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樣來陝北的

兩天走兩千多里

“路很難走呢，現在交通很困難。你如果實在不願到國外去，那就只好到西安。也許你得在那裏住上好幾個月，住在那裏是不能出來的；不過也好，你就寫文章吧。”

我便決定到西安。不出門我已經習慣了，三年的蟄居都捱過來了；何況現在，是自己把自己關起來，這有什麼要緊。

中秋節那天夜晚，我溜出了那個曾把我收藏了兩個星期的公寓，一個朋友送我到火車站，火車上有一個新認識的朋友等我，他也是要到陝北去的。我們便做了同伴。

在火車上，我從不走到外邊來。火車沒有開或停下的時候，我裝做生病，矇著頭睡在二等卧車的車廂里。如果有人闖進來張望，或查票的時候，都由同行的×君應付。等車一開，我便跳了起來，歡快的同×君談着上海最近幾年的事。×君本來就很健談，我因為這次出走是生平第一愉快的事，人變得非常和氣，精神又好，什麼話都談，很快我們就像老朋友似的了。夜晚月亮好得很，白天天氣好得很。我們駛過江南的郊野，小河像棋盤似的布着，釣魚的人坐在柳樹下。我們經過黃河南部的平原，一望無際的是黃色的收穫了的麥田。我們過了險要的潼關，到了古長安。一入長安境，不由使你憶起許多唐人的詩句。長安雖說有許多變革，已非舊長安可比，然而風景仍與古詩描寫的無多大差別，依舊使人留連。這次旅行留給我始終都是新鮮的感覺，那靜靜地睡在月亮下的小火車站，車站旁的槐樹林，那橋下的流水，那浮遊太空下的雲團，至今常常帶着歡愉和溫柔來到我的記憶中。

三個星期的使女生活

在西安旅館裏住了一個多星期之後，因為我的執拗，我寧肯住秘密房子，於是我搬到一個外國人的家裏了。同來的×君在×的決定之下又回上海去了。

這家有三個外國人，兩個男的，一個女的，他們都不會說中國話。我的生活是寂寞的。幸好×替我找了一個同伴來，她也是預備到陝北去的。我們總算能相處，我做了她的姐姐。外國人對我們很好，我勉強說一些不合文法的英文同他們談天，而且我計劃着寫文章。可是那位有夫人的外國人生病了，他們要到上海去，並且真的就走了。以前這家燒飯是那個外國女人擔任的，她一走就輪到我和新結識的妹妹兩人了。我要說明，這屋子裏是不能隨便用僕人的，屋主人的面子也得闊氣一點才成。於是我們忙着買菜（小妹妹一人擔任，因為我不能隨便出門），忙着生火，忙着燒咖啡，弄菜。我一天幾次捧着杯盤碗盞到廚房，又從廚房到飯廳。這個外國人養着一條大狗，名字叫希特拉；還養着二十來只雞。餵雞喂狗的事也是我做（主要的事是小妹妹做，我是聽她分配的）。我圍一條圍裙，真像一個使女。

這三個星期也是非常快樂的。我雖不能出去，但有報紙可讀（我曾在不准我看報的地方住過），妹妹也常帶些外面的消息給我。雖要我做一些燒飯洗衣的事，但是自願的，倒覺得有趣。白天外國人在外邊應酬生意，我們在後邊屋裏談天，看小說。一到晚上，大門關了之後，我們便熱鬧了。我和妹妹都在餐廳里玩，電燈很亮。我們吃晚飯，聽無線電；我們談着張學良，談着在洛陽的蔣介石，談着甘肅去的紅軍。外國人也和我們講西班牙的戰爭，他用極簡單的文字和我談話，我們還能領悟。我們談歌德、雪萊、繆塞，談德國、法國的人情風俗。我以為外國人不論幹什麼行業，大都有一些文學修養，不會讓人笑話他們連托爾斯泰也不知道。

“希特拉”因我喂它，對我很有好感，它跑到我屋子裏，但我不准它把鼻子靠近來，它遠遠望着我。我一人坐在飯廳的沙發上或是屋外石階上看書的時候，我覺得它的眼睛好像格外溫柔。

第一次騎馬

離開西安是十一月一號。我在西關一家小店裏等汽車，小妹妹沒有一道走，卻換了兩個女伴，同道的一共七個人。汽車第一天住在耀縣，第二天住在洛川，我們都不出門。在洛川休息一天，等着護送的人，聽說是第×師第×團的連長，他帶十幾個人來接。而且聽說要騎馬，有一百多里路，並不好走。但我們認為這些都不會成為問題。

我把頭髮剪短了，大家都穿上灰布軍裝。晚上我和一個女伴練習騎馬的方法。我們牢記那些要領，在炕上跳上跳下地練習。我們不願讓人知道我們不會騎馬，我們怕人笑話說：“連馬都不會騎，還要到陝北去！”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我們到外邊院坪上，冷風刮面很厲害，下弦月照着院子裏的幾匹馬和驢子。大家從屋裏往外搬東西，都悶着聲不說話。

我沒看清連長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他帶領這隊人馬去叫開城門。我們各自牽一匹馬，魚貫地、無聲地向外走。城外是一大片高原。一出城門，連長就飛身上馬，我趕緊往馬背上跳，剛剛把腳套進馬鐙，還來不及去想頭天晚上新學來的那套要領、方法，馬便隨着前頭的馬飛跑起來。我心裏只轉着一個念頭，無論如何不能掉下來，我不準自己在友軍面前丟臉。我一點也不感覺劈面吹來的冷風，也不知道走到什麼地方了，我只渾身使勁，揪住馬鞍，勒緊韁繩，希望前邊的馬停一會也好，因為我想我騎馬的方法不對，我要換一個姿勢。

馬跑了一陣才歇下來。下山時，我牽着馬在那陡峭的山路上走，就像走在棉花上，感到我的腿不會站直似的。

這麼走了一天，冬天的黃昏來得快，我焦急地盼望着宿營地。我們住的那莊子的名字，我已經忘了，只記得駐了很多兵。晚上有一個團長樣子的人來看我們，他是聽說有女兵才來的。同來的人讓我冒充紅軍軍官的老婆，我同意了。那團長覺得奇怪，他問我知不知道那裏很苦。

躺在床上時，我以為我已經癱了，兩條腿全無知覺。

我們的游擊隊

又是天不明就動身，一連兵護送我們，我們走在他們中間。在不明的月光中繞過兩個村莊，他們告訴我這兩個村莊都有保甲。到第三個村莊時，天也亮了，穿過村中，我們都存有一點戒心。村裏有很多穿便衣的團丁放哨，都是全副武裝，頭扎包頭巾。我知道這是地主養着的敢死隊，他們比國民黨的正規軍隊還厲害。這些站在路口的粗壯漢子，斜着眼望我們，知道我們是要到什麼地方去的。如果我們沒有這一連兵力護送，他們也許要和我們幹起來的。我看他們大都是受苦的農民，但他們卻讓地主們養着打他們的兄弟，我覺得很難受。

又走了二十里，護送我們的隊伍在山頭停下來，要我們自己走下溝去，溝底下有接待我們的人。這一段路程大約有四里路。我們還只走一半，卻聽見槍響了。帶路的人告訴我們，這是邊境，這一帶常有衝突。於是我們都加快腳步。帶路的老說那些保安團丁真討厭。

溝底下樹林裏有幾個穿灰衣人影，大家就跑起來。我大聲叫着：“那是紅軍！”

當紅軍向我敬禮的時候，我太激動了。我的心早就推崇着他們，他們把血與肉獻給革命，他們是民族的、勞動者的戰士，我心裏想，只有我應該向他們敬禮，我怎能接受他們的敬禮呢？

他們穿着單衣，都很精神。帶路的人告訴我，他們是紅軍的游擊隊，紅軍都開到前線去了。

保安

騎着小毛驢，一行七個人，加上民工大約十來個人，翻山越嶺走了八九天之後，快要到“京城”了。這是下午，我們在一個樹林裏看見有一匹馬飛跑出來，走近我們身邊。他問我們是否從白區來的？有認識的說他是醫院的院長，新近同一個被譽為陝北之花的姑娘結了婚。越過樹林，山邊上又遇見幾個過路的，大聲地喊着：“同志！你們是白區來的嗎？”我心裏想，一定是快到了，看這氣氛完全不同。他們好像誰與誰都是自己人，都有關係。

轉過一個山嘴，看到有好似村莊的一塊地方，不像有什麼人煙。但是一走近來，情形卻完全不同。有好幾處球場，球場上很熱鬧，人人都跑來看我們，問我們，我覺得自己才換不久的灰衣真難看，他們（所看見的人都如此）都穿着新的黑色假直貢呢的列寧裝，衣領上釘兩條短的紅帶，帽上裰一個紅五星。我原以為這裏的人一定很襤褸，卻不料有這樣漂亮。我更奇怪，“為什麼這裏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總之，他們全是充滿着快樂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這裏什麼都沒有賣的，只有幾家老百姓。這裏的房子全毀了，是那些逃走的地主們放火燒的。除了一兩家之外，所有機關都住在靠東山上的窯洞裏。一排窯洞約莫有半里長，軍委、邊區政府、黨中央各部全住在這裏，全中國革命的人民領袖全住在這裏。說中國人民的命運就掌握在這小山上，也許有人說這太誇大了，但在一定的時間內的確是對的。

我來陝北已有三年多，剛來時很有些印象，曾經寫了十來篇散文，因為到前方去，稿子被遺失了，現在大半都忘了。感情因為工作的關係，變得很粗，與初來時完全兩樣，也就缺乏追述的興緻。不過××再三征索，而限期又迫，倉促寫成，願讀者原諒！

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