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網走刑務所

網走刑務所。

這是蘇征陽從石橋先生處得來的地址。

這五個字，深深地印在蘇征陽腦海里。住牢三天沒有得到的線索，竟真的在石橋先生那裏找到了線索，蘇征陽把這歸為幸運。除了石橋先生，這位他當年留日的房東，一個反對戰爭、同情中國的新聞記者媒體人，一個信奉和平與自由的知識分子，他還真不知再從哪裏去大海撈針，找到與日本共產黨沾邊的人與線索。

刑務所，就是監獄。網走刑務所，是設在網走市的監獄。網走市，在北海道，那裏的深秋與冬天，是極為寒冷的。寒冷與陰暗的色彩，讓網走市等於監獄的同義詞。明治23年（1890年)，在北海道道路開通后，為了安置來自全日本的重刑犯設置了網走刑務所。當時1200多名囚犯被送到當時人口僅630多個的網走市，是這個小城市原有居民的一倍。犯人們在刺刀與皮鞭下進行道路開鑿工作與建築房屋。犯人們成了北海道發展與建設的先行者。監獄裏的碑文刻着那些在饑寒交迫中死於非命的犯人的名字。

網走刑務所由5棟呈放射狀的木造平房牢房、浴室、單人牢房、教誨室等構成，厚厚的木門，冰冷的鐵窗，便於監視的寬闊的走廊。犯人們戴着腳鐐手銬，監牢潮濕陰冷，獄警們如臨大敵警備森嚴。

蘇征陽這次是與高飛一起開車來的。對於神通廣大的高飛來說，弄輛車與準備兩本警官證是輕鬆搞定的事。為了不露破綻，在蘇征陽策劃下，警官證上的照片雖然是新拍的粘貼上去的，還是做了舊。高飛還給自己粘了仁丹鬍子，這次名字不是秋野了，而成了池井盛友警佐。蘇征陽則成了桂山容吉，是位警部。兩人來自東京警視廳。為了裝得更加像一些，還特地提前打了電話預約。

於是，他們如願在監獄的一間房間裏，見到了相見的人，因為涉及共案機密取證詢問，獄警只能隔得遠遠的站崗，門口由高飛把守，蘇征陽單獨與坐牢者面對面交談，中間隔着一張桌子，兩人距離三米左右。

桌上有備有墨水瓶。蘇征陽打開公文包取出一個記錄紙作出記錄的樣子。

坐牢者神情冷漠地看着眼前的“警察”，神情彷彿眼前無人或只是一個被她居高臨下審視的對象，這樣說來，她，才像是一個辦案的警官與審判的法官。

坐牢者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穿着粗布囚服，臉色蒼白，鼻樑上方的額部左邊，有一個傷痕印記，不知是被打留下的還是被按着頭磕在牆角或桌角上留下的。

蘇征陽循例，問了對方姓名，年齡，戶籍，職業，所犯案由。

隨着回答，對方的身份一一對上了。

原名：中條百合子，現名：宮治百合子，從夫家姓，1899年生人，東京人。現任丈夫宮本顯治，小她九歲，1909年生，1931年加入日本共產黨，被判無期徒刑。她自己也於1931年加入日本共產黨。職業，作家。坐牢案由，不同意轉向，堅持共產立場，反對戰爭。

眼前的坐牢者，正是蘇征陽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對她大名如雷灌耳的著名職業女作家，一個十七歲就發表小說的天才少女，如果她不是第一篇稿件被弄丟，發表作品的年齡還要更早。她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就叫《貧窮的人們》。

百合子的額角很高很圓很寬，這是智慧過人的象徵。

蘇征陽在了解了基本情況后，看着對方：“你在美國留學，曾遊學了大半個歐洲，還去了蘇聯？”

宮本百合子撇了下嘴角，冷笑道：“這些，你閱過的檔案里都有吧？還要再核實嗎？”

蘇征陽：“在蘇聯，你都見過什麼人？斯大林本人？還是馬克西姆高爾基？”

宮本百合子有些詫異地看着眼前的警官，不答反問：“警官大人，你說呢？我會見到誰？”

宮本百合子的話中，含了濃濃的嘲諷的味道。

蘇征陽轉過頭向門外面望了一眼。

門外，高飛向他點了一下頭。

蘇征陽忽然改用俄語，低聲而急切地朗誦起高爾基的名作《海燕》的開頭：“在蒼茫的大海上，風聚焦着烏雲。在烏雲與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高傲地飛翔……”

宮本百合子的臉色變了，眼睛頓時圓亮地看着蘇征陽。

蘇征陽又馬上換成了英語，用英語背誦着高爾基的另一部名著的開頭：

“昏暗窄小的房子裏，我的父親攤手攤腳地平躺在地板上。

“他穿着一身白衣裳，光着腳，手指無力地打着彎兒。

”他快樂的眼睛緊緊地閉住了，成了兩個黑洞；齜着牙咧着嘴，好像在嚇唬我……”

宮本百合子閉上了眼睛，馬上跟着用英語接了下去：

“母親跪在他旁邊，用那把我常常用來鋸西瓜皮的小梳子，為父親梳理着頭髮。

“母親圍着紅色的圍裙，粗里粗氣地自言自語着，眼淚不停地從她腫大了的眼泡里流出來……”

蘇征陽心中一定。

眼前的確是宮本百合子本人。也只有這樣的女作家，記憶力超群，會英語，懂俄語，熟讀過高爾基的作品的人，才能隨口背出高爾基名著《母親》的開頭的句子。

蘇征陽又改了一門語言，這是他自己的民族語言，漢語。他說：”我叫蘇征陽，來自上海。”

宮本百合子睜開了眼睛，眼睛一片清明，注視着這個說中國話的日本警官。

蘇征陽又轉回用英語：“我希望找到一個和你一樣的，但在外面還能自由活動的人，我在日本舉目無親，我需要一個嚮導，一個路標，否則，我在日本，就會迷路，茫然不知往哪個方向走，可能因為被人帶錯路，走向深淵，或者與你一樣，走入了刑務所。”

宮本百合子沉默着，沒有開口。

蘇征陽也好像沒期待宮本百合子會開口，告訴自己答案。

蘇征陽再次改了門語言，這次是法語。

蘇征陽用法語，輕輕唱起一支歌來。

那歌聲，彷彿是從他心裏自然湧出來的，很低，很低，但每個字句都有種力量，像秋天的雨大粒大粒地打在肥大的芭蕉葉子上一樣有力，清晰地進入宮本百合子的耳區，進入她心扉，這個旋律，是夢中也在她的胸膛中一次次回蕩過的，鼓勵着她鬥爭下去的精神源泉：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這是各國共產黨人都熟悉的歌，在異國他鄉，他與她可以憑這支歌找到自己的同志與兄弟姐妹！這是歐仁鮑狄埃與狄蓋特合作的全世界無產者的戰歌《國際歌》！

蘇征陽唱了幾句，就中止了。因為他看到宮本百合子的喉嚨在動，順着旋律在動：她在心中應和着這支歌。

他只能表達這麼多。以此表達他的身份，他的訴求。

這是在敵人的監獄，他無法停留時間太長，更無法表達更多。

他見宮本百合子依舊保持沉默，便默默地起身，合上了手上的本子。

當他快要走向門口的時候，聽到背後宮本百合子輕輕說了一句話：“路標。我正在醞釀寫的一部小說，就叫《路標》。”

蘇征陽不由把腳步停住了。

背後傳來宮本略帶些沙啞的聲音，本來這個嗓音應該很悅耳的，但此時竟帶了些顫抖，也不知是緊張還是情緒激動。

“路標。我的小說稿子，找秋田。”

“秋田，教授。”

蘇征陽本來希望聽到更多的信息，但宮本百合子不再發聲了。

蘇征陽等了一會兒，見沒有了下文，微微點頭，然後重新起步，向門外走去。

宮本百合子看着這個會說中國話、英語、法語、日語與俄語五門語言的日本“警官”那高大而寬肩窄腰、呈“K“字身型的也難說是中年還是青年男子的身影走出了門，情感讓她想喊住這個青年男子，她很想與他多說一會兒話，在他的語言裏，有着一種讓她感到溫暖的東西，這種溫暖的東西讓她的心重變得激蕩起來，想到了入黨時的神聖，以及為這種神聖的信仰堅持鬥爭所經歷的苦難，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跟這個有無數共同語言的人傾談，但一個革命者的理智與作家的因為想像而更加豐富的智慧，讓她緊緊地閉上了嘴。

保守秘密，保護同志。

在這種白色恐怖加劇的年代，面對還不能充分肯定身份的陌生人，她雖然選擇了從直覺與本能上信任了對方，但以防萬一，她只能說些隱約之辭。至於對方出於何種目的要通過她來聯繫她的同志，她就無法深究了，只能抱着最大的希望與善意去想這件事。

至於惡意。反正她也沒暴露更多。而且，她相信，秋田，也有他的觀察與判斷力的，不致於因為獄中人的自己介紹過去的，就會喪失應有的警惕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宮本百合子，這已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坐牢了。所剩無幾的還在堅持鬥爭的日本共產黨人又大多處於地下狀態，明白她的處境，也不會貿然與自己聯絡。警方與特高科憲兵特務，不應該再找自己撬秘密才對。

聽着外面，剛才的審問“警官”與獄警交流的話語，獄警重新走近的腳步，宮本百合子知道，獄警又要把自己押回牢房了。

這一次的見面，了許只是一個大海里的浪花而已，泛出就消失了。也許，這件事，會像一隻蝴蝶扇動了兩下翅翼，悄然引起連鎖反應，會在若干時間之後，在若干遠的另一個時空中，引起一場風暴吧？

宮本百合子這樣想着，她從容走回牢房的步子，更加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