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風水與《周易》

風水學在應用的程序中，既有些學派加入了不少刀劍符咒的硬性方法，從而淡化了其靈活變通的真正意義。

其實那些高明學派的風水是能夠不着痕迹，盡得風流的，對於易理的運用更是可以得其意而忘其形，通過方位的挪移、植物的擺設、顏色的選擇、傢具的佈局達到因地制宜、依形就勢、揚長避短的效果，從而形成其獨特的居住的智慧與藝術。

古老的風水文化催生出神秘的《周易》之花，反過來

“易學”自身的發展，又在理論上不斷地向它賴以萌芽的根莖輸送補液。

整個戰國秦漢時代，大體就是風水文化逐漸超越實證的擇居經驗，而開始從多方面汲取

“理論”和

“方法”的過程，記錄這過程的主要文獻就是《周易》誕生以後，才陸續問世的各種解釋與發揮，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易傳》十篇。

首先是

“河圖”與

“洛書”的出現，開闢了將

“易理”貫通於風水觀念的渠道。其次是

“陰陽”與

“五行”學說被納入八卦體系。它們分別從數字結構、生化原理等不同角度，推動着風水文化經過

“易學”的調理，構築風水文化的

“理倫體系”。正宗的道家風水就是以《周易》的宇宙觀為指導思想的一種擇居觀念及相應的操作，並由此衍生出廣泛的文化現象。

這個宇宙觀的核心構造，就是道家所說的

“天人同源”。又因為天地萬物和人類都出自同一根源（陰陽五行之氣的運行變化），所以整個自然界既是人類的外在（生態環境），也是人的內在（同類相感）。

因此，風水的精髓又可以用

“天人感應”來概括，就是通過對居處環境的選擇來窺測順應與利用陰陽五行之氣的演繹規律，百般謀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從而實現避禍求福，與天地同在的追求。

這樣，道家風水的運用和目的就可以歸納為

“貫通天人”與

“天人合一”。根據周易的後天八卦原理，可將住宅坐向不同分成東西四宅，其中震宅、巽宅、離宅、坎宅是東四宅；坤宅、兌宅、乾宅、艮宅是西四宅。

同時也根據人出生年月、生肖與性別的不同將人分成八種命卦，分別是震命、巽命、離命、坎命、坤命、兌命、乾命、艮命。

命卦屬震、屬巽、屬離、屬坎的人，最適合他們的居所是東四宅；而命卦屬坤、屬兌、屬乾、屬艮的人最適合他們居所是西四宅。

大門坐向是按大門所向的方位而定，我們站在屋內面向大門，則所面向的方位是

“向”，而與

“向”相對的方位便是

“坐”。《周易》認為，一切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面，相互消長，對立統一，構成了和諧的世界。

沒有陰陽二者的調和，宇宙間一切事物就會失去平衡。故相地、選址也正是尋求陰陽二者對立與統一，找到恰當的結合點。

《易經》中的五行相生相剋思想，就是風水文化的一個核心部分。古代風水十分善於利用五行說的道理來進行設計和佈局，講究陰陽調和。

《周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老子認為陰陽兼顧乃人與自然和諧之道：“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一理論對於宅居基址之選擇影響至巨。

他們認為宅居環境猶如人體，有首、有臂，兩臂圍合方稱安全，而環境安全則需要背靠青山，青山環繞，又有金、木、水、火、土五形之物。

山應高大，居中為玄武，左側應有青龍山輔佐，右側有白虎山擋風，南有朱雀山為屏應，前有河水流過，方為理想的

“風水寶地”，也就是傳統的

“枕山、環水、面屏”空間模式。《堪輿泄秘》云：“凡到一鄉之中，先看水城歸哪一邊，水抱邊可尋地，水反邊不可下。”這是說村落選址應在河流的凹岸處而不應在凸岸邊，主要是水流慣性沖刷力使凹岸邊增地而使凸岸邊損地之故。

從這一理論出發，古代大多宅居基址空間皆有

“馬蹄形”的自然圍合特徵，如此甚便於躲避西北風和接納陽光，有利於生存和健康。

此外，古人在普遍認同《易經》

“天人感應”等思想的同時，為了能更好地驅害避邪，祈福納祥，還廣泛採用寓意和暗示手法，演成中華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

這更多地表現在民居的裝飾上，而且不分南北東西。如北京四合院的裝修、雕飾、彩繪就處處體現着民俗民風和傳統文化。

如以蝙蝠、壽字組成的圖案，寓意

“福壽雙全”，嵌於門管、門頭上的吉祥詞句，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聯，更是風雅備至，無不與祈禱吉祥、富裕、和諧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