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玉溪捲煙廠的風和雨
1979年10月接手玉溪捲煙廠時，褚時健已年過半百。
面對捲煙廠資金短缺、技術落後的重重困境，褚時健轉守為攻，平衡各方利益，在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層層突破，通過重新改進生產工序、嚴控質量管理、更新經營思路、拓展市場佈局，使玉溪捲煙廠迅速扭虧為盈，並帶領它走到了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前端，成為“民族工業的一面旗幟”，同時，為國家創造稅利991億元。
從“知命”到“古稀”的17年，褚時健遇到了無數難題，也解決了無數難題，創造了屬於他的新的奇迹。
整頓進行了幾個月之後，玉溪捲煙廠的境況有所好轉。1980年，生產並銷售捲煙34.38萬箱，比上年增長了11.87萬箱；稅利實現了1.1844億元，增長了9.14%；利潤也實現了大幅度增長，達到804萬元，增長了280.14%，這可能主要得益於褚時健加強管理之後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捲煙廠稅利實現了1.5472億元，增幅高達30.63%。
“知天命”之年受命
不搞行政搞企業
去煤礦還是去捲煙廠？
任前摸底、淡條件
初到“玉煙”：破舊而雜亂
“玉煙”印象：政治高亢，情緒低落
“見面禮”：派系的明爭暗鬥
下馬威：漲薪風波
考試：鍋爐事件
“霸道”名聲的由來
“知天命”之年受命
時光荏苒，日月如梭。
從1958年褚時健被劃為“右派”，到1978年摘除“右派帽子”，二十年時光過去了。
1978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第三十個年頭。這一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等革命老將重登政治舞台。在這次會議上，特別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決策。
1928年出生的褚時健，此時已經年過半百，到了孔子所說的“知天命”之年。然而，褚時健似乎還不願意“知天命”，不願意接受命運的安排。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被安排到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習，並得到了關於這次全會精神的文件傳達。褚時健久久盯着這份紅頭文件上的白紙黑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份紅頭文件給他帶來了久違的興奮，他想奔跑，想大聲喊：“只要這個國家還要搞經濟建設，我們這些人就大有作為。”
不搞行政搞企業
在黨校學習期間，玉溪地區主管幹部工作的副書記白水魚找褚時健談話。二十年前，白是褚時健在玉溪行署工作時的老同事，他們都很了解對方。白提出讓褚時健重回地委工作，從地委組織部部長干起——這是褚時健被劃為“右派”前的老職務。
此時，褚時健已經厭倦了機關工作，對黨政機關的明爭暗鬥絲毫沒有興趣，因為，他在企業的經營和管理中找到了樂趣。
褚時健一口回絕了白水魚：“我不願再搞行政了，傷心了。當年，就是在行政職位上惹的禍。我幹了十幾年企業，已經上路了，您還是讓我繼續搞企業吧。”
此時，褚時健帶領下的戛灑糖廠，正準備上一條新的白糖生產線，機器調試已在進行中。
沒幾天，新的“說客”又來了。這個說客，正是玉溪地區一把手、地委書記胡良恕。
胡告訴褚時健：“組織部門研究過你的檔案，認為你比較懂經濟，而能抓好一個地區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非常缺乏，你過來，先做副專員，分管經濟，我們做搭檔，把玉溪的經濟搞上去。”
只要研究過褚時健的檔案，都清楚褚時健這二十年的“右派”經歷：從紅光農場到堵嶺畜牧場、曼蚌糖廠，再到戛灑糖廠，他一路待過的企業，之前總是很差，破破爛爛，但交給褚時健帶路之後，這些企業都大有改觀。
“胡書記，您可別弄反了。”褚時健笑呵呵地說，“如果沒有幾個效益好的企業，地區的財政收入上不去，那麼，再能幹的書記、專員，日子也難過，也不好當；反過來，一個地區有幾個好的企業，每年有幾百萬、幾千萬的稅利，地區財政上去了，地委、行署的日子也就好過了。我幹了將近二十年的企業，對此還是有譜氣的，如果您讓我去千企業，肯定能幹好。”
“有道理呀！”聽完褚時健的話，胡良恕像發現什麼新事物一樣興奮地看着褚時健。之前，從沒有人跟他說過這樣的話。胡良恕答覆，他會在常委會上研究褚時健的意見。
實際上，上級部門想調褚時健到政府工作的念頭，一直持續到1981年。這時候，褚時健已經在玉溪捲煙廠站穩了腳跟。
新到任的玉溪地委書記李孟北也找到褚時健。李孟北算是雲南幹部中文化水平很高的，思路也很開闊，據說他從《雲南日報》總編輯調任玉溪地委書記，是準備再往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過渡一下，然後接任雲南省委書記。越級提拔幹部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常有的事，因為十年“文革”造成建設方面領導幹部短缺。李孟北對褚時健說：“現在我們整個省的工業都困難，聽說你對這方面還有一點兒譜氣，要不，你來當管工業的副專員？”
褚時健還是那句話：“您別讓我搞那個，我不會搞，做機關的事不是我的長項。你們要想把地方財政搞上去，我可以幫你們把煙廠搞上去，搞上去你們日子就好過了。讓我去做副專員，您不如把我放在煙廠，讓我搞下去吧。”
“我倒沒有想到這些，好的好的，不動了，你就在這兒。”李孟北還比較容易聽取意見。
直到那時，領導們想讓褚時健從政的念頭才算平息。李孟北後來履職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書記、候任雲南省委書記期間，不幸患癌症撒手人寰。
去煤礦還是去捲煙廠？
玉溪地委領導終於被褚時健說服了，讓他繼續在企業工作，但肯定不再是戛灑糖廠了。在褚時健的領導下，即使是在“文革”期間，戛灑糖廠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職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而一條新上的白糖生產線也即將竣工。
地委領導的意見是，調褚時健到玉溪捲煙廠任廠長，這家煙廠是當時玉溪規模最大、效益也較好的企業。但褚時健回絕了。
褚時健有顧慮：“文革”時期，玉溪捲煙廠是全玉溪武鬥最厲害的地方，“文革”期間雲南的兩個派系——“炮派”和“八派”，鬥爭非常厲害。“文革”結束后，兩派的鬥爭仍未結束。
不去玉溪捲煙廠，他還有一個選擇：去玉溪另一家大型企業——位於玉溪峨山的塔甸煤礦當黨委書記。這比較符合他的胃口。
說去就去。地委領導找褚時健談過之後，他就來到塔甸煤礦做“任前考察”了，考察這裏的地形地貌、自然條件，觀察礦工的生活。他看到這裏的礦工沒水洗澡，生活非常苦。但也有令他滿意的地方：這裏山大，山林多，台旨滿足他打獵的愛好，秋天還可以拾點兒菌子，四野都是鮮花。褚時健想，老婆孩子肯定會像他一樣高興。
他甚至想好了如何改善這些礦工的生活條件，他發現煤礦後面的山上竟然有天然的蓄水塘，而且水還很清澈。褚時健腦海中馬上浮現出計劃：無論如何都要克服困難從這裏取水，讓每個礦工一出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個澡。他還想買幾輛大客車，周末接送礦工到玉溪和家人團聚。
令褚時健沒想到的是，這個時候“後院起火”了。妻子馬靜芬和女兒褚映群死活不肯再進大山溝。
馬靜芬說得也有道理：“我和女兒跟你在大山溝已經生活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回到城裏，你又要把我們母女倆帶到山溝溝里去。要去，你一個人去！”
面對妻子的肺腑之言，褚時健也不好堅持。但他不甘心，就找了一輛大卡車，連哄帶騙地把馬靜芬和女兒騙上了車，讓她們去看看礦山環境，或許能夠改變她們的想法。但馬靜芬和女兒到了那裏，看到滿臉煤灰的礦工都一臉愁苦地上下班，大風揚起的漫天灰塵中，家屬們在供水站前排隊取水，孩子們在髒兮兮的泥地上玩耍。
勉強待了一個晚上后，妻子和女兒堅決不肯再住一個晚上。
但褚時健還是向她們大力“推銷”自己的未來規劃，哪裏要建一條柏油路，哪裏要蓋一座電影院。妻女哪裏聽得進去：“你就是把這裏建成天堂，我們也不來。”
糾結了一整晚，褚時健不再堅持原來的想法，他決定去玉溪捲煙廠，用他的話說：“一家人有兩個人拗着（不同意）也彆扭。”
任前摸底、談條件
決定履新玉溪捲煙廠，褚時健自然少不了要摸摸這家玉溪最大的企業的底。情況和他之前知道的差不多，對褚時健而言，這家國有企業最讓他頭疼的，既不是它的生產能不能上去，也不是它的品質能否改進，而是“文革”遺留下來的派性鬥爭，以及圍繞着派性形成的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這種派性鬥爭，並不僅僅局限於玉溪捲煙廠內部，在外部也有很大的延伸。
褚時健知道，要在內部卡住這些鬥爭，就要掐斷權力上層的支持。上任前幾天，褚時健專門去找了一趟玉溪市地委書記胡良恕。
褚時健開門見山地說：“胡書記，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捲煙廠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胡良恕問，“如果地委能做到，多少條件都行。”
褚時健給胡良恕分析了玉溪捲煙廠遺留下來的派性鬥爭對生產的不良影響，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像我這種情況，一個人從外面來到玉溪捲煙廠，心裏最害怕的，就是玉溪捲煙廠兩派都很有勢力，如果這兩派鬧起來，我就沒有辦法了。希望諸位地委領導不要支持造反派。有什麼事情領導們叫我來說，我不對，領導們可以批評我。但如果領導們支持造反派，我的工作沒法兒做。”
胡良恕哈哈大笑：“我還以為是多大的條件呢，好！”
褚時健接著說：“給我一年半載的時間，等我站穩腳跟后，自己就能應付了。在此期間，凡上訪、告狀、請願、鬧事的，請領導們一律駁回，由我處理。”
胡良恕隨後召集地委領導開會，並把這一條件達成共識，還做了會議紀要。這一支持，為褚時健在玉溪捲煙廠掃除了第一個大大的障礙。
初到“玉煙”：破舊而雜亂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時健舉家遷往玉溪。這一天，玉溪捲煙廠派了三名員工，開着一輛載重五噸的大卡車來接他們。
從1958年褚時健被劃為“右派”離開玉溪，到今天重回玉溪，整整21年。21年中，褚時健差點兒因瘧疾喪命，也差點兒命葬紅河，還有可能被斗死，或因營養不良而死，就像他堂哥褚時俊那樣。但他一路走過來，從紅光農場、新平縣畜牧場、堵嶺農場，到曼蚌糖廠，再到戛灑糖廠。褚時健以“流放右派”的身份，在如此狹小的空間裏生存，促使這些地方一個接一個變好，奇迹一個接一個發生。
此時，女兒褚映群已經在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到昆明讀書去了，尚在身邊上學的兒子褚一斌也已經16歲。
三名來接褚時健的玉溪捲煙廠員工，動作麻利，一會兒就把褚時健一家人的家當全部裝上車了。其實，這些家當少得可憐：除了一隻大箱子，幾乎就沒什麼了，更別提什麼傢具了。在褚時健和馬靜芬的指揮下，工人們把褚時健臨時做的木箱，甚至柴火都搬上了車。這也讓人大惑不解：“褚廠長，這些就不用裝了吧？這種木箱我們那兒多的是。”褚時健只好告訴他們：“這些東西以後都用得上，可以拿來做傢具、做大沙發嘛。”好嘛！這輛載重五噸的大卡車也算裝得滿滿當當了。
戛灑糖廠的職工得知褚時健今天就要離開，自動站成一排，和褚時健握手告別。很多職工眼裏噙着淚，其中一位職工拉着去接褚時健的玉溪捲煙廠員工的手說：“褚廠長是我們的福氣，這下子，你們把我們的福氣也接走了。”
這輛載着褚時健一家三口和滿車柴火的大卡車，經過五個多小時的顛簸后，離開了哀牢山，駛入玉溪。
到達玉溪捲煙廠時，已近日落時分了，抬頭能看到美麗的晚霞，但低頭從車窗看出去，卻是另一番景緻：破舊而雜亂的房屋，坑窪不平的路面，T人們獃滯無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廠區大部分房屋是用土坯建的，因為年久失修，放眼望去一片蕭條景象。
卡車開到一排磚砌平房前停了下來，司機指着其中的一間對褚時健說：“就是這一間。”
這是一間14平方米的房屋，裏面只有兩張高低床和一張舊桌子。褚時健一邊樂呵呵地往房間搬東西，一邊吩咐褚一斌：“一斌，你和我睡上鋪，你媽和你姐姐睡下鋪。”馬靜芬則充滿了憤怒：“他們在故意收拾我們！”
第二天，玉溪捲煙廠負責分配房屋的人重新給他們分配了一間28平方米的房間，總算可以把它分成兩個房間了。
話說回來，當時整個玉溪捲煙廠的生活條件都很差。普通員工一間土坯房隔成兩間，兩個人或兩家人住，職工們經常開玩笑說：“這邊的孩子撒尿，就沖在那邊的床上了。”裏面這家的通道要從外面這家中間過，拿草席隔着，有時候外面這家的男人出差了，難免生出很多尷尬事。有幾個住外面的乾脆把通道給堵死了，裏面那家只好從後面另外挖個門、搭個橋繞出去。房檐上下還有很多雞窩，這些雞窩在褚時健站穩腳跟后，被馬靜芬用棍棒給取消了。
而最奇特的現象是，每個職工上下班都提着一隻瓦罐。褚時健後來得知，這些職工實在窮得買不起保溫水壺，只能在下班的時候，用瓦罐接一罐熱水帶回家。
褚時健剛就任，就挨家挨戶登門拜訪工人。當他走進一位老工人的家時，發現祖孫三代都擠在一間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裏，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而當時全廠有1/3的職工都處於這樣的困難狀態。
“玉煙”印象：政治高亢，情緒低落
雲南煙草種植和生產的歷史並不長，在辛亥革命前後從美國引種進中國。1922年，在唐繼堯的支持下，雲南省第一家捲煙廠——昆明亞細亞捲煙廠建成，生產一種以“999”為牌號的香煙，為了紀念雲南響應辛亥革命而發動的“重九起義”。1949年，將“999”改名為“大重九”。
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傳奇的植物學家蔡希陶從美國引進了革命性的煙葉品種“大金元”，成規模的煙草種植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由於雲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種出的煙葉色澤黃潤、味道醇厚，20世紀30年代，“雲煙”的名聲就傳遍了中國，而玉溪則有了“雲煙之鄉”的美譽。
不過，玉溪捲煙廠的歷史是從1956年玉溪煙葉復烤廠開始的。1959年，國家輕工部進行工業佈局調整。從一家名叫“華美”的上海私人捲煙廠調來30台“永進”“新中國”捲煙機到玉溪煙葉復烤廠，一同前來的還有36名上海師傅。為了儘快生產出捲煙，很多工序都是手工進行。它最早生產一種叫“人民公社”的香煙，但似乎不那麼受歡迎，此外還生產了“紅梅”“翡翠”“恭賀新禧”等。後來名滿全中國的“紅塔山”，名字源自“***”時期被人們刷成了紅色的元代古塔，古塔所在的那座小山原本叫白塔山。1959年正值新中國的國慶10周年，為給10周年獻禮，“紅塔山”香煙誕生了，當年生產了80箱。玉溪捲煙廠還精挑細選了一箱“紅塔山”，在上面寫上“送給毛主席”，託人送往中南海。
褚時健來玉溪捲煙廠前，玉溪捲煙廠的捲煙機器已有68台，但都是國外早已淘汰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產品。
這個煙廠當時的情況是，政治高亢、情緒低落。人們的狀態也是如此，口號叫得很響，但精神萎靡不振。褚時健的記憶是：生產環境很差，機器響、溫度高、煙灰嗆，工人上班渾身汗，下班一身灰。
1969年師範畢業進入玉溪捲煙廠的邱建康，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從普通的體力工干起，在褚時健進入玉溪捲煙廠的時候，已經晉陞為技術員。那時候，一個車間只有一個技術員。雖然入廠10年，但是，邱建康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也沒有感受到有什麼改變。反正天天上班、下班、幹活兒，沒有什麼低效率、高效率之說，工人們把那些制好的煙絲入庫，天天就千這個。在他看來，一年又一年，什麼也沒有變，什麼都不會變，好像就只能是這樣了。
褚時健來到煙廠后，工人和家屬找他說情最多的事情，不是請他安排工作，而是請他手下留情，放他們到其他單位去，其中不乏他的老同學和老領導。他的一位同學找到他，請他同意放他兒子到物資局去，因為他擔心兒子找不到對象。褚時健對這位同學說，要相信煙廠會好起來，但同學哪裏聽得進去，最後，褚時健只好放人了事。
因為太窮，廠里有三十多個職工找不着對象，姑娘們都不願意嫁給這裏的職工。像邱建康那樣的技術員，月工資也就28塊，一般職工就更低了。這些沒找到對象的老職工中，還包括後來升任雲南省委書記的普朝柱的侄子。後來，褚時健打聽到，當年國家在西雙版納建橡膠廠，為了解決男女平衡問題，特地從玉溪招了大批女工到西雙版納去。但這些女工不願留在當地，一直不肯結婚。褚時健讓煙廠工會別出心裁地組織了幾次“聯誼會”，並對那些姑娘以各種條件相誘，這些老職工才一個個地解決了婚姻問題。
玉溪捲煙廠在1978年完成的生產指標是27.5萬箱，利潤完成9000多萬元，其中可支配利潤145萬元，“紅梅”佔了這27萬多箱的大頭兒，“紅塔山”只有4000多箱。當時最大的問題是煙賣不出去，退貨嚴重。1979年玉溪捲煙廠的總產量是30萬箱，卻有6萬箱積壓在倉庫里。玉溪捲煙廠有個電影院，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希望能看看電影，但退回來的煙實在太多了，只好把電影院也當作倉庫用。
和西方企業的董事長、CEO不同，中國國有企業是由共產黨來領導的，企業決策的核心人員都是共產黨員，並由他們構成“集體領導班子”。褚時健進玉溪捲煙廠時，領導班子共有12名成員，稱為“黨委委員”，加上他一共13名。這13名成員里，有兩名是老幹部，屬於以前跟共產黨打天下的功臣，另外10人全是“文革”造反派起家的。有趣的是，這10名成員中，長期在玉溪捲煙廠武鬥的兩派——“炮派”和“八派”又備佔5名。由於兩派勢均力敵，上邊的領導也知道其中厲害，任命領導時就“一碗水端平”了。
褚時健發現，開黨委會時，無論什麼樣的方案和議題，也無論是正確還是錯誤，至少總有5人支持或反對。很多問題議而難決，有時候開會，從早開到晚，甚至開到深夜，也解決不了什麼問題。而且，不僅在領導層中存在着這種情況，下層也一樣瀰漫著這種鬥爭氛圍。
“見面禮”：派系的明爭暗鬥
玉溪捲煙廠給褚時健的“見面禮”有點兒尷尬。
1980年初，也就是褚時健剛來玉溪捲煙廠不久，雲南省有關部門組織了一次香煙評吸會。這次評吸會由專家對香煙的品質、味道進行現場品吸、評論，再由相關部門根據抽查結果指出存在的問題。評吸會，往往成為糖煙酒公司的訂貨風向標。
“辣！苦！嗆！”這是專家們對“紅梅”煙的一致評價，這些專家不願意多吸一口，就給它定調了。在主持人宣讀抽查“紅梅”過程中發現的問題的時候，台下不時發出鬨笑，這些問題包括：一包煙只有18或19支，而且竟然不是少數，有的一條煙中只有9包煙……
“紅梅紅梅，先紅后霉。”這句市場對“紅梅”的流行評語，也夾雜在評吸會的鬨笑聲中。
因為憑手抓，工人們又都不大用心，差錯率自然高，因而這種一包煙十八九支的情況很正常。而包裝更是糟透了，用來做煙箱的紙又薄又差，人們稱之為“馬糞紙”，很多時候，煙還沒送到零售店就散架了。
褚時健硬着頭皮站起來，請主持人別念了，給他留點兒面子。“我聽懂了，情況很老火。我們回去整頓，產品質量一定會提高，等專家們下次來的時候，我們的情況一定會好得多。”
褚時健帶着沉重的思索離開，他下決心一定要整頓這家煙廠。而作為整頓工作的第一步，他又恢復了抽煙。二十年前，他被劃為“右派”時，工資從每月90多塊驟降為每月20多塊，為此他不得不戒了煙。現在，他需要用自己的舌頭來幫助他辨別哪些香煙的品質是優良的、令人舒服的，哪些香煙的品質是惡劣的、讓人不快的。
到底是怎麼生產出一包煙只有十八九支、一條煙只有9包的？褚時健要求增加抽查頻率，並按比率定下制度，每千包（條）應該有多少必須抽查。
他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些低級問題，主要是人的責任心問題，他要求各車間根據實際情況建立和完善不同形式的責任制。
褚時健還定下一項制度，發霉的煙葉一律不得進入生產環節，對入廠的煙葉全部進行復烤，包裝重新選紙，設備進行一次徹底的大檢修。
接下來，褚時健決定在玉溪捲煙廠上濾嘴煙。之前昆明煙廠已經開始生產這種看起來挺時髦、賣價不錯的香煙，市場反響非常不錯。工作剛佈置下去，濾嘴車間的車間主任就找上來了。原來，不知誰造謠說濾嘴棒的金粉有毒，車間主任調了一個“炮派”的成員到這個崗位，但他死活不去，要求調一個“八派”的去。車間主任只好來找褚時健。
“他們說怕金粉，不去上班。”
“怕金粉？別的人去也有金粉。他不去你不要強迫他去，月底算工資你按崗位算，他沒到崗位，不要給他算工資。”
褚時健知道玉溪捲煙廠“炮派”的頭子是誰，就是煙廠黨委成員楊副廠長。車間主任走後，褚時健找來楊副廠長直接說：“老楊，招呼好你的弟兄們，你鬧了我最先收拾你，如果你支持他們鬧，你就沒有好下場。”
如此單刀直入。
威風八面的“炮派”頭子，從來都是廠長、書記要用甜言蜜語拉攏的對象，哪裏受過這般奇恥大辱。楊副廠長跑到玉溪地委找他們“炮派”的頭頭兒去告狀，控訴褚時健的獨斷專行。沒料到，這個領導聽完后當場翻臉，沒有像以前給他撐腰的樣子，並讓他趕緊乖乖回去上班。楊副廠長灰溜溜地跑回來，只好對那些“造反派”兄弟說：“不能鬧了，這回來硬的啦，快點兒去上班。”
褚時健的“任前條件”起了作用，他和胡良恕訂下的“約法三章”，關鍵時刻果真幫到了他。
月底，那個沒按車間主任安排去濾嘴崗位上班的職工真的沒領到工資，幾個“炮派”兄弟帶着他來告車間主任。褚時健告訴他們：“你沒有到車間主任安排的崗位去上班，按曠工處理，我支持他。”
他們沒想到，新廠長這麼強悍。僵持了一會兒，這幾位職工知趣地走開了。之後，煙廠因為派性發生的鬧事也慢慢少了。
下馬威：漲薪風波
中國進入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氛圍越來越濃厚，它帶來的變化，也讓玉溪捲煙廠這個之前幾十年如一日的老國企開始顯露出生機。
好消息！要調工資了！這是煙廠職工二十多年來都沒有聽過的消息。但也有一個難題，凋工資的名額比例只有40%，怎麼調？其實也沒加幾個錢，但這不僅是增加工資的問題，還涉及對職工工作的肯定，這可是讓人頭疼的問題。人性常常如此，沒啥盼頭的時候，人們都相安無事，有點兒盼頭了，反倒像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麻煩來了。
褚時健對此極為重視，他本想請黨委書記林某某來定這件事，但林書記在玉溪捲煙廠比褚時健多待了四五個年頭兒，他知道這裏的麻煩。這一次，林書記乾脆住院去了。於是，褚時健請一位副廠長專門管這事兒，掛牌辦公，接待反映調資問題的職工。
上級定的調資比例很滑稽，調40%，意味着可能失掉60%的人心。果然，在第一榜公佈后，風氣好轉沒多久的廠子又亂了起來，榜上無名的職工開始集體怠工，發泄不滿情緒。
眼看就是一次工潮，褚時健着急了，他去醫院找林書記商量對策，卻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氣急敗壞地回到廠里來。一位副廠長甚至帶着嘲弄的口吻對他說：“褚廠長，您怎麼急成這樣？別急壞了身子。”
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也免不了明爭暗鬥，黨委書記關係網中的一幫老隊伍，那些褚時健來了之後被迅速邊緣化了的派系頭頭兒，也正希望借這次內亂趕跑褚時健。
煙廠第一車間的制絲車間已經鬧出了事，職工群起圍攻車間主任，褚時健聞訊從醫院往回趕。大家把車間主任圍在中間，看到褚時健出現，大家圍了過來，鬧得最凶的竟然是年輕的技術員邱建康。褚時健納悶兒，邱在調資的名單內，他鬧什麼呢？
從群起的議論聲中，褚時健知道這次調資確實問題不少，有點兒職權的都拉攏扶持親信，邱建康是出來打抱不平的。褚時健一言不發就離開了。回到辦公室，他讓人通知邱建康來見面，同時讓人把調資的所有資料拿來研究。
邱建康來了，這是他們倆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這個後來唯一得了褚時健真傳的年輕人，最終做出了一番大事業，但當時的他像個愣頭兒青，在褚時健面前直言無畏。褚時健和聲細語地和他聊了一會兒，了解了個中情況。他明白分配是一門大學問，尤其對國有企業來說更是如此，但此時，他也找不到良策。
研究資料，尋找對策，褚時健一宿未眠。第二天，褚時健決定，將40%作為全煙廠整體的調資指標，而不是把這個指標僵化地執行到每一個車間。這樣，他就有了一定的空間，盡量把機關和後勤的名額讓給一線的員工，一線車間可以突破40%，達到60%，甚至是70%。
最後的方案出台，大多數人表示接受，職工的情緒慢慢緩和下來，這場風波總算過去了。這時候，生病住院的林書記也病癒出院了。
考試：鍋爐事件
最大的一場考試終於在1981年8月來臨，這就是當年的“鍋爐事件”。這件事之前的褚時健和這件事之後的褚時健，對玉溪捲煙廠來說完全不一樣。這件事之後，褚時健算是贏得了“大考”，徹底征服了玉溪捲煙廠的職工。
玉溪捲煙廠有兩台六噸半的鍋爐，一台壞了。當時玉溪捲煙廠整個的復烤和捲煙全都依靠這兩台鍋爐，壞了一台就意味着那些新入庫的烤煙無法復烤，不僅煙葉有變霉的危險，而且可能導致停產，那樣的話，鍋爐壞了就會演變成一個全局性的問題。但是，這些國有企業的員工和領導似乎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大場面”，絲毫沒有驚慌失色，而是處變不驚，大多數人甚至帶着“和我無關”、等着看好戲的心情。
那時，玉溪捲煙廠剛剛有起色，頭年繳納的稅收也大幅增加。為了讓這些財稅大戶理順生產，雲南省經貿委還在下面專門成立了一個生產指揮部，而鍋爐一停，必然影響到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所以，雲南省經貿委一位分管生產指揮部的副主任目丁着褚時健，要求每半小時彙報一次修理進度。
褚時健到現場看了看壞掉的鍋爐，就先找修理組的人商量，把計劃定下來，希望儘快修好，不然造成的損失很大。他提出，要用四天時間把鍋爐修好，但修理組的職工認為不可能。雙方發生了如下對話：
“四天？不可能。”
“那要多久？”
“40天。”
“那個耐不住（受不了），煙葉要霉掉多少？烤煙我們也要停掉，你40天會了得？”
“那我們不敢整（修理）了。”
修理組的員工想撂挑子走人。他們告訴褚時健，上一次鍋爐壞的時候，原來的廠長（那時叫革委會主任）張某（後來當宣傳部長去了）親自指揮，48天才修好。
“我們看您稍微懂點兒，讓您八天。”
語氣中充滿了挑釁。
褚時健不像一個企業的領導人，反倒像一個外交部的談判官，此時，談判陷入了僵局。
但褚時健沒有停下來，與此同時，他讓分管設備的副廠長去找廠里唯一的工程9幣，要分給他一項工作，因為鍋爐管子彎的幅度不同，安放這個彎管要懂技術。
“我不會做。”
“不會做？你大學不是學機械的嗎？怎麼連這個都不會做？”
工程師和副廠長吵了起來，他只有回來找褚時健。
“他不懂，從下面找個懂的來。”褚時健說。
褚時健準備行動了，其實他心裏有譜，在戛灑糖廠的時候，他自己就修理、改造過鍋爐，並曾把一個四噸的鍋爐改造成了十噸。
“好了。張主任是親自指揮你們，我也要來親自指揮。你們是不是要請假？要請假，准你們假。”
整個修理組一共18人，他把他們分成五個工種，24小時輪班。
三天半后，鍋爐重新燒起來了。
不過褚時健並不高興，他有種不太對頭的感覺。他找來修理小組的頭頭兒，劈頭就罵：
“小雜種，你怎麼哄我？你說要40天，張主任親自管48天，怎麼沒四天就修好了呢？”也許，這是褚時健在玉溪捲煙廠17年唯一一次如此失態地罵人。
“哎呀！這個事情您也怪不得我們，從前我們苦戰十個晝夜，連稀飯都喝不上一碗。現在您親自組織搶險，晚上還買來大碗米線，凡是加班的全有得吃，大家也就賣力了。”
未了，他還補了一句：“您這樣對我們，以後我們也不鬧什麼了。”
褚時健也消了氣，說：“好了。現在不計前嫌了，鍋爐修好了，放你們四天假，工資照常領，另外還給每人四天加班工資。”那個時候，工廠已經可以批一點兒加班工資了。
褚時健後來回憶說：“這些小子，包括全玉溪捲煙廠的中層幹部，眼睛都盯着這台鍋爐，這些車間主任、支部書記要考考我嘛，就只有這幾台鍋爐可以考了，這些題目都考不倒我，三天半修好了以後，他們也不想再考我了，覺得這個廠長看來還是有兩下子的！他們之後不敢跟我鬧了。不然他們一個個都還是老火的。”
這台鍋爐從修好之後，一直到它的歷史使命結束的1992年關索壩大改造，再沒有出過問題。
“霸道”名聲的由來
整頓進行了幾個月之後，玉溪捲煙廠的境況有所好轉。1980年，生產並銷售捲煙34.38萬箱，比上年增長了11.87萬箱；稅利實現了1.1844億元，增長了9.14%；利潤也實現了大幅度增長，達到804萬元，增長了280.14%，這可能主要得益於褚時健加強管理之後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捲煙廠稅利實現了1.5472億元，增幅高達30.63%。
從外部而言，這樣的成績完全能讓褚時健站穩腳跟了。而在內部，鍋爐事件是個轉折點。他可以騰出手來做一些動作了，說白了，就是對老班子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清理改組，尤其是他決定要讓黨委書記林某某離開玉溪捲煙廠。
他之所以要這樣做，不僅因為林某某一直在背後網羅舊部、藉機奪權，也不僅因為每當玉溪捲煙廠遇事時，這位黨委書記總是觀望，顯得深不可測，哪怕遇到因鍋爐壞了而停產這種影響生產的大事，他也是手拿報紙，端着茶杯，一言不發。讓褚時健決定不再容忍下去的事情是，他還拉攏了一伙人在背後告他，告到玉溪地委沒人理，他們就到省里告。
為了解決廠長和黨委書記之間權力平衡的問題，即誰大誰小的問題，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確定了一條模糊原則：黨委書記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名義上，黨委書記還是一把手，而在實際運作中，又是廠長說了算。所以，二者誰主權，誰也說不清。
當時，雲南省輕工廳是玉溪捲煙廠的直接領導，林某某到了輕工廳，列舉了褚時健的種種毛病，最重要的一條是：老褚脾氣怪、霸道，不團結同事，職工都怕他。這樣長期下去，煙廠非垮不可。他的訴求很簡單，希望領導明察，並撤換褚時健。
林某某到輕工廳告狀的消息傳到褚時健耳朵里的時候，他簡直怒不可遏。實際上是輕工廳的人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了褚時健：“你這個人，只顧埋頭干，人家來這裏告狀你都不知道。”
幾乎是在得到這個消息的第一時間，褚時健就決定攤牌。他找到玉溪地委書記胡良恕，告訴他：“他老兄不但不解決妨礙生產的疑難問題，還給我設很多困難，讓你拿着難辦。”胡臨時召集了幾個地委的領導，褚時健直接對他們說：“像老林這種，每天給我找麻煩，不但不幹工作還設難題。你們衡量一下，要麼他留，我走；要麼我留，他走。隨你們選擇。”
還是如此單刀直入。玉溪地委領導也幾乎馬上做出了決定，褚時健留下，林某某調往玉溪地區下面的通海縣做政協主席，同時決定派老專員楊政華和褚時健搭班子。褚時健藉機把班子裏“文革”時的派系頭頭兒也給清理了。
由此，褚時健“霸道”的名聲就傳開了。
其實，當時褚時健敢於攤牌，還有一個原因，昆明市分管煙草的領導早就注意到了他，並且找過他，如果他不在玉溪捲煙廠幹了，昆明煙廠歡迎他來當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