看得見的地方，他的確沒有供出別的同志的住址，也沒有寫自首書。我想，只要他不是存心為敵人做事，不再陷害我和別的同志，假如他真能給我一星半點幫助，我是可以忍耐一下的。而且敵人明明知道我們的關係，在那種環境裏，雖然我曾幾次提出要和他分居，但那些掌握我的生命的人，只是置之不理，我無法和他分開。我同馮達有時還要爭吵，但無法做到完全決裂。

八越牆逃跑吧

我這時為國民黨的卑鄙謠言所激怒。謠言容易為人輕信；特別是對於一個婦女，社會上有些人喜歡這種謠言，輕信它，傳播它，而且加油加醬，利用它，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慢慢謠言竟會成為社會輿論，成為人所共知的莫須有的“事實”。謠言製造者心滿意足地用這種謠言來欣賞你，審視你，猜度你，算計你，給你定罪判刑。那時我實在閱世不深，不能有周到的設想，更難做到忍辱負重。我以為這些謠言將毀掉我的一生。在毀我清白之後，國民黨即使能還我自由，我也無法洗清匪徒們潑在我身上的污水。我千思萬緒，徹夜難眠，我決定走，要設法逃走。我知道我是走不脫的，但只要能走出這個大門，到了街上，那裏是光天化日，即使被匪徒們打死，我這個下落不明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蹤了的人，總是可以公開了。世人將得到我的消息，真相可以大白於天下。我仔細考慮，我的前途，終是一死。當初也頻和許多同志關在龍華，在雪夜中被機槍殺害；今天，我自然也難免這同樣的命運。在這陰森恐怖的大廳里，什麼事不能發生呢？這群陰謀家、劊子手，這群嗜血成性的惡魔，難道會輕易放棄扼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的樂趣嗎！與其慘死在這間屋裏，倒不如鋌而走險，拚死逃出去。即使沒有一線生機，但有可能真相大白，稍稍揭穿那些無恥的彌天大謊。於是我計謀着，觀察着，揣度着。小牆門整天都是緊關着的，沒有人進出就不打開。每日三頓當我走出小牆門去吃飯時，總是圍滿一桌子的人，眾目睽睽。有時我有心對其他地方、對廚房、對往正廳去的方向多望一會兒，都可能引起這伙鷹犬的注意。最後我想，我只能走那個看守我的人說過的“飛檐走壁”的一條路了。

這廳子臨院子的那面沒有窗戶，有六扇隔柵門。其中的兩扇門在我未來時就摘下來了。大概因為那時天氣已經很熱，看守也住在屋子裏，空氣夠悶的，要把門打開；為了省事，索性把門摘下來了。後來看守搬出屋外，天氣仍很熱，門就沒有再安上去。而且這兩扇門上的玻璃都早已不翼而飛，怕熱，可能就是不再安上去的原因。院子裏兩邊都有牆。正面通前廳的牆，就是有月亮門的那堵牆較矮；正廳里還住得有一群特務。院裏的牆卻高過屋脊；牆那邊，可能是另一家。南方比較闊氣的房屋建築大都是這樣的。看來，“走壁”是不可能的。但是上房，從房上翻到臨街的牆上，我以為是可能的。臨街的牆通常與正面屋檐差不多高，約一丈的樣子。只要爬上牆頭就可以跳下去。或者還可以把隔柵門移到那邊，權當梯階，爬下去。自然這都有危險，但或者可以走出這間牢房。應該不計生死成敗，豁出去試試。我把這想法告訴了馮達。他不是一再許願要幫助我逃走嗎？而且我假如要走，連他也瞞住是不可能的。馮達以為不容易，但同意試試，並且決定要與我一同逃走。

一天夜晚，半夜，萬籟俱寂。小牆門外邊傳來陣陣鼾聲。我和馮達輕輕把茶几搬到院子裏。把那隔柵門抬在茶几上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隔柵門靠到屋檐邊。我說不出的歡喜，先爬上茶几，然後一步步跨上隔柵門的窗格子，格子吱吱咔咔地發出微微響聲。現在我站得高高地，壓不住心裏為能離開這牢房所激起的跳動。我以為很容易就能上房了，誰知屋檐外一溜水槽，薄薄的一層洋鐵皮，很寬。隔柵門上邊的橫木靠近水槽，但我只能站在門格子上，離水槽還有一截，要越過水槽，爬上房去，還是夠不着。鐵皮水槽搖搖晃晃，叮叮哐哐，看來它承不住我，我守在這裏，上不能上，下不願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我心慌，出汗，真想跳下來摔死痛快。在茶几邊扶着隔柵門的馮達，輕輕地連聲問道：“怎麼了？怎麼了？要不，你下來，讓我上去。”我無奈只得一步一步爬下來，把情況告訴他。正當他準備爬上去的時候，小牆門外傳來咳嗽的聲音，而且原來從兩扇門縫中透過來的亮光一下沒有了，是不是有人在窺伺？我們怕被人發現，趕緊把隔柵門抬下來，把茶几搬開，急速離去，躺在床上。我一直注視着小門。隔了一會，從門縫裏又透出燈光，幸好他們沒有開門進來。這時我已筋疲力盡，只得幫馮達把隔柵門輕輕抬回原處。以後，我們並不死心，接連再試了兩次。但馮達也無法越過水槽爬上房去。逃走的計劃不能實現了，我失敗了。

九死也不容易啊！

人，一個人的最大苦悶，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中感到自己已經無能為力和無所作為。我成天問自己，我還能做點什麼呢？怎樣能做出最後的一點貢獻呢？除此以外，對生活我一無感覺。看書，書上寫些什麼，我不清楚。白天，我不覺得熱，夜晚我不覺得涼。馮達也好，看守也好，於我都無關係。我的過去，引不起我的悲苦；我的將來，引不起我的幻想。我想：我只能用鮮血來洗刷潑在我身上的污水，用生命來維護黨的利益。我死了，是為黨而死，我用死向人民和親人宣告：“丁玲，是清白的，是忠於自己的信仰的。”我只能這樣，用死來證明我對黨的忠誠。

可是，怎麼死呢？屋裏的電燈吊得那麼高，緊緊釘在天花板上。原來早就裝上了電燈的，我剛來時沒有電，一個星期以後才通電，可能是為了演演戲，故意那麼安排的。想觸電是不可能的。看來我只能用中國可憐的婦女姊妹們通常採用的最原始最方便的方法，上吊。我的那張床是一張大的雙人床，四周都是木柱，床柱與床柱之間架着橫木，原來為了掛帳子的，現在只有這個可以利用。於是在一個更深人靜的夜晚，我悄悄坐在帳子裏，把一件連衣裙撕成碎布條，把它編成粗布繩子。馮達緊緊捏着我寫的一封簡短的遺書，遺書上說明我不得不自殺的原因。馮達勸我不要這樣。我卻希望他活着，無論如何把我這遺書交給黨，交給一個可靠的人轉交。後來他坐在院子裏的台階上哭泣。我的心很橫，一點不為他的懺悔和他表示的痛苦所動。

繩子編好了。我抖抖它，拉拉它，覺得還合意。我望一眼仍然坐在台階上的馮達。他曾經多麼傷心地攥着我，捶打自己，他曾經是我的愛人，我的丈夫，現在卻只是一個路人，離我那麼遠遠的。痛哭有什麼用？是的，他曾說過，他應該死去，而我應該活着。但我怎樣活呵！現在是我死去，我求他活着。因為我認為他是我死的惟一的見證人。他在那裏哭，而我沒有一滴眼淚。我要離開這人世了，我要走了。人世的一切，對我都無所謂了。永別了，我的同志們呵！我的親人們呵！請原諒我，這是我惟一的一條路呀！我冷靜地從床上溜下地，把凳子放在床頭。我站上去，把繩子系牢在橫木上。我望望屋子，很不明亮，有點灰灰的。我望一望用連衣裙編的繩子，是淺藍色的。我把頭伸進了繩套，又把它緊了一緊，然後我心一橫，咬了咬牙，蹬開了凳子。我聽到了凳子倒在地上的砰的一聲，我立刻感到氣堵，憋得難受，更感到身子在往下墜。不一會兒，我別的什麼感覺都沒有了，只仍感到身子在往下墜，往下墜。好像在兩山之間，好像在棉絮中，好像在泥土中往下墜，往下墜，越墜越快，要墜到什麼地方去呵？然後，我墜到一個無知覺的深洞中，然後，我失去了一切知覺。

怎麼，我好像到了一片空虛幽深的境地，我又從遙遠的一片幽深的地方慢慢有了一絲一縷的感覺。這感覺如此微弱，如此戰戰兢兢，如此凄苦，如此痛楚。我無法制止，而且慢慢清晰起來，愈清晰，我的感覺愈深。我的感覺愈深，就愈加清晰。天呵！我怎麼還沒有死，還留在這痛苦的人間！

昏黃的燈光，首先照人我的眼帘；抽泣的聲音送進我的耳底。我厭煩地環視周圍，那根藍色的布繩還拖在床邊。我伸手去拉，那一頭正壓在什麼地方。呵！原來我身旁正伏着一個人。我想一定是這個人把我放下來的。我本來已安然歸去，你為什麼這樣殘忍，還要把我留在人世，到底為了什麼？馮達哭喪着臉訴說，你蹬踢得厲害，動靜很大，我不忍心呀，又怕驚動了看守。這時我心如刀絞，渾身酸痛。慢慢地酸痛蓋過了心痛。而頸邊又感到刺痛難忍，我想回過臉來，卻扭不過來。無須鏡子，我知道在頸項的兩邊，留下了長長的紫色的傷痕。我是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癱在床上，絲毫不能動，我等着另外的最難堪的時日的到來。

十顧順章的出現

我躲在帳子裏睡了一個星期。表面上我說頭痛、肚子痛。看守給我拿了一點清涼油，每天三餐給我送點麵湯、稀飯。實際我是休息，更是躲人，我不能讓看守發現我脖子上的紫痕。過了一個星期，我的精神稍稍有些恢復，能起床了，但我仍用一條毛巾圍着頸項，假說我仍有點咳嗽，保護氣管。只在這時，我才十分深切體會到我的確是無所作為，無能為力了！只能任人宰割了！逃既不成，死又未遂，我心力俱瘁，還有什麼力量來重複這種絕望的行動呢？我即使能逃到街上，也會被劊子手們打死，國民黨可以大造其謠，使我含冤莫白。即使馮達不把我放下來，我真就這樣死了，我對得起生我養我的寡母嗎？對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來惟一的幼兒嗎？對得起一切對我友好、對我懷有希望的同志和戰友嗎？我丁玲在敵人的魔掌中就這樣認輸了嗎？我決不甘心。這時我對一切充滿着仇恨，無法解除的仇恨。我苦苦思索：我究竟該怎樣才能脫離這魔掌與苦海，才能有一絲希望？我怎樣衝破黑暗，在黑暗中找到一條縫隙，從這條縫隙中能重見天日，哪怕只是一縷陽光？

時間過得真慢，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捱着，不覺暑熱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記不清是哪一天，大約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時候，看守忽然拿進幾樣禮物，什麼水果點心之類的，說：“這是後邊王先生送給你們的。等一會他要來看你們。”王先生？記得剛來這裏時就曾有一位王先生要見我，後來卻又不提了。那時我也沒在意，以為反正是隨便編的一句鬼話，管他什麼王先生、張先生！現在，果然有一位王先生，他先送了禮物，然後再來看我，這位王先生到底是何許人呢？他要來幹什麼呢？

一會，看守領進來一個人。這人五短身材、身板結實、動作伶俐，兩個圓圓眼睛，很有點神采。他沒有架子，非常隨便的，好像常來常往的熟人那樣說道：“許久以來都想來看看你們，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時間了。我想你們一定覺得太悶。”他看見我不知如何回話的樣子，便自我介紹道：“我現在的處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實際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來看你，別無他意，只是想來為你們解解悶，你放心好了。”這王先生是一個什麼人物呢？他來這裏正在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這是我在二十多年生活中從未遇到過的人物，我警惕地望着他。他看見我不說話，便也未多說，隨便的告辭走了，他令人感到以後他還會再來的。這王先生到底是什麼人呢？

後來還是看守告訴我們，我怎能不為之大吃一驚呢？原來他就是顧順章，一個頗有點名氣的共產黨的大叛徒、國民黨的大特務！關於他的事，我過去聽到過一些，新聞紙上也為他大吹過。他是一個複雜的人，不是我這麼單純的人所能理解的人。但我心裏清清楚楚，他是一個大壞蛋。而且自然也明白了，這群看守、這群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都是他的黨羽、部下，他現在的出現顯示了國民黨對我決不會善罷甘休。

顧順章果然接着又來了，他對我的冷淡，好像毫無感覺似的，好像他只是來這裏找一個老朋友聊天，講他過去開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講他帶魔術團四處跑碼頭表演的事。開古玩店的確是一個比較容易隱蔽的行業，誰會料到那些來買賣字畫陶罐的人竟是共產黨員呢？玩魔術也是一樣。玩魔術、變戲法在舊社會，一般都認為是走江湖混飯吃的，哪裏會聯想到革命和共產黨呢？顧順章又來過，每次來都擺出同我們是老鄰居，像串門的樣子，在我面前玩魔術，拿幾個乒乓球玩，一個變兩個、變三個、變四個、變五個……又拿幾塊紅綠綢子，紅變綠、綠變紅、有變無、無變有。也玩香煙，點燃的香煙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來。他常來，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態度多麼冷淡，他好像不懂這些，不在乎這些；來了就講一點社會新聞，他對社會人情講得頭頭是道。他講生意，講買賣，顯得精明；他玩魔術，手法乾淨。他也講他的歷史，掩飾自己，說他並沒有出賣共產黨。說黨對他發生了一場無可挽回的誤會。他裝出一種不怨天，不尤人的樣子。他還講他的將來，說將來要退出政治舞台，到農村去，興辦農場、講求實業，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來，他也在觀察我。有一天，他在外邊廳里催眠一個看守。我不懂催眠術，但那個看守的確被催眠過去了，他完全依從他，聽他的命令，做他平日所不能做的，一個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隨後這個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動彈，一點也不知道他被催眠過去后所講過的話和所做過的事。這種情景是令人心驚的。但我對顧順章說：“你不能把我催眠過去，因為我不相信你。我對你的一套方法，你所施展的那些能耐，我壓根不聽！”他只得說：“如果你是這樣，我是沒有辦法的。催眠一個人首先得他相信我，聽我的。”我過去聽說過，有的時候，國民黨特務抓去我們的同志，除一般刑具外，也用電刑，有時還使用催眠術來取得口供。但我自忖，我雖然冒着危險為黨工作，可並不知道黨內什麼重要的機密，萬一經不起催眠術，我失去知覺，不能自制，頂多說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左聯的黨團書記。這些，國民黨不是早就知道，而且還有意開脫過我說“你又不是共產黨員嘛”。我說是，不過是一死；我說不是，也仍是一死。因此我泰然處之。過了幾天，顧順章來閑聊時說：“國民黨殺你，沒有好處，不合算。現在外國人為了你在同國民黨打官司。國民黨也不敢放你，怕新聞記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個證據，你是在租界上被他們抓來的。實際他們在租界上也不只抓過你一個人，抓的人多着呢。外國人認為侵犯了他們的治外法權，早有意見。而你的事被鬧出去了，外國也知道了，外國一些作家名人打電報來反對國民黨抓你，要釋放你。你有名氣，事情鬧出去了，外國人臉上也不好看，所以要和國民黨算賬，他們有一陣子價錢要講咧……”

我不必追問，這些話我已經聽到過了。自然，他說的“國民黨殺我是不合算的”這句話還是打動了我，國民黨抓我，殺我，關我，都得不到他們希望得到的東西，我想是的。但是，難道國民黨只殺於他合算的人嗎？胡也頗有什麼必要殺的？左聯五烈士有什麼必要殺的？蔣介石早就說過：“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走一個。”反正落在人家手裏，是不會有安全感的。顧順章說這些話的時候，不是同我談判，也不是徵求我的意見，只像不經意的閑談，淡淡地提了一下，便又放過去了。

過了幾天，顧順章又提到這一點，還加了幾句：“老關在這裏是毫無辦法的。我的處境同你們也有相似之處。我想，只要有一絲自由，我就能活動，就能遠走高飛，我為什麼要困在這裏？”他好像真在說他自己。

我心裏明白，像他這樣的叛徒、特務，在國民黨那裏，的確是永遠得不到自由的。他說想辦農場等等，無非是騙人或者只是騙騙自己的鬼話。但是，我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無愧地回到黨里去的。只要我有一點自由，我真的就可以遠走高飛。如果我長期被密封在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窩裏，的確是毫無希望的。我捉摸着如何才能改變一下關禁我的形式。我要求把我關進正式監獄，我以為去坐牢我就可以爭取公開，可以和獄內的同志們和外面黨取得聯繫。但他們置若罔聞，毫不理睬。看來這一條是無法辦到的了。那麼，我可不可以設法使他們對我有一個比較放鬆一點的監禁？只要爭取到一絲縫隙，能從這縫隙里透過一縷新鮮空氣，一線明媚的陽光，只要有一點點，就可能生出一點胚芽。發了霉的生物都能長芽，那麼我能不能找到機會讓我的生命生髮出一點點幼芽呢？一切都需要有胚芽，有了芽就能生長，有了芽才能有希望成長。我現在被關在密封的罐子裏，沒有一絲空氣，也就沒有一點生機。於是我整天琢磨，我幻想我母親到了上海，我幻想“他們”在同國民黨打官司，而且一定在公開抗議，如為被捕被禁的牛蘭夫婦，為廖承志、羅登賢等同志那樣的呼籲援救呢。他們會不會為我請一名律師，爭取找保釋放呢？這些事過去在別的同志身上都曾有過的。我有時很興奮，但有時又很頹唐。我明白這都是幻想，因為我不是關在監獄。國民黨一直不敢公開承認逮捕了我，他們怕引起糾紛，怕得罪外國人，他們會死不認賬，那麼他們不會放我，也不會把我轉送監獄。難道我就真的只能枉死在這間陰冷的廳子裏嗎？我輾轉思索，這時脖子上的兩條紫痕雖然已經平復，可是我心中的傷痕，每天都要烙得我心疼。

十一欺騙敵人是污點嗎？

一天，顧順章把馮達找去談話。回來后馮達說：“丁玲！過去我犯了錯誤，把家裏地址告訴了別人，雖不是存心，事實上等於出賣了你和梓年，這成了我一生中無法挽回、萬死不贖的罪過，我是沒有前途的了。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我眼看着你自殺，本來應該是我死，而你卻去尋短見，我怎能不痛苦？我惟一的希望、惟一一點要活下去的意義，就是想能幫助你得到自由，你能回到黨里去。我以前不願我們分開，現在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我們命定了要分開的，一定得幫助你回去。我呢？你什麼時候走了，我就什麼時候走。我無別處可走，只好回廣東老家。只要你還不自由，我就留在你身邊。我對你沒有要求，我知道你不會再愛我，你對我只有恨。但我希望你能懂得，我實在也不好受。一切都是我的錯誤鑄成的，我只能怨我自己，恨我自己。適才顧順章找我談了一個問題，如何放你的問題。我簡截地告訴他你的態度。我說你寧可死，決不會接受他們提出的任何條件。你放心，我決不會有什麼事瞞着你。如果我現在還要背着你，同他們一夥對付你，那我成了什麼人！別的不說，我們到底曾經有一年多的夫婦關係。”

我說：“揀重要的說吧。你說他們怎麼說的，我該怎麼做。”

他說：“顧順章還是那麼說，國民黨不想殺你，殺你的確不合算。他們對你同對其他人不一樣。他們自然希望你自首，站到他們一邊，替他們做事；你自然不會幹，這他們明白。但他們也不會放你，至少是現在不會放你。他說他個人認為，你不妨表示一下，可以歸隱，歸隱回家養母。實際歸隱也可以說得過去，無害於人嘛，就說在家鄉找一項工作，平平安安過日子。”

馮達又說：“我已經做錯了事，我決不勸你、不拖你下水；你會以我為戒；但我也想，你的社會地位同我不一樣。國民黨對你同對其他共產黨員不一樣。徐恩曾說你不是共產黨員，暗示了他不願把事弄僵。這是他給自己留的一個台階，也是給你一個台階。自然這個台階不容易下。只是，我以為老是想死，在毫無希望中想死也沒有意義。難道就不能想一點點活的路子嗎？只是不要像我，把回家的路切斷了。”

我對馮達的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我認為他怕死，想委曲求全。我卻抱定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

但我的心卻也不能不有所動。遇到困難，總得想出辦法克服困難。為什麼不利用條件，準備條件，想盡辦法爭取保持清白，活着出去？難道只有死路一條？我並不怕死，我已經死過一次了。但活着才能繼續革命，表明心跡。天下那樣大，我生得有腳，難道我不會走嗎？如果國民黨真的讓我回家鄉，回湖南，總算比較自由了，難道我就不能再離開湖南，遠走高飛嗎？我既然已經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就不會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不會暴露自己真正的政治身份，更不會在國民黨面前說什麼“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呀”那一套，我不會講出同志們的住址，更不會出賣同志、連累同志。我說回家養母，有什麼不妥呢？誰無父母，誰不養母？又是孤兒寡母！也可以回家，回家了什麼時候都可以再離開家嘛！但對國民黨我決不能輕信，我這樣做了，他們也未必就會對我善罷甘休。這樣的戲，他們演得多了。到了晚上，馮達又說：“我想過了，對國民黨為什麼不可以欺騙呢？你寫張簡單的條子，不要給他們留下什麼把柄，有什麼不可以呢？等離開這裏以後，再想別的法子；兵不厭詐嘛！我看，你可以再考慮一下。”

我想，我可以考慮一下，應當仔細考慮，我反覆思索了好幾天。我想，對付殺人如麻、詭計多端的國民黨反動派，革命者為什麼那麼老實，不能欺騙呢？但是敵人比狐狸還狡猾，我用什麼辦法能騙過他們呢？怎樣既能欺騙敵人，同時又不傷害黨、不損害革命利益呢？怎樣才能使自己繼續回到革命的大路呢？我應該繼續跟敵人周旋，可以採用新的辦法跟敵人周旋。只是自己的社會經驗太少，能力有限，得千萬小心，要不授人以柄，不能傷害黨、不能連累他人。

最後，我決定同意，可以寫一張條子給他們，大意說我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出去后居家養母。我想，這樣如果真能騙過敵人，我便先回湖南，以後再設法出來，就可以遠走高飛，回到同志們中間，一時留在湖南，也一樣能繼續革命。我這樣寫無損於一個共產黨員的清白，也沒有斷絕自己繼續革命的道路。顧順章拿來了一張八行信紙那樣大的一張白紙，我就在那上邊寫了“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還加了一句：“未經什麼審訊。”這一句是按馮達的意思加的，表示我沒有受刑，這張紙條不是刑逼出來的而已。我當時和現在都一直認為我寫給國民黨的這張紙條沒有什麼價值，既不是叛變、自首，也不表示動搖、妥協。對敵人來說，這沒有什麼用處。對我自己，則可能是擺脫敵人的一種手段。因此，我相信，只要設身處地、客觀地細想一下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我的困境，便不能藉此說我有什麼問題，更不能就此責備我有什麼政治問題。以後無論旁人怎樣說、怎樣論定，怎樣揪住不放，我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錯事。一九八四年中央組織部在對我徹底平反的文件中也說：“丁玲同志這個‘申明書’只是為了應付敵人，表示對革命消沉態度，沒有誣衊黨、泄露黨的秘密和向敵自首的言詞。”一個星期以後，顧順章傳話說，明天可以動身，回湖南去。我趕忙問是不是恢復自由，由我自己回去？顧說：“派人送你去。到了湖南再放，就自由了。”我立刻明白，我並沒有自由。而且我明白，他們想把我轉移到湖南；到了內地，不只是沒有自由，而是在地方軍閥的封建黑暗專制統治下的更不自由。我回想馬日事變后的湖南大屠殺，那暗無天日的生活，比地獄還壞，還黑暗，還殘酷。我在南京，是所謂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國民黨擔心我會揭露他們在外國租界非法綁架的罪行，更顧慮社會上還有人主持正義，進行聲援營救。如果把我押送回家，落在湖南內地軍閥的陷阱中，我休想能活着脫離魔掌。於是我斥責國民黨的欺騙無信，堅持要在南京就地釋放，堅持讓我自己回湖南，堅決拒絕國民黨派人押送。這樣僵持了幾天，我天天罵國民黨不講信用，顧順章也不再來我這小院了。又過了幾天，他卻又來傳話，希望我能理解他們的難處，他們決定送我和馮達同上莫干山。我說，天氣都冷了，已經到陽曆十月上旬了，這個時候去莫干山幹什麼！但這是國民黨單方面的決定，不是談判，沒有商量的餘地。我賴着不走不行，罵也無用。三四天後只得動身了。國民黨為了要加緊對我的防範和監視，決定在冬天把我禁錮在與世隔絕的莫干山上。看來他們對馮達也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在押送人員中，除了那些看守外，還增加了另一對夫婦。在一個還不亮的清晨，我離開了王公館。影影綽綽中我走出了一扇巍峨而並不輝煌的舊的大門，像五月十四日在上海崑山花園路和五月卅一日半夜在南京的旅館一樣，我被一群人簇擁着塞進一輛轎車，離開了王公館。那位王先生早已悄然隱去，再也沒有露面了。

十二莫干山的冬天

汽車圍着太湖繞行，我無心觀看車外的景色，一點也不理會什麼“避暑勝地”。我的欺騙手腕沒有成功，敵人比我想像的狡猾得多，但他們押送我到湖南的計謀也沒有成功。我們還要較量下去的。現在我從南京一個陰冷的禁錮地轉移到杭州的一個凄涼的禁錮地。我每次被迫坐上這小轎車，就感受到壓迫。轎車就像小時候看過的小說上描寫的囚車。這囚車比古代的囚車更堅固，更靈便，更可恨。古時綠林好漢可以劫法場，打碎囚車救出同夥。而現在要從這車裏劫走“犯人”卻要難上千百倍。一路我禁不住胡思亂想，憤恨難平，不知什麼時候到了山下。很多年後，我才得知，原來這莫干山當年便是國民黨藍衣社培訓特務的營地。

那山勢陡峻，上山下山只有一條路，路口有哨卡。過了哨卡，我換坐一乘軟轎迤邐上山。上得山來，拐進一個小山坳，這裏有幢獨立的小洋樓，樓前一塊小草坪。樓內正房是兩樓兩底。我和馮達住樓上的一間正房，另一間由同來的那一對夫婦住。樓下有一間客室。樓內原來就有廚師、用人。表面上這些是看房子的，收拾房子的，其實都是我的“監護人”。這天在客廳後半截吃的晚飯。吃飯時我一言不發，像剛到王公館時那樣消沉。這裏雖然沒有那陰森恐怖的場面來威脅刺激你，但前途也確像高山上的深秋一樣，涼嗖嗖地等着暴風雪的來臨。一切都與我無關、無緣、無情。我對一切便都冷漠視之。

這一帶的小洋房都是單獨的一小幢一小幢。從我們住的屋裏可以望見遠處那些隱約在樹叢後邊的紅色的綠色的小樓屋的一角。看房子的人說，在這裏避暑的遊客早都下山走了；山上一條最熱鬧的小街上的小店，那些賣冷飲的，賣食品的、賣手工藝品的、賣百貨的全都關了門，門上一把鎖。太陽雖然有，但因兩邊都是山，太陽很晚才出來，很早就下去了。看房子的還告訴我，再過一個月就要封山了，大雪封山交通就斷了。他們正忙着從山下買菜，在山上運柴；還在樓下客廳里安上了一個鐵桶似的爐子，再過幾天就要用木柴燒起爐子取暖了。在這裏，白天我只能獃獃地坐在院子裏，遙望那煙霧朦朧的遠山和那由綠變黃的山谷，痴痴地追蹤那翱翔盤旋的蒼鷹。許久許久，從被捕以來強忍着未曾流出的苦澀的淚水，常常潸然掛滿一臉。上山後才穿的一件趕製的不合身的棉袍的下襟裡子，每天被淚水濕透了一層又一層，深灰的布面上全是一團一片的褪了色的漬印，好像是一塊染壞了的舊布。我一生的凄苦生涯，我的艱難困危的掙扎卻一起湧上心頭。我整天坐在這初冬的寂靜的高山上，嚮往宇宙中的一切。萬物皆自由，惟獨我被困在這離地面一千公尺以上的山上，像希臘神話中的那些受罪的神。我的心像滾油在沸騰在熬煎，但我卻只能沉默無言。我要喊、要叫、要撞、要衝擊！但又什麼都不能，只能讓淚水像涓涓的苦泉，一個勁地往下流，滴在衣襟上，滴入泥土裏，到夜晚就又把枕頭、被頭浸濕。

來到這裏，我曾幾次抗議把我囚禁在這寒冷的高山，還禁止我出門。最使我心煩的便是一日三餐得陪着那位增派來監視我的、使人厭惡的從蘇聯回來的叛徒。後來他們才允許我能在山上各處走走。我自然又萌生了非分之想，每天都到外邊遊逛。先是那從蘇聯回來的叛徒緊緊跟在後邊；後來我與馮達常常不等他們，不顧他們，自己往外走。走到山上，又走向山下。但不須走多遠，總會有一位用人忽然從哪個竹叢里鑽出來，笑嘻嘻地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每天都不顧疲勞地上上下下，卻總也找不到一點機會。儘管我明明知道下山的路上是設有關卡的，即便我到了山下，也仍然走不出去；即使能偷着出去了，也會在公路上被抓回來。這裏山上山下，四面八方都安得有密密的電話線路，我能走到什麼地方？能躲到什麼地方？

天氣慢慢冷起來，十一月初山上就下雪了；不下雪的時候，也常常是雲霧瀰漫。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擁被而坐，喝點白開水，翻翻舊報紙。樓下客廳里的火爐燒得很旺、很暖和，可是我不願意同那位叛徒促膝而坐。南京來的那群看守雖然粗野、無知，但還可以以人視之；這位高等看守，雖然吃過麵包、讀書識字，也能談點政治時事，如當時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或者共產***人的傳說逸聞，但實在鄙俗不堪。我感到他的靈魂太醜惡，令人難受，聽了他的一些言詞就像吃了蒼蠅似的只想嘔吐。因此我整日整夜都呆坐在樓上屋裏床上，以淚洗面。

馮達曾是我的愛人，但近幾個月來，我都把他當仇人似的看待。現在，我被隔離在這陰森的高山上，寒冷不只凍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絹，杯里的茶水，也麻木了我的心靈。我實在需要一點熱，哪怕一點點。一點點熱就可以使我凍得發僵的腳暖和過來，一點點熱，也可以把我凍得死去的心暖活過來。這時我根本沒有什麼愛、什麼喜悅，我整個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間還有一點點熱，就讓它把我暖過來吧。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到底也還是一個人，總還留有那麼一點點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慾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個冰冷的全無生機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凍僵了的心，緩解了我對馮達的仇恨。在這山上，除了他還有什麼人呢？而他這時只表現出對他自己的悔恨，對我的憐憫、同情。我只能責備我的心腸的確還不夠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應該恨之入骨的人所伸過來的手。誰知就由於我這一時的軟弱、麻木，當時、以後竟長時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責與辱罵，因為我終於懷了一個孩子。我沒有權利把她殺死在肚子裏，我更不願把這個女孩留給馮達，或者隨便扔給什麼人，或者丟到孤兒院、育嬰堂。我要挽救這條小生命，要千方百計讓她和所有的兒童一樣，正常地生活和獲得美麗光明的前途，我願為她承擔不應承擔的所有罪責，一定要把她帶在身邊，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隊伍里。這是我的責任，我的良心。哪裏知道後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竟成了一條“罪狀”，永遠烙在我的身上，永遠得不到原諒，永遠被指責。甚至有時還要加罪於這個無辜的女孩身上，讓她從小到大，在心上始終劃上一道刀口，好像她應該低人一等，她應該忍受一些人對她的冷眼和歧視。我有時不得不長嘆：“這人世實在太殘酷了，怎麼四處都像那個寒冷的凍僵人的冰冷的莫干山的世界呢？”自然，我這樣說也許是過分了的。當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我對陳雲同志、任弼時同志、周恩來同志先後陳述這段歷史時，他們是諒解的。恩來同志還說，你要幫助那些不熟悉白區情形的同志了解情況；你們原來是夫妻，那時實際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經歷過國民黨的恐怖統治、在我們黨組織部門工作的同志們對此是容易理解的。他們都曾為此黯然良久。他們說：“這是很難怪你的。”因此在我的心上永久嵌着這些同志的名字。

那一對和我們一同上山，派來監視我們的夫婦當然看得出我一天比一天憔悴、頹唐、沉默，而更可能他們也熬不過這嚴寒的日子了。山上雪下得很大，那些挺拔直立的竹子都被壓倒，橫躺在地上。菜蔬也一天一天困難。那吃過蘇聯黑麵包的傢伙原來有肺病，以為監護我上莫干山他自己可以撈到療養的機會，誰知時令不對。他天天嘮嘮叨叨，說咳嗽加劇了。這以後有一天，他宣佈第二天啟程回南京。果然一切都準備停當，人夫轎子，護送人員……在一片耀眼的雪光中，這個行列一步一步踩着一尺多深的積雪走下山去。

是快過陽曆年的時候了，我擺脫了那著名的避暑勝地。

十三該讓母親來南京嗎？

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還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滿地潮濕泥濘。我又冷又倦，縮在轎子裏，蜷在車子裏，任它顛顛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為我生病了，以為我快死了。過了一天一夜，我被送回到南京城裏的一戶人家，一戶普通的住宅。介紹我認識房主人時，說是姓曹，稱曹先生，高高個兒，像一個買賣人，很穩重的樣子。他客氣地對我說：“委屈你暫時在我這裏住幾天，房淺屋窄，照顧不周，有什麼需要，告訴我們一聲，我太太會替你辦。”我這才看見在他身後還站着一個微微有點發胖的中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說道：“這院子裏你什麼地方都可以坐坐玩玩，只是不好出大門。嘿嘿，這我們有責任，我們擔不起，這條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難的。”我心裏明白了，這裏仍舊是監禁，只不過稍稍換了一點形式。這時，押送我們回來的那伙人好像已經把物件都移交給屋主人似的就走了。這一對曹姓夫婦便把我們引進一間房子，一間新的牢房。

這間睡房是這家院宅倒廳的側屋，通廳子的門從外邊鎖上了，進進出出得走廂房。廂房沒有住人，就成了過道。廂房有一個門道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婦住的。門上掛着門帘，我從來沒有窺探過。也許這個門從那邊鎖着的，根本也走不過去。廂房外是天井，上邊一小塊天。天井前邊是倒廳，走過倒廳是屏門，再走過屏門就該是大門了。在平常這是多麼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後邊是堂屋，堂屋後邊的後院，大約都是南方老式屋子的式樣，後房啰、廚房啰、下房啰、後天井啰，這都在我的視線以外，我也無心去走訪。

那個曹太太好像很能幹，她自己到我房中來端飯送水、掃地、抹灰，也不支使她家的娘姨。我每常看見她家姨娘把飯菜送到堂屋，再由她親自給我送來。她家還有一個老太太，不知是姓曹的母親還是岳母，她整天不說話，只坐在堂屋裏守望着。還有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好像很安於寂寞，放學回來就獨自一人在堂屋裏或天井裏玩耍，偶爾站在廂房通到我房間來的那門邊，好奇地看看我們，像看動物園裏的老虎似的。一招呼他，他回頭就跑。

我終日坐在屋子裏，從一扇小玻璃窗中望望天，或者從窗帘后看着堂屋裏。這一家人，兩夫婦、一老、一小、一仆，都像很有禮貌的人。他們不來盤查我的來歷，我也無須了解他們的底細。每天碰幾次面，點點頭，疏疏落落，客客氣氣，倒也安靜。陽曆年過去了，我們是年前到的他們家。陰曆年又過去了。大約因為家裏住了我這樣的客人，他們家過年過得真冷清，小孩放了一掛小鞭炮，年三十他們只吃四盤菜，也給我們分了一些。他們自己不出門，也不見一個親戚客人來賀年。我心裏明白，要從這裏出走是困難的。他們還閃閃爍爍告訴我，巷子口上安得有人，這絕不是假話，不是為著嚇唬我才說的。這時，半年多來，受種種折磨刺激，我的確病倒了，天天晚上發燒、失眠，像感冒，也像瘧疾。馮達也成天咳嗽，整天都有低燒。這年三月間，在被捕之前，他已經發現患有肺結核，原打算請假休息一個時期，從良友圖書出版公司要來的二百元稿費，就是為他治療肺病準備的，可是現在我們誰也不願說。我們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對方的身體在一天天垮下去，可是說又有什麼用？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熬着、等着。

靜中也仍然不能不思動，我不免總還要抱着沒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因為國民黨曾幾次改變監禁我的地點和一些形式，我便幻想是否可能還會有所變動。如果我能走出大門，如果我能夠發一封信出去，如果我能爭取到這位曹太太的一星半點的同情，對我生點惻隱之心，或者我能爭取他家雇傭的娘姨替我跑一兩次腿，不是很好嗎？

我耐心設法主動地同他們接近一點。當曹太太到我房中來時，我留她坐一坐；當她的孩子站到我房門口時，我也逗逗他，問問他的學業成績；我有時也跑到堂屋去和那位老太太搭訕幾句。但不行，一切嘗試、努力，都落了空。我不得不承認，國民黨的這些雇傭人員都是經過選擇，是愚頑可靠的人。他們對我守口如瓶，不露一點口風。那個曹先生整天不在家，晚上回來也只關在他們自己屋子裏。我知道同他談什麼都是沒有用的。他無非是國民黨調查科下的一個小走狗，一個忠實的奴僕爪牙。他既無權、又無能，也沒有膽量為我做一點小事，那怕是給我通一點風、報一個信。他現在不糾纏我，不在我面前裝腔演戲，就算夠好的了。我在這裏比在王公館時安靜多了，我依然是一名未經判決的無期徒刑囚犯而已。

三月的一天，曹先生忽然喜氣洋洋地走到我們房裏，笑眯眯地說：“徐科長吩咐我們替你們收拾房子，說要給你們自由，你們自己過日子。他們還說派人去湖南老家，把你們老太太接來。要是老太太能來，那就最好了。”他還問了一些關於我母親的年齡、生活現狀等等，語氣中都表示他個人對我和我母親的同情。這是兩個多月來從他那裏得來的惟一的一點消息。

這是好消息呢？還是壞消息呢？說是好消息，是我可以見到久別的母親，我可以從母親那裏知道一點外界朋友的情況，我還可以藉助母親，設法同外邊的朋友、同志聯繫，把我的真實情況透露出去。但也可能這是壞消息，就是國民黨把我母親也抓來南京陪我坐牢，至少是想把我母親當成人質。我一個人如果要跑離南京是比較容易的，但我怎麼能背負着老母親一同逃跑呢？何況還有四歲的麟兒。麟兒生下來兩個多月爸爸便被國民黨逮捕，不滿一百天，爸爸便被慘殺。我忍痛把他送回湖南，交給我母親撫養。現在我母親如果隻身來南京看我，那麟兒將寄養在哪裏？我們在家鄉，早已沒有一個親人了。母親如果把麟兒也帶來身邊，我怎能忍心把也頻的親骨肉留在屠殺也頻的國民黨劊子手們的魔掌里！母親無論怎樣是不能來的！他們可以餓死在湖南，流落在湖南。只要他們不死，或者會有那麼一天，我的同志們會有人去幫助他們、救濟他們。我輾轉反側，坐立不安。最後，我認為我母親不是一個普通的母親，不是一個平凡的女性，她既有能耐來，就一定也有能耐離開。她在家鄉多少能了解外邊的一些情形，我相信她能夠理智地權衡得失、利弊。我為什麼不相信她呢？她是經受過大災大難的，她受過生活的嚴峻考驗，她是堅韌不拔的。我應該相信她，我應該以有這樣患難中可以依賴的母親而自豪。我應該相信她。

過了幾天曹先生又來打問我的意見了。他像很有把握地、輕鬆地說道：“你們有很久很久沒有見面了吧。老太太總會十分思念你的。她會很希望來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更好了。”我又開始了各種揣測。到底要不要母親來一趟呢？若說國民黨想就此把我母親拘留起來，那是沒有絲毫理由的。但是，母親真若來了，國民黨是要把她作為“人質”的。我同意讓母親來作為我取得某種自由的“人質”，那未免太自私、太殘酷了。何況國民黨至今沒有肯定地說放我，完全恢復我的自由，只含混地說是可以自由居住，仍只限定在南京。我何時才能達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完全自由的境地呢？母親啊！你在苦難中的女兒是多麼想念你呵！我到底應該何所適從呢？

過了兩天，在極度矛盾中，我寫了一封短訊，給我的母親。信中大約是這樣說：“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現在有一個機會，你如能來南京一趟，我們或可相見。但這裏能否適應，請你仔細定奪。”命運究竟如何，小船將怎樣航行，將遇到什麼風浪，我一點把握都沒有。我只是輕率地把選擇留給我母親。但我實在無從考慮，這有多大風險，這群魔鬼到底又在打什麼算盤。但我抱着一個堅定的信念：“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得爭取自由，爭取脫離南京。時間可能會長一點，路途也會迂迴曲折，但我的決心決不改變，我的願望一定要實現。”

十四母親呵，我感謝你

四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曹先生家忽然熱鬧起來了。他家門口停了兩部馬車，進來了兩個人，說是來接我們的，曹先生也陪着。等我上了馬車，曹先生才神秘而且有趣地輕輕告訴我：“現在我們去輪船碼頭，令堂老太太乘坐的輪船快到了。”

我真沒有想到她來得這樣快，雖然我曾經寫過一紙短簡，但事情的確來得太快，我思想上還沒有一點準備。母親真的來了，我將對她說些什麼呢？她總該有點精神準備吧，她將對我說些什麼呢？我真有點昏頭昏腦，我坐在馬車裏胡思亂想，又像什麼都沒想。我什麼時候到的碼頭，我怎樣走上了一隻擁擠的船，我幾乎是毫無知覺的。終於我被引進一間船艙，我看見了一個老婦人，一個十分蒼老憔悴的老婦人。呵！這就是我的母親，這是我母親嗎？

老婦人一下撲在我懷裏，兩手緊緊把我抱着，眼淚像泉水，像瀑布似的掛滿一臉。但我怎麼也感覺不到這便是我那慈祥、嚴肅、可親的母親。但這絕對不是旁人。細看她的容貌，不管怎樣蒼老也還是她。而且倚在她身旁的男孩，不管怎麼長大了些，有了很大的變化，我一眼還認得出那就是麟兒，是我的兒子。他依舊帶着那麼一副總是用一對小眼睛審慎地看着周圍一切的神情。這不是他們，還能是誰呢？我迷茫地痴痴地跟着曹先生，跟在一群陌生人的後邊，在人流中涌着，擠出了碼頭，擠進了馬車。馬蹄聲得得，微風吹着車輪輾過後揚起的塵土。我失神地盯着坐在我對面的那個老婦人和那個小男孩，另外還有一個陪着我母親來的中年婦女。我沒有流淚，沒有悲傷，我也沒有歡喜。我不知該怎麼說，說些什麼。我應該安慰他們，可是我能用什麼來慰藉他們？我遍身都是傷痕，我心頭積滿着憤怒，我能讓孱弱的老母和孤兒來分擔我如此深重的愁苦嗎？

這一夜，我們一家擠在曹先生的那間倒廳的側屋裏，母親拉着我的手，我懷裏擁着我的兒子。我聽老人家述說這一路來的情景。原來半個月前就有人冒稱是我的朋友去看過她。她一看見信。認出是我的筆跡，就毫不猶豫地決定走，不管是天涯海角，要跟着接她的人一道走，而且帶着麟兒，還設法帶了一個老用人。為了要見惟一的女兒一面，她準備承擔一切風險。她反覆申說，要把孩子交給我，因為她已經到了風燭殘年，加上戰爭風雲，鄉下也不太平。她過去能勉強撫養我，現在她再也無力撫養這個十分可愛的伶仃孤兒了！

我心裏透明了，也涼透了。母親的確已經衰老了。我不應該再加重她的負擔，現在她只得依靠惟一的我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現在我應該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處理目前的這一切呢？

關於我自己這些年的遭遇，我決定什麼也不告訴她。也頻慘死的惡訊，過去我瞞着她，一直沒有對她講。現在我也不清楚她到底知道些什麼，或者不知道什麼，只得仍然瞞着她。我不讓她知道我的處境、我的艱難、我的思想、我的打算、我的預謀。就讓她暫時把曹先生當成我的好朋友，把馮達當成我的好丈夫吧，讓她以為我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切傳說謠言都過去了，一切艱難危險也過去了。我實在不忍心再讓她擔驚受怕，至少是在現在這樣的時候。我撫摸着她枯乾的手，冷靜地說：“先住下來，等以後慢慢再說。你為我和也頻把麟兒帶得這麼大，你在困難中替我盡了當母親的責任，我不知道如何感謝你才好。曹先生說已經給我們收拾了幾間屋子，明天我們就搬過去。我們先暫時住幾天，其餘的事以後再說吧。”

第二天，曹先生親自把我們送到新居，他的太太，他的母親送我到大門邊。那個平日不愛說活的娘姨遠遠站在堂屋裏望着。我們就這樣離開了曹公館，離開了這個家。曹家的房子坐落在南京城的什麼地方，他們一家是幹什麼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十五與姚蓬子為鄰

離開了曹家，我們先後住在明瓦廊與螺絲轉彎。這兩個住處，每個地方住了多久，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好像是先到明瓦廊，後來才搬到螺絲轉彎，在這兩處一共住了四個多月。這兩處房子都比較大，是老式的印子屋。一進前院或側面院子都住有同我們不相干、實在又大有關係的一些不認識的人。不言而喻，我們還是陷在國民黨調查科為我們佈設的羅網裏。我在這裏，表面上可以說是獨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實際是明松暗緊，僅僅是換了另一個方式的繼續監視而已。在這裏先後發生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憑我的回憶，我把它們記在這裏。

回想還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氣還冷的時候，沈從文和我一同從上海去松江，參加施蟄存先生的結婚典禮。他是我在上海大學的同學。在施先生那裏，我們認識了姚蓬子。回上海后，姚就常來我家作客。他那時住在法國租界馬浪路，我們住在薩坡賽路，相距很近，又都是愛好文學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籌備成立左聯，蓬子常常把左聯的消息帶來；他自己是否參加了籌備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談魯迅、講左聯的一些籌備人，馮乃超啰，馮雪峰啰，柔石啰等等，他們似乎很接近。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時獨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後來我去了濟南，不久又和胡也頻從濟南回到上海。我們決定參加左聯，便是潘漢年。和他一起來我們家裏和我們談話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組織委託，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協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負責印刷及校對。因此他和我就經常有聯繫。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編《文學月報》。只兩期，便被文委負責人馮雪峰把他免職，他就離開左聯，到潘漢年同志負責的互濟會做地下工作去了。從此，我許久都未再見他的面。

我一搬進明瓦廊，忽然看見他和他的妻子、兒子已經先住在這裏了，我不免大吃一驚，腦子裏都來不及轉一下，就覺得欣喜非常。這是在上海認識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呵！我一下跑到他們面前，大聲叫喚，我有許多話要對他們講，有許多事要告訴他們。他們是我最親的人，是我夢寐以求的人。可是他們，卻顯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頭走進裏屋，他的妻子敷衍着我。我一點不理解，我想問他們，我有一連串的事要問他們。他們是什麼時候搬到這裏來的？他們怎麼落到這般田地？他們有什麼打算？他們好像很沉悶，看樣子，他們不會告訴我什麼。我只好頹喪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間房子裏。

第二天，馮達拿來一張當天的報紙，我一翻，一條觸目的啟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我趕忙讀下去，當時引起我的憤怒、驚異、慨嘆和鄙視，真難以形容。開始，我幾乎不相信這是他寫的。後來我不得不相信這是他寫的。這一紙宣言引起我聯想到他過去的許多言論和表現。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貫的思想感情。現在想來，說實在的，他從來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在黨內呆的時間不短（他什麼時候入黨的，是在參加左聯之前還是在左聯成立以後，我說不清楚了），我以為他不過跑進共產黨來混了一陣，就像他興緻高時去跑一次賭場那樣混過一段時間而已。他平日是一個懶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虛。有時高興，他哇啦哇啦發一通議論，再呢，就是沉默不語。現在看到他的啟事，我很為他難受。如果你對共產黨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對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發生動搖了，也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趁這個時候向人民發“宣言”。何況在“宣言”中說了明顯的謊話，說什麼把希望放在國民黨、放在三民主義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對國民黨、對他們的假三民主義會有什麼好感。他無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國民黨網開一面，饒他一命而已。蓬子！我們過去雖然曾是朋友，一同戰鬥過，但現在，我們是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了。

大約有一個月之久，我們雖然住在一幢堂屋裏，我們的房門對着房門，但我幾乎沒有見到過他。清晨，不知他什麼時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門去了。夜晚總在我睡后很久才回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麼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對他只是完全順從，是一件附屬品。

大約在一個月之後，姚蓬子才逐漸留在家裏，而且找我說話了。他對我訴說，他的確是對共產黨灰心了。他告訴我他是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的。他把寫有接頭地點的紙條吃下肚了，沒有供出一個同志。還說過去他很早就同潘漢年（潘漢年領導他的工作）約好，萬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這樣準備着的。後來，解到南京監獄，他看見有一些比他老的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先後自首；特別是他看到李竹聲，中央遷往江西蘇區后，那個留守上海在臨時中央主持善後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幾十萬元黨的經費交給國民黨自首，為自己留下一條活命，他就產生一種思想，如果需要犧牲，首先應該是李竹聲。這些人都貪生怕死，那他為什麼要死呢？……他還說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給我說這些的時候，我的感情已逐漸平復，不管他話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聽不進去，我看透了他，我們是兩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戰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儘管我不免為此難過，但我卻已把對他的同情、憐惜，一個同志的熱情，一點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靜地思考，現在國民黨安排他和我們住在一起，一定是別有用心的，是有所圖謀的。國民黨當然企圖利用他來軟化我，對我勸降，至少可以監視我，把我的言行，一舉一動都告訴國民黨。國民黨以為他仍會是我的好朋友，認為他對此刻的我將產生很大影響。在這種影響下，希望我逐漸可以發生變化，變得與姚蓬子一樣投靠他們，變為安分守己、老老實實、馴馴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種想法，既然他已經不是我的戰友，他是在為敵人做事，我為什麼不可以利用他，藉助他來欺騙國民黨呢？這種想法和做法，我當時並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馮達的一點影響。我十分痛苦，但卻逐漸習慣有這樣的看法、想法，並逐漸嘗試着以此來對待姚蓬子。我本來是一個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簡單的人，但現在處在如此艱難複雜的社會裏，為了應付環境，要鬥爭生存，要戰勝敵人，迫使我不得不也變得複雜起來，變得稍稍聰明一點。對姚蓬子是這樣，對原是我的丈夫的馮達，何嘗不也是這樣呢。

自然，我一直沒有因為我，而要蓬子或馮達再幹什麼對黨和革命有損的壞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離開南京時，我仍然希望他們不要被國民黨牽着鼻子走得太遠，我希望他們珍視自己的餘生，努力爭取將來能有回頭是岸，立功贖罪的機會與可能。

十六馮達的打算

馮達同我的一次談話，我永遠記得。這大概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鬥爭。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后的幾天，一個晚上，他很慎重地對我說：“丁玲！我不應該瞞你，我一定要告訴你，離開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他屋裏去了一趟，他談到了我們搬家的事。他說以後每月給一百元生活費，讓我們獨立住家；但這不是說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你就無法自己謀生，他們應該給你生活費，這我不能拒絕。不然，你在南京城裏，怎樣生活？沒有犯人坐牢還得自付飯費的。至於我，情況同你不一樣。我已經走錯了一步，什麼話我也不想說了，說了也無用。總之，現在我是一個沒有前途的人。你想回去，而且可以回去，但是我卻回不去了。我回去的路沒有了，沒有任何希望了，這隻怪我自己。我曾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在國民黨眼中，我不值錢，他們瞧不起我！有我無我對他們無足輕重。我現在又有病，按一般情況，如果我能找到一個鋪保，或者我老家來人，具個結，我是可以被釋回家的。這也有先例。不過現在國民黨不會這樣做，這是因為有你，他們不能放你；他們也不能像對你那樣對待我。那晚，那個姓曹的說，要我到一個翻譯機關去翻譯一點資料，算是為我安插工作，安排生活。這不是一個了不起的差使，也不會有什麼秘密，月薪是六十元。他還說這個機關人員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產黨員（自然是自首過的）；我不得不答應了。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為了我，我沒有辦法可以保護你，但我總想幫助你一點什麼。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幫助你實現這個惟一的願望吧。我在他們面前表示遷就，他們就會容易相信，以為我還可以牽制你。你就應該利用這樣的條件。他們把蓬子弄來同我們住在一塊，我看也有這個意思。他們以為過去你同姚蓬子是好朋友，據說你被綁架后，社會一度傳說你已死難，蓬子寫過紀念你的文章，很可能誇大了同你的友情，謬稱知己，不管別人怎麼說，都是死無對證。現在，你也要利用這層關係，你平常為人太單純，太直率。但最近我不得不想，我們的處境，你的願望，都應該仔細考慮。”我一時被他的這些話嚇住了，馮達竟要去國民黨一個機關做什麼翻譯，這怎麼可以呢？他這不是越陷越深嗎？如果他去國民黨機關上工支薪，我一定得同他分開。過去一同監禁，我曾幾次要求分開過。他分辯得那樣誠懇，又說懺悔，又說幫助，我還有些相信，或者說是半信半疑。但他現在居然說要去做事，那不是也成了國民黨御用的走狗么！我怎麼還能同他關在一起？但現在我再提出分開，國民黨仍是不會理睬的。因此，我生他的氣，我罵他，但都沒有用。過去，他也許是受了騙，上了當，以為可以混過去，所以講出了我們家的地址，還可以說是一時的錯誤，釀成了大罪。但這次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事後才對我說，可見他主意已經下定了。他總嘆說他是沒有希望再回去的，我以為這有一部分也是受了國民黨特務的欺騙宣傳，他總以為黨絕對不會饒恕他了，而且一定會採取非常手段來制裁他。但這又從哪裏說起呢？我只說道：“我不同意你去。你既然知道你第一步錯了，就不能再錯。是一個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壞事，你的前途，只有不去那裏當什麼翻譯。你如果真回去的話，我以為不會像你想的那麼恐怖可怕。萬一老家不收你，你倒霉了，也比在國民黨這裏好。你怎麼不做更長遠的考慮呢？而且，你去那裏當翻譯，不管你翻譯什麼，不管你做的多少，你總是進了人家的門，為人家做事，你不只絕了自己回去的路，而且叫我怎麼做人？”

馮達聽了，也很沉重，他說：“與你無關。這是我自己決定的。我想了很久，內心很痛苦，但我認為：我不忍拖你下去，也不能總像現在這樣跟着你，我跟着你只能拖累你。有什麼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國民黨對你的監視能夠逐漸放鬆，然後你就可以找機會跳出去，脫離這個苦海。我說過，你什麼時候離開南京，你走後，我就回廣東老家。我們是命定要分開的。現在我的身體很壞，肺部這半年來經常疼痛。我不一定能活得長，但我希望能夠看到你自由。”我看到他的臉色發紅，微微滲着汗珠，我不願多想，只說：“那我們現在就分開。”他說：“分開！分開！一定要分開！只是你暫時不要鬧出去。”他又說：“我明天要去那個機關，可能要填一份履歷表。你不必為我擔心，我會儘可能給自己留有餘地。我最擔心的就是斷了你回家的路。我知道你一定能堅持住，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這一夜我沒有辦法闔眼，他好像也轉側通宵。事情怎麼竟會變得這樣，真是不能想像。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看來，只得過一時再說。但不管怎樣，馮達現在是要到敵人的一個機關里去工作了。要應付姚蓬子，也要應付馮達，我將應付這越來越複雜的困難環境。既要提防他們，又要利用他們作為掩護，欺騙敵人，麻痹敵人，創造條件，使自己能和黨取得聯繫，得到黨的幫助和營救。我能做得到嗎？天哪，我一定要做到！

十七張道藩三碰釘子

一九三四年五月間的一天，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張道藩光臨明瓦廊了，說是將來看望我和姚蓬子的。對這個人過去只知道他是國民黨中央的文化官，傳說是一個大官僚。對這種人我過去根本不屑於注意，只有仇視，並不了解他的根底。我意識到此時此地到這裏來看我的人，不管官大官小，不管怎樣說得好聽，名是拜訪，實是審問，是了解，是安撫，是欺騙……總之，對這些人，我都要警惕。張道藩的樣子看來很隨和，說這次來拜訪，是為了消除我的寂寞，他建議我寫點文章，不願意發表就不發表，又說寫劇本最好。他說他現有一段戲劇材料，他願意介紹給我，供我寫作參考；如果我肯執筆，那就太好了。對此我毫不考慮，毫不動心，我推諉說身體不好，無意於此；我說我從來沒有寫過劇本。他見我這樣冷淡，話不投機，沒有坐多久就告辭走了。大約過了個把月，張道藩又派人用汽車把我同姚蓬子接到他辦公的地方（不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也不是國民政府），這是一幢有花園的小洋房。他單刀直入，闡述了第一次見面時對我說過的建議，希望我寫這個劇本；我一定不寫的話，無論如何，就為這個劇本編寫一個故事提綱。但我又都拒絕了。他對此表示很遺憾；只得用汽車把我們送了回來。第三次又是他親自來，他十分得意，歡歡喜喜地告訴我，劇本他自己寫好了，只希望我看看，提提意見，或者就請我動筆替他修改一下。我簡直奇怪，他太屈尊了。我仍用第一次見面說過的話拒絕，說自己不懂戲，也無意於此。他才索然無趣地走了。從此以後，他沒有再來，我也再未見到他。只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知道這個劇曾在南京上演，報上大登廣告，轟動一時，熱鬧了一陣，劇名就是他同我談過的。只是劇本內容我不知道；現在就連劇名我也忘記了。不過那時這個劇的確上演過，主要演員和演出的負責人，我都記得，他們當時曾託人給我送來了入場券。但因為感情上很難受，無心去看就是了。半個世紀后看來，當年我拒絕參加張道藩提出的這個劇本的寫作和修改，是在無意中對國民黨企圖利用這次演出打擊左翼文化革命運動的如意算盤給了一個小小的釘子。

十八三會張天翼

在明瓦廊住了一個多月，我試探着在夜晚，在後門的一條馬路上散步，居然沒有受到阻攔。於是我膽子大了一點，便試着在白天走得稍遠一點，我希望有好運氣，能碰見什麼熟人。果然，有一天我帶着母親、麟兒去夫子廟，在一個小茶館裏喝茶，忽然看見張天翼和高植也在那裏喝茶，同座大概還有一兩個我不認識的人。高植曾在我主編《北斗》時投過稿，通過信，見過面，是一個在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文人，不屬於什麼黨派，思想不紅不白，我稍稍招呼了一下，敷敷衍衍地說了幾句話。但我一看見張天翼，心簡直歡喜得要跳出來，只是不敢流露出來，我急忙過去打招呼，但不能說什麼。我只悄聲對張天翼說了幾個字：“明天上午，雞鳴寺。”便趕快離開茶館回到了住所，暗自咀嚼着這一時得來的喜悅，幻想着明天的前景。

我對張天翼當時的思想情況和他過去的歷史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左聯的盟員。他的短篇小說《二十一個》似乎是第一次以兵士為題材的，我是喜歡過的。“一·二八”前後，他搬來上海，我們一起開過會，遊行示威時他和楊騷、樓適夷在左聯隊伍前面打着大旗呢，我們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我們是同志。我以為看到他，就等於找到了左聯，找到了黨。我多高興啊！

第二天我獨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風景區雞鳴寺，八點鐘的樣子，遊人很少。我無心觀望風景，只是在山門前的道上和後邊閣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張望，焦急地等待着。大約過了一個鐘頭的樣子，張天翼果然來了。這時，只在這時，忽然有許多從來沒有想到的往事和問題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他是黨員嗎？他能為我保守秘密嗎？他能見義勇為，為我擔受風險嗎？我不能夠明問，只在心裏暗自掂量着，過去我曾聽說他在南京國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謀生還是掩護？他的姑父邵元沖是國民政府的要人，邵元沖是否同情共產黨，他們之間關係的深淺究竟怎樣呢？……我審慎地望着他，又無暇仔細深思，畢竟喜歡壓過了一切。他是左聯的盟員，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樣嚴重，為什麼他不住在杭州（他的父母住在杭州），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元沖這種社會關係正好為他做掩護？總之，我還是相信他，那些懷疑一閃即過，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我們像老朋友那樣排排坐在雞鳴寺閣子前的小路邊上，我焦急地問他上海左聯的熟人的情況。他告訴我，上海白色恐怖嚴重，馮雪峰已去蘇區，周揚、夏衍去了日本，錢杏邨不容易找着；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這些消息像一盆冷水澆在我頭上。我不知怎樣才好。這時是初夏，可是我卻像深秋時的寒蟬，隆冬時的僵蟲，說不出一句話，連動也不能動了。我能不能求一求張天翼，把我帶走吧！一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煉獄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這一線希望我能不緊緊抓住，求他施展神奇，給我一絲陽光，給我一條生路？我木然地望着他。他也只攤開雙手，無言以對。他也問到馮達，問到姚蓬子，我也簡單地答覆他。那種種艱難處境，我的痛苦的歷程，我內心的打算，對他的希望，都給一時的沮喪噎住了。我是否應該向他完全打開心扉？我遲疑着。一個受驚的，被關閉幽禁了一年，幾乎窒息而死的人，已經習慣隨時隨地都戰戰兢兢，提心弔膽，為著防備別人，話到口邊便咽下了。滿心想把別人當成知己，無所不談，卻又顧慮重重，躊躇不已。太陽快當頂了，只得同張天翼分手告別，懊喪不安地、如有所失地踽踽獨行，又回到那佈滿愁雲的陰暗的住所。

一回來我就後悔，責怪自己，為什麼不向一個同志，一個戰友敞開胸懷，盡情抒發，把所有的痛苦交給他，把所有的希望告訴他？！儘管我應該有些顧慮，有所警惕，但對他抱有防備之心是不應該的。於是過不久，我又鼓起勇氣走向張天翼的住處。這個住址是我在雞鳴寺時間他要的，這條街道的名字現在我已記不起了。那時我在他住的大門口曾停了好一會兒，久久不能決定，最後才丟開顧慮走了進去；那種不知所措的心情至今也不會忘記。原來他住的不是一般獨門獨院的中式平房，而是一座兩層樓房。大門口掛有五六塊白底黑字，或黑底金字的招牌，是我弄不清楚的各種名稱的機關辦公的地方。自然這不是大機關，或者只是一些小單位，或者是一些空招牌，實際只是經營買賣的代號，也可能是某些私人聯合經營辦公務、做買賣的事務所。總之，這座樓房和它門口掛的那些招牌，使我當時認為很複雜，使我一時猜疑不定。可能只有我才會有這些猜測。我遲疑了好一會兒，最後認為既然張天翼住在裏面，既然他能住，我為什麼不可以大膽進去呢？難道明瓦廊，那個我現在的住所不比這裏更複雜，更危機四伏嗎？於是我大大方方闖了進去。這樓房裏面並不豪華，張天翼的姑姑住在樓上。樓上似乎住了不少戶，一點也不像是黨國要人邵元沖的家宅。等不及仔細思索便敲了他們的房門。我還未進門就聽見屋裏的笑聲和麻將牌碰撞的聲音，原來張天翼正在和他的姑姑、外甥女，或者什麼親友在打麻將。張天翼看見我闖進門來，好像很平常，對我點了點頭，打了一下招呼，沒有離開牌桌，仍然注意他手裏的牌。他的姑姑拉了一張椅子讓我坐，我就坐在她的旁邊看他們打牌。我以為張天翼會明白，我是特地來找他的，不是來玩，來閑坐，是有正事，是有求於他才來的。我焦急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理解我的來意。他打了一局又一局，他一家人，他姑姑，他外甥女兒，大家歡樂地有說有笑。我坐在旁邊的冷板凳上，獃獃地望着他們，我心急如焚。我找不到機會，哪怕說上一句話也好。我完全可以大聲說：“天翼，我有事找你，想和你單獨說幾句話。”可是我總抹不開，我不知道怕什麼。看樣子他們很寬大，並不怪我打擾了他們，只是好像沒有我這個人似的。我在敵人面前是受盡折磨的，但在朋友面前，忍受着這樣的冷淡，卻是第一次。我勉強撐着，不願傷心，但到底坐不下去，看着他們不會因為我而停止雀戰，我只得慢慢站起身來告別。主人既不留也不送。像我進門時那樣點了一點頭，就算招呼過了。我的心像懸在空中，像浮在水上，腳不感覺是踩在地上那樣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幢樓房。究竟是怎樣回到住所的，我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從此，一天到晚我重又浸泡在失望里，隱隱地難受。我不理解張天翼，只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這種心情，直到幾十年後，經過了幾十年痛苦之後，才慢慢悟出當時張天翼對我這般冷淡的因由，我是不能責怪朋友的。我是陷在那樣一個泥潭裏，敵人又捏造和散佈了許多謠言假象，為什麼朋友們不應該對我採取謹慎疏遠的態度？為什麼當時我沒有想到，凡過去認識我的，知道我的，有點社會經驗的人都可能要揣測我，估量我，甚至有所懷疑呢？我應該理解，國民黨和他們執行的陰險政策把我推到一個被審查的地位，我首先應該設法取得朋友對我的信任。我怎能主觀地以為誰都應該相信我，毫不懷疑我而真心幫助我呢？

以後在南京，我再也沒有去過那幢樓房。後來我搬到苜蓿園去后，天翼來看過我，而且最後在一九三六年，還是他帶來了黨給我的信息，並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離開南京去到上海。因此我對他一直是充滿着感激，我永遠不會忘記當年他為我冒過的風險，給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方令孺女士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在醫院生了祖慧。我這時的心境像掉進了枯井那樣幽暗與悲傷。回憶一九三〇年我生了祖麟，只兩個多月，他父親就被捕，三個月他父親就被殺害了。我不得不把嬰兒送回湖南交託給我母親，我隻身返回上海，繼續苦鬥。一個做母親的，一個有着母性本能的人已經太難忍受那拋離親生兒子的痛苦了；而這個女孩卻使我更加悲苦。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丟到垃圾箱裏去嗎？我能把她送到育嬰堂、孤兒院嗎？我能留給她的父親，使她終生也蒙受羞辱嗎？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邊，我是母親，我應該對她負責，不只哺育她成長，而且要盡心守護她，不讓她受羞辱，盡心教育她，使她成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負着一時無法分說的恥辱，也許還得就此終我一生。十月半我從醫院搬到中山大街。因為我不願再回到螺絲轉彎，我要離開那變相的地獄。在那裏我們的前院旁院都住着一些身份曖昧的人；進進出出我都得經過他們的住處，任人側目審視。我常常喊叫，既然說是自由居住，就應該讓我自己去租住民房，無論如何我是不回那住過的地方。因此，當我住院時，馮達和姚蓬子幾次商量，才租了這幢房子。這是在中山大街向東拐進去的一條小街上的一幢小樓，上下各三間。我們一家住樓上，姚蓬子一家住樓下。在這裏大約住了兩個月，我幾乎沒有下過樓，國民黨也沒有派人再來這裏騷擾我。我在這裏只是養病。不過意外的，我在這裏卻遇見了一個終身難忘的朋友。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為不速之客忽然降臨了。她那時不到四十歲，長得很好看。她的眼睛由於甲狀腺腫大，動過手術，顯得稍稍有點突出。但她的那種溫柔大方卻使我很注意。她的身後站着一位十五六歲的俊俏的少女，乃是她的大女兒陳慶紋。她謙虛地自我介紹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別來看你的。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歡你的小說。我想你在這裏一定太寂寞，我能為你分點憂愁嗎？有什麼事我能幫助你嗎？”怎麼聽到的又是這一番話！我不免用懷疑的眼光望着她，心裏在想，是否又是國民黨派來的？她要幹什麼呢？她看見我很冷淡，便不多說；只對我的母親表示一點尊敬，說了幾句恭維話，又對我的子女稱讚了幾句。然後便文靜地告辭了。我不安的心還在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她怎麼知道我的住處的，當時忘記問她了。我壓根不曾想到我的住處能夠保密，我以為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闖來的。此後，她每過一個月，或兩個月便來我這裏一次。她從不同我談政治，也不問我的生活情況，只是點點滴滴同我談她的心曲，如讀書後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國書，翻譯過來的，或還沒有翻譯的。談她認識的一些文人的印象，這些人多半是我不認識的，是她在青島大學的一些同事，老一輩的所謂新學家。這些她都當故事娓娓道來，在我只有一顆十分空虛的，寂寞的心的時候，也能勉強聽下去。後來她便談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愛情。談這些她也不動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講一部寫得非常細膩動人的小說。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國的老老少少的婦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別是像她這樣有着一顆美麗的心靈的知識分子。後來我也到她的家裏去。她住在我這條街的對過，叫娃娃橋。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東樹的後裔。她的那個大家庭是一個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側院的三間大廳，後邊是院子，前邊是小花園。繞過她的廳子，還可以進入她家的一個更大的花園，只是那個園門不是常打開的。她住的三間廳子佈置得很好。她帶着三個女兒，用一個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裏非常安靜，很少客來。我慢慢認識到，我和她來往，是無害的，便逐漸放寬了心。後來，一九三六年我和黨取得聯繫，就曾把她的家作為黨與我通信聯繫的地點。

方令孺是一個誠實大方的人。抗戰初期，我在延安時，曾經向她要過一部《昭明文選》；那是因為毛**曾經對我說，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選》。她特地買了這部書寄給我。我們從來都沒有對人說過，只是悄悄地高興為別人盡了一點力。她知道我是為誰要的。

全國解放，新中國成立后，她到北京時總來看我，還在我家住過。她的儀態仍然與那時一樣，總是很文靜地對我談一點她的新的感受。一九五七年，繼全國作協的批鬥大會後，在全國婦聯召開的一次批鬥我的大會上，我望見她了。我為她很不安了一陣。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為我非常非常的難過，可是這時她無法對我表示同情，也無法安慰我，分擔我的憂愁了。二十二年後，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聽到她已經逝世，我不免凄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為人，想到她曾為我分擔苦痛，她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個有非常美麗靈魂的人，是一個好人，我一定還要寫她，將來有時間，我一定要任情呼喚你，方令孺同志！

二十母親呵，何時再見？

母親完全不像以前的母親了。記得我小時候，不管她經受了多麼大的挫折痛苦，她總能保持她的那種意氣風發的神態。她衝破封建習俗，入學讀書，勤奮好學，抱負遠大，以救國為己任。我弟弟死後，她從絕望中努力自拔，四處奔走，為貧苦人家子女辦工讀學校。“五四”、“五卅”運動時，她熱情澎湃，帶領學生教員去大街講演。我有時也曾看見她煩悶過，甚至唉聲嘆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奮身振作。我們母女一直是心心相印，互相體貼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她為大勢所迫，難捨難分地離開了心愛的學校，但仍是滿懷豪情。一九二九年在杭州與我們同游西湖，飲酒賦詩，似乎是一個完全不知憂愁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頻陪她都覺得自己的精力不夠用。一九三一年也頻犧牲后，我送麟兒回湖南老家，我抑制痛苦，強打精神，把死訊隱瞞着，騙過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擔起撫育幼兒的責任。但現在，我看見的母親老了；不只年齡、面容老了，而且心情顯得寂寥，似乎同我隱隱有點距離。為什麼她從來不問一聲也頻的事呢？她什麼時候知道他犧牲的消息的呢？我壓根沒有告訴她，她也從來不問我。現在我們身邊多了一個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問；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認識，而無須打聽。我想她什麼都不知道也好；她不問，我便也不說，我們都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都怕碰着這些充滿苦澀的現實。媽媽呵！你叫我怎麼向你說呢？我知道你看見我現在這個樣子，你會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麼全告訴你，你會更痛苦。你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無條件地支持我；而現在我卻連累你，把你拖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叫我怎麼說呢？母親在明瓦廊住了不到一個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一些朋友們在那裏等她。她參加了一個什麼會，又作氣功又治病。媽說她對世界，對人類都不能再有什麼作為了，於是她學氣功，學治病，扶困濟貧，總還有點用處。我心想這也許是一個搞封建迷信的會道門。但母親堅持說這不是迷信，她是把這當成科學來認真學的。她承認這裏面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死腦筋，迷信，可是她是用這個方法來修身養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她一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學深一點；她應許我一百天以後再回來看我。我只得讓她走了。我很想托她在上海找黨的關係，但又覺得她是辦不到的。上海的朋友中她只認得王會悟，而王會悟這時已隨李達去了北平。我把這話忍住沒有說出來。我只要求她一定回來，因為我實在希望她能把孩子們帶回湖南。九月下旬她回來了，在上海只住了九十天。但回到南京沒有住上二十天，便無論怎樣要返回湖南。她說家裏還有許多未了之事，來時也只打算把孩子交給我了就回去的。現在已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氣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帶出來的那個女佣人想家，也吵着要回去。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們母女久留之地。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一些牽牽絆絆的雜務、人事完全棄之不顧的，她還需要生活。但現在就要她帶兩個小孩回去，的確是太難了。不過孩子遲早一定也要走開的，我不能讓孩子困住我。我現在要用孩子和媽媽，暫時留在南京作為人質（國民黨不就是這樣希望和安排的嗎？），換得敵人對我的疏忽，鬆懈對我的防範。有朝一日，到了那一天，我能遠走高飛時，我一定要想辦法預先安置他們，讓他們都回湖南去。老家的那個安身之地，那個簡陋的窠還是很重要的。我現在是再無別人可以依賴的了，歸根結蒂還是只有母親呵！這樣，我只得同意。十月中旬她就帶着那個女佣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親愛的媽媽，你一定要回來！我們何時再相見呢？

二十一苜蓿園

十一月初，馮達檢查身體，醫生說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卧床平躺休息，還要吃有營養的食品。那時治肺病沒有什麼有效的葯，只是用鈣片把病灶包圍起來，讓結核區逐漸縮小。這樣，他請假在家，一天到晚無聲地躺着，很想回老家廣東去，但又說不願在此時此境留下我獨自受困。我卻打算從此分手，帶着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三三年國民黨不准我自由回湖南，現在又怎會放虎歸山？如果提出來被拒絕，那就不如仍然暫時不提。可是這日子怎麼過？麟兒思親，整天懷念剛離去的祖母；嬰兒缺奶，日夜不斷地啼哭。我自己向來是天涯遊子，從來沒有操過家務。現在困住囚籠，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樣安排？再求我母親出來，一時是不可能的。馮達已經垮了，對我也是負擔。他認為他在國民黨人的眼裏是一個小人物，無足輕重。既然病成這樣，就可以釋放回家，頂多再由家裏具一個鋪保了結。可是他總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這裏受罪，心裏覺得慚愧，只好拖過一段日子再說。

這時姚蓬子接受國民黨給他安排的差事，到蕪湖去編輯《蕪湖日報》。這報是國民黨辦的，他去當主編，卻沒有實權；他原也不是搞報紙編輯工作的。他去，只是表明他聽話，俯首帖耳跟着國民黨。因此他不願帶妻子兒女去，他每月有一百元錢，和妻兒兩地生活，自然花費要多些。我同樣也感到經濟的拮据。馮達治病，要花錢，小孩雇奶媽，也要花錢；我又不會操持家務，從沒有管理過家庭錢財。這樣我們兩家都願意節省開支，合夥吃飯，減少用人，日用開銷都由姚蓬子老婆經營；而且他們夫婦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個比較僻靜的新造的兩樓兩底的屋子裏，租賃了樓上的三間。姚蓬子的妻子帶着孩子住一間大些的兼吃飯。馮達一個人住一間小些的養病。我帶孩子們住另一間。房子很擠，但房租便宜多了，這時，我總想躲開人，越遠越好。在這裏過了幾個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氣好，想法要搬到城外鄉下去。恨不能一下搬到國民黨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終於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園。我想隱居在這城外的陋巷，暫度時光，以後再說。

苜蓿園坐落在中山門外一個小村莊裏，是左恭替我找到的。左恭是一九二四年我在北京時認識的。那時他同曹女士初戀，曹女士與我同在一個補習學校。二五年春季，我幾乎每天都到他家去。我們那時都沒有黨派關係，都崇拜魯迅，都渴望自由，都對將來滿懷希望。大革命失敗后，不知怎麼搞的，他們去了南京，我到上海，可能是我對他們選擇的道路有些不滿；而他們也認為我過於驕傲，我們就疏遠了。但是左恭和我始終沒有斷過聯繫。我們不談政治，不觸及我們或許有過的分歧，我們保持着一絲舊誼。這時我需要有人幫助，便設法找了他。他那時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已經同曹女士分居，或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他願意幫助我，便在中山門外，找到這幢五間房的茅屋，茅屋周圍有些空地，竹子圍籬。屋子小，質量不高，房租也不貴，有點像隱士的居處，恰合我意。正房後邊還有兩間灶屋。我和姚蓬子兩家人於一九三五年春天搬了進去。左恭從來沒有來過我這裏，我卻兩次去找他。他對我的思想、打算、處境從不詢問。我對他的生活也不調查。但我相信他不會害我，事實上他也總是願意幫助我。如果我還有什麼事要求他，他會為我奔走的。但自然對於我真正想做的事，他是無能為力的，因此我什麼也不會告訴他。後來我們便沒有來往了。新中國成立后，我聽到過有人談起他，說他在抗戰前就同“我們”，同我們地下黨有些聯繫，一九五〇年我在北京，他來看過我一次。我們相對坐了一會兒，都沒有把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想問的事問一聲。大約覺得我們相近過，也互有了解，卻長時間隔離得太遠，好像霧中山水，總有點朦朧一片，須要問的太多，就又都克制住了。後來當我回憶到一九二五年的北京西牛角衚衕，以及三一年夏天他陪我去玩燕子磯，馬車在行人稀少的卵石路上嗒嗒走着的情景，我曾後悔，我是應該多了解他一些的。我們為什麼談得那樣少，特別是關於我們的政治經歷和思想見解。現在想起來，可能是我們都不願因為曾有過的分歧影響那脆弱的友情。我們可能都太珍惜友情，卻又因此使我們有所隔離，反而只剩下一點空虛和淡漠。

二十二傷寒病

苜蓿園像荒村裏的一座草庵，我奄奄一息地蟄居在這裏，似乎應該打掃塵心，安心等待末日的到來，然而我心裏整日翻騰，夜不能寐。在春雨綿綿的時候，在夏蟬喧噪的炎日，我常常獨自佇立在屋檐下，仰望雲天，輾轉思謀，下一步棋該怎樣走呢？母親終於又來了。她是無法拒絕在困境中的女兒的請求的。馮達病假超過半年，不能再領工薪，他是我的負擔，精神上的、物質上的，但我不能一下把他推掉，因為我還可以藉助他。我把他安頓在後邊的灶屋住，隔離開來。現在他的作用，只是讓國民黨人看來，我還是不忍棄他於不顧。他也只表明他的無可奈何勉強陪我度過這難熬的歲月。表面上我們還是夫妻，他的存在，還可以掩護我，讓國民黨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沒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正當我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時候，我感到我的身體無法支持。不知為什麼我每天下午發燒，時間長了，人沒有一點精神，疲累不堪，我懷疑是不是我傳染上了肺病。我去醫院照了片子，但沒有結果。這個醫生這樣說，那個醫生那樣說，吃了一些葯，毫無效果。就這樣每天繼續發燒。我先還瞞着母親，一人放在心裏着急。後來病越來越厲害，整日整夜咳嗽，咳得頭痛腦脹，不能平睡。我真害怕了，我不能不擔憂。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將怎樣呢？各種各樣的想法，啃着我的心。我已經受盡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好像對我倒是一種解脫。人世間任什麼我都可以不留戀，都不牽挂，母親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丟掉。但我只有一樁至死難忘的心愿，我一定要回去，要回到黨里去，我要向黨說：我回來了，我沒有什麼錯誤。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條件下都頂住了，我沒有做一件對不起黨的事。但我知道，由於敵人散佈的謠言，現在我處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着，無法為自己辯白，洗清傾倒在我滿身的污水，我還陷在深井裏。這樣又拖了一個多月。病毫無轉機，我只得向母親說：“媽！我得花一筆錢了。不是住普通病房，我要找中央醫院的內科主任替我治病。聽說這個主任醫術高，只是非常勢利眼，對頭等病房的人才看得仔細，對普通病房的人就差得多了。媽媽，我得設法弄錢。可是從哪裏來錢呢？只得向姚蓬子暫借二百元。我想他是能答應的，他父親有錢；不過一定得還他。你看你還能從家鄉想點法子嗎？”我母親看見我的態度認真，感到事態嚴重。她擔心地說：“你自己的病你自己應該清楚。你自己做主，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的為人，你是了解的。我一生都不求人。憑我幾十年在家鄉的一點信用，幾百元錢還是可以張羅得到的。你千萬不能耽誤，先借點錢，治了病再說。”我小的時候，父親病重時，母親即刻把她的陪嫁衣服、首飾、古玩、傢具全都賣了，替他請醫買葯。父親死後留給她一筆一筆大大小小的債務。她便把全部房屋田地變賣得乾乾淨淨，還清債務，只剩下一擔兒女壓在肩上，離開故土，到縣城裏自力更生，以小學教員的微薄薪金養育我長大。後來我能寫作拿點稿費，卻因自辦出版社虧本負債，最後還是她寄來三百五十元償清債款。這兩年，我自然更沒有分文能給她，在湖南鄉下，麟兒就全靠她雙手撐持，我連問都不敢問他們是怎樣熬過來的。現在在如此險惡的處境中，我又病倒，除了再向她伸手，別無辦法。母親幾十年來省吃儉用，節衣縮食，把什麼都耗在我這個孤女身上了，我什麼時候才能為她的苦心痛痛快快地哭它一場！？媽媽呵！這是由於我的不孝嗎？是你的命苦嗎？你是那樣熱情地以助人為樂，那樣胸懷坦蕩，把痛苦踩在腳下。我是你惟一的女兒，我什麼也沒有給你，卻總是拖累你。我一定要學到如你那樣堅強，我要活下去，為人民作事，對國家作貢獻。我不能倒下去！至少我不能把我個人應該承擔的負擔再交給你，我應該洗清自己，還你一個乾淨的女兒。那麼，好吧，讓我先治好病，然後再一步步地向前走。有你，親愛的媽媽，我應該無所畏懼了！

第二天姚蓬子從蕪湖回來。我請來中央醫院的內科主任就診。他顯得很有把握似的說是肋膜炎，需要住院治療。我住進了二等病房，單間，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一次交了兩百元住院費。果然，醫生、護士川流不息地來到病房。主任說先治咳嗽，又照片子，又電療，又打針。可是仍不退燒，熱度有增無減。白天，我燒得認不清人，方令孺來看我，守在我身邊，我也不知道。但到了夜晚，由於用冰涼的酒精擦身，我才比較清醒。我按醫生說的，臨時雇了一個保姆守夜，她為我全身按摩，這樣我才感到稍安。我心裏昏沉沉地，灰暗暗地，什麼痛苦，全無所感覺，人都麻木了。但我仍有心香一炷，默默禱告着：“我不要死呵！不能死呵！天可憐見，讓我活下去呵！”我注視着窗外，萬籟俱靜，我揣測着明天，盼望有一個好天氣。

就這樣，我盼望着，拖着，人消瘦了，滿頭的頭髮脫光了，但卻慢慢活過來了。內科主任說得的是傷寒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內科主任把我救活的，還是我自己逐漸好起來的。我住醫院的錢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該出院了。一天，我又悄然回到了苜蓿園。苜蓿園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暫時棲息的地方，也是我將重新起飛的地方。

三五年的一個冬天完全是母親一個人撐持着熬過來的。她現在無心給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談那些治病救人的事，只一心一意照看我一個人，這個她從小帶大的惟一的女兒。她已經是一個老婦人了，又離開了故鄉故土，對別的都是無能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愈的我，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她已沒有什麼可以安慰我的，她只用她的堅定的耐心，頑強的沉默，讓我相信她還是可以把擔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後的一點存款，是每月存三元，集攢了五六年，為麟兒存的一筆零存整取的定期儲蓄，計劃十五年後一次可以拿上幾百元，這是老祖母最後苦心為她可憐的孫子一點一滴省下來的血汗錢。這時一共也才有二百來元。我一起拿來還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錢收下了。他問我是否願意化名寫點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蕪湖日報》發表，可以多給我稿費，度過這艱難的日子。我推脫說，日子可以過得去，拒絕了。我心裏想：《蕪湖日報》不是國民黨報紙嗎？我現在落在國民黨的陷阱里，在敵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姚蓬子編輯的國民黨的報紙上寫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動，甚至是有革命傾向的，當時我的感情也決不允許我在國民黨的報紙或刊物上發表。我想革命者發表文章，唱歌，演戲……總應該分清在什麼場合嘛！化名是騙人，也是騙自己。欺騙總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我如果要寫文章，一不能用假名，二不能在國民黨的報紙刊物上發表。過去生命可以不顧，堅持過來，目前這一點困難卻不能忍耐熬過嗎？冬天雖然寒冷，是可以熬過的，過了冬天，就該是春天了！不會沒有春天的。我就像一條死而不僵的小蟲，帶着兩個小孩，在慈母的懷裏，再熬過這個冬天吧。

二十三春暖待花開

首蓿園是不會有春天的，但世界上卻依然波濤洶湧，激奮人心。我在床上讀到報紙，看到“一二·九”青年學子的進軍，我的心隨着大隊滾滾前進。我要躍起，要飛出去，要投身到革命的烈火里去。但是目前我的處境，我該怎樣呢？我沒有忘記我是不自由的。我怎樣才能逃出這四壁鐵牆似的囚籠？逃出來了又到哪裏去？哪裏能夠安生？哪裏能有革命者的自由？怎樣才能成功？才能萬無一失？我反覆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動，黨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寫文章。我本來是寫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過自己的文章，發出信號，於是我努力振作起來，拿起擱置了兩年多幾乎生了銹的筆，我沿着自己的創作路子，用心用意，寫了《松子》，接着是《一月二十三日》、《團聚》等。《松子》發表於蕭乾編的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大公報》的副刊《文藝》。《一月二十三日》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七月葉聖陶主編的紀念開明書店成立十周年的專輯《十年》。《團聚》發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文季月刊》一卷四期上。《文季月刊》和蕭乾主編的《文藝》都是以魯迅等左翼戰士為支柱的。葉聖陶從二十年代起，長期來一直都是站在民主革命的一邊，在複雜險惡的環境裏，始終潔身自好，忠實地維護革命。他們都是中間偏左，與反革命的國民黨是絕不調和的。國民黨也討厭他們，不會放鬆他們，但知道他們並不是共產黨，不得不表面上緩和一點，寬容一點，以裝潢他們的反革命的猙獰面目。

第二步，我稍稍開了一點門。老朋友譚惕吾來看我了。當年她雖是國民黨黨員，以國民黨員的面貌來看我，卻仍然保持着一九二四年時對我的純真的愛護與關心。她告訴我，聽說我被綁架后，她曾經四處打聽我的消息；她明說國民黨對我是不會寬容的，曾想殺我滅口。只是因為有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沒有敢動手。沈從文也來這裏看我了，但我們兩個人的心裏，都隱隱有一點芥蒂。原來在一九三三年我被秘密綁架后，社會上傳說紛紜，國民黨卻拒不承認。左聯同志不能出面，為營救我，想方設法托王會悟和他商量，擬用他的名義，把我母親從湖南接到上海來，出面同國民黨打官司，向國民黨要人；因為他同我母親也熟。一九二九年我們兩家曾經同住上海薩坡賽路二〇四號，他同他的母親、妹妹住三層樓，我們和我母親住二層樓。一九三一年也頻犧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這次我被綁架后的第十一天，即五月廿五日，沈從文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為《丁玲女士被捕》，抗議政府當局的非法，為我鳴不平。文章發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52號、53號合刊上。但發表時，刊物主編胡適寫了一則附記，說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對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來電，說‘報載丁玲女士被捕，並無其事。此間凡關於一切反動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此電使我們很放心。因版已排成，無法抽出此文，故附記此最近消息於此，以代更正。（胡適，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大有來頭的更正，沈先生這時回信給王會悟說，丁玲並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沒有來往了。此後一九三四年他返湘西，路過常德，住在第二師範學校，有師生建議他應該去看一看我母親，但他不去；第二師範的同學們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親，並在我母親面前說了一些不平的話。原來那時沈從文正以摯友的身份在報紙上發表《記丁玲》的長文。我母親是飽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過來人，對此倒沒有什麼很多的感慨，只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直不得大驚小怪；她曾經把這些事當成別人的事那樣講給我聽。而我心裏卻有點難受。我對這個人的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種風風雨雨的浪濤里，他向來膽小，怕受牽連，自是不必責怪的。我理解他並且原諒他。只是再次見面時，總有一絲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點不自然，他現在來看我總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應該感謝他的，只是我們都沒有敞開心懷，談得很少。他見我在一場大病後，身體沒有復元，勸我做點事，弄點錢，養息身體。他說，如果我願意的話，他可以向王世傑去說，請他幫忙。王世傑是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我自然不會同意去國民黨的教育部做事，我謝絕了這番好意。

跟着翻譯家高植也來了。蕭乾也來了，他是為《大公報》的“文藝”拉稿子的。現在表面上我有了點自由，我可以自由會客了。但實際上，我只是為著要飛出去，希望要找到我想找的人而製作的一些煙幕。我希望我能給人一點印象，在國民黨的眼中，如今我真的成了一個順天知命的人、侍奉老母的孝女，安心於有一個可以苟安的窠巢。我以這種姿態迷惑敵人，鬆懈敵人的防範，然後我才有可乘之機，才能遠走高飛。那麼暫時就讓一群不理解我的人，甚至是不可能理解我的人，好心也罷，壞心也罷，去猜測，去胡言亂道吧。

這時，我得到一個對於我是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得到李達夫婦的消息，他們於一九三三年遷居北平；現在李達仍是一個著名教授。果真如此，我可以從他那裏找到一條縫隙了，這條縫隙也許能透出一縷陽光，真是太好了！

李達是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建黨時一大的代表。一大最後一天的會議移在浙江嘉興南湖舉行，便是李達的夫人王會悟聯繫佈置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他曾在上海聲明脫黨，不參與政治活動，而專門從事馬列主義的學術研究。他翻譯論述惟物辯證法的專著很多，成了著名的學者。一九二二年我在黨創辦的上海平民女校讀書，曾是他的學生。那時他主持平民女校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以後我在上海，與他們夫婦過從甚密。一九三一年胡也頻被捕遇害，我曾避居他家。他雖然不倦地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但對黨內某些工作，某些人的工作作風，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過去我們談話時，他曾幾次勸我和也頻只從事文學創作，不要捲入政治漩渦。我們沒有聽他的，一個犧牲了，一個又陷進牢籠；但他始終是而且經常是照顧我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一個嚴肅的、認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平時，還常有個別黨員同志去他那裏。因此，現在我認為如果找着他，便可以從他那裏找到與黨聯繫的機會，我要立刻與他們通信，得到回信后，我就去北平。

第三步，便是安排母親和孩子們回湖南。這時，我不能把我的全部打算對母親說。但母親似乎懂得我的心情，她也什麼都不說，好像命運已經這樣安排定了，她情願挑着這副重擔，我的一對兒女，勇氣十足地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湖南去了。是的，即使我什麼也沒有說，她也不問，但她察言觀色，能夠體會到女兒的痛苦，女兒的嚮往，而且勇於挑起重擔，與我分擾。她在一九三七年收到我從延安寄給她的信后回信說：“我知道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大家去的，也相信你不會捨棄我們這個小家的。”多好的母親呵！我把當時幾篇文章換來的稿費全給了她。她來信讓我寬心，說她的摯友蔣毅仁可以照顧她。蔣毅仁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視和排擠的，因此她長期獨住在常德。母親便住常德忠靖街蔣毅仁的房子，可以不付房錢，而且還可以把租出去的另外幾間的租金，每月挪來作家用。這幢房子是用我母親的名義、實際是她的女友蔣毅仁平日一點積蓄買下來，為自己養老送終作準備的。母親告訴我這些，是讓我知道，在困難中，在戰亂的年月，蔣毅仁對她、對我的子女都有一份很重的情誼。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我把母親接到北京，毅仁不願離開故土，我便按月寄十五元生活費給她，直到她離開這個人世。

二十四今天是我的生日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四日，是我三年前被綁架的日子，我去北平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我從沈岳萌（沈從文的胞妹）處要到一張去北平的往返免票。那時她在南京鐵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張二等卧車廂的免票。這種免票凡是鐵道部的職員都有，不論旅途遠近，都可以乘坐。同時我去信給李達夫人王會悟，告訴她我要到北平看望他們。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會悟的打算，說大約兩個星期可以回來。我還假意托他們好好照料病中的馮達，但是我沒有告訴他啟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這事報告了國民黨或怎樣報告的，我都不知道。這天譚惕吾、方令孺恰巧都來看我，看見我情緒很好，都詫異地問我：“有什麼高興的事嗎？”我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這一天曾經是我的死日，現在又變成是生日了。”她們始終沒有弄懂，還以為真是我的生日。

大約就在一兩天後，我一個人悄然地離開了苜蓿園。我帶了幾件換洗衣服，裝在一個普通的麥秸編織的提包里。走到路口，我回首望了望這屋子的茅草頂，也許就要同這間屋子永別了，同這三年來的痛苦永別了，我可以找到黨的關係了，我可以開始新的生活了。我壓制不住心的跳動，真以為自己長高了一截，腳不是站在地上似的。

我剛走到中山路口，準備乘公共汽車，斜路忽然走出來一個人，順手把我的提包搶了過去。我大吃一驚，轉頭一望，原來是韓侍桁。韓侍桁是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時認識的。那時左聯常派自己的盟員去大專學校講演，在學校建立左聯小組或左聯領導的文學研究會，我和韓侍桁曾有幾次一道去；我還去過他的家。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他離開了左聯，彷彿聽到過有人傳說他的壞話，但不很確實，我只能將信將疑。這時他在南京正為中山文化教育館翻譯一本《十九世紀歐洲文學》（大概是這樣一本書，書名記不清了）；我搬到苜蓿園后，他跟着姚蓬子來過一次；這年春天，來得多了幾次，暑假中還問我要稿子。他說他打算編輯一個雜誌，定名《今代文藝》。他表明，這個刊物是另一個左翼刊物《文學界》的外圍，是接近於周揚等一群人的。我那時與上海文藝界完全隔離，只知道周揚是左聯的一名成員；《今代文藝》果真是傾向他們那就可以給他們稿件。因此我給了他一篇短文，《八月生活——報告文學試寫》。文章後來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的《今代文藝》。九月刊物便被查禁了。但這時，我正要出走的關頭，他忽然出現在我的身邊，不能不使我嚇了一跳。因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傾向和政治身份。看他平日對我的言論，好像他只專註於他的翻譯；但在我腦中也曾有過一個問號：他搞翻譯何必要住在南京呢？除了和中山文化教育館的關係外，他究竟還有什麼別的關係，我是摸不清的。這時我有一點慌張，我忙說：“我要到火車站去接一個朋友。”他笑了，說：“你有什麼朋友？有朋友還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我再三說：“就是接朋友”，他只是搖頭，不將手提包還我。正在這時，公共汽車來了，我要上車。他推着我上去，跟着他自己也跳上車，還說：“我陪你同去。”我真沒有辦法了。車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審視他，而且惶恐地思索着，難道他是一個壞傢伙，是國民黨養的一條狗，他是在跟蹤偵緝我嗎？如果到了火車站，他發現我並不是來接朋友的，他會不會把我交給警察，交給國民黨？他會不會……我只得鎮靜地對他說：“你真聰明！我不是去火車站接朋友，我沒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達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訴他兩個星期就回來；他答應我不聲張出去。你怎麼樣？我希望你也不要聲張，聲張出去對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還會引起麻煩。我兩個星期就回來。馮達一直病在床上，等我照顧呢。”他不再說什麼，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車，我才勉強放下心來。但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臨上車前一刻，他忽然又帶來一個高個兒男人，並把我介紹給那個人。那人非常高興地伸出手來，自己報名說：“我是王崑崙。你去北平嗎？我也去北平，我們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車，也不行了，我提心弔膽，心不在焉地同韓侍桁告別。汽笛一聲，我走進二等卧鋪車廂；望着車外朝後方退去的景物，惘然地倒在鋪上。為什麼我這樣倒霉，這樣多難？北平之行的前途將是怎樣呢？

二十五火車上的邂逅

誰都知道，王崑崙在國民黨是一個高級人士，是大人物，想當然是國民黨員。我知道他正在同我過去的好朋友曹孟君女士談戀愛。我向來不喜歡談論關於別人私生活的事；而且因我近年的處境，他和孟君的關係，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但我現在卻怕他。怕什麼呢？他這個國民黨的高級人物，知道了我的行蹤，會不會破壞我的計劃，使我功虧一簣呢？我將怎樣敷衍他呢？自從曹孟君在南京任職后，我們的友情就逐漸淡薄了。一九三一年，為營救在龍華獄中的胡也頻，我到南京找邵力子先生，曾住在她的家裏，我覺得她比較冷淡。她原是一個熱情的人，也是事業心很強的人，為什麼變得這樣冷靜、淡漠？也許是因為生活的變化引起了感情的變動。不過，這只是些小事。問題是：現在在重要的關口，我遇見了她的新朋友，是國民黨的一個著名的高級人士，我將怎樣對待呢？

我正輾轉思慮，不知所措的時候，車廂外面有人敲了兩下門。我趕快坐起來，出現在門口的這位瘦高個兒正是我擔心見到的人。這時他顯得非常隨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車去吃晚飯。我只得隨着他走進餐車，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那時餐車都是吃西餐，價錢很貴，就餐的人很少。我們一邊吃飯一邊閑談。王崑崙很健談，同我談高爾基，談果戈理，談托爾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歡讀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讀過似的那樣熟悉。我慢慢竟忘記了我當時的處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我也忘記了孟君曾對我的冷淡，忘記了他是孟君的新的愛人；又好像我過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崑崙熟一樣的。談話中他好像在為我設想似的，說：“你要做高爾基是困難的，因為你沒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為果戈理，你可以寫官僚社會，我就是一個官僚，我還可以介紹你許多人物、許多官僚，許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階級的生活……”自然，我不會聽從他的，走進他的官僚階層；但他的表情，他說這些話時，那種坦然，率直的神情，卻是很吸引人的。

我們已經吃完了這一頓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記了剛見面時的那種擔心，局促與不安，覺得餐車上的飯菜真好吃呀，當我們喝最後一杯咖啡時，王崑崙仍像一無其事的樣子，指點我看看稍遠一點的餐桌。不知什麼時候，那裏坐着四個人在喝酒。王崑崙說：“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見報了。那四個人裏面有一個《晨報》的記者。”他說話的語調很平淡，好像在說一件極不相干的小事。我卻幾乎跳了起來：“那怎麼成呢？”我又傻了。王崑崙又輕鬆地說：“我可以對他說：要他暫時不發這條新聞。你不是在北平停兩個星期嗎？我告訴他過兩個星期以後再發。報紙會把這當著一條重要新聞，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只好央求他：“請早點對他說吧。最好不發新聞；一定要發，就晚一點，越晚越好。我有許多說不出來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後，王崑崙還特意到李達家裏來看我。我雖然感謝他在火車上表示的對我的關心，也很願意聽他談話，但又總存有一分疑懼和戒心。兩個星期後我回到了南京，他又與他的妹妹王楓同來苜蓿園，那時我就不想多敷衍他了。後來，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在延安時，馮雪峰從上海回延安向中央彙報工作，我見到他，同他談到王崑崙，他說那時他同王崑崙便已有聯繫，說王崑崙同我們的關係很好。這些關係真把我弄糊塗了，我一時什麼也看不透，什麼也不理解。難道真是這樣？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在《魯迅研究動態》看到樓適夷寫的《為了忘卻，為了團結》一文的附註，才知道，果然早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間，在上海潘漢年那裏，他們就已經互相認識了。全國解放以後，我曾很想和王崑崙詳細談談那時的生活，但一直沒有機會和他敘舊，問清這些似乎是很難理解的謎。八四年二月在北京朗誦藝術團舉行的一次晚會上，我又遇見王崑崙了。問他這段往事，他說：“是的，那一年我同你乘同一趟火車到北平的，可是許多事都記不清了。”我真感到遺憾，但已沒有法子了。直到八五年他逝世后，從他的生平介紹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是一名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了。王崑崙同志，現在我就用這一段文字來紀念我們在那次北上車廂里相遇時的同志式的友誼吧。

二十六探索

這天清晨，我在前門車站雇了一輛人力車，趕到復興門宗帽衚衕三號。我跨進大門，直奔外院的北屋。王會悟剛從床上起身，還沒扣好衣服，一見是我便大叫起來；她的孩子們也都從裏屋跑出圍了上來。王會悟什麼話都來不及說，拉着我問道：“你來北平太好了。我問你，你準備住在哪裏？”我答：“就住在你這兒。”她大笑道：“這就好了，你要是住沈從文家，我可不答應。”我答道：“我怎麼會住在沈家呢。”

我很奇怪為什麼她對沈先生有那麼深的意見。後來才知道，就因為一九三三年我被綁架后，王會悟仍在上海，她寫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親，說我平安無事，說有許多人在營救我。她怕我母親不相信而難過，便今天寫信用這個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個人的名字；還用過沈從文的名字。哪裏料到，後來沈先生卻不願意借用他的名義接我母親到上海向國民黨要還女兒。沈先生當時自然也有自己的困難，沒有什麼可以厚非的，可是王會悟至今還像一個年輕姑娘那樣單純、那樣熱情，那樣看重朋友之間的友誼。

李達也表示高興我的到來，不過他一本正經地誠懇地對我說：“以後你千萬別再搞政治了，就埋頭寫文章，你是有才華的。”第二天他還拿出大張宣紙，興緻勃勃地給我寫了一幅中堂，勉勵我專門從事文學創作。這一來，他一下就把我想要向他說的話，全堵住了。他雖是書生學者，可是比起我來自然是老謀深算，他可能猜想到我這次來北平找他的本意。他一點不談，也不問，只帶着我去俱樂部遊玩，打球、喝茶、吃雪糕。他背着照相機，給我拍照，把他同一個女友的放大照片給我欣賞。他幾乎天天都有宴會，在北平的一群大學教授輪流請客。他的確變了，變得風流瀟洒。可是我總懷疑他是裝的，是裝給我看的，也是裝給許多人看的：好像李達已經不再是紅色教授，不但不參加實際鬥爭，而且看破紅塵，是一個很隨和，無所謂，無黨派背景的一般教授罷了。他擔心什麼呢？他不是剛從泰山、從馮玉祥將軍那裏回來不久嗎？他不是曾向馮將軍講授《資本論》嗎？他顧慮什麼呢？我也注意到有幾個年輕的人，一來他家就到正院南屋的一間大客廳里去了。這些人從不進北屋，也不在這裏吃飯。王會悟和孩子們也不和客人接觸。這些到底是一群什麼人呢？我懷疑其中一定有黨員，或者有靠近黨的人。但李達不讓我見他們，在我面前也從不提到他們。有一次，大約是我到他家已經四五天的時候，李達忽然提醒我去看女作家謝冰心。我不理解為什麼，他還特地派了一位女士陪我一道去。我過去見過謝冰心一面，那是一九二六年，我在北京跟着胡也頻，沈從文，還有沈從文的熟人謝冰心的弟弟謝冰季一塊去的，我是以一個年輕小作家的妻子的身份跟着去看望一位名作家的。她或者只把我當成一個“小讀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那一次她跟我談話了沒有，我卻不記得了。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編《北斗》，曾寫信向她約稿，她慷慨地給了我一篇，增加了我對她的好感。現在忽然去看她，這中間又經歷了也頻的慘死和我的被綁架，是否顯得唐突冒昧？我們之間能談些什麼呢？李達這位教授我是清楚的，我對他充滿了信任和尊敬。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揚的都是馬克思主義，但在家裏處理家庭生活，他對待王會悟，卻實在有些封建氣味。但我能始終被他照顧，始終保持和王會悟的友誼，能夠和她經常來往，談心，就在於我看到並且了解他這一點，我小心注意絲毫不去觸犯他，我只是他的一個忠實的學生。我總願意保存我和王會悟的友誼，我認為王會悟也需要我這樣一個朋友。

陪我去訪問冰心的那位女士，好像姓夏，可是誰知道她的真姓名？她似乎認識冰心，或者就是她的學生。冰心那時住在燕京大學校園內的一幢教授小樓里。我在她面前自然要矮一點，即使我平日有傲氣這時也拿不出來，我只是聽她說話。她和我相反，很會照顧人，說話文氣、得體。我在敵人面前，還有一股犟勁，橫眉冷對，甚至談笑自如；現在一碰到她這樣的溫柔多情，自己反而現出一種彆扭和手足無措，渾身不得勁兒。可能是這次見她，在思想上毫無準備的緣故。我留給她的印象一定是“莫名其妙”或者只像一個笨拙的處境不順的小作家去高攀一個老作家似的。

訪問自然沒有什麼結果，不可能有什麼結果，也不需要有什麼結果。但對李達對我自己都可能有一點幫助。這個消息如果傳出去，就能說明丁玲現在是沒有什麼政治色彩的人；她這次來北平沒有什麼政治目的，純是為了散散心，隨便會會朋友而已。她可以住在李達家，也可以去拜訪冰心女士。我體會到李達的用心，也很諒解。但我心裏卻開始明白，要從李達這裏找黨，是沒有希望的。我很失望，但仍希冀或者有一個偶然的機會，能讓我抓住。

果然，有一天，我同他們閑談到王一知。李達顯然不希望她來他們家裏，可是我卻非常高興，因為王一知是和我一道在一九二二年到上海進平民女校的同學。以前我在桃源女子第二師範學校時，她也在那裏，是本科三年級的學生。“五四”運動時，她和王劍虹都是我們學生運動的帶頭人，可算是湘西一帶女學生中的先覺者。後來她到上海不久就參加了共產黨，是走在我前邊的人，我們是老朋友。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她都在上海，我們還時有來往。後來我也參加了黨，擔任了一些黨的工作，環境不允許，就停止來往了。這次我來北平就是為了尋找黨的關係；她現在既在北平，我怎能不高興呢？不過看樣子，李達不歡迎我把她領進家裏來。我就說：“老朋友了，我去看看她吧。”王一知住在一所頗大的宅第里，是老式的洋房，房子很大，質量很好，院內有花園，花園裏還有亭子。據說這房子是軍閥時代的外交總長王正廷的公館。現在他們租居，一家人住得很舒服。她和她的愛人，還有三個孩子。愛人在華洋義賑會工作，外文很好，工資不少，職位可靠。初見面我不便仔細打聽，看表面樣子似乎不像黨員。但王一知這人，我是知道的，是一個很善良的人，過去我們還是能相處的，也還相信她。現在看見她同一個不像黨員、而是吃洋飯的年輕人住在一塊，心裏不免發生懷疑，我小心在一旁觀察，不願一下把我的真實思想對她傾吐。我在她家住了兩三天，她請我看戲，請我吃飯。她還說她想學日文，搞點翻譯；她把在小報上登的短文給我看。我大膽地試探着問她，說我想去陝北，不知是否有可能從她認識的人中找到線索。她回答說，去陝北很困難，她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這樣我就不再往下說了，失望又悄悄地啃咬着我的心。我承認那時可能我太膽小了。不過我相信那時她的確無法幫助我。也可能我幾年來所處的環境，使得她不能一下消除對我產生的隔閡，不敢輕易地完全相信我，因之缺少足夠的熱情。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我們又相見。她告訴過我，她的黨齡仍從一九二二年算起，不過，在北京有一段時間不算。想來那時她可能與黨的關係一度有點不正常。

二十七希望的陽光

後來，我又向王會悟打聽北平其他一些熟人的情況時，王會悟告訴我，曹靖華在中國大學教書，王會悟正在中國大學任會計，所以認識他。我並不認識曹靖華，但一聽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見到一點火光那樣高興，好像有一種本能的對他的信任，我立刻請王會悟轉告他，說我要見他。他慨然允諾；可以說他熱情地答應了我。第二天我就趕去看他，看到《鐵流》的譯者，他是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魯迅先生有很親密的交往。就在這幾十分鐘的會面中，解開了我幾年來的苦痛和積慮，打開了我回到黨里的大門，儘管曹靖華那時還不是黨員。我便從這一點縫隙中得到了陽光，我是從這一條涓滴細流中流出去，而奔歸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從這裏開始。曹靖華決不會想到在這幾十分鐘裏他發生的巨大作用；他決沒有想到從此產生的我對他的深厚的終身感激之情。

那天去見他，我們幾乎都來不及互相打量、寒暄。他第一句問話就是：“你現在生活怎樣？”我第一句答話也是從心裏進出來的：“太痛苦了。”

於是我把心事全部向一個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不，應該說是朋友，打開了。我告訴他，我一定要找到黨。如果找不到黨，我即使能暫時住在北平，或別的什麼地方，我仍是一個黑人，不能有什麼活動，也無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說我自己要說的話。但我現在苦於無從找到黨。他聽了很感動，我們像一對老朋友，像親密的戰友商量開了。我們兩人估計，魯迅先生那裏一定會有黨的關係，可以從他那裏間接找到黨，但我自己直接去找魯迅是很困難的，也有危險。我深知不但我的周圍有特務，魯迅先生從來更是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嚴密監視之下戰鬥和生活的。曹靖華慷慨地應允我，他設法寫信轉告魯迅。這樣，我們商定，我仍回南京等候消息。因為我如果久留北平容易發生意外；再者南京離上海近，如果找到了黨，聯繫可能更方便一點。

我對北平別無留戀，第二天，我就告別李達夫婦，如約離開北平；曹靖華到車站送我上車。他再三說，信，他即日發出；他囑我耐心等待；又說一定要儘早離開南京。

回到南京，我總算把姚蓬子的詢問對付過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沒有很多朋友，只認識一個王會悟。至於王一知的情況，以及她與我的關係，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更不會想到我能見到曹靖華。馮達也是這樣。他自然能猜測出我此行的動機，但也只能看出我對此行的失望。我不說，他便也不問。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二十八回到上海

一個多星期以後，張天翼忽然來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談得很熱鬧。他找着一個機會，悄悄塞給我一張紙條。我跑回後房，急忙展開一看，上面只有簡單的一句話：“知你急於回來，現派張天翼來接你，可與他商量。”沒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認出這是馮雪峰的筆跡，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點也不敢暴露我此時的喜悅之情，極力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我找了一個間隙同張天翼約好再見面的地點。幸好姚蓬子粗心，一點也沒有看出破綻。

第二天下雨，在一個小咖啡館裏我見到了張天翼。我們很快約定了我去上海的車次和車廂。他安排他的外甥女在那裏等我並且和我同行。這時，我覺得他完全換了一副樣子，天翼，天翼！你變得真可愛呵！變得真令人感到可親呵！過去的冷漠的印象，一下就雲消霧散了。就為了這一點，我永遠感謝你。即使後來五八年由於種種原因而橫生的誤會與隔閡，我也毫不在意，我能理解你那時的處境困難，毫不影響我對你的感謝與尊重。一九六三年我從北大荒請假回北京看病時，特地到作家協會去看望你。一九七九年我調回北京，聽說你患病，我第一個去看的便是病中的你，你滿面笑容，可惜已經不能說話了。八十年代初，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丁玲研究資料》中有人竟要把你一九五七年寫的《關於莎菲女士》那篇應景文章收編進去，我認為這不公正，很為你不平，我幾次向編輯同志表示我的反對。但是，文壇上的門戶偏見，由來已久，積習極深。一些該有的文章卻沒有，一些不該有的文章卻又有了。我被驅出文壇久矣，很不了解情況，我的意見，也不被人重視。既然叢書編委會的主持者早已成竹在胸，取捨已定，我是無能為力的。但我對你五七年的這篇文章是毫不在意的。我不能忘記你在一九三六年冒着風險，為黨傳書，帶了那張條子給我，而且按照黨的託付，為我佈置了脫離南京的行程和辦法。

又過了兩天，那天下午，我信步走出我住的那間茅屋，一個人在小院裏，在屋門口好像無事地散了一會步，然後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車站。在車站，張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裏等我，我會心地跟着她上了一節三等車廂。車廂里人很擠，全是貧苦的市民和農民。我穿着一件藍布短衫，擠在人群中，一聲不響，裝出一副土裏土氣的樣子。張天翼的外甥女坐得離我稍遠，她像是一個走親戚的普通少女。我們一同到了上海，我跟着她在車站外邊坐上一部雲飛汽車公司的出租車。她指揮司機把車開到泥城橋一帶一條馬路邊上，叫司機停車，我跟着她下了車。馬路旁邊另有一部汽車停在那裏。車門打開了，她把我推上車。車子裏已有一個人等在那裏，他伸出手來，緊緊地握着，又向司機說了一句什麼，車子開動了。我藉助街燈望着那張微微帶笑的臉，一雙炯炯發光的眼睛凝視着我。呵！過去我只見過這個人兩次，但這時一下就認出他來了，這不就是張光人，是胡風嗎？我像見到了許久未見到的家裏人。我笑了，這艱難的笑呵！這是從內心深處發出來的甜蜜的笑。我們都笑着，互相望着。汽車走進北四川路，停在新的、我過去沒有見過的一幢樓房門前。樓房大門口掛着儉德公寓的牌子，實際是一個普通的、比那些亂七八糟的又高級一點和新式一點的旅館。胡風領着我走進早已預定好的一間房子。進門一坐下來，我不由得先開口說道：“這簡直是到了天堂。”他告訴我這是雪峰要他準備的，說雪峰要過一兩天才能來，他還有事忙着，要我安心住在這裏。我看見桌子上擺了幾本書，我忙着去翻看，全是幾個新作家的書。如田間的詩，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葉紫的小說等等。胡風逐一向我介紹這些書和它們的作者，談到這群新人的造就和希望。時間過得太快了，已經晚上九十點鐘了，他約定明天再來看我，便向我告辭走了。

這個公寓有較好的條件，有大門、後門。客房很多，旅客可以在自己的房內用飯。這是我最願意的。因為我怕見人，防備有人盯我，萬一弄得不好，稍有粗心，再被綁回南京。因此我住在這裏的時候，沒有上過一次街，連去廁所也要看門外走廊有沒有人。

第三天，雪峰來了。看到他我第一個感覺是他變了。怎麼變了，變在什麼地方，我說不清楚，也不可能細想下去；我只顧自己說話。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並不是說到什麼傷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這眼淚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準備了三年的時間，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經三年了，三年來隨時都想找一個地方把它全部傾瀉出來。我已經忍無可忍，呵！我該流一次眼淚了。於是我盡情地哭起來了。我以為我會得到滿腔同情無比安慰，然而我只聽到一聲冷峻的問話。雪峰說道：“你怎麼感到只有你一個人在那裏受罪？你應該想到，有許許多多人都同你一樣在受罪；整個革命在這幾年裏也同你一道，一樣受着罪咧。”這的確是我沒有想到的。此時此刻，我惟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卻給了我一盆冷水。這當頭一擊，的確把我打懵了，但並沒有把我打倒。他怎麼這樣不懂人情，可能他就變在這裏，變得沒有同情心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了，他這種嚴厲在我當時是受不了的。但是轉念一想，這一盆冷水使我清醒些了。可不是真的嗎？受罪的哪裏只有我一個人呢？死了多少人啊！他是經過長征的人，受過見過多少苦難，他的心變硬了，他想到的是整個革命，而我只想到自己。於是我心胸立刻開闊了，堅強起來了，我更感到慚愧，覺得他的嚴厲是對的。他這是以高標準來要求我，這很好嘛。好像從我們最初見面認識起，他對我這個人，對我的文章總是表現出不滿足。使我覺得委屈，但我一直感到他總是關注着我，提醒我，希望我能夠更前進一步。這時我不哭了，他也便不再問。他對我講長征故事，講毛**，講遵義會議，講陝北，講瓦窯堡。講上海文壇，講魯迅。他心裏只裝着革命，裝着兩個偉人。我雖然仍覺得三年多來我已是遍體鱗傷，撫今追昔，痛苦**，但在聽了雪峰的熱情的革命事迹的敘述，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歡欣，我到底已經衝出黑暗，接近光明了。我已回到自己人的隊伍里，回到自己家裏，我現在應該鼓起力量，邁上光明的前程。

二十九轉折

在儉德公寓住了兩個星期。開始還好，以為希望開始實現了，今後將會萬事如意，只要腳步一邁，我便可以到達黨中央所在地的陝北蘇區了。這期內有時胡風來，有時雪峰來，可以聽到許多對我都是新鮮的事情，又有那麼多的書可以看。雖說不能出公寓的門，很苦惱，但這究竟不算什麼了。我提出來要去看望魯迅。雪峰說，魯迅近來身體很不好，須要靜養。我去看他，定會引起他的情緒激動，暫時不去好。我有一點懊惱，覺得太不湊巧了。那時我沒有意識到他病的嚴重性，沒有想到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和他老人家見面了。後來雪峰來了，很憂戚地說：“怎麼辦呢？去陝北的交通又斷了，一時不能走。沒有適當的人和你同行，不能冒險。但長期住在這裏，不能出大門，怕有一天會暴露。我們考慮了，潘漢年的意思，如果你先回南京，設法爭取公開到上海來做救亡工作，那是好事。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等等。我聽了心情非常沮喪，不管到哪裏，再苦我也願意。我決心去陝北，也知道那地方很苦。我樂意去，就是不能再回南京。不管雪峰說的多麼有理由，也不能說服我。我甚至又哭了。雪峰啊！你太不理解這幾年我心靈的痛苦的歷程；我所有的力量、心計，都為應付國民黨的陰險惡毒已經耗費盡了。我背負着的哪裏只是一個十字架啊。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我見到了黨的人，見到了自己的同志，滿心以為你們會伸出手來拉我一把，送我遠走高飛，怎麼能還讓我回到那個地獄裏去！你太不理解人了。你只知道長征的艱難。長征自然是很難的，可是你們是一支隊伍，是無數親密的好同志在一起，你們是在大太陽底下與敵人鬥爭。你沒有體會到我獨自一人在一群劊子手、白臉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鐘、一秒鐘，一點、一滴地忍受着煎熬！我們為這事幾乎吵起來了。他再三向我解釋，一時不能走，留在上海，又不能公開，又沒有人照顧，的確為難。他為我分析當前的形勢，說我們黨正在與國民黨談判，要停止內戰，要釋放政治犯，要搞統一戰線，要團結抗日。現在上海的廣大的知識分子，許多民主人士和全國民眾都在努力爭取這個局面的早日實現。這一切都同過去不一樣。這時如果你能爭取公開來上海，出版一個刊物，你以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的身份來活動，是可能做得到的。從你個人來說，公開活動比地下活動更好，更有影響。國民黨不是沒有把你當成一個共產黨員嗎？那你就順水推舟，可以裝作你根本就不理解這些，很自然地到上海來公開活動。如不能到上海，就先到北平，總之要爭取公開出來工作……他設想的辦法很多，好像只要我願意，就都能做到，他是以黨組織的身份和我談今後工作的，這是三年多來第一次，我怎能不接受，不聽命呢？入黨時我的誓言不是說，要做一顆螺絲釘，安在哪裏就在哪裏嘛。但這件事使我後來，甚至許久的後來，我都認為這樣的處理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對形勢的估計未免過於樂觀，對我的處境也不夠了解。但當時我不得不含着眼淚接受這一決定，無可奈何地向著南京走回去了。

這次回來自然引起了姚蓬子與馮達的注意與詢問。姚蓬子很關心的樣子，幾次問我，見到魯迅沒有？見到茅盾沒有？我始終說這次我去上海，還去了蘇州，玩了一趟，看電影，坐雙層公共汽車，什麼人也沒有去找，根本不想見人，玩得興緻索然。馮達似乎想得更多些。他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就此遠走高飛呢？應該設法，到蘇聯去，或者到蘇區去。你只能從事寫作，別的工作於你不適宜……”我只答道：“你想到哪裏去了。我儘管去了上海，卻會不到熟人，找不到朋友。我單身一人能有什麼活動！你全清楚，現在我在上海已經沒有什麼朋友。幾個過去在左聯的熟人，他們不會關心我，我也不會隨便相信他們，當然不去找他們。你不要再說這些夢話了。”

為著敷衍姚蓬子和馮達，我只能這樣說，但同時，不管自己是否情願，我必須着手進行黨給我佈置的任務，爭取公開到上海去。我該怎樣開始呢？我想不出好的辦法，也無法預料前途的成敗，我抱着茫然若失的心情大膽而又謹慎地開始自己的嘗試。

一天我對姚蓬子說：“母親帶兩個孩子回湖南，已經幾個月了。我真擔心他們，不知他們怎麼生活下去。我想按月給他們寄一點生活費。我應該找個事做，找個差事，謀個職業，掙錢養家。做旁的事我沒有本領，我只能編編刊物。我想到上海去編個刊物，你看行得通么？”

姚蓬子沉吟了一會說：“你要編刊物，我看國民黨會一口答應，他們會給你一個刊物。”

我說：“不，我不替別人編，是我自己編刊物。你如果願意，也可以去上海，我們合編。”蓬子搖頭說：“這恐怕沒有可能。”我說：“你不妨活動活動，試試看吧。”

不久姚蓬子告訴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談話。我實在不願去，但為著爭取公開離開南京，只得去了。

不記得是在徐的家裏或是他的辦公地方，我見到了徐恩曾。他說：“聽說你想到上海去編刊物，可以的。你要編一個什麼樣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錢，要用些什麼人，你說說看，我們幫助你。”我心裏想，他們果然要利用我替國民黨編刊物，我決不會幹的。我答道：“我還沒有過細地想，也沒有具體的主張，我只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書店出版，自己編。”他說：“當然是你編，你自己編，不過有時候，大家商量一下。”我便說：“我想想再說。”這樣，我們從徐恩曾那裏出來。我對姚蓬子說：“他想插手我的刊物，我不能答應，我寧可不編。”

這時，我就去找譚惕吾，我對她說，我想找事做，上海、北平都可以，到一個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機關謀個職位，可以領點薪水寄回湖南，養活母子。我請她幫忙。過了些日子，她回復我說，她的朋友顧頡剛先生正在南京。顧先生在北平主持平民教育***，組織通俗讀物的編輯出版，需要人，我去正合適。但是顧先生希望我不再參加社會活動。這個條件我是不可能同意的。這樣，自然就又沒有成功。

我一方面感到懊惱，因為爭取公開離開南京，公開出去活動，兩次嘗試都沒有成功。另一方面，我卻又感到慶幸，幸而沒有成功，我還得秘密逃出南京，倘能遠走高飛，也許能到我嚮往已久的另一個自由天地去！我急忙寫信給上海馮雪峰，報告他公開出來已無希望，我要求到上海去，到我嚮往的地方去。

不久，馮雪峰迴信寄到方令孺家裏，他同意了我的要求，並且約定了時間，派人在上海火車站接我。

三十起飛

離開南京前夕，我是在譚惕吾家中度過的。我向她商借二十元錢旅費，她慷慨地應允了，但錢在銀行存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這樣我便睡在她家裏。我手上原來還剩有十來塊錢，離開南京時我把錢放在我桌子抽屜里，留給馮達。我希望在我走後，他可以用這筆錢回他的老家廣東，離開國民黨，不再在這伙狐群狗黨淫威下苟延殘喘混日子。他自己過去曾不止一次地向我這樣表達過。

從我被綁架的第一天起，我恨他在敵人面前泄露了我們家的地址，我罵他朝秦暮楚，我也不相信他在我面前的懺悔，我向敵人幾次提出要和他分開。同時我也警覺到，雖然在被囚禁期間，再沒有我們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們的連累。但我對他仍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的一種無可奈何心情。特別是，長期以來我的真實的心情，急於想離開南京、重回革命隊伍的心情，他是猜得出的，但他沒有向敵人（包括姚蓬子）泄露，也沒有勸阻妨礙過我。所以在我最後遠走高飛離別南京的時候，我早已告別了老母和孩子，這時更不會對他還有任何留戀；我只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落太深，越早離開南京回老家去越好。一九三八年我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西安工作時，收到他從廣州寄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轉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廣州淪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為他介紹幾個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這封信交給辦事處主任林伯渠同志看過，沒有給他回信，誰知他後來是什麼下場呢？

有了第一次走出南京的經歷，這次應該大膽一些了。但實際內心仍是十分興奮和緊張。到蘇區去，對上海的美好憧憬鼓舞着我；惡劣的環境，危險的旅程困擾着我，我必須千百倍的細心、謹慎，決不能功虧一簣，讓美好的希望付諸流水。我一切言談舉止像往常一樣，不讓周圍的人感覺有什麼異樣、破綻。我穿着整齊，極力壓制自己，裝做平靜，像是到市場購物，又像去街頭散步，我走出了苜蓿園，登上了火車，一顆急促跳動的心，才算平靜下來，我恨這火車為什麼走得這麼慢，時間為什麼這樣長，上海怎麼還沒有到呢？

好不容易啊，火車的轟隆為車站上嘈雜的人聲所代替，上海到了。我雜在乘客中，走下火車。眼光四面一掃，但見人頭攢動，人群熙攘，卻看不見一個熟識的人，沒有人到車站來接我。我不敢在站台上久留，只得擠在下車旅客的人流中，跟着走向出口處。我極力回顧，仍然沒有發現一個熟人。我是按規定的車次出來的，為什麼沒有人來接，是不是又出了意外？已經走近出口處，還不見有人來迎接，我正在驚疑不定時，忽然一個婦女隔着欄杆，喊了聲冰姐。我應聲一看，見一位穿着華麗，擦着胭脂口紅的少女，隔着木欄杆，眼睛盯着我。她的面孔似乎在哪裏見過，但又非常生疏。我裝着沒有聽見，也沒有停步，徑直走出了出口處。這時她橫攔在我前面，說了句規定接頭的話，是什麼內容我記不起了，沒有錯，是自己人。但是，不是說讓一個認識我的熟人來接站嗎？這個衣着漂亮的女人我並不認識嘛。是不是又出了什麼事？我又可能落在敵人的魔掌里了？我怎麼辦？走，我一邊想，一邊走，而且加快了步伐。那個女人搶先攔着我，重複着那接頭的暗語，她顯得有些焦急緊張。她說，有汽車在等你。我沒有時間再考慮、判斷。我想暗語是對頭的，但這個人怎麼也記不起曾在哪裏見過。她會是敵人嗎？果真是敵人，我又落在敵人的圈套里了。我將如何對待呢？我就仍說是到上海來玩的嘛。我隨她上了停在路邊的汽車，她把我送到西藏路一品香旅館。

第二天，雪峰同周文一起來看我，我又見到熟人了，很是興奮。雪峰告訴我，關於我去陝北的事，中央已回電同意。為了保證旅途的安全，萬無一失，我們要做一些準備，要物色一個同行的人。還要置辦行裝，你自己再想想，還有什麼事，可以提出來，都和周文接頭。周文同志和我曾在左聯共事，他工作細緻、踏實、責任心強，熱情不外露，給我的印象很好。他告訴我，去車站接我的那個女同志便是和他住機關的伴侶鄭育之同志，是見過面的老相識。但我沒有認出她來。回想起昨天我在車站初見她時的那種惶惑不安的樣子，一定是很可笑的。

在我安心等待去陝北的日子裏，一次和周文談到在湖南老家的母親，我想設法籌錢寄去。以後我去陝北，關山阻隔，鴻雁難通，天長日久，母子將何以為生？我豈忍心讓他們淪為乞丐在家鄉討吃飄零嗎？興奮愉快的心情中又夾雜着焦急和沮喪。周文極力寬慰我，替我出主意。原來三三年我被綁架后，左聯的朋友們一面大力營救，一面把我沒有發表過的稿件拿去發表，換點稿費，寄給了在湖南的母親。母親曾把這事告訴過我，只是說得簡單一些就是。這時，周文建議把不久前剛發表過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陳伯祥》、《八月生活》、《團聚》等五篇近作彙編成集，如果字數不夠，可以再把我被綁架后，左聯朋友從我一堆舊稿中選出送去發表的《楊媽的日記》、《不算情書》、《莎菲日記第二部》等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這就是由趙家璧先生主持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的那本《意外集》。這稿費後來也匯到湖南給母親作家用了。

這次一到上海，我便再一次向雪峰提出，要去拜望魯迅先生，雪峰皺着眉頭告訴我，先生病情仍不好，醫生不準會客。特別是你吃了好幾年的苦，現在出來了，馬上要去西北，先生若見到你，情緒定會很激動，這對病很不利，還是不去吧。雪峰的話有理，我自然聽從，我只好請雪峰在先生面前代我致意。

一天，雪峰又到旅館來，對我說：孫夫人聽說你出來了，要去西北，她很關心你；這是三百五十元，是孫夫人送你的。啊！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她是一位偉大的愛國的先行者，是我一向尊敬的偉大女性。她和魯迅、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等在我被綁架后從事的抗議運動和營救活動，在我被囚禁中，曾多麼大地增加我對敵人鬥爭的勇氣，給了我多麼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們為我，為一切革命者所做出的支持和犧牲，我是永遠不能忘懷的。現在面對着這三百五十元錢，我的心感到灼熱，感到溫暖。三年多來，敵人對我製造了許多無恥下流的謠言，用軟刀子殺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謠言的影響，也曾用懷疑的眼光審視我。這時孫夫人贈我的三百五十元所代表的對我政治上的信任，卻比泰山還重，是千萬兩黃金難買的無價之寶，怎能不引起我由衷的感激之情呢？感謝你，敬愛的孫夫人！永生不忘你，敬愛的宋慶齡！

我馬上就要去西北了，那裏是充滿希望的革命聖地，我將用自己的行動，回答孫夫人以及一切對我懷着信任，抱有希望的同志們和朋友們。

我把這三百五十元全都寄給了在湖南鄉下的老母和我的一雙兒女。我現在安心等待，我將無所牽挂地奔向蘇區，參加紅軍，在黨中央的直接指揮下，為革命的勝利而奮鬥獻身。

別了，同志們！朋友們！別了，親人們！我們大家努力奮鬥吧，我們還會再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