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大歡喜

一樹春風有兩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現前一段西來意，一片西飛一片東。

這是蘇東坡與秦少游爭論“虱子是什麼做的？”時，佛印禪師為他們兩人下評語所吟的詩偈。多年來，我一直朗朗上口，對於其中“皆大歡喜”的意境心儀不已。直至數年前，在吟誦之際，才驀然覺醒：這不正是我向來做人處事所抱持的原則嗎？

回想起來，早在三歲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歡喜”的性格。那時家境不好，一片供過佛祖的糕餅、一塊路上揀來的奇石，我都如獲至寶般，與玩伴們共同分享。每逢年節，我拿不動家裏的糖果罐，往往使儘力氣，把它拖到庭院裏，邀請左鄰右舍的小朋友一起過來吃糖，街坊鄰居都取笑母親養了一個傻兒子。我那時還不懂得大人們持家艱辛，只是看到大家吃得歡喜的模樣，就打從心底高興起來，所以樂此不疲，也就顧不得別人的椰榆了。

十二歲時，我入寺出家，雖然過着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處事“皆大歡喜”的原則，未曾稍改。後來，我沉潛佛法日久，慧解與實踐相互印證，漸漸體悟到佛教教義中的慈悲喜舍、愛語利行，正是要眾生“皆大歡喜”，於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終不偷。

在多年的參學弘法生涯中，我不曾以公物私惠好友或親人，而總是想盡辦法，讓大家利益均沽，“皆大歡喜”；我未嘗因小禍而加害於人，反而寧己受苦，使眾人免受責難。遇有好文，我傳遞閱覽，和同門學侶共賞佳句；逢有善事，我也轉告四方，與同參道友互相勉勵。老師處罰大家，我一人挺身而出，代眾受責；同窗受到欺負，我也自動前往關懷，為其解困。

一九四九年，我來到台灣，初時在寺院裏從事雜役，每於工作之餘，閱藏撰文，後來發現不為寺眾所認同，雖然心中對於時人之貶抑文教，深感不以為然，但是為了讓大家“皆大歡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勞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燈夜讀。平日我隨眾學習客家語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長老開示時，我為他即席翻譯，使當地各方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來，贏得了大家的尊重，住持甚至有意安排我到他派下的道場法雲寺擔任住持。

一九五二年，我應邀來到宜蘭弘法，以現代化的布教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來寺學佛共修，他們的活潑好動，不能為老一輩較為保守的寺眾所見容，於是我時時居中協調，讓老少都能“皆大歡喜”。直到現在，慈庄、心平、慈惠、慈容、慈嘉等和我談到往事，還常常津津樂道地提及當年，愛姑每次總是只煮一碗素麵端到我面前，並且當眾言明是給我吃的。每次我都聞言不語，等到她走了以後，才分給大家同享。時光雖已不復倒流，但是歡喜之情卻能永駐人心，成為大家共同美好的回憶。

及至來到高雄，建設壽山寺，開創佛光山以後，雖然追隨我的徒眾日益增多，“皆大歡喜”依然是我待人處世的圭臬。如果弟子只盛一碗飯，放到我面前，而別人卻沒有，或者侍者等到訪客走了以後，才煮麵給我吃，我都會面有慍色。

不僅如此，即使是年紀再小的徒眾、徒孫前來請法，我也極盡“地主之誼”，招呼他們坐下、喝茶，請他們一起用餐、觀景。有時遇上一些反應遲鈍的徒眾，聽我叫了好幾聲，才“依教奉行”，旁邊其他弟子看不過去，往往說道：“師父！您不要管他！”雖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歡喜”的性格實不易改。徒眾常說我是“倒駕慈航”，我實在愧不敢當，自忖與觀世音菩薩的拔苦予樂、普度眾生相去尚遠，不敢媲美，但願以為模範，常隨效法。

為了四處弘法的方便起見，十餘年前，徒眾建議我以車代步，在購買時，我總是在經濟範圍許可下，盡量選擇容量較大的。近年，在舊車淘汰換新時，我乾脆買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載卡多”，希望給予更多人歡喜與便利。

有一次，我參加佛學院學生的結業旅行，環島巡訪各別分院時，我舍專車不坐，而和同學一起改乘大巴士，從第一車輪流坐到第四車，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談話的機會，好讓師生們“皆大歡喜”。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無法休息，往往好心勸阻，我向來不逆人意，但是對干這些違背我個性的諫言，也只有心領了。每次出國弘法，我總不忘記沿途購買禮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眾，與大家分享旅途種種經歷趣聞，然後舉行摸彩抽獎，讓大家人手一物。雖說各式禮物均非昂貴之品，但是透過輕鬆的聯誼場面，希望大眾都能從中領會“皆大歡喜”的意義與價值。

早年在北部宜蘭布教時，南部的信徒請我前往說法，雖然路途遙遠，為了讓信徒們都能“皆大歡喜”，我不憚舟車勞頓，來往於南北之間。後來，在高雄開闢佛光山後，又應北部信徒的請求，在當地建立別分院。有一天，曾經幫我設計殿堂，籍屬客家的工程師謝潤德居士向我抗議：“您為什麼只在閩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沒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聽了以後，非常感動，因此就在桃園、新竹、苗栗、頭份等地陸續設立道場。不多時，東部的信徒也頻頻邀請我們前往建寺，屏東、潮州、花蓮、台東等地的講堂又於焉興建。當別分院在台灣各地一一成立時，海外僑民又一再陳情，希望我們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饑渴，就這樣，在“皆大歡喜”的理念之下，“無心插柳柳成蔭”，佛光山的標幟竟然在全球樹立起來。

外界人士經常很好奇地問我：“在海內外普建道場，是很花錢的事吧？”的確，我們在硬件建設上需款甚巨，但是更多的經費是應當地信眾的請求，就地籌措而成，為的也是希望滿其所願，讓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歡喜”。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並沒有偏廢慈善事業，所以我們不但辦雜誌、編藏經、搞出版、設學校，也同時成立雲水醫院，設置急難救濟專戶，興建老人精舍，辦理育幼院；佛光山雖然以弘法為家務，但是也重視修行的生活，因此我們在遍設道場，講經弘法之餘，也成立修持殿堂，舉辦禪坐、念佛、禮懺、抄經等共修活動。但看弟子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信徒們也找到適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門，那種人間佛教本自具有的蓬勃朝氣，從每個人的身上散發出來，不就證明了“皆大歡喜”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體現！

曾經有人說：如果要跟一個人過不去，就叫他辦雜誌。也有人說：如果要跟一個人過不去，就叫他辦佛學院。回想多年來辦雜誌與辦學院的經驗，我覺得這些話誠然不虛，但是，辦雜誌或者辦教育的艱辛，比起教養徒弟的困難，可謂萬分不及其一。

如果不算以百萬計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轉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各人脾氣性向不一，工作立場也互有差別，融和之道無他，盡在令其“皆大歡喜”而已矣！

直至今日，每年期頭人事調動之際，我總是分批約見即將從佛學院畢業及實習期滿的學生，耐心垂詢其理想志趣、技能所長、學習心得，甚至家中情況，然後給予適當建議。曾經有不少弟子勸我不必這麼辛苦，依常住需要分派職務即可。然而基於我向來“皆大歡喜”的做事原則，實在不忍見到他們在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上，苦苦煎熬，所以即使再忙再累，我也抽出空檔，一一面談。

對於弟子們已經作好的決定，我即使不覺滿意，也不輕易說出一句否定的話。弟子有許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偶爾在無意間知道了，我也不會怪他們不和我說，我以為自己能夠擔當最好。一旦他們出了紕漏，我不但不嚴辭責備，反而體念他們心中的焦急，給予種種指導，並且集合相關單位，共商良策，一起解決問題。徒眾和我應對，言語上偶有不當，我也不太計較他們的無心之過，頂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記，在不傷感情之下，讓他們自己省悟。如此一來，不知杜絕了多少意見紛爭，泯除了多少代溝問題，無形中也帶動了全山徒眾“以和為貴”的風氣。開山近三十年來，不曾有過什麼糾紛，自忖與我“皆大歡喜”的性格應該很有關係。

我不但費心促使全山的徒眾“皆大歡喜”，也儘力讓山下村莊居民同感悅樂。多年來，我出資鋪路修橋，爭取裝設自動電話，設法接通自來水管，製造就業機會，設立普門中學、普門幼稚園、星期學校、民眾補習班，讓莘莘學子可以讀書進修，從多方面為民謀福建言。每逢年節，我邀請附近村民來山同樂，摸彩抽獎，給予紅包；尋常時日，我也責成有關單位，義診施棺，冬令救濟，尋訪疾苦，總希望做到“皆大歡喜”。

今年（一九九四年）三月份的“台北七號公園觀音事件”轟動了整個台灣，當事人各執其理，僵持不下，頗有一觸即發之勢。為了防止事態嚴重，危及社會安寧，我秉持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心，在忙碌的行程中，安插時間與昭慧法師、林正傑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談，同時也拜訪市長黃大洲先生與耶穌教靈糧堂的林治平先生，大家溝通協調，終獲圓滿解決，佛教徒留下了觀音，耶穌教也充分表現了尊重的美德。事後，衛星電視台的李濤先生就這個事件採訪時，問我如何使結局“皆大歡喜”？我答道：在當初參與時，就希望有“皆大歡喜”的結果。

多年前，台灣勞資衝突時有所見。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約六百名員工開會，詢問他們是否需要示威遊行，搖旗吶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沒有什麼困難？不意大家竟一致說道：“我們不要錢，我們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歡喜，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可貴的了！”我不禁在內心讚歎：誠哉斯言矣！

無奈我雖有“皆大歡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盡如人意。佛光精舍、仁愛之家的老人口味鹹淡不一；經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滿其願；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過多，未能全部錄取；另外，這個世上更多的要求，我無法全部滿足所求，也自感慚愧不安。

人類要達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須要讓大家“皆大歡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歡喜”，則有賴當事者抱持“皆大歡喜”的誠意，多方溝通，費心協調。

（一九九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