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不能忘記的四句話

※永遠不能忘記的四句話

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1923年離開四川去南京讀書，以後又到法國留學。我出生的時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歲前沒有見過他。1941年，正是抗日戰爭時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當時在讀初小，不懂事，沒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記得他經常帶我的幾個姐姐去看電影，說我看不懂，就給我錢買郵票。我是集郵愛好者。大牆西街有一家賣中外郵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錢就往大牆西街跑。

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家。那時，我們住在成都北門鎣華寺街。大門很簡陋，進去是一條小巷，巷子兩邊各有一家獨院。正中的院子比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們家租了兩間房子。院子裏有各式各樣的人，經常為一些生活小事發生爭吵，很像四爸後來在《小人小事》一書中所寫的情景。然而我和鄰居的孩子們卻很要好，放學回來，一起打仗、藏貓貓，或者跳房、扯響簧，無論吃飯、睡覺，都要大人“捉拿歸案”。一天，四爸對我說：“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給你改個名字，叫李國飛吧！”（我原名為李國輝）我不知道這是批評，心裏想：要真能飛起來，那才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張大床，這張大床有很結實的床架。我上床以後，總覺得沒有玩夠，便在床架上翻來翻去，等到實在疲倦了，才肯睡下。我睡在床裏面，佔地不多，把大部分“領土”留給四爸。而四爸往往一個人坐在書桌前寫文章。據說寫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為我鑽進被窩很快就睡著了。第二天被叫起來上學，我總是輕腳輕手，從他腳后爬下床，生怕把他驚醒。我還記得家裏擺供的時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對祖宗牌位叩頭，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釋說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說我擁護“新派”，這算是開始。雖然我什麼也不懂，但我頂討厭叩頭。我立志長大了也要當個不叩頭的“新派”。

1941年，巴金（右三）離家十八年後第一次回到成都探親，與他的九妹（後排左三）和大哥的子女合影。右一着童子軍服的是李致

那個時候，青年學生中很盛行請人簽字留念。許多人都有一本“紀念冊”，一般都請教師或同學題詞。四爸在家的時候，來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學生來找他，大多拿着紀念冊請他題詞。我有時也伏在他旁邊看，不過有些字不認得，有些認得的字並不懂得什麼意思——例如，“路是人走出來的”。我想，鄉下田裏的路是我們上學時走近道踩出來的，這對；但城裏的馬路哪是走出來的呢？我看見過修馬路，一條馬路要修很長的時間。直到長大以後，才知道這話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歡模仿大人，特別願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終於也做了一本“紀念冊”，請四爸給我題詞。我擔心他又說我小，把我和幾個姐姐區別對待，只給我錢買郵票，不給我寫字。沒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書桌前，用毛筆給我寫下這樣四句話：

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

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

說話要說真話，

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興地看着四爸寫字。這些字，我既認得，也懂得是什麼意思。儘管我並不知道要做到這四句話很不容易，但我認為這是對的，應該這樣做。我把“紀念冊”放在枕頭下面，只要一想起，便拿出來看看。當時，桂王橋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鋪，我母親常去裱她的畫。我靈機一動，提出要把四爸給我的題詞裱成一張小單條。我母親表示同意。裱糊鋪的老闆是熟人，破例為我裱糊了一張一尺半的小單條。我把它掛在牆上，天天看見這四句話。我感到很神氣，別的小孩沒有一個人有類似的單條。小孩子的興趣和注意力經常變化，但我對它的珍惜可以說是始終如一的。

當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後。

最初我只是對“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有點理解。因為它和外祖母的教導完全背道而馳。我的外祖母是一個非常慈祥和有教養的人，說話和氣，笑不出聲。偶爾和我玩的時候，也是教我背唐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類唐詩就是她教我背誦的。她有一個寶庫似的大立櫃，隨時可以拿出雲片糕或雞蛋糕給我吃。我非常喜歡外祖母，但也有一點不滿：她不許我玩。有段時間我們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見我在玩，就要問我：“為什麼不讀書？”如果我回答已經讀過了，她就要教導我古人是如何發奮學習的，結論總是“一有空就要讀書”。我想，一有空就要讀書，哪還有空？什麼時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開反對她，但心裏很不高興，甚至對作為榜樣要我學習的古人也很不感興趣。四爸說“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擁護。

隨着年齡的增長，通過讀書和社會實踐，我對這四句話的理解才逐步加深。這四句話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會講真話，不做好人，“用功讀書”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義，甚至會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說不該用功讀書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長身體，用功讀書既可以長知識，還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許有人會問：好人的標準是什麼？從我的思想發展來看，我上初中起喜歡讀文藝書，魯迅的作品中有許多我喜歡的好人。讀《狂人日記》，我認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個看出幾千年來的歷史都歪歪斜斜地寫着“吃人”兩個字，呼籲“救救孩子”。讀《過客》，我認為過客是好人，儘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還是墳，但他勇往直前，絕不回頭；因為“回到那裏去”，“沒有一處沒有地主，沒有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認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諷刺打擊，敢講真理。上高中的時候，我參加學生運動，以後又加入黨的地下組織。無數事實證明，我們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輩革命家是好人。特別是周總理，他的光輝一生，永遠是我們最好的學習榜樣。“十年浩劫”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我仍認為好人應該具有“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並深信“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共產黨員更應該是這種高尚、純粹、有道德、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好人。

要真正做到這四句話是有鬥爭的，有時甚至是相當困難的。這不僅要和自己的壞思想、壞習慣做鬥爭，還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擾做鬥爭。“十年浩劫”時期，我靠邊站了，被關進“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種誣陷之詞。我對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緒並不介意。但個別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脅、誘騙等方法，逼迫我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或什麼小爬蟲，逼迫我揭發誰是特務、誰是反革命時，我沒有唯命是從。說實在的，當時我經常想到的就是“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

不用說，四爸在“十年浩劫”一開始就被打倒了，我不願在這裏來曆數那些強加在他頭上的罪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我還沒有被“解放”的時候，我仍聽到不少正直的人為他鳴不平。1973年，我從北京返回設在河南的“五七”幹校，曾悄悄繞道上海去探望四爸。那一次，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談，但能見面已經是幸福了。我轉達了一些老同志對他的關心和尊敬，希望以此安慰他老人家。晚上，我住在他家裏。當時樓上的屋子還沒有啟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張床上。我打鼾比較厲害，有意讓先他睡著了，然後我才睡。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輾轉不能入眠。我想起早在1936年，魯迅就稱他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怎麼能這樣對待他呢？……他不時轉動身子，不知他夢見什麼。我深切期望他能擺脫這不幸的處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粉碎“四人幫”以後，四爸恢復了名譽，又煥發了青春，夜以繼日地為人民寫作，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我們有過多次見面和深夜長談，這裏就不記敘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給我寫的四句話，便總結似的向他彙報說：“第一句是用功讀書，我在學校時沒有做到，離開學校以後才有了自覺性；第三句是講真話，我基本上這樣做了，但也講過某些違心的話；第四句是做好人，這是奮鬥目標，還要不斷努力。”我停頓了一下，又接著說，“只有第二句話放心玩耍，執行得最好！一貫如此。”

四爸一邊聽我講，一邊慈祥地笑了。

我也笑了，為自己所講的最後一句話。

198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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