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筆
《秋雨合集》二十卷，在除夕的爆竹聲中終於編成了，我輕輕放下手上的筆。
放下又撿起，再端詳一番：筆。
人的一生會觸碰到很多物件，多得數也數不清。對我來說，最重要的物件，一定是筆。
我至今還沒有用電腦，一切文字都用筆寫出，被出版界譽為稀世無多的“純手工寫作”。會不會改變？不會。雖然我並不保守，但一個人的生命有限，總需要守住幾份忠貞，其中一份，就是對筆。
也許很多人會笑我落伍，但只要讀了我下面的片斷記憶，一定就會理解了。
一
我人生的第一支筆，是一支竹桿小毛筆。媽媽在代村民寫信，我用這支小毛筆在邊上模仿，那時我才三歲。第二年就被兩個新來的小學老師硬生生地從我家桌子底下拖去上學了，媽媽給我換了一支好一點的毛筆。我一上課就黏得滿臉是墨，惹得每個老師一下課就把我抱到小河邊洗，洗完，再奔跑着把我抱回座位。
七歲時，媽媽給了我一支比毛筆還長的蘸水筆，外加一瓶藍墨水，要我從此代她為村民寫信、記賬。把筆頭伸到墨水瓶里蘸一次，能寫七個字。筆頭在紙上的划動，吸引着鄉親們的一雙雙眼睛。鄉親們幾乎不看我，只看筆。
這也就是說，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有意無意地告訴我，這筆，對鄉親們有一種責任。
九歲小學畢業到上海讀中學，爸爸狠狠心為我買了一支“關勒銘”牌的鋼筆，但很快就丟了，爸爸很生氣。後來知道我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賽第一名和數學競賽大獎，爸爸氣消了，但再也不給我買好鋼筆。我後來用的，一直是別人不可能拿走的那種廉價鋼筆。我也樂意，因為輕，而好鋼筆總是比較重。
二
我第一次大規模地用筆，是從十九歲到二十一歲，替爸爸寫“交代”。那是“文革”災難的初期，爸爸被“革命群眾”揭發有政治問題和歷史問題，立即“打倒”，停發工資，而我們家有八口人要吃飯。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敘述來向“革命群眾”說明事實真相，因此一邊擦眼淚一邊寫，很快眼睛壞了，就由他口述，由我代筆。一開始他還沒有被關押，天天晚上在家裏他說我寫。後來被“革命群眾”上綱上線為“反對偉大領袖”，不能回家了。他告訴當權者說自己已經不能寫字，必須由我代筆。因此，還能幾天放回一次，但不能在家裏過夜。
我一共為爸爸寫了六十多萬字的“交代”。我開始時曾勸爸爸，沒有必要寫，但後來寫着寫着，知道了從祖父和外公開始的很多真實往事，覺得很有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便寫了下去。而且，又主動追問了爸爸很多細節，再從祖母、媽媽那裏核實。這一切，就是我後來寫作《吾家小史》的起點。這書，斷斷續續寫了四十多年。
當時為爸爸寫“交代”，用的是圓珠筆。一根塑料直桿，每支三角錢，我寫完了很多支。用這種圓珠筆，要比用鋼筆使力，筆桿又太細，寫着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寫的材料下面必須墊一張藍紫色的“複寫紙”，使材料交上去之外還留個底，因此只能用這種圓珠筆。寫一陣，手指發僵，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節還有深深的筆桿印。再寫下去，整個手掌都會抽搐，因為實在寫得太急、太多了。
三
再怎麼說，我爸爸都不應該是“文革”鬥爭的重點。他不是幹部，不是資本家，也不是知識分子。“打倒”他，是出於“革命群眾”的嫉妒。嫉妒他什麼呢？只有一條，生了四個兒子，屬於“人丁興旺”。那年月，“人丁興旺”必然食不果腹，但“革命群眾”不管，只在他平日與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幾句似乎“不滿”的言語，便“打倒”了，長時間關押。
“文革”的真正重點，倒是與我的專業有關。戲劇，成了社會災難的引爆點。整個“文革”，開始於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那是戲劇；“文革”的旗幟，是幾部所謂“革命樣板戲”——那也是戲劇。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這樣的事：很多人只因為說了一兩句與戲劇相關的話，便身陷鐵窗，或喪失生命。我考上的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是學習戲劇理論和戲劇寫作的，這專業一下子成了顛倒黑白、美醜、善惡的“集中營”。我決定退出，折筆改行。
在上海戲劇學院，我是反對“文革”的“保守派三座大山”之一。在爸爸已經被“打倒”的情況下，我的這種反對，在當時就是一種悲壯的自毀行為。就像我的叔叔余志士先生以連續三次的割脈自殺來抗議“文革”一樣，我捧着他的骨灰盒接過了他的遺志。
正在這時，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全國城裏的學生必須斷學廢學，上山下鄉，不準回城。上海學生，有不少更是被懲罰性地發配到了遙遠的邊疆。出發前，所有的家長和學生都必須去看一台徹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戲劇《邊疆新苗》。天哪，仍然是戲劇！我看過這台戲劇後去農場時，把所有的筆都丟進了垃圾桶，包括為爸爸寫“交代”的圓珠筆。當時，爸爸的“罪行”加重，不能離開關押室了，我也就無法再為他代筆。
為什麼要把筆丟進垃圾桶？首先是一種抗議性決裂。“革命樣板戲”和《邊疆新苗》使我產生了一種專業性恥辱。其次，是因為發現沒有機會寫字了。到農場后給誰寫信？爸爸那裏不準通信，如果給媽媽寫信，她又能用什麼樣的話語回信？而且，我打聽到，我們勞動的地方根本沒有郵局，寄信要在休息的日子步行很遠的路才能找到一個小鎮，但實際上並沒有休息的日子。由於這兩個原因，理所當然，折筆、棄筆、毀筆、葬筆。
實際情況比預料的更糟。我們在農場自搭茅草屋，四根竹子撐一塊木板當床，睡着睡着就陷到泥淖里去了。用筆的地方完全沒有，用筆的時間也完全沒有。永遠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筆，想不起自己是一個能寫字的人。
四
一九七一年的一個政治事件使周恩來總理突然成了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他着手領導複課，試圖局部地糾正“文革”災難。這就使很多瀕臨滅絕的“邊疆新苗”有可能回城讀書了，也使我們有機會回上海參與一點教材編寫。我被分配到“魯迅教材編寫組”，這又拿起了筆。記得那筆是從靜安寺百樂商場買的，一元錢左右的吸墨水鋼筆。當時的鋼筆也已經有了幾個“國內名牌”，像“英雄”、“金星”什麼的，那就要二三元錢一支了，我買不起。
編教材，我分到的事情很少，幾天就寫完了。但是，複課、編教材這件事雖然由周恩來直接佈置，卻仍然受到主張廢學停課的極左派反對，認為是“右傾翻案”，時時準備反擊。他們正忙着張羅讓剛剛回課堂的學生再看一遍《邊疆新苗》這樣的戲，“重返邊疆再革命”。這讓我又一次憤怒，既為教育憤怒，又為戲劇憤怒。但是，由於當時已經出現了恢復教育的勢頭，我的憤怒也就變成了學術勇敢。
我拿起那支一元錢的筆，開始行動。那時為了複課，各大學的圖書館重新開放。我利用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一個早就熟悉的職工蔡祥明，偷偷摸進了當時還視為禁地的外文書庫，開始了《世界戲劇學》的寫作。我的筆，大量抄寫外文原文，再藉著各種詞典的幫助一段段翻譯。同時還要通覽大量背景材料，最後彙集起全世界十三個國家的全部戲劇學理論。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巨大，因為這些內容直到四十幾年後的今天還沒有被完整翻譯過來。我當時居然憑一人之力，在密閉的空間，以筆為杖，步步潛行。更不容易的是，當時在外面，一窗之隔，只要說一句不利於“革命樣板戲”的話，就會有牢獄之災。為此，我不能不對那支一元錢的鋼筆表示敬意，對自己的青年時代表示敬意。
當時完全無法設想這部長達六十八萬言的艱深學術著作能夠出版，當然更無法預料，這書居然在幾十年後一直成為全國在這一重大學科上的唯一教材，未被替代。
可見，那支筆，那支幫我偷偷潛行的拐杖，在黑暗泥濘中描劃出了一個龐大的學術構建。
與這個學術構建相比，我後來完成的很多學術著作，雖然更為著名，卻失去了一份不惜赴死的生命力度。
五
由於我在災難中的表現，災難過去之後全院三次民意測驗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為院長。
連一個小組長也沒有做過，卻成為國家重點藝術高校的第一領導者，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但卻是十年的信任沉澱。全院的教師和職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當時沒有看明白，後來也終於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書庫的原因。
災難中的形象往往會傳播得很廣，當時我的社會聲望已遠遠超出學院，被選為整個上海市的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每次評審，我們對那些在災難歲月投機取巧、喪失天良的文人都斷然予以否定。於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筆，一次次重重地寫下了否定結論，又濃濃地簽上自己的名。那支筆在當時，幾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個鎚子，響亮、果敢、權威、無可爭議。
這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那時說得上仕途暢達，官運亨通。已經是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卻還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進更高的權力圈子，這在當時很容易。於是，有了一次次長談，一次次規勸。這些高官，後來都成了非常顯赫的領導人。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筆的秉性。它雖然也有能力繼續成為更大法官的鎚子，但它顯然並不願意。
於是，我在上上下下的萬分驚愕中辭職了。辭了二十三次，才被勉強批准。然後，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襖，去了甘肅高原，開始踏訪公元七世紀的唐朝。
當年尋找古迹，需要長時間步行，而那些路並不好走。在去陽關的半道上，我幾度蹲下身去察看墳丘密佈的古戰場，把我插在褲袋口上的舊鋼筆弄丟了。那支舊鋼筆不值什麼錢，但正是它，我在辭職前反覆搓弄，它總是頑強地告訴我，只願意把我的名字簽在文章上，而不是文件上。
既然它對我有點重要，我還在沙原上找了一會兒。但那地方太開闊、太蕪雜了，當然找不到。轉念一想也釋然了：這支筆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從現在起，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遠戍將士和邊塞詩人吧。
我考察的習慣，不在現場抄錄什麼，只在當天晚上回到旅舍后才關起門來專心寫作。記得在蘭州我曾長時間住在一個極簡陋的小招待所里，簡陋到上廁所要走很遠的路。當地一位年長的文人范克峻先生讀過我的不少學術著作，又看到我行李簡薄，便送來了一支圓珠筆和兩疊稿紙。這種圓珠筆的筆桿較粗，比我為爸爸寫“交代”的那一種更好用。只不過那稿紙太薄，一寫就穿，落筆要小心翼翼。
我把白天的感覺寫成一篇篇散文，寄給在《收穫》雜誌做編輯的老同學李小林。郵局找不到，就塞到路邊一個灰綠色的老郵筒里。這時才覺得范克峻先生給我送薄稿紙算是送對了。稿紙薄，幾篇文章疊在一起也能塞得進那郵筒。
寫了就及時寄走，是怕在路上丟失。有的地方連路邊郵筒也找不到，那就只能將寫好的文章隨身帶了。隨身帶，又要求稿紙越薄越好。由此我養成了習慣，只用薄稿紙。即使後來可以用較好的稿紙了，也選擇薄稿紙。這一來，那種容易劃破薄稿紙的圓珠筆，就需要更換了。
當然，寫起來最舒服的還是吸墨水的鋼筆。但這對我這個不斷趕路的旅行者來說，就很不方便，因為必須帶墨水瓶。墨水瓶都是玻璃做的，夾在行李里既容易灑，又容易碎。據說過去安徒生旅行時是把墨水瓶拴根繩子掛在脖子上的，那就不會灑，也不會碎了。但我不會模仿他，因為那樣不僅難看，而且有顯擺自己“很有墨水”的嫌疑。安徒生旅行時還肩扛一大圈粗麻繩，那是準備在旅館萬一失火時可以滑窗而逃。可見，他走得比我還麻煩，但我走得比他遠得多，時間也長得多。
後來我還是學了安徒生的一半，隨身帶墨水瓶，但不掛在脖子上。選那種玻璃特別厚的瓶子，瓶口擰緊處再墊一個橡膠圈。但這樣還是不保險，因為幾經顛簸后，瓶蓋易裂。所以再加一個笨辦法，在瓶蓋外再包一層塑料紙，用細麻繩繞三圈紮緊。行李本來就很小，把墨水瓶安頓在衣服中間。
我從甘肅路邊郵筒寄出的一疊疊薄稿紙，如果有可能發表，似乎應該起個總題目。因此，在寄出第三疊時，我在信封背後加了一句：“就叫《文化苦旅》吧”。後來，路還在一直走，風餐露宿，滿身煙塵，卻永遠帶着那支鋼筆，那瓶墨水。我想應該對筆表示一點什麼了，因此為接下來的文集起名時加了一個“筆”字，叫《山居筆記》。
六
筆之大難，莫過於在北非、中東、南亞、中亞的極端恐怖地區了。
我寫了那麼多中華文明遺迹，為了對比，必須去尋找同樣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實在太險峻、太艱難、太無序、太混亂了。我必須貼地而行，不能坐飛機，因此要經過無數關口。查啊查，等啊等，翻啊翻，問啊問。他們在問我，我卻永遠問不清，前面可以在哪裏用餐，今晚可以在哪裏棲宿。
由於危機天天不斷，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後記憶了，必須當天寫下日記。但寫日記的地方在哪裏？在廢棄的戰壕邊，在吉普的車輪上，在崗亭的棚架下。這一來，筆又成了問題。顯然不能帶墨水瓶，如果帶了，那些人很可能會讓我當場喝兩口看看是不是危險物品。圓珠筆他們也查得仔細，又擰又拆，要判斷那是不是特製的微型手槍。
好在，這時世界上已流行一種透明塑料桿的輕型墨水筆，一支可以寫好幾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見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入住什麼樣的小旅館，只要見到客房裏有這種筆，立即收下，以防哪一天寫日記時突然接不上。
在行經伊拉克以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那漫長的邊界地區時，一路上黑影幢幢、堡壘隱隱、妖光熠熠、槍口森森，我把已寫好的日記手稿包在一個塑料洗衣袋裏緊抱在胸前，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筆。我想，即使人被俘虜了，行李被搶走了，我的紙筆還在，還能寫作。當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讓寫，那我也要盡最大努力，為自己保留一絲最後的機會，為筆保留一絲最後的機會。
這種緊抱稿子緊捏筆的情景，我一直保持到從尼泊爾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筆，連同我在歷險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較好的鋼筆，很快被一個慈善機構高價拍賣，所得款項全部捐獻，以補充北京市殘障兒童的乳品供應。
後來我在進一步研究中國文明與世界現代先進文明的差距時，又考察了歐洲九十六座城市。雖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種懸生命於一線的危險沒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較容易得到順手的筆。
當我考察完世界那麼多地方之後，從聯合國開始，很多國際機構和著名大學紛紛邀請我作主題演講。所謂主題，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國文明”、“一個中國學者眼中的當代世界文化”、“五萬公里五千年”、“全球面臨的新危機”等等。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等都去了，還應邀在我國香港、澳門、台灣長期授課。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麼多筆，現在正該用一支更好的筆把考察成果系統地寫出來了。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況。
七
正是在我基本完成對中國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長時間考察之際，我周圍的文化格局發生了整體性蛻變。簡單說來，八十年代由“反思、創新”組成的文化主題全線失落，居然由大規模的“聯歡”和“聯謗”組成了新世紀文化的二元結構。前者標榜“盛世國粹”，後者標榜“言論自由”，中西合璧，烈烈揚揚。其他文化當然也有，但最熱鬧的卻是它們。
這個二元結構使我和妻子走投無路。妻子馬蘭，那麼優秀的表演藝術家，由於九度婉拒了一次據說是“頂級重要的聯歡會”，被地方官員“冷凍”，失去了工作；而我，則不知為什麼成了文化誹謗的第一焦點，“文革派”、“自由派”和官方一些媒體親密合作，聯手造謠，我即便無聲無息，也永遠濁浪滾滾。這就是說，我們夫妻兩人，正好被“二元結構”齊齊地開除了。我們又不願向權力求助，因此註定無處可去。
照理應該移民，但我們沒有條件，只能逃到廣東省一個幾乎不在意文化的城市，躲了很多年。國內無人理會，國際間卻一直在熱心地尋找我們，邀請演講和演出。台灣更把我當作了中華文化的主要演講者，邀請尤其殷切。這使我產生了一個矛盾：要不要繼續憑着冒死考察的成果，系統地來闡釋中國文化？
還是以前遇到過的老問題：是折筆、棄筆、毀筆、葬筆，還是再度拾筆、執筆、振筆、縱筆？
相比之下，要剝奪我妻子的演出權利是容易的，因為她已經離開了地區依賴性很強的創作群體；但是，要剝奪我的筆卻不很容易，因為這只是個人的深夜堅守，沒有地域性限定，除非我自己覺得沒有意思了。
到底自己覺得有沒有意思呢？妻子一次次無言地看着我，我玩弄着筆桿一次次搖頭。還去闡釋中國文化？請看報刊上永遠在噴瀉的千百篇誹謗我的文章，用的全是中國漢字、中國語法、中國惡氣、中國心計。而且，所有的誹謗只要稍作調查就能立即識破，但整整二十年，沒有任何一個文化機構和文化團體，作過一絲一毫的調查，發過一絲一毫的異議。這些報刊、機構和團體，都不是民間的。
民間，也好不到哪裏去。我妻子的觀眾，我自己的讀者，在數量上都曾經長期領先全國，在熱度上更是無以復加；但一夜之間，聽說被官員冷凍了，被媒體圍毆了，大家也就立即轉變立場，全都樂滋滋地期待着新的拳腳。
這與我在“文革”時期對民眾的觀察，一模一樣。
因此，我除了搖頭，還是搖頭。
後來，突然發現了幾個奇怪的材料，我才開始改變態度。第一個材料告訴我，我遭受的多數誹謗的運作中樞，居然是上海幾十年前鼓吹斷學廢學的戲劇《邊疆新苗》的炮製者；第二個材料告訴我，其他幾次針對我的全國性造謠事件，策劃者也是當年上海造反派司令部的兩個首領；第三個材料告訴我，在上海積極響應誹謗和造謠的，主要是被我否決教授職稱申請的那些文人和他們的學生。這一下子就前後貫通了，我只驚訝，他們已經年歲不小，卻還如此老當益壯，徒眾如雲。
這幾個發現讓我默然良久。我父親的十年關押，我叔叔的三度割脈，我全家的瀕臨餓死，我岳父的當街批鬥，全都一一浮現在眼前。原來，我要不要重新拾筆，並不僅僅關及我目前的處境，而是牽涉到很大的時空坐標。
一切文化孽力都會以文化的方式斷滅文化。簡單說來，也就是“以筆奪筆”。因此，我作為可憐長輩的後代，還應該擔負一點守護文化的責任。事實證明，我的守護並不會被當代中國文化樂意接受，但我不能光看它的臉色。我不僅還要執筆，而且也可以不再拒絕國際間的演講邀請。我當然不會控訴我們夫妻倆的遭遇，但當我說清楚了中國文化的千年脈絡、萬里對比，也許會有一些中外讀者對二十年來由“聯歡”和“聯謗”組成的文化二元結構產生一點懷疑，開始認識到那未必是中國文化的真正魂魄。
因此，我又鄭重地執筆了。執筆之時給自己定下了一個最嚴格的規矩：時間不多，筆墨珍貴，不能有一點一滴浪費在對誹謗的反駁上。
於是，在誹謗聲依然如狂風暴雨的一個個夜晚，在遠離無數“文化盛典”的僻靜小屋，由失業很久的妻子陪伴着，我一筆筆地寫出了一批書籍。它們是：《中國文脈》、《何謂文化》、《君子之道》、《北大授課》、《極端之美》、《吾家小史》，以及它們的部分初稿《尋覓中華》、《摩挲大地》、《借我一生》……此外，還精選了幾部中國文化經典，全都用當代散文作了翻譯。以前的那些“文化大散文”文集和學術著作，也都認真地整理了出來。
至此，我不敢說對得起中國文化，卻敢說我對得起自己的筆了。當然，筆也對得起我。
我還可以像老朋友一樣對筆開一句玩笑：你耗盡了我的一生，我卻沒有浪費你太多的墨水。
不僅沒有浪費太多的墨水，也沒有浪費什麼社會資源。這二十卷書，每一卷都沒有申請過一元錢的資助。據說現在國家有錢，這樣的資助名目非常之多，諸如研究基金、創作補助、項目經費、學術津貼、考察專款、資料費用、追加資金……每項都數字驚人。我始終沒有沾染分毫，只靠一支筆。
有了筆，一切都夠了。
八
在行將結束此文的時候，突然冒出來一個回憶，覺得有意思再說幾句。
記得那一次考察歐洲，坐船過英吉利海峽，正遇風急浪高，全船乘客顛得東倒西歪、左仰右合。只有我，生來就不暈船，居然還在船艙的一個咖啡廳里寫作。有兩位英國老太太也不暈船，發現我與她們同道，高興地扶着欄杆走到了我身後。我與她們打過招呼之後繼續埋頭書寫，隨即傳來這兩位老太太的驚嘆聲：“看！多麼漂亮的中國字！那麼大的風浪他還握得住筆！”
這兩位老太太完全不懂中文，因此她們說漂亮不漂亮，只是在指一種陌生的文字記號的整齊排列，不足為憑。但是，我卻非常喜歡她們的驚嘆。不錯，漂亮的中國字，那麼大的風浪還在寫。這一切，不正是有一點象徵意義么？
我是一個握筆之人，握在風浪中，竟然還能寫那麼多，寫得那麼整齊。
寫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讀者。寫到後來，很大一部分是為了那風浪，為了那條船，為了那支筆。甚至，為了那些願意讚賞漢字外型美的外國老太太，或者老大爺。
其實，更主要是為了自己。看看過了那麼多年，這個七歲就為鄉親們代寫書信的小男孩，還能為鄉親們代寫點什麼；這個二十歲左右就為父親代寫“交代”的青年人，還能為中國文化向國際社會“交代”點什麼。
看自己，並不是執着於“我”，而是觀察一種生命狀態，能否擴展和超脫。這是佛教的意思。
於是，謹此祭筆。
且拜且祭，且憶且思，且喜且泣。
癸巳除夕至甲午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