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難忘關懷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我這一生在共青團系統工作的時間最長，共二十三年，從大學、區、市、省團委到團中央，可算是科班出身。胡耀邦同志從1953年到團中央任書記（後任第一書記），我與他當然有所接觸，並從他那兒獲得很多教益。

一

第一次看見耀邦同志是在1955年春。

當時我在青年團重慶市委任少年兒童部部長，到北京去參加全國第三次少年兒童工作會議。前兩次會議確定了總的目標：把少年兒童培養成為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但執行起來，普遍存在對少年兒童過多強調老實聽話，循規蹈矩的情況；掌握入隊條件既高又嚴，還要“長期考驗”，以致引起逆反的效果。這次會議強調了要培養少年兒童勇敢活潑的性格，正確掌握加入少先隊（當時叫少兒隊）的條件。

耀邦同志為這次會議做了總結報告。

耀邦同志顯然經過認真思考，但講的時候又是很隨意的。他沒有講話稿，像與到會的人談心似的，聲音洪亮，加之以手勢，極受歡迎。

他說：

說少年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表示我們對少年兒童的愛護。但他們長大了要擔負建設新中國的任務，花朵經得起風吹雨打嗎？光要少年兒童老實聽話，當乖娃娃、小老頭？當小綿羊、小兔子？不行！要把少年兒童培養成小獅子、小老虎。彭真同志、賀龍同志多次就這個問題提醒過我。

加入少先隊的條件怎樣掌握，聽說大家討論得熱烈。有些地方，入隊比入黨還困難。我看這是對少先隊這個組織的性質和目的是什麼沒有搞清楚。少先隊是少年兒童的群眾性組織，它的任務是把少年兒童組織起來進行教育。是組織小部分少年兒童還是組織大部分少年兒童？我看越多越好，把所有少年兒童組織起來最好。不要搞關門主義嘛！把入隊條件掌握得那麼嚴，一年發展幾個人，將來要變成“零光蛋主義”。當然，入隊過程就要進行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把少年兒童組織起來教育！

這次會議怎樣傳達？大張旗鼓，不要小手小腳。這幾天氣溫下降，西伯利亞來了寒流，刮六級大風。我們傳達，就刮它個五級、六級大風。做工作，只要看準了，就要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像農村過年，殺大豬，過大年。

這次講話距今已有四十二年，能回憶起這些要點，足見給我的印象之深。其中還有些生動的細節。例如講到對少年兒童的要求，耀邦同志主張要搞得簡單明了，讓少年兒童能記住。如果太多，記不住就沒有用了。他問：“《小學生守則》有多少條？”下面回答二十一條。他笑着說：“二十一條，這麼多，記得住嗎？不要說少年兒童記不住，恐怕教師、輔導員也記不住。這叫繁瑣哲學。”他還風趣地說，“二十一條，袁世凱也有個二十一條。”可惜事後這句話引起了誤會，聽說有關部門的同志有意見，認為不該把《小學生守則》的二十一條與袁世凱的二十一條相提並論。其實，耀邦同志雖相提卻沒有“並論”。

耀邦同志如此熟悉少年兒童工作，簡直是“行家裏手”，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以後才知道，耀邦同志參加革命早，十六歲即擔任蘇區湘贛省委兒童局書記，以後還擔任過蘇區少共總書記。

二

1964年春，我調到共青團中央工作，在《輔導員》雜誌社任總編輯。有一次耀邦同志邀團中央所屬報刊和出版社的總編輯座談，他在會上即席講了很多話，至今我還記得一些。

在談到少年兒童工作時，耀邦同志鼓勵從事少年兒童工作的同志，在實踐中研究理論問題。他說，馬、恩主要是剖析資本主義社會，顧不上研究少年兒童工作；列寧奪取政權以後，不久即逝世；毛主席一生搞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也不可能有時間去研究少年兒童工作的理論。耀邦同志指着大家說，你們不要妄自菲薄，你們整天搞少年兒童工作，實踐出真知，關鍵是你們不要只顧實際工作，要把實際工作上升為理論。

耀邦同志十分強調報紙、刊物和出版工作要抓重點。他說，每期報紙和刊物都要有一兩篇重頭文章。這些文章應該是青少年最關心的問題，寫得要好，群眾才有興趣。不要脫離實際，不要不抓重點，不要怕花大力氣。一個季度，總要丟幾個“石頭”引起波瀾。半年或一年，一定要丟幾個“大石頭”，引起軒然大波，才會有影響。四平八穩，平均使用力量，隔靴搔癢，誰會注意你這張報紙、這個刊物、這家出版社？

無論報刊和書籍，都不要離開青少年的實際，這也是耀邦同志強調的。他笑眯眯地對一家報紙的總編輯說：“你們有一篇短文章，叫少年兒童不要喝生水。心是好的，注意衛生嘛！但辦得到嗎？絕大多數兒童在農村，有多少家庭燒開水給他們喝？農村的小孩，勞動累了，回家就用瓢從水缸盛滿水，‘咕、咕、咕’幾下就喝了。”耀邦同志望着在座的同志說，對青少年提要求，一定要符合實際才辦得到。

耀邦同志這一次講話（特別是講工作方法的部分），對我的影響很大。粉碎“四人幫”以後，無論我在哪兒工作都很注意這一點。

三

1964年舉行了共青團全國第九次代表大會。耀邦同志再次當選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但不久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以後又因病回北京療養。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北京的大中學校首先亂起來。按照黨中央的意圖，團中央派了大批領導和幹部以工作組的名義進駐北京市的中學。可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出，全國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許多中學生沖向團中央機關，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四處揪斗工作組成員。團中央機關幹部也建立了“紅衛兵”和各種戰鬥組織，揪斗各類“牛鬼蛇神”。我期待着上面表態，沒想到上面竟下令“改組團中央書記處”。

幾個月時間內，團中央機關成了北京市的批鬥重點之一。機關內外，貼滿揭發“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和王偉）的大字報。耀邦同志本來在生病，可以不管團中央的工作，但他看到團中央的領導遇到困難，便主動站出來，表示要與書記處同舟共濟。江青趁機抓住耀邦同志不放，說：“這個‘紅小鬼’是自己跳出來的。”每天有數千人最多上萬人（主要是“大串聯”的學生）來參觀，擠得大院水泄不通。只要大院站滿人，就有人高呼：“把胡耀邦揪出來示眾！”於是由看管“三胡一王”的人把他們從機關大樓二層會議室的窗戶揪出來，讓他們站在一個類似陽台的地方，向“革命群眾”認罪。從胡耀邦起，自報家門和交代“罪行”。最多的一天，被揪出來示眾九次之多。可貴的是，耀邦同志承認自己學習不夠，工作上有許多錯誤，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但從沒有承認過是“三反分子”。

我那時早被機關群眾揪出。雖沒有被看管，但行動已受限制。

1964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同志再次當選為團中央第一書記。圖為團中央機關代表大會的工作人員合影

白天除勞動外，必須在辦公室寫檢查。同在一棟大樓，對耀邦等被揪出的情景，聽得見，看得到。當時，我已在共青團系統工作了十七年，耀邦同志在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我和耀邦同志直接接觸不多，但在幹部中流傳着的關於他的美談，深深地印在我心裏。幾乎所有的團幹部都說他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博覽群書，知識面廣；領會中央的精神快，深入實際，聯繫群眾，經常有獨到和精闢的見解；做報告生動活潑，很少套話，極受歡迎。特別是耀邦同志平等待人講民主，能聽取不同的意見，不少幹部敢於和他討論問題，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不但不算“犯上”，還會得到他的讚揚。對某些政治運動中蒙受冤屈的同志，耀邦同志好打抱不平，他曾代表書記處向這些同志公開道歉，脫帽鞠躬。這樣一個好的領導同志怎麼會一下變成“三反分子”，受到這種侮辱？公道和天理到哪裏去了！我想起國外的一些政變和反革命事件，既膽戰心驚，又十分不平。

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吃飯，剛下樓就看見耀邦同志被人從窗口揪出來，頭被按得低低的。我不忍心看，匆忙走回家，坐在飯桌前。用手蒙住眼睛，眼淚一大串一大串地從指縫中流下來。

我愛人問我怎麼了，我說：“不該這樣整耀邦！”

不用說，我沒有任何勇氣出來表示不同的意見。“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改組團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決定的，革命群眾運動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入黨二十年，從要求“民主、自由”到信仰馬列主義，再到迷信偉大領袖，願做“馴服工具”，已經不敢獨立思考了。“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這個“指示”既搞亂了我的思想，又為自己找到某種“解脫”的借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只要當天不鬥爭我，我做完勞動（無論掃廁所或蹬三輪），就下班回家，盡量不去考慮第二天的事。

我相信有不少幹部和群眾尊重和同情耀邦同志，只是我處於被審查的地位，沒有人和我交換意見。但有一件事能說明問題：有一天“造反派”頭頭突然宣佈要抓“叛徒”。原來耀邦同志在他的日記中記敘了一位群眾對他的關心，問他每頓吃幾兩飯，身體好不好，令他感動。當時，我覺得耀邦同志太天真！已經被隔離審查，竟不知世事險惡，還寫什麼勞什子日記。

“大串聯”停止后，對耀邦等同志的示眾也取消了，改為大批判。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大會不計其數。我不知聽到多少揭發出來的耀邦同志的“罪行”。有人揭發他反對毛主席，證據是他說過“太陽也有黑點”。有人揭發他反對“林副主席”，證據是他反對無論什麼事都要突出政治，說“游泳時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嗆水”。有人揭發他反對“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證據是他說過“康生這個人一貫‘左’”。有人揭發他反對“又紅又專”，證據是他演講時，講“紅”是假的，講“專”才是真的。有人揭發他“生活特殊化”，證據是他有一次回家鄉，想起小時候抓黃鱔，居然夜間打起火把去抓鱔魚……不過，我聽來聽去也聽不出耀邦同志有多大的“罪行”，大概我真是“修正主義的苗子”，物以類聚，嗅覺早不靈了。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我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耀邦同志“反對毛澤東思想”。依據是1964年耀邦同志給有關報刊總編輯的講話，說毛主席既搞革命又搞建設，“不可能有時間研究少年兒童工作”。這種胡亂上綱的大字報，既是我“思想混亂”的表現，也是我人品污點的暴露。我沒有頂住當時的壓力，想藉此劃清界限，保自己。我對不起耀邦同志，儘管多次自責、懺悔，都無濟於事。

四

“造反派”打內戰的時候，兩派都揪斗耀邦同志。1968年初，軍代表進駐機關，美其名曰要把“牛鬼蛇神”集中起來學習，實際上是關押起來，實行所謂“群眾專政”。

關押的地點是機關南院（后被稱為“牛棚”）的一棟西式平房。門前有兩棵大洋槐樹。進門的一間系“專政小組”的辦公室，裏面的三四間房子一共關押大約二十多個“牛鬼”。

我有幸和耀邦同志關在一間屋子。同室還有四人，一共六人。大家睡在靠南牆的地鋪上。屋子中間，有三張小桌子和六把椅子，供學習和寫交代材料用。

南院有一個《專政條例》，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不許外出（上廁所都必須得到批准），被關押的人不能互相交談，等等。耀邦同志是團中央“最大的走資派”，幾乎所有被關押的人都要和他劃清界限，生怕和他沾邊。

在南院的幾個月裏，找耀邦同志外調的人很多，似乎他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寫材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一天三頓飯，大家排隊去食堂，飯後又排隊回來。“專政小組”還故意找碴兒，在南院安排了兩三次批鬥耀邦同志的會。儘管人人都是“牛鬼”，是批鬥的對象，但鬥起耀邦同志來，總有些人不甘落後。可能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動機，也可能迫於壓力講的是違心之言，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

耀邦同志患有痔瘡，每天早晚都要用藥水洗。這樣，早上他得先半小時起來，而且免不了有些聲音。有人心理負擔重，晚上睡不好覺，被耀邦同志驚醒后，多次指責他。有一天早上我先醒來，看到耀邦同志起身，輕手輕腳，十分小心。但可能他太緊張了，一不小心把銅盆摔在地上，所有的人都被驚醒。有人破口大罵：“胡耀邦，你這個人就是自私自利！你每晚上吃了安眠藥倒床就打呼嚕。我們好不容易睡了一會兒，你起來就把大家鬧醒。光這一點就該鬥爭你！”

耀邦同志站在那兒，既委屈又尷尬。

有一次要到西郊勞動。前一天下午做語錄牌，每人一個，用來掛在背包上。因為在勞動，看管鬆動一些。耀邦站在旁邊，看人做語錄牌。他忍不住評論：“你這個做得太花哨了。”

“胡耀邦！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做語錄牌是政治任務，什麼花哨不花哨？你對毛主席是什麼感情？你以為自己還是第一書記，仍在指手畫腳？”

耀邦同志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但他解釋不清。

一次我上廁所，親耳聽見有人向“造反派”頭頭告耀邦同志的狀。

有一天我在看《北京日報》，第一版上橫排着一篇社論，標題是“打倒譚震林！”耀邦同志看見了，來向我借報紙。我當然不敢借給他，擺了擺手，又用手指了一指“專政小組”辦公室。他顯得很失望。

耀邦同志的個子比較矮，我只比他高一點兒。凡排隊，我們總在最後面，吃飯也常在一桌。因為我過去和耀邦同志少有接觸，無嫌疑可避。有一次分配我們兩人一起勞動，是在機關浴室附近一間房屋的牆壁上端，打通一個缺口。我記不清站在什麼地方，反正容不下兩人同時勞動。工具是一把鎚子、一根短鋼釺。耀邦同志說：“我們一人打幾錘，一人勞動時，另一人就喘口氣。”儘管沒有談別的事，但我們靠得很近，有一種親切感。

一天下午，“造反派”的一個頭頭和一位解放軍到南院，叫耀邦同志跟他們走。我以為是又有人找他外調了。過去每遇這種情況，耀邦同志總是立即收拾一下桌子，拿着《毛主席語錄》就往外走，一般在吃晚飯前回來。這次也一樣，只是把衣服的扣子扣錯了。解放軍提醒他，他才把扣子扣好。與以往不同的是他沒有回來吃晚飯，不知為什麼。晚上洗腳的時候，一位擔任過耀邦秘書的同志悄悄問我：“耀邦為什麼沒有回來？”

當晚我已睡著了，大約近十二時，被兩位解放軍戰士叫醒：“胡耀邦的被子在哪兒，把它捲起來。”

我聽從命令，捲起耀邦同志的被子。他們抱起被子，把桌上耀邦同志的書籍和所寫材料統統帶走。我躺在地鋪上，想不出耀邦同志被弄到什麼地方去了。

耀邦同志從此離開了南院。看得出來，其他“牛鬼”也感到奇怪。不久，報紙刊登了中央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消息。我恍然大悟，耀邦同志大概出席了這次會議。以後果然被證實了。據說因許多中央委員都被打倒，為湊足法定人數，耀邦同志被指定出席。既然出席了會議，當然也就“解放”了。

我在1969年3月才離開南院，還沒“解放”。被關在南院的人大多數是團中央的部處級以上幹部。回憶這個過程，深感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不僅思想被搞亂，人性也被扭曲了。

五

1969年4月，團中央幹部被“一鍋端”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五七幹校”。耀邦同志參加了黨的“九大”，稍後也到幹校來勞動。

許多人為耀邦同志參加“九大”感到高興。“造反派”頭頭卻大肆宣傳，要大家不要以為參加了“九大”的人就沒有問題，還指手畫腳地傳達“九大”的小組會上對朱德、陳毅等同志的圍攻。我聽了心裏很難受。

“不要以為胡耀邦參加‘九大’就沒有問題了。他沒有被選成中央委員。”為了進一步“消毒”，這個頭頭廣為宣傳：“我們問胡耀邦看見毛主席有什麼想法？他居然說過去開會離毛主席很近，這一次離毛主席很遠，沒有看清楚。大家看胡耀邦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種什麼感情？”

我和耀邦同志不在一個連，基本上沒有接觸。按軍代表的安排，耀邦同志到各連勞動和徵求意見。我在二八連，曾看見耀邦同志，並向他問好。有天晚上他在我們連聽取“走資派”對他的意見，我因臨時被派工，沒有參加。據參加了會議的“走資派”講，耀邦同志一開始就說：“是我不好，我連累了你們，對不起你們。”我聽了頗為感動。

有關耀邦同志的情況經常在幹校中流傳：耀邦同志在校部大會上做的檢查很感人，好些同志當場就流了淚；耀邦同志勞動積極，插秧一天能插六分地，能扛很重的糧食麻袋往倉庫送，還到幾十里路以外去拉石頭；耀邦同志的學習抓得緊，夏日高溫，蚊子又多，晚上多數人在室外乘涼，他卻在蚊帳里讀《資本論》；耀邦同志與群眾打成一片，一些小青年（印刷學校學生和幹部子女）經常和他打打鬧鬧，叫他“老胡”，要他拿錢買糖請客；耀邦同志被評為“五好戰士”；等等。這些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是誰也抹不黑的。

以後，耀邦同志因健康狀況不佳，回到北京。召開黨的“十大”時，上面指定團中央只選一名年輕幹部，沒有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在北京閑居，讀了大量的書。偶爾見報，也多是參加一些老同志的追悼會，而且排在最後：“還有生前友好胡耀邦。”

“文革”進行了四五年，許多人遠不像初期那樣狂熱，不少人開始想問題。耀邦同志再次受到團中央幹部的愛戴。1972年春他回北京探親，不少人去看望他，我也是其中之一。耀邦同志的客廳很簡單，一套舊沙發。客人來請喝茶，過年時有點水果糖和大花生，但很少有人動它們。倒是耀邦同志偶爾要剝花生吃。

一位同志重新分配工作，臨行前去向耀邦同志告別，約我陪他去。耀邦同志得知他將回四川工作，顯得高興，講了許多鼓勵的話。他強調幹部既然出來工作，群眾就對你有期望，你就要敢於大膽工作。有的幹部出來工作后，縮手縮腳，使群眾失望。他問：“有些幹部很消沉。消沉有什麼用？沉到嘉陵江，沉到長江，再沉到太平洋？……”

當我提到耀邦同志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時，引起了他的回憶。他眼裏閃着光輝，不斷用手摸着自己的頭，興奮地說：

“那時剛解放，很多人沒有工作，土匪鬧得很兇，老百姓擁護共產黨，又害怕共產黨待不長。怎麼辦？當時我就在行署所在地南充，大修房子，修百貨大樓，修新華書店，既穩定了人心，又解決了部分失業問題。”

耀邦同志身處逆境，仍然十分關心國家的命運，我們深受鼓舞。不過當時“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大形勢沒有變，耀邦同志的期望難以完全實現。

“耀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耀邦的精神的確很可貴！”

這是我們跨出耀邦同志家門后的對話。

我開始考慮自己今後的工作問題。估計軍代表不會讓我留在北京工作，能爭取回四川最好。何況調我到北京工作時，我就向省委組織部表示將來在共青團工作“畢業”后，要回四川。有一次去胡克實同志家，遇見他在晉綏工作時的老戰友苗前明同志（原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當時他已出來工作。我一說出自己的願望，苗前明同志立即表示支持。這樣，我給軍代表寫了報告，較快地得到批准。1973年6月，我從幹校回到北京，併到耀邦同志家裏去向他告別。

“您過去說，要把在共青團工作當成‘大學’來讀。我在共青團工作了十七年，的確受到了很多教育。”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動，幾次哽咽得說不下去。“像朝氣蓬勃，努力學習，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聯繫群眾……都是在共青團工作中學到的。”耀邦同志說：“這都是我們黨的好傳統。”

這次談話只有我們兩人。耀邦同志主動對我說：“經過林彪事件，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黨內的路線鬥爭很複雜，要獨立思考，不要隨風倒。沒有認識清楚之前，可以思考，暫不表態。千萬不要頭腦發熱、隨風倒，更不能盲目地吹喇叭、抬轎子。”

“中央文革”曾指責團中央“修透了”，但我和許多同志並不這樣看。我把耀邦同志這一次談話當成在我共青團“大學”畢業“典禮”上校長的講話。

我調回四川以後，沒有機會和耀邦同志聯繫。我為他復出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感到高興，又為他再一次被打倒感到難受。擔任過耀邦同志秘書的戴雲同志，當時在四機部工作，多次出差成都。我與他是“牛棚”中的患難之交，從他那兒能聽到一些耀邦同志的消息。我曾經希望戴雲勸勸耀邦同志，有些事少管、少表態。戴雲不贊成我的意見，他說：“這也不管，那也不表態，胡耀邦就不是胡耀邦了！”

我放棄了自己的建議，從心底願意耀邦同志永遠保持他的本色。

六

粉碎“四人幫”以後，耀邦同志先後在中共中央黨校、中組部和中宣部工作。他組織和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大力平反冤假錯案，是人所皆知的事。

我當時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同志解放思想，採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陸續出版了一些好書。我知道耀邦同誌喜歡讀書，不時選寄幾本給他。不久得到他的秘書梁金泉同志給我寫的回信：

你兩次給耀邦同志寄的書都收到了。耀邦同志讓我給你寫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謝。如來京辦事，歡迎來家說話。

既然歡迎“來家說話”，以後我到北京總想去看望耀邦同志。有時約戴雲一起去，有時單獨去。不過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去又怕打擾他。好在如果他有空，他就把我當成“送貨上門”的調查研究對象。問工農業生產情況，了解某個人表現，徵詢某些問題的意見。既接見了我，又不浪費時間。他的問題，有的我能夠回答，有的無法回答（如工農業生產情況），因此我也不敢多去看他，怕“考不及格”。

有一次我去看望耀邦同志，他問到老團幹部廖伯康的情況。我說：“政策沒有完全落實，但他工作的幹勁一直很大。”

“這就好嘛！”耀邦同志讚許地說，“幹部就是要干，不好好乾算什麼幹部？”接着又問我，“你認為現在幹部中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僅按自己平常的感覺回答：“前一段主要在落實幹部政策，使大批蒙受冤屈的幹部出來工作，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有些幹部出來工作以後，想自己的問題（如職務、住房、子女安排等）過多，缺少幹勁和奉獻精神。”

“你說得對，有這個問題！”耀邦同志說。

另一次，我和戴雲、丁磐石（原《中國青年》雜誌社副總編）一起去看耀邦同志。那時他已到中組部工作，很忙。我們按時（大約在晚上八時半）到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正在審批文件。稍等了一會兒，耀邦同志放下筆，興緻勃勃地和我們握手，並問：“今天談點什麼？”

誰也沒有回答，耀邦同志自己講起來。主要是說我們黨成立以後面臨兩大任務：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二是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一個任務完成得很好，第二個任務卻受到許多的干擾，特別是“十年浩劫”。這是很大的教訓。現在思想明確了，得好好地干幾十年。

“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耀邦同志說，不無遺憾。他望了望我們三人，對戴雲和磐石說，“你們兩人也可能看不見了。”然後對着我說，“李致，你年輕一點，有可能看得見。”其實我們三人的年紀差不多，不知哪一點使他產生了錯覺。

“現在要抓緊時間好好乾。”耀邦同志說，“我到中組部以後，連橋牌都沒有打過了。”我們都知道耀邦同志過去愛打橋牌。

直到耀邦同志的秘書來提醒，我們才依依不捨地離去。寫到這裏，我不禁懷念起戴雲，他不幸在1980年逝世，年僅五十三歲。

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時，耀邦同志已到中宣部工作。閉幕式結束那天晚上，耀邦同志在中宣部、文化部聯合舉行的茶話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代表們紛紛去向他敬酒，我也是其中之一。當他發現我的時候，對我講了一句話：“你們不要搞‘宮廷文學’。”

我完全不知道耀邦同志所說的意思，但當時人多，不便交談。茶話會結束后，立即趕到耀邦同志家裏。他正坐在客廳里看電視。我說沒有理解他剛才說的話。

“有關四川的古詩詞，你們自己出版好了，”耀邦同志說，“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閱的？”

原來是我們出版了《詩詞若干首》，內容系1958年成都會議時毛主席所選出的詠四川的詩詞，印發給參加會議同志閱讀的。我向耀邦同志說明：“出版這本書的時候，還不許出版古詩詞。我們是打着毛主席的旗號衝破這個禁區的。”

“總理的詩是他年輕時寫的，用得着出那麼多嗎？”耀邦同志又問。

我回答說：“群眾太尊敬和熱愛總理了。有關總理的書都暢銷，這是人心所向。”

耀邦同志沒有堅持他的意見。經過交談，互相理解。我免去了思想負擔，但也受到提醒，更感激他對我們出版社的關懷。

四川出版了《在彭總身邊》。這是彭總的警衛參謀景希珍口述，作家丁隆炎執筆的。這本書記敘了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前後的一些感人事迹，在國內引起很大反響。1979年9月，北京的幾位朋友寫信告訴我，耀邦同志最近在中宣部的一次會上說：“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氣讀完《在彭總身邊》，寫得很好，很感人。”可能與耀邦同志的講話有關，許多報紙轉載、許多電台廣播了《在彭總身邊》。

丁隆炎接着寫了《最後的年月》。這本書忠實地記敘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彭德懷的殘酷迫害，展現了彭總的高貴品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鐵證。編輯流着眼淚審稿，工人流着眼淚排字，九天印出了四十萬冊。剛一發行，即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引起轟動。可是卻有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指責作者，以致暫停發行。出版社一再向上申訴，均無效果。沒有辦法，我只得去找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聽了我的陳述，顯得有些猶豫。這是因為有不同意見，他感到難處。但我知道耀邦同志的為人，便據理力爭。我說：“您叫我們出好書。現在好書出來了，又不許發行，而不準發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腳。”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終於表態了：“你們可以——”同時兩隻手各向左右擺動。但我沒有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發嘛！”他說。

一股暖流傳遍我的全身。我說不出任何感謝的話，儘管眼睛已經濕潤。帶着耀邦同志的意見回到成都，經過一年多的奮鬥，主管部門最終准予內部發行。

不久，耀邦同志擔任黨中央總書記，從此我再沒有去打擾他。

199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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