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風雨故人來——童心之李致

最難風雨故人來

——童心之李致

◎陳迎憲註釋標題陳迎憲，文化人，曾任文化部科技司副巡視員。

有這樣一位老人，他和我非親非故，卻常常會在年節之時，給我打來問候的電話；他那很標準的四川普通話，聽起來，是那樣的年輕快樂，讓你絕對想不到對方是一位耄耋老人；更讓你感受着的，是一位可敬的長者的關心呵護，溫暖溫馨，讓你久久感動……

是的，這是李致老。說起來，李致應該離我很遠，從地理上說，他在天府之地成都，我在首都北京；從年齡上說，他是八七高齡的耄耋老人，我呢，尚屬年輕的五零後退休人員；再從地位說，他曾經是一個大省的宣傳部長，而我，則僅是大機關里的小公務員……

或許，這就是緣分？

那是十多年前，四川省文化廳副廳長張在德同志知道我寫了一本有關巴金的小書《泥土深情》，他對我說，你應該送給一個人，我說，誰呢？他說，是巴金的侄兒。噢，我說，好啊，就請他帶去了一本。之後，我就把此事忘記了。而在大約一兩個月之後吧，突然，我接到了一個陌生的電話。那時不像現在詐騙電話那麼多，所以就接了。電話那邊，一個很誠懇而年輕的聲音在自報家門，並很真誠地感謝我寫了這本小書，他讀了，感到了其中對巴老的尊敬和

愛戴……一時間，我很有點惶惑，因為，沒有想過會有這樣鄭重的致謝，也因為，我已經知道他曾經是省委宣傳部長，而我，對這類領導總是敬而遠之……或許，他也感覺到了我的惶惑，因此，彼此很客氣但也很真誠地互致感謝和問候，就放下了電話。之後，我曾經向四川的好友表述了我的感受，而沒有想到的，她恰也是李老的忘年交，富有地下鬥爭經驗的李老，其實早已經掌握了我的方方面面。也由此，我們的話聊開始多起來並逐漸深入，我告訴他，好些年前，我是流着眼淚讀完了他的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淚，離開上海》的文章，並珍藏了那張報紙；我敢於很好奇很幼稚地問他：“你就是那海兒嗎？……”

好像真的是有點緣分。那一年文化部在成都舉辦一個重要的文化活動，公幹結束我就直接返京。上了飛機，我外側坐着的是一位有紳士風度的中年男士，說他有紳士風度，是因為我幾次起身都需要他也起身讓開，而他則是非常謙和而主動，絲毫沒有常常被感覺到的厭煩和粗魯；而同時，我又感覺他十分的勤勉，總是俯身在面前的小桌板的電腦上，一直在處理着有關事務；而他電腦的桌面，讓我產生了特別的好感，那是一張十分清純而秀美的少女的黑白照片，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時代才會有的那種黑白照片……這照片喚起我特別美好而又有些苦澀的記憶……我又發現，他手邊有着很多的報紙資料，而好像都是關於巴金的……現在想來，我好像是個“偵探”似的，但由此，我們開始了簡單而友好的交談，當他說到他是回國探親的，我突然心裏一動，莫非……原來，這次入川我本來很想藉機去看望李老，但被告知，這一段時間，恰他的孩子從國外回來，家事很多，他比較累，以後再找機會吧……我斗膽一問，哈哈，果然，這是李老的公子！真是巧啊，未見李老先見李公子！

這一奇緣，讓我對李老感覺更為親近了。我試圖努力的走近他，而我每走近一步，我就會有一種感動……

他哪裏僅僅是一位文化官員？這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家！

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初，正處於“文革”十年造成的文化荒漠之時，全國各地“書荒”嚴重，書店門口經常有讀者通宵排隊買書，但各地方出版社卻由於當時出版“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這常常讓李致感到難過和內疚。為積累文化和解決書荒問題，時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李致老，正值壯年，他率領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國”，大量重印和編選名家名作，並且頂住壓力，大膽編選了《周總理詩十七首》，還編選一些剛恢複名譽和尚未複名譽的名家之作，如《陳翔鶴選集》《茅盾近作》《霜葉紅於2月花》《巴金近作》《曹禺戲劇集》、紀念彭德懷將軍的《在彭總身邊》和《最後的年月》等，在全國引起了廣泛而良好的反響，《周總理詩十七首》，受到讀者熱烈歡迎，全國發行近百萬冊，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區。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作家的近作的出版，形成了“近作叢書”和“現代作家選集”叢書。曾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的劉杲稱讚他們“為作家的平反勝過紅頭文件”。

這是怎樣的一位出版家啊！1978年，曹禺劇作《王昭君》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李致就趕去組稿。儘管李致家裏與曹禺家是世交，儘管李致很早就結識曹禺，但是並沒有成為曹禺選擇四川出版的原因。曹禺的著作，大多還是由在北京的出版社出版。但是李致的學識、積極、熱情，感動了老先生。李致帶了一大包書去拜訪曹禺，向他展示四川出版的質量與實力。但曹禺沒有因此表態同意把《王昭君》交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智慧的李致迂迴進軍，他從小喜歡話劇，能大段大段地背誦曹禺劇作中的台詞。這“讓曹禺非常吃驚”！迅速拉近了他與李致之間的距離，叔侄倆在會心的笑聲中初步敲定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昭君》劇本。但是，曹禺還有新的要求，他“希望在三個月內見書”。對此，李致沒有貿然答應，回到住地，他通過電話局（當時沒有程控電話）跟遠在成都的社長崔之富通了長途電話，次日又馬不停蹄地去曹禺家，立下軍令狀，“三個月見書，只提前不趕后”。而在當時，一般出書的周期通常都要一年的時間，三個月，幾乎是天方夜譚！就是因此，感動了曹禺，1978年12月3日曹禺致信李致：“你真能追！居然把我追到上海，也不放！真是個了不起的出版家。”為了《王昭君》的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派出了精良的編輯隊伍。李致親自參與內文設計，由陳世伍設計封面，徐恆瑜插圖，令曹禺非常滿意。出版社非常重視曹禺的意見，幾乎是竭盡全力地滿足。1979年曹禺給李致的信中寫道：“《王昭君》新本收到，此書印得十分精緻，見到的都一致說‘好’。這要感謝組織工作者、印刷師傅、校對、設計、插圖藝術家，以及所有的工作者們。這樣迅速印出來，足見你社工作效率高，團結、合作好。李致同志，你的話確是算數的。”之後，曹禺又在1980年給李致的一封信中寫道：“感謝你的深情厚意‘有求必應’，使我想起童年在我父親衙門裏的后荒園中的神樹，上面懸挂着很多小小的匾和紅布，上面一律寫着‘有求必應’字樣。”而由此，曹禺表示，今後自己的劇本還是要先發表在《收穫》，但出書，都要拿到四川出版，與四川人民出版社結成“生死戀”。而這樣的信件，在四川新華印刷廠的工人中間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們說，印了這麼多年的書，只有曹禺一個大作家寫信感謝我們。

而曹禺並不知道，此時，很久以來扣在李致頭上的“崇拜胡風及其著作……受胡風反動文藝思想較深”的結論尚未撤銷，而此時這麼奔忙着的李致，或許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頭上還有着這樣一頂帽子！實際上，李致最崇拜是魯迅和巴金。

正是有着這樣的出版家，當年的“川版書”一紙風行，深深影響了一代人，著名詩人、學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馮至同志為此高度讚譽李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1986年4月，當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北京舉辦書展的時候，馮至同志又興緻勃勃的為之題詞：“為建設精神文明服務，人民感謝你們，我們的子孫後代也感謝你們。”

一位有膽識、敢擔當的文化官員

然而，他確確實實是一位文化官員，今年87歲的李致，學生時期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共青團四川省委《紅領巾》、共青團中央《輔導員》雜誌總編輯，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長兼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出版總社社長，省政協秘書長、四川省文聯主席等職，在眾多的職務當中，讓人津津樂道最多的，除了前面提及的享譽全國“出版家”，就是兼任四川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副組長時的“李老闆。”

在四川，老闆有多種解釋，其中之一是“舊時對著名戲曲演員或組織戲班的戲曲演員的尊稱”。李致和以前同樣關心支持川劇的李亞群（“文革”前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宗林（原成都市市長），被戲稱為川劇的“三個李老闆”！川劇人喊得是那樣親切，那樣熨帖，真正把領導當成了自己的親人！

這是一位有膽識、敢擔當的文化官員！在魏明倫眼裏，李致是有長者之風的“老大哥”，更是他的恩兄，魏明倫認為，自己在改革開放后能夠在偏遠的自貢本土成才，離不開自貢、成都、北京的五位伯樂和園丁：他們是王德文、馬識途、吳祖光、周巍峙，其中就有李致。李致繼承巴金遺風，愛才惜才。多次抵制極左棍棒，支持和保護着魏明倫。他是川劇人的好朋友，更是一位好讀者、好觀眾，“最難得的一條，就是有膽有識，敢幹旗幟鮮明地支持和培育跨越雷池探索與創新。如果說李致支持《巴山秀才》無可非議，他支持《潘金蓮》就是招惹非議，敢冒風險了。”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著名劇作家徐棻身上。徐棻說，我第一次和李致同志近距離接觸，正是我的一個戲被責令停演的時候。那是1987年，成都市川劇院聯合團演出了徐棻與胡成德創作的新編川劇《大劈棺》，劇作家為這舊劇改編傾注了半世心血，但在劇名上就忽略了有“犯忌“之嫌。這個劇是解放初期被禁演的。因此，引起“禁演”風波。而就是李致，作為一任領導，並沒有簡單並嚴肅的按“政策”處理，而是以深入周全耐心細緻並智慧的方式，最終，成就了一部堪稱為“劃時代”舊劇新編的川劇《田姐與莊周》。劇作在全國引起了廣泛讚譽，連曹禺老都為之點贊，並獲得了全國優秀劇本獎，文華新劇目獎。然而，讓徐棻感動的還不僅僅於此。之後，李致在為徐棻《探索集》所寫的序中，兩次提到”徐棻和魏明倫“然而，兩次的順序卻是不一樣的，這很讓徐棻和責任編輯奇怪。而李致卻特意對此向徐芬解釋說，你們二位都是四川最有影響的劇作家，在全國都很有名氣，我在為你寫序時故意提到他，是想表示我對你們兩個都同樣看重，也希望別人能這樣對待你們兩人。這有利於川劇事業……’寥寥數語，表達了他對兩位劇作家的高度評價，更表達出他對川劇藝術的精心呵護……由此，徐棻感慨，李致同志在省上，我在市上；他是領導，我是平民。一般來說，我們之間距離不小。然而在我的感覺中，他卻是一個可以說知心話的好兄長，一個可以永遠信賴的老朋友。

這是怎樣的一位官員？——是為審戲看戲，不顧長途車程，冒雨趕路甚至因熄火推車的“川劇藝苑好園丁”；是表演藝術家左清飛眼中，這是一位不恥下問，“懂演員”的李部長。她清楚的記得，那時他們剛認識不久，一天，他突然問她“什麼叫‘穿幫’？”這讓她意識到，他這是要”踩深水“是要干一行，懂一行”。而她不僅清楚的記得自己1984年頂住各種壓力組建承包實驗演出隊李致部長給予的肯定和支持，更記住了他特別語重心長的囑咐：“我擔心你們逆境團結，以後順境時還能不能團結？”她體會到李致“用自己熱愛川劇的這顆心，極力去改變川劇不盡如人意的現狀”。

說來奇怪，李致熱愛川劇，卻始終沒有學會唱一句川劇。他曾經率團出訪歐洲，一路上團員們熱情教唱李部長，李部長認真學唱，當時唱的可好了，聲情並茂，可第二天卻一句也唱不出，如此周而復始，最後還是不會一句……這也成為川劇界的奇聞。但這位不會唱的川劇迷，確實對川劇有了不得的摯愛：

《迎賢店》是著名表演藝術家周企何的代表劇目，文革中被禁演。粉碎“四人幫”后，周企何首演《迎賢店》。戲畢，李致到後台祝賀，然後說：“周老師演出中漏了兩句台詞。”可見，李致背台詞的背功有多麼精準。

就是靠着這一背功，他居然敢和著名表演藝術家陳書舫一起，為張愛萍將軍表演川劇折子戲《花田寫扇》片段，這是大戲《花田錯》的一折，是陳書舫的拿手戲。陳書舫扮小丫頭春鶯，李致扮賣字畫的落魄書生邊吉。李致不會唱，但狡黠的他知道，這段戲書生主要是表演和道白，沒有唱腔，而台詞，他記得清清楚楚。他“把臉抹下來放在衣袋裏，豁出去了”，手拿一把扇子，像模像樣，演得極為認真，台詞對答如流。還沒演到一半，陳書舫忽然笑了場，她離開劇本，對着觀眾說，我一看到李部長這個樣子，就想起周企何，忍不住要笑！”李致知道，這是說自己的矮胖身材而非演技，他已然已經進入角色，只能“穩起不笑，等書舫接着演下去”，從少年起就夢想當演員而終未當上演員的李致這次足足過了把演出癮，還被年輕的朋友寫上了《成都晚報》，說把聚會“推向高潮”。而今，張愛萍老人和陳書舫都已經辭世，這成為了李致老和川劇人中的一段美好而溫馨的記憶。

一本21萬字的《李致和川劇》，收入了他關於川劇的講話、意見、隨筆、日記，和川劇藝術家的交往等等，更表達着他對傳統藝術發展的清醒與憂思。他說，以前大家的娛樂方式只有看電影、看川劇、泡茶館，現在休閑方式多了，川劇不是必選。我只能說台上振興了，台下沒振興，也就是觀眾不多。

30年前，我們曾組織500名大學生看《巴山秀才》。有些學校給大學生髮川劇票，學生覺得是老師給的票，只能去看。川劇文學性、幽默感很強，大學生看完后反響強烈。近年來，每次川劇走進校園，都受到大學生的歡迎。當然，要送好戲去，否則敗胃口。若要人迷戲，除非戲迷人。人品不好、樣子也不漂亮，誰願意和你談戀愛？

李致說，我熱愛川劇，願意為振興川劇奮鬥終生，當“吼班兒”沒關係，打雜也沒關係。“我當年負責振興川劇領導小組日常工作，了解川劇的一些現狀，經常聽川劇人講他們的心愿。為了使川劇這個瑰寶不至消失，我願為之鼓與呼。我既非在職領導，又非專家學者，只能為振興川劇當‘吼班兒’。我年過80，四肢無力，但中氣尚足。既如此，就這樣吼下去吧。”離休之後，他辭去了諸多名譽職務，但是“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的顧問，我永遠不會主動辭去！”

童心書痴老少年

十多年中，我於李致，漸漸地在敬畏之中，有了一種風雨故人之感。這不僅是因為在他的書房，掛着馬識途老人為他所寫的篆書對聯：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更何況，我是晚輩，怎麼敢妄稱“故人”？但或是因為，他並不以長輩自居，而以他豐富的閱歷和深厚的涵養在關心呵護着你，讓你不由自主就希望和他交流，向他傾訴……記得那一次，在我最難過的喪父之痛時，他來了電話，聽到他的聲音，我忍不住失聲痛苦，電話的那一頭，他就那樣沉默的耐心地聽我哭泣，他不問為什麼，只是最後告訴我，生活中會遇到許許多多……他溫藹的話語，讓我平靜了許多。

每次相見相談，我們的話題主要是書，而每次，我都有收穫歸來。最早，他一筆一劃給我題籤；之後，他說，手寫不了了，就蓋個印章吧；再之後，他的力氣更少了，而書的包裝也更精緻了，“你自己拆罷”……

《我的四爸巴金》《巴金的內心世界》《巴金的兩個哥哥》《昔日足跡》《往事隨筆》《銘記在心》……一本本，捧讀之中，感受着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歷史，一份真摯的情感，一份悠悠的思念，對戰友的懷念、對智者尊者的敬重、對親人的眷戀，對歲月的懷想，對未來的遐思，在他的筆下，娓娓道來……

在他身上，有着一種山高水闊的豁達，有着一種妙在天成的意趣，是巴山蜀水帶給他的這種樂天嗎？由此，他筆下的人物，沒有高低貴賤身份的不同，而有偉岸的身影和高貴的品格——他半個世紀不忘賀龍同志，記住了他“不要叫首長，叫同志”，記住了他“什麼手掌，腳掌呵”的神采；他含着眼淚向川劇名丑周裕祥告別，記下他臨終遺言“不開追悼會——人都死了，何必再開個會，讓人家站着聽訓話呢？不要收祭幛……現在多數人的工資不高，人死了何必還要敲人家的竹杠？而此時，他想起了這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藝術家身着戲裝，演《花子罵相》、演《芙奴傳》，向台下的觀眾說出以上針砭時弊的道白，也讓我們感到了這位昔日名重一時飲譽劇壇的“時裝小生”，戲迷心中的“青春偶像”的老藝術家永遠的風華……他送別一代大師、諧劇創始人王永梭，他感喟這位八十高齡的藝術家一生的坎坷與執着，感佩他高深的藝術造詣，也滿含着歉意……儘管這不是作為一個離任老人的職責——沒有能夠幫助他解決應該給予的待遇和榮譽……他珍惜珍藏着每一個美好溫馨的瞬間——在晦暗的日子裏，那小屋的燈光，變得那麼明亮，成為了新生活的希望；那半天的“阿姨”生涯，是他在苦澀的幹校勞改中歡樂時光，翻跟頭、老鷹捉小雞、現編的喜鵲與烏鴉的童話讓他和孩子們都快樂無比，甚至調侃這是對“半邊天”理論的重要補充：“女同志能辦到的事，男同志也能做到”……他就是這樣，即使在苦難中，他依然能夠發現美，創造美……而在這美好之中，卻又分明讓給你感到沉重，感到心酸，五味雜陳……他記住並寫下了每一個發著光和熱的人，也把這光和熱帶給你。和他在一起，你會忘記他是一位耄耋老人，這是一個智慧而快樂的長者，有時候就是一個老頑童，他會狡黠地和論長道短，和你狡辯，甚至會和你斤斤計較，很認真而快樂的和你討價還價，錙銖必較……他總是有意無意的提示你，記得，欠賬要還哦！

有這樣一個瞬間，讓我久久難忘：那一年，我終於有機會到李致老府上拜訪。他執意要請我們吃飯。記得他斜背一個布挎包，步履蹣跚，遠遠望去，真好像一個上學路上的淘氣頑童。更為奇幻的，是在我們告別之際，他說起在我身上有一種傻乎乎的孩子氣，好像很不合時宜的孩子氣，而說著說著，他似乎有些不服氣起來，說道，我也做過少先隊工作，還做的很不錯噢，就在這剎那間，他忽然筆直站立，右臂高高斜過頭頂，行了一個標準的而神聖的少先隊隊禮！在這一瞬間，我似乎呼吸停止了，我被震撼了！這一鏡頭永遠定格在我的心裏！是的，這是一個永遠的少先隊員，儘管在他這一生的“布禮”的追尋中，有過坎坷，有過迷茫，有過困惑，但他堅信：光明在前，他將永遠吟唱着“準備好了么，時刻準備着……”

寫到這裏，我翻開百歲老人馬識途的《致公素描》，馬老是李致的老師和摯友。他們的友誼，保持有大半個世紀。就在猴年新年中，馬老還約了李致老一起很時尚地、興緻勃勃地去影院看了最新出產的電影《老炮兒》，感受着最清新的新春和時代氣息。馬老談起當年的李致，一臉快意，馬老記得，當年的李致，頭上長着兩個旋，旋邊兒頭髮直立，那是“一個活潑跳躍，手舞足蹈，頗有點孫大聖天不怕地不怕、心直口快、勇猛向前的少年”。

哈哈，今年恰為猴年。在此新春之際，僅以此文遙祝李老——大聖歸來，何止於米，相期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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