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同歸於盡

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事變點燃了抗日的炮火。那年我十歲，不久，戰禍延及家鄉揚州，我的外婆劉氏見情勢危急，趕緊召集家人開會磋商，逃避戰火兵難，以決定去留。沒想到一個個都爭着與家園共存亡，在僵持不下時，外婆的一句話令我們茅塞頓開：

“大家不可以同歸於盡啊！”

當我們逃離家鄉百里以外，再度遙望故里，只見遠方一片火海，大家在驚惶難過之餘，無不慶幸能逃過此劫，外婆的那句話也就深深地植入了我幼小的心田。

十二歲那年，我將出家的意願告訴母親，她噙着淚水說道：“李家這棵樹上結的三顆果實，就看你這一顆怎麼紅了！”

我俗家姓李，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後來如願出家，及至和母親睽違四十餘載，彼此再度見面時，她已是白髮皤皤、皺紋滿面的老嫗。兄弟告訴我：數十年來，她每日思我心切，夜夜淚濕衾枕直到天明。我故意問母親：“當初您怎麼捨得答應讓我出家呢？”她說：“家鄉的文化教育落後，留你在家，恐怕會誤了你一生，何必同歸於盡呢？”其實這個答案早已在我心裏，如今只不過是作個印證罷了！我早就知道：堅強的母親秉承外婆的深明大義，不會要求我們聚守在一起，讓兒女們“同歸於盡”的。

出家后，我曾到各處的名山古剎參學，過去佛學院封閉保守的教育，與青少年天真活潑的思想格格不入。記得我們曾經上書院方，建議設立運動場，糾察老師不但不接受，還要全班罰跪，以為懲誡。為了不希望大家“同歸於盡”，我勇敢地獨往承擔，以免大眾受罰。另外一次，全班同學以交白捲來抗議老師授課不講究方法，教務處追究原因，我自願前去認過，代眾接受處罰，以免大家“同歸於盡”。雖然幾經責罰，乃至一度被師長們視為問題學生，但是想到佛陀在因地修行時，為著不願大家“同歸於盡”，還曾經捨身飼虎，葬身魚腹，我這一點小小的犧牲，實在不算什麼！

離開佛學院的時候，許多同學都爭着去有名的大寺作當家、住持，我卻一個人跑到農村去弘揚佛法，一面在田莊耕作，一面在小學教書。因為我覺得何必都走同一路線，佛教的僧才種子應該散播十方，不要死守一處，“同歸於盡”。

一九四九年，我與同學智勇法師談及未來，彼此都有着“不要同歸於盡”的共識，隨即商議：他留守神州護教，而我則率領“僧侶救護隊”到台灣，大家分頭共為佛教的慧命長存而奮鬥。

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先去棲霞山，向家師志開上人請示去留。他一聽到我有志到台灣弘法，立即歡喜答應。臨行的前一天晚上，師父親自辦了一桌上堂齋為我餞行，師徒二人對着豐盛的菜肴，卻無心舉著，彼此相望默然，熱淚盈眶。我想起歷史上的道安大師，在東晉末年戰亂連連時，不也安排徒眾分散到各地續佛慧命嗎？他們這種“不要同歸於盡”的大無畏精神是何等令人敬仰啊！我心中暗暗發誓：偉大的師父啊！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

回到南京，我聽說上海有一班船要開往台灣，為了使法脈在危急存亡之際能夠分燈無盡，我連夜坐火車趕往常州佛學院，在黑暗中搖醒與我識與不識的同學，邀集有志的同參共赴寶島，開創新局。到了人地生疏的台灣以後，我們食宿無着，投靠無門，大家相約各奔前程，以免“同歸於盡”。

當時的同參道友們大都熱衷於經懺佛事，講經說法卻很少有人願意從事，更遑論著書立說的佛教文化事業了。於是，我雖學養不夠，慨然有捨我其誰之懷！我撰文投稿，編印刊物，甚至倒貼車費郵資，義務奉獻。雖然一貧如洗，三餐不繼，我還是一本初衷，不改其樂，我以為文化教育也好，誦經說法也好，殊途同歸，都能達到弘法的目的，又何必大家擠在同一條路上，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發展呢？

來台的最初幾年，也曾遇到一些善緣，例如妙果長老請我住持苗栗法雲寺，宋修振居士邀我前往佛教會館，無上法師請我負責靈隱寺，吳隨居士要將一善堂送我管理，高雄縣請我為其管理仁愛之家，高雄市長陳武璋先生欲將壽山公園交給我負責。對於這些好因好緣，我深深感激，然而每次想到我既沒有徒眾，又沒有同參，即使有了道場，也無法發揮。為了不辜負別人一番好意，我一一予以婉拒。

雖然如此，為了使其他同道能發展長才，為了使信徒能有更多的機會長養慧命，我向台灣林務局爭取阿里山的慈雲寺，交給倫參法師；我介紹真華法師到羅東念佛會；我推薦成一法師到頭城念佛會；我引介煮雲法師到虎尾念佛會；當我籌建完成高雄佛教堂之後，極力邀請月基長老擔任住持……看到這些地方的佛教陸續發展起來，我感到滿心歡喜。“不要同歸於盡”的性格開拓了我的人生觀，使我隨時隨地都能以眾生的需要為前提。

一九五二年，我聽說蘭陽地處偏僻，沒有出家人駐錫弘法，心生慈愍，便立即束裝前往弘法。在宜蘭，我胼手胝足，以悲心愿力為犁，以忍耐精進為鋤，將一片缺少法雨潤澤的沙漠耕耘成菩提花果的凈土。但是，保守的當地人仍存有狹隘的地域心態，我把雷音寺重建得富麗莊嚴，他們以我不是本省人為由，不願讓我擔任雷音寺的住持，我也不以為意，因為當初我是本着“不要同歸於盡”的想法，才來到這裏弘法利生的。所以，我在宜蘭數十年，除了講經弘法以外，從來沒有計較過名位，後來甚至推薦宜蘭人的心平、慧龍擔任住持，雷音寺終於成為佛光山的分院。當初假如我計較於名位，何有後來“皆大歡喜”的盛事？

到了雷音寺之後，我以講經弘法為主，經常到監獄、軍營、工廠、電台、學校、山區等地布教。我創辦幼稚園，設立星期學校、學生會、青年會、婦女會、弘法團、歌詠隊，我要把佛法種子播撒到社會每一個階層之中。

佛光山開山時期，在經濟與人力極端匱乏的情況下，我毅然將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人送到國外深造，許多信徒認為到日本留學，會一去不還，豈不流失人才？甚至將來他們回來，我又怎麼領導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呢？我自忖縱然結果如此，也不能因噎廢食，我還是一心一意只為培養佛教的人才而努力。我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他們陸續學成歸來后，無論是在佛光山主持佛教事業，或者在大學教書授課，都做得有聲有色。不僅如此，他們也都承襲了“不要同歸於盡”的觀念，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近十年來，佛光山學佛的人與日俱增，除了隨順弟子們的個性，分派他們擔任寺院行政、弘法、文教等工作以外，我更力促各單位多方延聘專家人才，授以專業訓練。我自從佛光山退位以來，對於徒眾學習的事更為熱心，除了為海內外弘法以及國際佛光會的事務而到處雲遊行腳以外，我總是在忙碌的行程中，盡量撥出時間，為徒眾上課，與會員們座談，聽聽他們的心聲，將自己平生的經驗傾囊相授。凡此無非希望弟子們以及會員們都能青出於藍勝於藍，長江後浪推前浪，代代人才輩出。

就在這種“不要同歸於盡”的理念下，佛光山的徒眾自然而然也養成了分工合作的性格，遇有大型活動，一經會議決定，便分頭進行。逢有出外參訪的機會，也不會一窩蜂地爭先恐後，而能彼此謙讓。全佛光山千餘位僧眾弟子，在去年年底以前，全部都已輪流到過國外參訪。

看到徒眾都能在“不要同歸於盡”的共識中互相成就，無我奉獻，心中真是備感欣慰。想起過去，我以著作出版弘揚佛教，有人便譏諷我：“他只會搖筆桿，不會做事！”等到我努力奉獻，從事苦役時，又有人嘲笑我：“他只不過塊頭大，有力氣而已，不會說法，怎能稱為法師呢？”後來，我到各處講經，又聽到別人指責：“現在是國際化的時代了，他只會用中文開示，不懂得ABC，有什麼用呢？”我問對方會什麼，他也什麼都不會，只不過希望我和他一樣一事無成，同歸於盡罷了。

其實，一個人可以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但是心裏面不能沒有大眾。駑鈍如我，不也憑着一股“不要同歸於盡”的信念，建立起海內外數十個道場，培養了無數的佛教人才，樹立佛光人“以眾為我”的精神嗎？

一個人如果心裏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是永遠不會快樂的。社會上有一種人往往只看到別人發財，不但不為對方歡喜，反而在背後批評：“他不知是用什麼手段發了橫財？”看到別人升遷，不但不去道賀，卻在一旁冷冷地說：“一定是阿諛奉承得來的！”這種人連隨口的讚美都吝於布施，又哪裏會有良好的人緣與成功的事業呢？

記得數年前，佛光山普門中學有一個女學生，長得非常清秀，人稱“校花”，卻因此招來嫉妒，許多同學譏諷她是“妖精”。有一天，我應邀為學生們開示，就趁這個機會和大家說：“你們說這位同學長得美麗不好，難道要我們學校里的每一位同學都是醜八怪，你們才歡喜嗎？”

“同歸於盡”的心態只會造成自惱惱他，一個人如果不喜歡別人成功，不喜歡別人擁有，那麼對於自己究竟有什麼利益呢？

四十年來，我在台灣致力於弘法利生的工作，但是受到來自於教界的傷害真是無法說盡。除了屢次遭遇毀謗打擊不說，譬如台灣佛教會借故扣留我的資料，不讓我出外參加會議；甚至各地教界人士也多方阻撓佛光山的別分院在各地的建設……憶及三十年前，我正開辦“東方佛教學院”時，一名長老召集教界人士開會，在會議中，他不集合群力研究佛教如何薪傳，也不謀求共識，討論佛法如何弘揚，反而提議：“如何打倒東方佛教學院？”幸好席中有人仗義直言，說道：“耶穌教辦聖經書院，天主教建立神學院，我們都沒有想要去打倒他們，為什麼卻要打倒佛教人士創辦的佛教學院呢？”眾人聽了這番正義之聲后，啞口無言，東方佛教學院才得以倖存。

諸如此類的人為障礙不勝枚舉，儘管教界人士一再置我於絕地，我不但從不失望沮喪，也未曾以牙還牙，反而主動和他們廣結善緣，譬如每次佛光山舉辦三壇大戒時，我禮請佛教耆宿擔任和尚阿闍梨；舉行國際佛教會議時，我也力邀各地佛教精英共同參與；我不念舊惡，協助教界辦學；我盡釋前嫌，居間調和佛教人事問題；我曾為同參道友覓地建寺；我提拔後生晚輩學有所成……我並非企圖他們的感謝酬報，更不是以此來籠絡人心，我只是不願大家“同歸於盡”，讓佛教蒙害，而希望佛法廣被，眾生有福。

多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只要自我健全，別人無法使我們“同歸於盡”。希望普天下的眾生，應有共存共榮的理念，涵養尊重包容的雅量，捐棄同歸於盡的偏狹心態，建立歡喜融和的人間凈土。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