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一
十餘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大吃一驚，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十九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區，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佈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的發達、豪富人家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萬裏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剝削。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民眾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一八二〇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大批西遷，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東、陝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民眾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只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
”）西遷，一是江浙一帶，那裏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〇六頁）
龔自珍這裏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見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信號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例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嘆不已。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觀劇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迹。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佔盡。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藹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藹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抬着的轎子裏，孔祥熙則騎着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裏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曾經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沒有去琢磨讓宋藹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着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常識，我們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
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我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看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裏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着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文俊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裏“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資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一批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
朋友們都笑着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於我讀過比較多的史料。
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外祖父”。
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
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經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和潦倒。
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檻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兒是如何車水馬龍地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境之外，馱載着金錢，馱載着風險，馱載着揚鞭千里的英武氣，馱載着遠方的風土人情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昇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佔用着，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楹聯還靜靜地懸挂着。
我站在這個院子裏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大範圍的異地貨幣匯兌機制，卸下了實銀運送重擔的商業流通，被激活了。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作着近似的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約略可以想見。
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儘力恢復平遙西大街的原貌。
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歷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幾個世紀的自豪。
恢復西大街后，如果力量允許，應該再設法恢復整個平遙古城。平遙的城牆、街道還基本完好，如果能恢復，就可以成為中國明清時代中小型城市的一個標本。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麼樣的呢？離開平遙后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藹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后大吃一驚的原因。我到過全國各地的很多大宅深院，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於柔雅小氣。萬里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飛檐又指向著無邊無際的雲天。鐘鳴鼎食不是靠着先祖庇蔭，而是靠着不斷地創業，因此，這個宅院沒有任何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出一代巨商的人生風采。
為此，我在閱讀相關資料的時候經常抬起頭來想像：創建了“海內最富”奇迹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歷史又從歷史中消失的呢？
我只在《山西票號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昇昌”票號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儀態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三
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自然條件並不好，沒有太多的物產。經商的洪流從這裏捲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於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萬曆《汾州府志》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耕織少。”
乾隆《太谷縣誌》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士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
家鄉那麼貧困、那麼擁擠，怎麼辦呢？可以你爭我奪，蠅營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飢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餬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歷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只有讓所有的農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
但是，在山西的這幾個縣，竟然有這麼多農民做出了完全不同於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
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權慾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將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
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地，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他們多數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提供了一些另類思考。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口外，駐防軍、墾殖者和游牧者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北的毛皮又吸引着內地的貴胄之家，商事往返一出現，還呼喚出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總而言之，口外確實能創造出很大的生命空間。
自明代“承包軍需”和“茶馬互市”，很多先驅者已經做出了出關遠行的榜樣。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於是我們都聽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馬多來解憂愁。
緊緊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
我懷疑，我們以前對這首民歌的理解過於膚淺了。我懷疑，我們直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憐憫的目光去俯視這一對對年輕夫妻的離別。
聽聽這些多情的歌詞就可明白，遠行的男子在家鄉並不孤苦伶仃。他們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強烈的愛戀，都有一個足可生死與之的伴侶。他們本可過一種艱辛而溫馨的日子了此一生，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綿綿的戀情從小屋裏釋放出來，交付給朔北大漠。
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內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隊伍中，正擠着一個來自祁縣喬家堡村的貧苦的青年農民，他叫喬貴發，來到口外一家小當鋪里當了夥計。就是這個青年農民，開創了喬家大院的最初家業。
喬貴發和他後代所開設的“復盛公”商號，奠定了整整一個包頭市的商業基礎，以至出現了這樣一句廣泛流傳的民諺：“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
誰能想到，那一個個擦一把眼淚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農民，竟然有可能成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種宏偉的文明的締造者！因此，當我看到山西電視台拍攝的專題片《走西口》以大氣磅礴的交響樂來演奏這首民歌時，不禁熱淚盈眶。
山西人經商當然不僅僅是“走西口”，到後來，他們東南西北幾乎無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闖蕩全中國，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顛簸在漫漫長途中。當時交通落後、郵遞不便，其間的辛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一個成功者背後隱藏着無數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財富積累後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黃鑒暉先生曾經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辛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信。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沒有找到，盤纏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時他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訴他，父親的消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交城縣徐學顏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餘年杳無音信。徐學顏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才遇到一個鄉親。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
……
不難想像，這一類真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下去，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着無數這樣的故事。於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麼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着，被戀人凄楚的歌聲拖牽着，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他們邁出的步伐既悲愴又沉靜。
四
義無反顧地出發，並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與他們良好的人格素質有關。
我接觸的材料不多，只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於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可以構成對比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後代的人生取向上進退維谷。
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着做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疏的硃批
）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范，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其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採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着急，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着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脈絡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長久陶冶有關，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儘力幫助。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起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裏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起，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他象徵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
眾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託事業還沒有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託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其四，嚴於管理。
山西商人最早發跡的年代，全國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約束。面對這麼多的自由，山西商人卻沒有表現出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定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無序的行為至多得益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清代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內容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例如，規定所有的職員必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查升遷；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佈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制定分號向總號和其他分號的報賬規則，以及分號職工的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規。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像樣地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何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五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后的片面性。實際上，只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中還有脆弱的一面。
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罕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幾乎所有的文化學者都一直在躲避着他們。他們已經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於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
說到底，他們只能靠錢財發言，但錢財的發言在當時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生多少社會效果呢？沒有外在的社會效果，也就難以抵達人生的大安詳。
是時代，是歷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能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他們只能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還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
他們的出發地和終結點都在農村，當他們成功發跡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是他們可追慕的唯一範本。於是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做出與創業時判若兩人的作為。在我看來，這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數百年後終於困頓、迷亂、內耗、敗落的內在原因。
在這裏，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歷史上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日昇昌總經理雷履泰和副總經理毛鴻翙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昇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雷履泰氣度恢弘，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翙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時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但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翙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闆說：“總經理在票號里養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財東老闆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
過幾天財東老闆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闆，日昇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裏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代給你。”
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後只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闆求他重新回票號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闆沒辦法，只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
毛鴻翙看到這個情景，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翔一敗塗地，然而這裏無所謂是非，只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歷史的共創者，於是這段歷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面的歷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代表性人物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惡性衝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動作規範相去遙遙。
毛鴻翙當然也要咬着牙齒進行報復。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昇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並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業務快速地推上了新台階。雷履泰氣恨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各個分號，揭露被毛鴻翙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只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
事情做到這個份兒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於雷履泰的謀划，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成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鈎心鬥角中採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翙，而毛鴻翙的孫子則叫毛履泰！
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惜兒孫，也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裏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佔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內部情感關係的複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復再現。據喬家後裔回憶，喬家大院的內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嫗專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傭人。
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與夫人產生了什麼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時，當年《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
寫到這裏我已經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由這裏發出的嘆息，應該屬於我們父母之邦更廣闊的天地。
六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於他們自身。一兩家鋪號的興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而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歷史原因。
首先是因為中國近代社會的極度動蕩。一次次激進的暴力衝撞，表面上都有改善民生的口號，實際上卻嚴重地破壞了各地的商業活動，往往是“死傷遍野”、“店鋪俱歇”、“商賈流離”。山西票號不得不撤回分號，龜縮回鄉。有時也能發一點“國難財”，例如，太平天國時官方餉銀無法解送，只能賴仗票號；八國聯軍時朝廷銀庫被占，票號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但是，當國家正常的經濟脈絡已被破壞時，這種臨時的風光也只能是曇花一現。
二十世紀初英、美、俄、日的銀行在中國各大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清政府也隨之創辦大清銀行，開始郵電匯兌。票號遇到了真正強大的對手，完全不知怎麼應對。辛亥革命時隨着一個個省份的獨立，各地票號的存款者紛紛排隊擠兌，而借款者又不知逃到哪裏去了，山西票號終於走上了末路。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新當政的北洋軍閥政府總不會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貸款幫助，或由政府擔保向外商借貸。政府對請願團的回答是：山西商號信用久孚，政府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財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唯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料：政府看上了請願團首席代表范元澍，發給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號中物色能幹的夥計到政府銀行任職。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願活動是真正地慘敗了。國家財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走西口”的旅程，終於走到了終點。
於是，人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號：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鳴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財雄們的下場。
七
有人覺得山西票號乃至整個晉商的敗落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惋惜的。但是，問題在於，在它們敗落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之內並沒有找到新的經濟活力，並沒有創建新的富裕和繁華。
社會改革家們總是充滿了理想和憤怒，一再宣稱要在血火之中闖出一條壯麗的道路。他們不知道，這條道路如果是正道，終究還要與民生接軌，那裏，晉商駱駝隊留下的轍印仍清晰可辨。
在沒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前，他們一直處於兩難的困境之中。他們立誓要帶領民眾擺脫貧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擺脫貧困，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剝奪富裕。要使剝奪富裕的行為變得合理，又必須把富裕和罪惡畫上等號。當富裕和罪惡真的畫上等號了，他們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標，因為那裏全是罪惡。這樣一來，社會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無處靠岸的孤舟，時時可能陷入沼澤，甚至沉沒。
中國的文人學士更加奇怪。他們鄙視貧窮，又鄙視富裕，更鄙視商業，尤其鄙視由農民出身的經商隊伍。他們喜歡大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來沒有把“興亡”兩字與民眾生活、社會財富連在一起，好像一直着眼於朝廷榮衰，但朝廷對他們又完全不予理會。他們在苦思冥想中聽到有駱駝隊從窗外走過，聲聲鈴鐺有點刺耳，便伸手關住了窗戶。
山西商人曾經創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財富，居然，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述。
一種龐大的文化如此輕慢一種與自己有關的龐大財富，以及它的龐大的創造群體，實在不可思議。
為此，就要抱着慚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會兒。
秋雨註：
此文發表於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經整整二十年了。發表時被評為中國第一篇向海內外報告晉商和清代商業文明的散文。由這篇文章，我擁有了無數山西朋友。平遙民眾為了保護我在文章中記述的城內遺迹，在古城外面興建市民新區，作為搬遷點。市民新區竟命名為“秋雨新城”，真讓我汗顏。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幾個嫉妒者對我發起了規模不小的誹謗，山西的出版物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學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山西應該對得起余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圍起了一道保護我的牆，讓我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