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文藝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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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她擔任大夏大學的女生指導,並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課餘,夜以繼日地繼續着她的寫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滿面愁容,向朋友感嘆自己的命運,責罵男子和愛情害了她。北京,是她自幼生長的地方,對她來說,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來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裏,她擔任了使她頭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學校長的職務。她說:“當校長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臉的打官腔的人們會面,並且還要謹慎,還不能亂說一句話。現在不要說作品,真是連文學的感情,也消逝得乾乾淨淨了。”第二年,她辭了職,又到北京師大附中教書去了,與好友石評梅成為同事。石評梅的情人、中共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於北京陶然亭。廬隱以此為素材,寫了《象牙戒指》。廬、石同是天涯淪落人,她倆終日以煙打發時光,以酒遣愁。

那時候,辦刊物的風氣並不低落,在幾個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幾百元籌辦了一個“華嚴書店”。

“華嚴”,取其文章之華飾,態度莊嚴之意。書店開張之前,他們辦了一種《華嚴半月刊》,廬隱任編輯,自己並努力寫文章。這時期,她創作的小說、散文和散文詩,多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和石評梅所辦的《薔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冊出版,名曰《曼麗》。她曾說,這個時期是她的悲哀時期,這本集子裏充滿了悲哀,雖然這是一種淺薄的衷感。她覺得人生不免要死,盛會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殘,圓月不免要缺。這些自然現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虛。

當時她正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著作,隱隱約約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觀主義思想。廬隱自己也承認這時期是悲哀主宰着她,無論什麼東西,在她看來都有悲哀的色調,人們的每一聲嘆息,每一滴淚水,都能在她心裏得到共鳴,也使她的靈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並不想解決這種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決。

1928年9月30日,廬隱最親密的摯友石評梅患急性腦膜炎猝亡。廬隱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葉上的露珠,絕望中感嘆“死比生樂”。

廬隱遭到了人間最不幸的死別,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她母親、丈夫、摯友石評梅和大哥相繼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樣壓在她的心上,哀傷緊緊捆綁着她,折磨着她。

石評梅死後,她成了一個沒有伴侶的長途旅人。她說:“這時節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願早點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煙,我試作慢性的自殺。”

她的哥哥一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后,她覺得自己的思想有轉變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傳里說:“雖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來……我只要有這種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

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她寫了中篇小說《歸雁》。她說:“在《歸雁》中,我有着熱烈的呼喊,有着熱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時節,我腦子裏還有一些封建時代的餘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禮教的藩籬。可是我內心卻燃燒着這種渴望,因為這兩念的不協調,我受了痛苦,最後我是被舊勢力所戰勝,‘那一隻受了傷的歸雁,仍然負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飄泊了’。”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做夢還要不可捉摸”。

蘇雪林說,廬隱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悲哀,苦悶,憤世,嫉邪,視世鬧事無一當意,世聞人無一慪心”“……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過人處。”

時人喜歡將廬隱和冰心相提並論,冰心在作品裏通過對大自然和母愛的謳歌,表現出她對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廬隱的作品則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們負荷着冷酷、無情的現實,有人說“黃廬隱對社會裏的任何人都不承認,她深深地感受着孤獨。謝冰心主張則不然,她認為在人與人之問,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樣,黃廬隱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視線眺望人問,而謝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她們倆,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一個是感覺着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復燃……”

廬隱作品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成了一個特有的世界觀,這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冷酷的,她幾乎沒有父母之愛,沒有親人之情。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親人的相繼死亡,這殘酷的命運,使她悲痛欲絕;三是“五四”運動的落潮,給當時很多渴望光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重大影響,廬隱也是其中的一個。

廬隱曾說:“在第一個時期里,已經確定了我的人生觀,到第二個時期,我的人生現,由極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轉變,到了第三個時期,就是我已另開拓出一條新路來了,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她說的三個時期,是她十三四年創作生涯中的三個階段。其實,不論哪個時期的作品,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只是輕重濃淡不同而已:“我不滿意這個現實的人間,一起頭我就這樣,其中所不同的,是從前只覺得傷感而不想來解決這傷感,所以第二步,我還是不滿意人間的一切,我還是傷感,第三步呢,不滿意於人間和傷感也更深進一層,但我卻有了對付這傷感和不滿意於人間的方法,我現在不願意多說傷感,並不是我根本不傷感,只因我的傷感,已到不可說的地步……”

只讀過她的作品而沒見過她的人,多半以為她是一位愁眉苦臉的女性,但實則不然。她自己也說,她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為一切的傷痕和上當的事實,我只有在寫文章的時候,才想得起來,而也是我寫文章唯一的對象,但在實際生活上,我卻是一個爽朗曠達的人”。“在寫文章時——也不是故意的無病呻吟,說也奇怪,只要我什麼時候寫文章,什麼時候我的心便被陰翳漸漸遮滿,深深地沉到悲傷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寫完,我放下筆,我的靈魂便立刻轉了色彩……”廬隱寫於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曼麗》,是她認為“從頹唐中振起來的作品”。茅盾說:“《曼麗》集中多數作品表示了作者頗想脫掉幻想的感情花衫,並企圖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她這次創作思想的變化有個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會的影響。促成她這一轉向的,與其說是她個人生活上的變動,倒不如說是時代的暴風雨的震蕩。”

翟菊農在這本集子的序里說:“這本小說集子比《海濱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內容說,《曼麗》的取材,範圍要比《海濱故人》寬些,……《海濱故人》集子裏據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裏,雖則大部分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裏很多爆髮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裏比較的經過一番洗鍊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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