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關於這個故事的雜談

這篇文章寫於兩年前，本來想寫得長一些，但長篇實在不是我所長。況且話題實在太沉重。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我一直在思索，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麼總是歷盡劫難。卻很難得出答案。

我的很多朋友是民族主義者，總自詡為炎黃子孫，然而仔細深究歷史，卻不得不承認，所謂的華夏正統，早在五胡亂華時，早就七零八落了。所謂的大唐盛世，不過是漢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漢人建立的另一個國家。和漢朝，已經不搭界。隨後的蒙古鐵蹄和大清辮子，無論怎麼吹捧其武功，也難掩恥辱和大屠殺的血腥。這樣說並不是為了激起民族矛盾，只是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況且，知恥近於勇。歷史無論怎麼掩蓋，也會向我們屁股上的蒙古斑一樣清晰。

拋開民族不談，如果只評價這片土地上曾經建立的國家，只能得到一個結論，循環往複，螺旋向下。一個新王朝的建立，必定是建立在一場大混亂之後，而大混亂的作用就是將資產平均分配一下，讓大部分人得以生存。但隨着社會的穩定，又開始了合法的掠奪，掠奪到底層無法支撐其社會結構的時候，再來一場大混亂，再次重新分配。新的王朝和舊的比較，找不出任何進步，只是一個新循環的開始。

至於近代的落後，其實不僅是落後在武器上。當然，更不是落後於經濟。作為一個經濟實體，宋和明要遠遠高於其對手，然而都逃不開被征服的命運。我們一直引以自豪的文化，裏面所包含的缺陷，才是最致命的東西。

仔細分析西方的基督教各種流派，在根本上，他們都強調了一點，就是在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正如我們的靈魂穿過了墳墓，一起來到上帝面前，在他面前，我們是平等的，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摘自《簡愛》）。西方文藝復興后，很多文藝作品和法律制度上，都貫穿了這種平等精神。而我們幾千年來，無論是“君臣父子”還是“刑不上大夫”，都體現的是等級，更不用說後來無恥的“三從四德”。科舉制度在封建時期的先進性不是在於他能更好的選拔人才，而是在，他讓人看到了向較高等級穿越的希望。歷史上英雄，都自覺的維護了等級的概念，底層的起義者建立的制度，往往等級更為森嚴。即使到了現代，恐怕也很少城裏人願意，和農民或進城的農民工享受同等的權利。幾乎每個人提起社會的底層，往往是輕視多於憐憫。更有甚者，一些無恥的御用文人，在明知有些情況是“合法”的搶掠的情況下，還要為掠奪者歌功頌德，意圖分一杯羹。就在幾年前，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就曾經說過，解決就業問題的辦法是讓下崗職工到精英家當傭人。我不想問候這個人的家長，也沒有和他辯論的資歷，只好在小說中給他安排了個角色。

西方這種平等精神，還不僅貫穿在人和人之間。實體和實體之間，甚至個人和國家之間，都有這種平等的訴求。早在中世紀，城堡中的貴族，在享受特權之外，就被要求給佃農們以必要的保護。遇到蠻族入侵時，騎士老爺必須沖在前頭，因為他享受了領民的供奉。這種訴求發展到現在，就成為個人與國家的契約關係，即：作為國民，必須為國家盡各種義務，而國家也必須保護國民的各種權利。國家和國民，如同契約的雙方，是站在一個平等的底線上，誰也不是無限高大。如果這種平等關係被打破，無論是民族主義也好，民主主義也好，最終結果建立的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最終墜入難免是一個螺旋向下的怪圈。

我們國家要想趕上西方，需要經過的路還很長。不是一件武器和一兩個運動就能解決問題的事。即使在經濟上，有接近與西方的總規模，在其他方面，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的觀念，我們的法律，差異不是一點半點。如果我們意識不到這些，早晚會有悲劇的上演。在大家的作品中，有人能夠回到過去，把一切重來一遍，而現實中發生的事，卻永遠沒有機會重來。

酒徒於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