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就是要用仁治國

第四章·

用《忠義水滸傳》當廣告

卻說李春芳向吳承恩和沈坤講述了他所知道的關於那幫孩子的往事，最後說：“在我的心裏，那幫孩子個個都是視死如歸的英雄。他們知道自己面臨的危險，但他們誰也沒有猶豫，更沒有後退。最讓人可歌可泣的是面對‘后黨’分子對他們的凌辱和拷打，他們沒有說出實情，沒有給自己留一條退路，而是像鋼澆鐵鑄一般，從容地走向了死亡。他們不是人，而是天神。今天煙雨樓之行，我忽然知道了他們的另一面：他們其實也是人，他們有自己有感情，他們思念自己的家鄉，思念自己的親人。他們一定彷徨過，一定動搖過。他們在這裏頻頻聚會，肯定是在尋找一種精神寄託，然後用家鄉的榮譽，家鄉的驕傲和親人對自己的希望來相互安慰，相互鼓勵，才又揩乾眼淚，懷着必死的決心重新再去面對殘酷的現實。煙雨樓呀，我李春芳來得太晚了！”

李春芳說完，三人默默地向前走着，誰也沒有吱聲。他們完全能夠想像，在當時的那種環境下，那幫孩子是把自己的命運跟嘉靖皇帝系在了一起，跟國家系在了一起。不僅僅是站在金鑾殿上的孩子會隨時獻出自己的生命，就是安插在軍隊裏的孩子們，只要一個環節出了差錯，他們都難逃滅頂之災。他們把煙雨樓完全幻想成自己的家鄉，頻頻來聚會，頻頻來告別，當時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悲壯情景啦！

三人默默走了一程，吳承恩忽然神經質的大聲嚷了起來：“嗨，我明白了。”

沈坤笑道：“汝忠兄，你明白什麼了？一驚一乍的，嚇了我一跳。”

吳承恩道：“我住的官驛里，有一個叫尤廣義的貢生，是承天府人。他來京城候選，前後不足一個月就得了實缺，因而大家背後議論，說什麼的都有。他聽到了一些閑言碎語，竟像蒙受了奇恥大辱一樣，站到庭院裏大聲叫罵。當時大家都不理解，覺得他像個小女人。現在我明白了，他應該確實是受了冤枉。”

沈坤道：“說說你的理由。”

吳承恩道：“大家都說他有個表兄在軍隊裏當官，是個千戶。千戶的官並不大，不管是走關係還是使銀子，事情都不會辦得這麼順利。現在聽了子實兄的介紹，我明白了，這個千戶必是當年那幫孩子中的一個。”

聽了吳承恩的話，李春芳立即接腔：“有道理。吏部的那些官們，個個欺軟怕硬。他們肯定是從尤廣義的履歷中弄清了某種關係，不敢使絆子，這才讓他順利的得到了實缺。”

吳承恩道：“我一共只見過尤廣義兩次。他給我的印象是迂腐，圓滑處世的能力嚴重不足。現在看來，也許是《陽春白雪》培養了他的人格，蘭台雄風鑄就了他的正氣，他才顯得不圓滑有些迂腐。”

李春芳是嘉靖皇帝身邊的人，他對嘉靖皇帝的所思所想要比一般人了解。嘉靖皇帝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也能有個正確的定位。吳承恩話音剛落，他便道：“燈不撥不亮，理不辯不明。汝忠兄剛才一番話，讓我對皇上又有了一個全新的了解。”

沈坤道：“願聞其詳。”

李春芳道：“我爛熟戰國策，通曉列國志。深知秦國實行的是苛政，對敵對的家族和民族，一律斬草除根，不讓其死灰復燃。楚國實行的是仁政，對敵對的家族和民族採取教化手段，達到大家和平共處的目的。只因我此前沒了解透承天府是楚文化的發祥地，因而對皇上的認識還停留在模糊階段。現在我徹底明白了，皇上是受了家鄉文化的熏陶，繼承了以仁治天下的政治思想，”

吳承恩知道李春芳是嘉靖皇帝的吹鼓手，他的話不能全信，便笑道：“子實兄，你能否舉幾個實例來證明你的說法？”

李春芳道：“生活中的小事，說了你也不會相信，我說幾件人人知道的大事，你就明白了。”

於是，李春芳簡單地梳理了一下嘉靖皇帝的半生：

嘉靖元年（1522），年僅十五歲淺水難興的嘉靖皇帝做了三件事：１、組織朝中的頂尖文人，修改、官刻了《三國志通俗演義》，他借劉備來向天下人暗示自己才是大明的皇室之胄，並着重刻畫了一個“仁”的劉備，這實際上是嘉靖皇帝表明了他要以仁治天下的政治抱負。２、當時人們穿的多是麻衣，麻衣既不柔和，也不保暖。嘉靖皇帝下旨在全國範圍內強行推廣，不懂得種植、紡織技術的，官府出資派人出去學，請人進來教，定人定量種滿種足，只幾年工夫，全國人民都穿上了棉衣，從根本上解決了老百姓的保暖問題。３、下旨收繳皇、王、貴族各種莊園，還耕於民，解決老百姓耕者有其田安居樂業的問題。

嘉靖七年（1528），嘉靖皇帝剛剛從張太後手裏奪取了屬於自己的皇權。由於國家一片混亂，土匪山大王多如牛毛。朝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消滅這些土匪山大王，保境安居。但嘉靖皇帝沒有接受大臣們武力征剿的意見，而是再次組織朝中頂尖文人，對民間話本小說《水滸傳》進行修改。着重宣揚宋江一心要為朝廷出力，堅決接受朝廷招安的忠君思想，更名為《忠義水滸傳》，官刻面世。《水滸傳》在當時是“誨盜誨淫”的**，現在由朝廷官刻發行，意義很明顯：那是嘉靖皇帝對大家的理解、同情和寬恕。既然皇帝這麼能夠理解走投無路的人們，公開發了這樣的小“廣告”，那麼大家就不怕官府還對自己進行迫害了。於是大家紛紛下山安居樂業，國家形勢頓時安穩。其用“仁”得到的社會回報，雖用兵百萬也達不到這般效果。

嘉靖十年（1531），開始推行一條鞭法。此前，國家一直實行的是兩稅制，即人頭稅和土地稅。不管是什麼人，只要還活着，就得交人頭稅。一條鞭法將人頭稅全部加到土地裏面去，無地無產的窮苦百姓稅賦瑤役什麼都不管。這是中國歷史上稅收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從根本上減輕了窮苦老百姓的負擔。

嘉靖十一年（1532），更正孔子禮。由於一條鞭法嚴重觸犯了皇親國戚、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因而受到了頑固派們的堅決抵制。但嘉靖皇帝沒有利用皇權亂砍亂殺，而是採用了教化手段。他搬出孔老二，正其“至聖先師”之禮。警告那些擋車的螳螂們，不要不顧別人的死活，如果不“修身齊家”，必將“天誅地滅”。並下旨各州（府）、縣開辦學堂，辦書院，教化人們懂禮儀，知廉恥，不要魚肉鄉里，給子孫造孽。

李春芳介紹到這裏，道：“皇上對勞苦大眾可算是鞠躬盡瘁了。然而，客觀世界都有其正反兩個方面。皇上為窮苦老百姓着想了，卻嚴重觸犯了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受到了他們的惡毒咒罵。所以，怎樣認識皇上，就看他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站在什麼角度上看問題了。”

吳承恩小心翼翼地問：“子實兄，你是皇上身邊的人，有些事我不知當問不當問？”

李春芳道：“你我兄弟之間，這兒說這兒了，不可外傳。你隨便問吧。”

吳承恩道：“民間傳言皇上好道，不理朝政。果有此事否？”

李春芳道：“這是一些無恥之徒的惡意詆毀。”

吳承恩道：“此話怎講？”

李春芳道：“其一，世界上的事，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能符合大多數人民的意願就行了。君無戲言。臣子們辦錯了事，可以糾正。皇上辦錯了事，就不好糾正。帥馭將，將馭兵。近年來，皇上很少上朝這是事實，但他在內宮每日批閱奏章至深夜，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他把事情交給臣子們去處理，並不是說他事事不過問，而是他在給每一件事情都留下迴旋的餘地，以備糾錯。其良苦用心，世人是難以知道的。其二、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治理一個泱泱大國，煩心的事情太多了。百姓之怒，不過是相互打場架。天子之怒，就會血流成河。皇上修道，就是為了從容淡定，靜心以制怒。其三、不好道就是好君王嗎？遠處說，紂王不好道，其殘暴的個性且不論，單說他喜歡遊山玩水，隨便一動，國家成斗的銀子就往外扔。近處說，正德皇帝不好道，好武事和建豹房，把國家鬧得烏煙瘴氣，險些使大明王朝崩潰，這又怎麼解釋？皇上體恤百姓，勵精圖治，不但以身作則，在全國削減冗員，減少支出，還親率皇后等一干宮中人員，在西苑種桑養蠶，堅持農桑十年如一日，此事真是驚天地，泣鬼神呀！為了處理國事能夠從容淡定，不意氣用事，閑時他修道養性，擴大自己的胸懷，這難道應該受到指責嗎？”

李春芳的一席話，讓吳承恩心悅誠服，道：“不是子實兄教誨，我對皇上好道也險些有些誤會。皇上賢能，果然堪稱萬世明主。”

李春芳正欲說話，沈坤卻搶在他的前面，風趣地對吳承恩說：“皇上修道之事，你我不可妄論。但你我皆讀書為文之人，皇上組織朝中頂尖文人修改、官刻《三國志通俗演義》和《忠義水滸傳》，就是文學界的一件盛事。你不是喜歡神魔小說嘛，若能將此事寫成傳奇故事，定能大興於世，萬古流芳。”李春芳道：“是啊，承天府文化底蘊深厚，才子豪傑輩出。寫皇上必寫承天府，什麼時候得閑，我們一定要到那裏去走一走，看一看！”

明太祖朱元璋傳給子孫們的治國秘訣就是文人們不能為我所用，就堅決殺掉。所以，明朝的**就特別聳人聽聞。到了嘉靖皇帝這裏，他不接受這種觀點，只要文人們不公然反對朝廷，不反對民族大團結，他就還文人們以相對的言論自由。由於印刷術落後和毛筆寫字不利於長篇大論，所以，中國在元末明初才開始出現話本小說。這種話本小說篇幅短，文采差，只有主要情節，完全靠說書藝人在臨場中自行發揮。

嘉靖皇帝組織朝中頂尖文人修改、官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開了中國長篇文本小說的先河。由於它“據正史、采小說、徵文辭、通好尚”，又由朝廷刊刻面向全國大力推行。所以，社會影響巨大。嘉靖七年，嘉靖皇帝再一次組織朝中頂尖文人修改、官刻《忠義水滸傳》，又一次在全國掀起了波瀾。更重要的是嘉靖皇帝推行一條鞭法，使中國萌芽了資本主義，帶動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文學界也不例外。一時間什麼雜劇、傳奇、誌異、醫藥、文選等出版物如雨後春筍。僅嘉靖年間出版的圖書，就超過了此前一百多年出版物的總和。除了活字印刷，嘉靖年間還出現了石印、水印、彩色印，讓死氣沉沉的圖書、布匹變得鮮活引人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三國志通俗演義》就是後來的《三國演義》，《忠義水滸傳》就是後來的《水滸傳》。當時修改、官刻它們的時候有朝廷“白皮書”的性質，因此它沒有作者署名，僅有“郭勛刻”的字樣。同時，也不好確定它的作者。以《三國志通俗演義》為例來說，一、它從宗旨、篇幅、文采等多方面都已經超越了《三國志演義》，還署它的作者是“中原羅貫中”顯然有些不妥；二、雖然是嘉靖皇帝組織修改的，署名嘉靖皇帝也不妥，這不僅僅因為嘉靖皇帝是帝王，更因為他僅僅只是起到了一個組織者的作用。後人因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沒有作者署名，便胡思亂想，臆斷其有無。有的說它的作者是張三，有的說是李四，還有的說是王五劉麻子，並列舉了Ｎ條理由Ｘ條證據。最後爭來爭去還是署名了“羅貫中”。署名“羅貫中”也對也不對。對的理由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是在《三國志演義》的基礎上修改的，不對的是《三國志演義》又是在《三國志》基礎上修改的，羅貫中也不能算最原始的作者。

按後人的話說，《三國演義》是由一個創作班子完成的，總編是嘉靖皇帝，編委會成員有郭勛、楊慎等人。《水滸傳》亦是如此，總編是嘉靖皇帝，編委會成員有郭勛、費宏、楊一清等人。這些都是題外之話，表過不提。

淮安遠離京城，吳承恩又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朝廷高層發生的事情，他根本不可能知道。就是京城爆炸了一顆原子彈，衝擊波也到不了淮安。所以，李春芳講述的帝后皇權之爭以及承天府那幫孩子的故事，讓他聞所未聞，也讓他熱血沸騰，恍如到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世界。一座山一條溪的故事顯不出大手筆，一個俠士一個美女描不出恢宏的畫面。一個帝王，一群將相，一個王國的興衰存亡，那才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天地。

滯留京城的吳承恩思想還沒有完全安定下來，心情特別煩悶，在沈坤的提示下，他真產生了要寫一寫嘉靖皇帝，寫一寫承天府那幫孩子的想法。他要寫一部傳世佳作，來實現自己的抱負。

說書賣藝在當時已成了一個熱門行業，茶館、鬧市、車站、碼頭，到處都回蕩着說書藝人抑揚頓挫的聲音。李春芳是嘉靖皇帝身邊的人，比較了解嘉靖皇帝和那幫孩子，從李春芳嘴裏，吳承思當然也知道了個大概。最讓吳承恩感到驚訝的是那些說書藝人嘴裏的故事，或多或少都有嘉靖皇帝和那幫孩子的影子。於是，到處聽書便成了吳承恩一天到晚要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