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學的旁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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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是孫多慈的關鍵之年，高中最後一學期結束，她在安慶女中的學業全部完成。面對嶄新的大學生活，報考學校，選擇專業，早在高三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孫多慈，以及她的老師，作了細緻的商議，當時目標十分明確——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的中國文學系。

可突生的變故打亂了她的生活環境和學習心態，僅僅兩個多月，她的各科成績直線下滑，別說報考全國一流的國立中央大學，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學，也還要看她最後的努力程度。這種狀態從南京回來后，依然無法改變，孫多慈也懂得現在最重要的是考個好學校，但要真正安下心來卻非常困難。

事情在這年春天發生了轉機，4月的一天，父親孫傳璦意外地被放出來了。事先孫多慈並不知道，放學回家，見客廳坐着一個熟悉的身影，竟然是父親。

父親和她談起未來的取捨，孫多慈早胸有成竹。

尚在幾個月前南京探監的時候，她聽說中央美術會畫展開幕了，便特意去觀看。在展館第二室，一進門，她就看到了掛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艷，也最具視覺衝擊力的油畫《田橫五百士》。

晚上回到旅館，在《中央日報》上她又讀到《徐悲鴻的畫》這篇文章：“《田橫五百士》是描寫漢帝遣人招撫田橫，田橫與五百士作別時的情景，此刻田橫心中充滿說不出的悲痛。至於五百士，也知田橫此去凶多吉少，在傷別離之外，一方面願他平安歸來，一方面又願他不屈不撓，所以此時的情緒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

由此，她記住了一個註定要讓她記一輩子的名字——徐悲鴻。

去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旁聽西畫的念頭就是在這一刻產生的。

父親沉默，雖然他不希望女兒走繪畫這條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學的中國文學系，這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1930年，孫多慈和同學李家應一同到南京報考國立中央大學。父親本來要陪，但孫多慈堅決不同意，她認為自己有能力處理好。

當時，國立中央大學從頭至尾組建才滿三年時間。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佔領南京。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採納蔡元培關於“改官僚化為學術化”的提議，頒佈“大學區制”，率先在江蘇和浙江兩省試行。在江蘇，一系列學校合併成國立中央大學。

來南京報考的考生高手如雲，孫多慈那點才華，本不出眾，而且這點才華又只顯露二分之一，自然無法勝出。

結果在意料之中，孫多慈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國立中央大學的新生錄取名單上。

父親也不責怪，只是道：“情緒調整過來了？調整過來就好。那就去辦該辦的事吧。”遞給她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學文學院哲學系宗白華教授。

“籌辦安徽大學時，也想請宗白華來安慶執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這兩年我們多有交往，也和他說過你報考中央大學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會幫忙的。”父親解釋。

這時的徐悲鴻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

宗白華帶孫多慈找的就是徐悲鴻。

宗白華與徐悲鴻相交，也有些小故事，當時宗白華赴德國法蘭克福留學，聽說法國國立最高美術學校的徐悲鴻如何了得，便慕名拜訪。結果兩人一見如故。

曾有研究徐悲鴻的學者這樣描述過兩人的第一次見面。

宗白華帶着孫多慈，到藝術專修科徐悲鴻畫室找徐悲鴻，這是徐大師和孫多慈的第一次見面。

那個時候徐大師正在作畫，差不多完成了。見宗白華進來，揚揚手，“既然白華兄來了，給評價一下，怎麼樣？”

宗白華也不客氣，“既見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見也。”“什麼話，狗屁不通！”徐懲鴻叫道。

宗白華笑道：“你一個芙學大教授，連‘狗屁’都出來了，成何體統！”

一抬眼，看見怯生生跟在宗白華身後的孫多慈，後邊的話收了回去，“這就是想來旁聽的學生？”

宗白華把孫多慈推到他的面前，“我這個安慶小老鄉，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徐悲鴻上下打量了一下孫多慈，問：“以前畫過些什麼作品？”

孫多慈把特意準備的她認為還說得過去的一些習作遞了過去。但徐悲鴻只是隨手翻了翻，就把它們丟到一邊了，“過去拜過什麼老師沒有？”

孫多慈猶豫了半天，小聲說，“安慶有個畫家，叫閻松父，跟他學過一陣子。”想了想，又補充道，“北平畫家蕭謙中到我們家時，也給他看過。”

徐悲鴻皺了皺眉，“西畫和國畫路子不一樣。以後再說吧，也許能學得出來。”又說，“聽說你是報考中國文學系沒有錄取，才改主意來我們藝術專修科旁聽的？”

孫多慈點了點頭。

“這不好，”徐悲鴻似乎有些惱怒，“這把我們藝術專修科放到什麼位置上了，是其他系的殘羹剩飯？”

孫多慈臉漲得通紅，一句話也不敢反駁。

徐悲鴻見狀笑了起來，“到底是孩子，一句玩笑話就當真了。放心，沒有事的，我要是真生氣，還會答應你嗎？”又向宗白華嚷道，“你看你這個小老鄉，多大出息，進來這麼長時聞了，連正眼都不敢看我！”孫多慈確實不敢抬眼和徐悲鴻直視。她覺得她現在面對的，不僅是著名畫家，是大學教授，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複雜身份。她有些茫然，有些慌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