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故鄉的記憶
少年時，他抓過魚、烤過酒、種過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擔；青年時，當過自救隊指導員、征糧組組長、區長，他不畏艱難、奮勇爭先，為理想燃燒；中年時，他是農場副場長、糖廠副廠長，創造了無數奇迹。
滇越鐵路上的蒸汽機車把他帶到了昆明求學，遇見了開闊視野、啟迪一生的導師先驅；在戰場上，他是代號“黑貓”的情報員、神搶手；當時代的列車把他送進衷牢山時，磨鍊的是他的身體與意志，激發出的是他無盡的創造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是褚時健，生於1928年農曆新年第一天，是屬“牛”的龍子。
“少年時的勞作對我以後的人生很有幫助……所以，我從十幾歲時就形成一個概念，從投入到產出，搞商品生產要計算仔細，幹事情要有效益。有經營意識和良好的技術，才能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有山村，名矣則
“屬牛”的龍：褚時健出生了
蒸汽機車與鐵皮盒子
秉性的養成：堅忍與寬厚
第一個名字的由來：“親俄親共”
無憂的山村小學時光
國變：抗戰爆發
家變：父親被炸傷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擔
家道中落：父親走了
少年農夫：你不想上學了嗎？
褚時健不是一個喜歡憶舊的人，“一直往前走”成為他人生各個時期的行為準則。人生進入80歲之後，同輩人所剩寥寥，當年事漸行漸遠，他的兄弟姐妹逐一離去，褚家到他這一輩，再也沒有能和他回憶當年的人了，故鄉也就淡出了他的視線。只有談及他一生對山水土地的鐘情或探討他性格特徵的成因時，他的眼中才會現出故鄉的山川風貌、父老鄉親……一切恍如昨日，歷歷在目。
有山村，名矣則
原雲南省玉溪市華寧縣祿豐鄉的矣則村是褚時健的故鄉。這裏地處南盤江流域，依山傍水，卻不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
南盤江是珠江的正源，自古以來就是雲貴通往兩廣的必經水路。據說，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建元六年），漢武帝派遣唐蒙沿牂牁江通夜郎，說服夜郎侯多同附於漢，在今盤江流域置夜郎縣，後置牂牁郡。《御批通鑒輯覽》注云：“古牂牁江即今南盤江。”
村后的那座山高而蒼涼，如紅土高原上常見的峰巒一樣，山脊裸露。南盤江從村前流過，江邊巨石堆積。湍急的水流打在石頭上，激起一串串銀白的“花束”飛散在半空。粗獷蠻荒的山野，桀驁不馴的激流，這個名叫矣則的山村似乎藏着某種張揚而嚴峻的力量。
褚家大院的房屋就在村裏的高台地上。在這個相對貧窮的山村裡，這座青瓦四合院顯得頗有氣派。褚時健的祖父褚發珍當過鄉長和團總，人稱“褚監生”，看來曾捐過功名。褚家不是矣則的原住民，他們在這個江邊山村居住的歷史，到褚發珍時不過兩代。關於家族的來歷，褚時健曾說過：“我們的祖先來自河南，清咸豐年間因屯墾戍邊來到雲南，不是當地的土著。”
不過，褚發珍的妻子的確是彝族人，她的老家就在南盤江邊彌勒縣的西山上。祖先的族別在雲南並不重要，這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各民族間通婚在很多地方是很常見的事情，通婚也造就了民族血脈的交融，使得漢、彝兩族在長相上頗有幾分桕近。
褚發珍的妻子給他生了三個兒子：老大褚開學，老二褚開科，老三褚開運，另外還有一個女兒。
在褚時健的記憶里，他的大伯褚開學是個蠻有威儀的鄉紳。褚開學在華寧縣青龍區當過區長，因為家境富裕，后搬離矣則，遷到祿豐村車站住了。二伯褚開科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一輩子和土地打交道。姑姑招了上門女婿單獨過，也是種地為生。他的父親褚開運則是個不安分的人，常年在外頭跑買賣，主要經營箇舊錫礦坑道里用的原木、煉礦時用的木炭，算是個木材商。他家門外就是滇越鐵路，從各地收來的木材就靠這條鐵路運往箇舊。鐵路運輸在現在看來是很平常的營生，可擱在當時的雲南，是需要勇氣和智慧的。
“屬牛”的龍：褚時健出生了
褚時健出生時，他大伯的兒子褚時俊已經五歲，二伯的兒子褚時仁也已經可以滿地瘋跑、撒尿和泥了。褚開運的妻子褚王氏之前已經生過兩個兒子，不想孩子到了兩三歲就不幸夭折了。因此這個即將出生的孩子，讓父母既期待又擔憂。
農曆年的大年三十，褚家沒法兒安生過年，褚王氏臨盆了。從褚王氏懷孕開始，褚開運夫婦就離開了老屋，在江邊一處小院裏居住，這麼做據說是為了避開前兩個兒子的夭折造成的陰影。褚開運在兔年和龍年交錨的時候等待了半宿，終於在大年初一天剛蒙蒙亮時，聽到了孩子呱呱墜地時響亮的哭聲。這個趕在龍年頭上出生的孩子，是個又黑又胖的大小子。從老屋趕來看望的爺爺奶奶高興得合不攏嘴，給孫子起了個小名叫“石柱”。
關於出生日期，筆者曾多次向褚時健本人求證，因為他的履歷表上寫的是1928年3月1日。褚時健的解釋是，出生時辰講的是農曆，他一直沒搞清對應的是公曆的哪一天，參加革命隊伍時就隨便填了3月1日。日後有人查了萬年曆和褚家的家譜，確定這一天是公曆1928年1月23日。其實在褚時健看來，出生日期沒那麼重要。他作為一個企業家光芒四射的時候，有人就用“龍”這個屬相說事兒；可當他出了事兒之後，又有人用這個生日說事兒，他聽到種種議論，淡然處之。他曾經問過筆者：“你相信這些嗎？我不大信，我是個唯物主義者。”在85歲生日時，褚時健選擇和80歲的老伴一起過生日。他在生日聚會上高聲說：“我和老伴，我們兩個都是屬牛的，一輩子都要勞動，一輩子都離不開土地。”實際上，褚時健屬大龍，馬靜芬則屬雞。
說起矣則，褚時健感慨：“我們這個村不是個大村子，當時只有十來戶，就是到現在，也只有三四十戶，從來都不昌盛。有山有水，土地卻不多，村裏有幾百畝山地，水上不去，還是靠天吃飯，窮得很。我這些年有條件了，每年都要給村裡十多萬元，一直在幫他們。現在我們村有個不錯的村委會主任，大家信任他，連任四屆。他有心要改變矣則的面貌，我也有這個心意。我出了300多萬元，幫他們修水管，引水上山，改變了土地缺水的狀況，大家的日子好過了一些。現在雲南省在搞‘最美鄉村’，我也在想辦法。我和村主任商量，全村39戶人家，全部蓋新房沒有這個能力，能不能把老屋改造一下，土牆變磚牆，老屋架還可以用，房梁還是重新搞。我離開故鄉都70年了，矣則還是窮，不變怎麼行？”
滇越鐵路從褚家老屋后通過。
褚時健那時還被人喚作石柱。他和父親長得像，膚色黝黑，濃眉下那雙眼睛也是又亮又黑。石柱每天都伴着江水的嘩嘩聲入睡，隨着火車的汽笛聲醒來。這兩樣東西陪伴着矣則這個小小的村落，也豐富了小石柱天真的童年。
石柱三歲那年，弟弟褚時候出生了。1934年，家裏又添了人口，這次是個女兒。不久，褚王氏又生了一個兒子。褚開運有了一個六口之家。
守着一條江，江水就成了石柱最初的玩伴。在他的記憶里，從來沒有人教他游泳，江水就是他的老師，三四歲時，他已經和村裏的小夥伴在江水裏玩耍了。到了五六歲時，他能獨自在江水中上下翻騰，像魚一般自由自在。玩累了爬上岸，趴在江邊的大石頭上曬太陽。河谷里的太陽又毒又辣，背上的皮曬爆了一層又一層。陽光的顏色就這樣一點點滲進了他的皮膚，讓他的膚色在黝黑里透出了光亮。他後來回憶：“我們上面那一代，我大伯父黑，但他的兒子不黑；我像父親，但我比他黑；伯父家的兩個兒子和我一起玩，就這樣一年一年地曬，曬得一年比一年黑。可以說，全村就數我們三兄弟最黑了。”與水為伴，石柱學會了另一項本事——抓魚。起先是抓江邊石縫裏的小魚，然後是巴掌長的魚，再後來收穫的就是遊動在江中的尺把長的大魚。抓魚的方法也層出不窮，用手摸、用腳探、用樹枝做的矛叉。到了六七歲時，石柱在水下摸魚的本事就在小村裡出了名。一直到幾十年後，家鄉的老者回憶起來，仍覺得石柱摸魚的本事，哪怕是六七十年後，也沒人能比得上。石柱摸到的魚到底有多少，他自己沒稱過，但母親知道。母親從不擔心兒子在水中的安全，她的兒子從小就沒給家裏添過麻煩，是個少見的“做事有譜氣”的孩子。一直到做魚需要的油和作料都沒有了，她才對兒子說：“你不要再拿魚了，沒有油，咯是千吃呷（你不要再抓魚了，沒有油，只能幹吃了）。”對母親這種分不出是褒獎還是批評的話，石柱聽了只是笑笑，抓魚對他來說實在是一件樂事，他忍不住。多年以後，他被發配在紅光勞改農場，抓魚這項技能幫他和家人度過了難挨的飢荒。
蒸汽機車與鐵皮盒子
陪伴他童年的另一個玩伴，就是那條滇越鐵路。鐵路不光是父親掙錢養家需要的交通渠道，也是開啟他懵懂心智的老師。
“這條鐵路對我的影響太大了，我對工業產品的最初印象、對外面世界的認識，想來都和它有關係。我們村按說屬於華寧縣，但我的中學就是坐火車到昆明去上的，應該說，我們那個時候對昆明還更熟悉些，這都是因為鐵路。”
這條從雲南省會昆明開往越南海防的鐵路，修建於20世紀初。當時英法兩國為爭奪殖民地在東南亞明爭暗鬥，雲南與越、老、緬三國交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之雲南資源豐富，交通閉塞，在雲南修建一條陸路通道，有着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意義。1898年，法國公使呂班照會清政府，以干涉歸還遼東半島有功為由，要求清政府允許法國自越南邊界至雲南省會修築鐵路。那時，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很難對列強提出的要求說“不”，只能在照會上答覆“可允照辦”，於是法國取得了滇越鐵路的修築權。
1901年，滇越鐵路的越南段從海防經河內到老街的389千米路段開始修建。1903年，從河口沿南溪河北上，經碧色寨、開遠、宜良、呈貢至昆明的466千米雲南段也開始施工，整個工期歷時七年。人們用“一顆道釘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條命”這樣的話，來形容這條鐵路修造的艱辛程度，就連當時的雲南地方官員都說“此路實吾國血肉所造成矣”。1910年，滇越鐵路全線通車。當時的西方媒體將它與1859年開鑿的蘇伊士運河、1914年通航的巴拿馬運河並稱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
1910年（清宣統二年）3月31日，一輛黑色的蒸汽機車徐徐開進了昆明，車頭上插着鮮艷的法國三色旗。據說，當這種鋼鐵動物轟隆隆駛進火車站時，圍觀的百姓充滿了好奇與不安，膽小的人被汽笛聲嚇得四處逃散。雲貴總督李經羲有這樣的詩句：“耳畔才聞汽笛鳴，列車已出千里路。”可見西方工業革命的成果帶給雲南人民的震撼。百年之後客觀來看，滇越鐵路把一個閉塞的中國內陸省份一下子拉到大海邊，鐵路的建成讓雲南人領略了現代物質文明，同時也促進了先進文化的傳播，催生了社會觀念的變革。
圍繞這條鐵路發生的種種風雲變幻，山村少年無從知曉，但鐵路就從家門口經過，這是石柱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長長延伸的鐵軌，隆隆駛過的火車，給石柱帶來了關於外面世界的信息，引發了他的各種猜想。他甚至天真地認為，外面的世界就是修建這條鐵路的法國人過的那種生活。
1932年，一列法制米西林小型豪華旅行客車出現在這條路上。這列車採用鋁合金做車廂殼體，車長20米，分主車與挂車，主車內有19張皮沙發軟座，帶有西餐廳和抽水馬桶衛生間，挂車為行李車，車型為鯨魚狀流線型，以飛機引擎為發動機，功率117.6千瓦，大大超過蒸汽發動機，從昆明到海防港只需一天時間。這列與眾不同的火車讓鐵路邊的山村孩子們大開眼界，他們常常在旅行客車經過的時候聚在路邊看着它駛過。有時候，客車車廂吹起的窗帘下會露出乘客的臉，那些影影綽綽的面容分明透着一種神秘。偶爾，他們也會從窗口扔出一隻餅乾桶抑或糖盒。小夥伴們就一擁而上跑去撿，誰跑得快誰就能撿到。
冒着白煙的蒸汽機車，風馳電掣的米西林快車，製作精良的鐵皮盒子，都向山村少年石柱展示着工業產品的無窮魅力。他納悶兒：這些精美的東西是人做出來的嗎？它們是怎麼做的呢？兒時飄忽而過的記憶，竟促使他一生都痴迷於對產品精益求精的追求。
秉性的養成：堅忍與寬厚
父親常年在外，家裏的農活兒都是母親在做。石柱從五六歲時就成了母親的幫手。在他眼中，身材不高也不壯的母親，有着山一樣的堅忍和水一樣的寬厚。“回想起小時候，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母親。母親不愛說話，她只是用行動告訴你，事情要怎麼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雲南鄉下，五六月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家境差點兒的人家，這段時間就揭不開鍋了。褚家的情況要好一些，畢竟褚開運在外跑買賣，褚王氏會拿出家裏的餘糧接濟斷糧的鄉親，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後來。石柱記得，父親意外身亡后，一家五口就靠母親在三畝薄田裏討生活，家境窘迫起來。一天，快吃晚飯的時候，有個流浪漢來到家門口乞討。家裏哪裏還有存糧呀，就靠石柱每天到江里摸魚給長身體的弟弟妹妹填點兒葷腥。一看流浪漢的破碗遞到了面前，石柱沒好氣地說：“沒有沒有，我們晚上都沒吃的了，拿什麼給你？”這話讓在灶房做飯的母親聽見了，她端着半碗米飯走了出來，說：“石柱，不許這樣說，不到無可奈何，誰願意端個碗討口。我們少吃幾口死不了。”看着母親將手中的米飯倒進那隻破碗，石柱心裏咯噔了一下。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以軍事演習為名，突然向當地的中國駐軍第29軍發動進攻。第29軍奮起抵抗，這就是著名的“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打響了。
就在這一年的九月，褚開運牽著兒子的手走進了祿豐村車站小學。
第一個名字的由來：“親俄親共”
走進學校時，石柱已經九歲了。這個黝黑的山村少年，好奇地打量着這所建在山壁上的學校。學校不大，只有幾間教室、一個籃球場。不過沾了緊靠車站、交通便利的光，這所學校的生源和師資力量都不同於普通的鄉村小學，可以算是當地最好的學校了。石柱的兩個堂哥——褚時俊和褚時仁此時都在這所學校讀書。
褚開運一直沒給兒子取大名，小名石柱一叫就是九年。入學登記的時候，石柱終於有了第一個大名——褚時俄，這是學校老師給取的。按輩分來排，他的爺爺是“發”字輩，父親一輩為“開”字，到了石柱這一輩，名字的中間是“時”字。褚家還有個講究，石柱這一輩的名字最後的一個字必須有個單立人。
老師選的這個“俄”字雖說都符合要求，但念起來有點兒像女人的名字。據說這個取名的老師是個“布爾什維克”，不是有這麼一句話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地處雲南腹地的一所鄉村小學的老師，給新來的學生取了個“親俄親共”的名字。
車站小學不遠處就是祿豐車站。和小學所處的地形相比，車站的地勢更加險要。兩岸高山在這裏變窄，形成了一道峽谷，盤江水在峽谷間呼嘯奔涌，車站就建在江邊斷崖上。滇越鐵路雲南境內沿途設大小車站55個，全部採用法國東南部建築的樣式，紅瓦黃牆的小樓，深長的屋檐、木質的百葉窗、鑄鐵鏤空的花式三腳架、牆上標有“巴黎”字樣的三面鍾，無一不帶有濃郁的法國風情。
祿豐站雖只有三條鐵軌，卻是滇越鐵路上的一個特等站。特等站一般由法國人管理，車站的員工有法國人，也有越南人。六十年後，談到故鄉的這個車站，褚時健說：“我搞企業以後，回想我小時候見過的車站，一個特等站，只有六七個員工，管理得井井有條。這條鐵路後來一直運營，貨運和客運都很少了，車站的人倒多了，有二三十個。”這一比較，可見法國人當時的管理水平有多高。
一來是上學時年齡大了些，理解力要比別的孩子強，二來是真心喜歡讀書，褚時健上學頭幾年一直是個好學生。他尤其喜歡上國文課，當時的課文大部分是文言文，老師要求白天教過的課文，晚自習時必須背誦，背出書來才能去睡覺，褚時健每天都搶在前頭背完。
時至今日，他仍記得當年背誦過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那個時候不明白意思，只覺得這文字很美，有種說不出來的味道。”
上學第一年，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獎品：一本書、一支筆。
初小四年，他年年是好學生，成績在班裏名列前茅。
無憂的山村小學時光
車站小學的學生來自附近的村落，學校要求住校，每個星期回家一天。矣則離車站不過五六里地，都在南盤江一側。當時沒有公路從矣則直達祿豐車站，對孩子們來說，最便捷的路徑就是沿着鐵路走。滇越鐵路是米軌，機車相對準軌火車要小。當蒸汽車頭帶着車廂爬坡的時候，火車的速度會放慢許多。學校地勢在上，矣則在下，正好是火車爬坡的路段，褚時健從不放過扒火車上學的機會。火車來時，他先在鐵道邊準備好，火車一過，緊跑幾步跟上，瞅准機會拉住車尾的把手，縱身躍上去，這樣，火車就把他帶到了學校。這一手別的孩子也會，只是膽子夠不夠大的問題。褚時健記得自己從來沒有失誤過，有的時候，機車上的工人還搭把手拉他們上車。
放學回村的路，大家只有乖乖沿鐵路走了，矣則不是站點，又是下坡，火車的速度比上坡快，即使扒車，到時候也下不了車。
褚時健不想走回去，他琢磨出一個新辦法，把衣服包好，頂在額頭上，躺在江水裏，讓江水送自己回家。這一招兒在孩子中可是個創舉，直到現在也沒有人效仿。褚時健對自己的這個辦法十分得意，多年後他說：“這種辦法是我獨有的，別人不行，主要靠水性。盤江到我們這一段，被兩岸的山夾在中心，變得很窄。水流急，聲響都比別處大。江邊有很多大石頭，江心還有暗礁，漂流也是件危險的事情，搞不好人就被撞飛了。不過我不怕，只要水溫合適，我就用這種辦法。要是沒把握，我也不會這麼做。”可見當年小小年紀的褚時健，已經有着超越年齡的判斷能力，辦事果斷而不魯莽，稱得上是少年老成。
小學的生活艱苦而充滿新鮮感，學生和老師都住在學校，師生之間關係很好。這些在小學教書的先生大都很年輕，除了教語文、數學，他們還要給學生上音樂、美術和體育課。褚時健後來回憶：“老師上課給我們講的東西，教我們唱的歌，其實都是在傳播樸素的民主思想和人生道理。我們那時候年紀小，還聽不太明白。不過，我覺得老師講得都很有道理。”
一天上課的時候，褚時健和同學們發現他們的班主任老師不見了，一同消失的還有兩位年輕老師。後來才聽說，這幾位老師都是地下黨員。當時，國民政府在祿豐車站設有一個警察分局，局長就是個特務，他已經掌握了車站小學老師的情況。就在他準備對這些潛伏在學校的“**分子”下手時，黨組織得到情報，將三位老師連夜轉移了。聽到這個消息，學生們議論紛紛，他們不知道地下黨是幹什麼的，只是聽說再也見不到和藹可親的老師了，都覺得十分惋惜。
國變：抗戰爆發
山河破碎，戰火瀰漫。就在褚時健上小學的這兩個年頭，日軍鐵蹄迅速踐踏了中國的半壁江山，華北、華東、華中、華南都成了日軍佔領區。
中國主要的工業區和重要的沿海港口，先後落入了日軍手中。此時，偏居一隅的滇越鐵路顯出了它的重要性，國民政府在海外購買的戰略物資和民用物資、國際社會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大量物資都要通過它運入中國。
1940年，日軍侵入越南。為了切斷滇越鐵路這條運輸線，日軍飛機多次轟炸雲南，鐵路沿線不時響起隆隆的爆炸聲。當時，各國援華的大量物資仍積壓在海防港。為了保住這條生命線，中方派搶修隊日夜趕修。國民政府西南運輸處主任宋子良親自坐鎮，督運海防積壓物資。這一年6月，統治越南的法國殖民者懾於日軍強大的軍事力量，答應了日本的要求，宣佈禁止中國貨物由滇越鐵路越南一方入境。
原先想保住這條生死運輸線的國民政府，此時改變思路，炸斷了兩國交界的河口大橋，滾滾紅河成為阻止日軍沿鐵路線入侵雲南的天然屏障。同時，政府下令，將滇越鐵路河口至碧色寨177千米路軌拆除，移鋪至川滇鐵路昆明至曲靖段，以形成與滇緬公路、駝峰航線聯運的另一條運輸大動脈。
國外運輸停了，可國內昆明到箇舊的火車還在運營，褚開運的生意和這條鐵路分不開，雖說時不時會遇到日本飛機的轟炸，但為生計所迫，他堅持做着往箇舊錫礦運送原木、木炭的生意。
家變：父親被炸傷
十歲出頭的褚時健，課餘時間已經成了父親的幫手。收來的原木是用來做礦坑內的支撐木的，每一根都有長度和粗細的要求，褚時健就管驗收，拿着尺子替父親把關。
這時的褚家，境況大不如前。操勞半輩子的奶奶先走了，爺爺褚發珍在一次上山伐木時受了重傷，拖了兩三年，無可奈何地撒開雙手也走了。二伯褚開科正值壯年，卻一病不起，很快也離開了人世。而褚時健剛剛三歲的小弟，也莫名其妙地天折了。小小年紀的褚時健，在短短几年中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親人的離別。
就在這時，更大的變故出現了。1942年夏天，押車運木材的褚開運在箇舊附近一個叫巡檢司的小車站，碰上了日本飛機的轟炸。三架日本飛機在鐵路上投下了數發炸彈。褚開運被炸彈的氣浪掀起，嚴重震傷。
褚開運被炸傷時是在箇舊，家裏人都沒有他的消息。直到半個月後褚開運被人抬回家中，褚王氏才知道丈夫受了重傷。這時她已經懷孕了，丈夫受了傷，孩子們年紀小，想到今後的日子，褚王氏心頭彷彿壓了塊石頭。
躺在家裏的褚開運心情鬱悶至極，他抱怨老天不公，自己一生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勤勤謹謹討生活，怎麼還落得如此下場？他恨日本人，跑到別的國家扔炸彈，還說什麼“東亞共榮”；又擔憂過去靠自己的買賣維持生計，如今買賣沒了，自己成了廢人，一家人怎麼辦？思來想去，卻總是無解，褚開運成天唉聲嘆氣。
就在這年秋天，褚王氏生下了最小的兒子，名叫褚時佐。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擔
父親躺在床上，生意血本無歸，三畝水田和十幾畝山地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生活來源。十四歲的褚時健不得不幫母親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擔子。他開始逃課，一到下午就從學校里消失了。回到家裏，他要幫母親砍柴、燒火做飯，還要承擔地里的農活兒。
亂世多事，各地都有暴民聚眾山林，當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村裡境況好一些的農戶們家裏都買了傢伙，以備不時之需。褚家老屋在村裡算是顯眼的宅子，不得不防。夜裏，半大小子褚時健就抱着爺爺留下的捷克造步槍，擔起了看家護院的責任。
後來回想起這段時間，褚時健從不提當時的艱難，留在他記憶中的仍是充滿快樂的少年時光。他說：“我的成績從讀高小的時候就不行了，說起來都是逃課摸魚鬧的。每到下午上課，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我就悄悄溜了。也就是這個時候，我的數學變得一團糟。數學是要跟着走的，缺了不行，我天天逃課，學分數時有好多環節搞不懂，咋個做得出來？所以上中學以後，我最怕的就是數學。”
其實，成績下降怎麼能怪摸魚？天天逃課，是因為家裏天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爺爺留下一家酒坊，由褚時健家和二伯家共有，每家一半。父親不能千活兒了，母親把烤酒的事情交給了褚時健。她告訴兒子，如果烤的酒好，賣得出價來，一家人的日常開銷就有了着落。
褚時健見過烤酒，那時候家境稍微寬鬆些，每年烤酒時會請來師傅，褚時健好琢磨，看也看會了。只是烤酒前需要準備大量柴火，過去是父親和師傅做，現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就連母親也無暇顧及。
褚時健給家裏的小毛驢架上了木車，到二十裡外的山裏去砍柴。砍上兩三天，千把斤的燃料才能備好。輪到自己家烤酒的時候，他先找一些樹根搭灶，灶的洞門小，就得把柴砍成能夠塞得進去的塊兒。烤酒用的大甑子要蒸700斤苞谷，褚時健一個人扛到酒坊，母親幫他把苞谷泡上。泡到吃晚飯前，他就把這些苞谷撈進甑子，再把甑子支在大鍋上蒸，一直要蒸到苞谷開花。烤酒的程序不算複雜，但需要耐心。褚時健總結為：“蒸煮的過程要十八九個小時，大約每兩個小時要添一次火。火大了，湯鍋容易燒乾；火小了，糧食又蒸不透。添完火以後，還要把甑子裏的糧食攪拌一次，控起來，調一調，再攪拌一次，這樣才能蒸得均勻。”
山區夜黑，遠近都沒有了燈光，四野寂靜，只聽得到灶台下的柴火在噼啪燃燒。褚時健獨自在酒坊里守夜，他不覺得害怕，只是擔心這一夜怎麼睡覺。不睡不行，幹活兒需要體力，睡過了頭更不行，鍋燒乾了，豈不壞了大事！這種擔心沒持續多久，很快，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事發生了，他體內的生物鐘自然而然發生了改變，每兩個小時會自動醒來。
“冬天，一般是晚上七點鐘開始蒸苞谷，九點鐘的時候，我還沒有睡，澆一回水，之後我就睡著了，但是到十一點、第二天一點、三點我一定會醒。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從來不會因為睡覺誤事。”褚時健回憶時頗為自豪地說。
半夜，褚王氏悄悄來到酒坊，兒子畢竟只有十四歲，她有些不放心。她沒有叫醒兒子，只是在酒坊外靜靜地觀察。她發現自己的擔心有些多餘，兒子好像上了鬧鐘，每隔兩小時會自動醒來。加柴添火、攪拌，每道工序都做得井井有條，和烤酒師傅沒什麼兩樣。此後，褚王氏再也沒有晚上到過酒坊，她對兒子一百二十個放心。她沒有告訴過兒子自己曾在深夜到酒坊探訪，可兒子知道母親來過。褚時健說：“我了解我的母親，她肯定來看過，看過就放心了，只是她不說。”
“我的母親教會我很多，那時候家裏擔子那麼重，她從來不說難。她是一個有責任心的母親，但她從來沒有表達過她對我們的愛。這一點，我和她一樣。”
經過18個小時的蒸煮，第二天太陽下山時，蒸好的糧食就要拿出來晾乾了。褚家的小酒坊規模不大，每天能出百十斤酒。但燒一次酒的勞動強度不小，十八九個小時，700多斤糧食，1000多斤燃料，放糧、蒸煮、攪拌、發酵、撈渣，全靠這個十多歲的少年一個人侍弄，頂得上兩個成年的工人。這樣的勞作，一直持續到褚時健上高中時。
家道中落：父親走了
多年以後，所有的回憶變得單純而凝重。褚時健說：“少年時的勞作對我以後的人生很有幫助。烤酒的實踐讓我懂得，烤酒要講出酒率，就是你放100斤的苞谷要出多少酒才行。要追求效率，那就要講技術，這些糧食熟透的程度、火的溫度、酵母的培養，不從技術上搞好，酒就出不來。酒出不來就會虧本，不光補貼不了家裏，我還讀不成書。所以，我從十幾歲時就形成一個概念，從投入到產出，搞商品生產要計算仔細，幹事情要有效益。有經營意識和良好的技術，才能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1943年6月，在病痛中煎熬了一年的褚開運預見自己的生命將走到盡頭，他讓妻子把還在學校上課的褚時健叫了回來。
褚時健匆匆趕回家時，發現除了家人之外，舅舅王之義一家也在。這一天，褚開運當著全家人表達了兩個意願：一是希望褚時健能和表妹王蘭芬結成姻緣，因為兒子的婚姻是保證褚家香火得以延續的大事，而他看不到這一天了。第二件事是自己死後，要追隨父母和兄長，安葬在大黑者老憨坨的祖墳里。
三天後，42歲的褚開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褚開運的第一個願望最終沒有實現。褚時健當時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壓根兒還沒有男女之情的意識。在他眼中，表妹王蘭芬是個溫柔嫻靜、長相漂亮的小姑娘，他們是血緣很近的表兄妹，他從沒有想過要和這個年僅十一歲的小女孩成為夫妻。
很快，褚開運和自己的父兄們在祖墳里相聚，實現了他的第二個願望。
給父親的墓碑磕了最後一個頭后，心懷傷痛的褚時健默默地站起身來，從這一刻起，他就是這個家裏最年長的男人，他知道肩頭的擔子有多沉。
站在老憨坨山上看四下的山川，他突然發現，祖墳所在的位置有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氣勢。腳下是一個雲蒸霞蔚的大壩子，南盤江水銀鏈般在壩子裏蜿蜒而過。遠望層巒疊嶂，好像一道道青蒼的波浪，洶湧澎湃；又似萬馬奔騰，呼嘯而來，在他的眼前交匯。褚時健呆住了，他從來沒有這麼認真地觀察過山川風物，也從來沒有這樣被自然界的景觀深深震撼過。這一刻的體會，他再也無法忘記。
少年農夫：你不想上學了嗎？
1943年，褚時健小學畢業，他放棄了上中學，回到了矣則。家裏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下田薅秧、上山打獵、下水摸魚，褚時健似乎掌握了一個農夫所有的技能。他掛在嘴邊的話是“同一塊地，我要種就要比別人種得更好”，他好像真的打算成為一個與土地終身為伴的農夫。
沒有人問他還想不想上學，母親只是時時將眼光停在兒子身上，她知道，這個沉默寡言的孩子，心裏有自己的主意。
暑假，已經到昆明讀大學的堂哥褚時俊回來了，就住在褚家老屋。褚時健很高興，他領着堂哥上山打兔子、套野雞，下河裏游泳、摸魚，變着法子讓堂哥感受鄉間生活的樂趣。
他說：“我跟我這個堂哥最要好，他學習成績好，考西南聯大的時候，聽說一千個人錄取一個，他也考得上。他雖說不住在矣則，但每年回老家，我和他談得最多，一點兒隔膜都沒有。”在他心目中，這個聰明過人、見多識廣的堂哥，算得上是當時自己的人生導師。
一天，褚時健把堂哥帶到了南盤江邊。他指着河灘上新開出來的一片地說：“你瞧瞧，這是我的地，我自己開的地。”
褚時俊十分驚奇：“你家三畝田都種不過來，你怎麼還要跑到江邊開荒？”
褚時健告訴堂哥一個秘密：“村子裏有一個從四川搬遷來的外來戶在坡地上種了幾十棵黃果樹，我看這樹太好了，結的黃果酸酸甜甜的，很好吃。看來，我們這個地方適合種這種東西，我也想種。”
看着眼前興緻勃勃的堂弟，褚時俊沉默了。在他看來，堂弟是個天賦異稟的少年，有着常人沒有的本事，那就是敢想敢做，而且做事有目標，要做就做到最好。他的人生才剛剛開始，他的腳步還沒有邁出，難道矣則是他的起點也是終點嗎？
傍晚，褚時健從江里打上來七八條筷子長的魚。兄弟倆在江邊支了一個三腳架，掛起一口鐵鍋，邊煮邊吃。
白天的燥熱退去，江面上涼風習習。看着興緻勃勃地煮魚的褚時健，褚時俊問：“石柱，你不想讀書了嗎？”
褚時健愣住了。從心裏講，他喜歡上學，小學六年，他學到許多知識，眼界開闊了，變成了一個有文化的人，能不想上學嗎？可眼前家裏實在困難，母親帶着四個孩子，有自己幫襯，日子尚能過下去，如果自己走了……他不敢往下想。
褚時俊從他的眼裏看到了答案。他告訴堂弟，外面的世界很大，你還沒有真正看到它。只有讀書，眼界才能打開，眼界開了，路才能寬，才能幹一番事業，改變自己的命運。他還告訴堂弟，現在時局動蕩，山河破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之際，有志青年當擔負使命，為國家民族盡綿薄之力。
褚時健沉默地看着江水，堂哥的話讓他熱血沸騰。
86歲時，褚時健說：“我當時差點兒就不讀書了。是堂哥的一席話點醒了我，一定要讀書，要走出山村，要改變命運。”
晚上，褚時俊和嬸嬸在堂屋裏坐下，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嬸嬸，怕嬸嬸反對，他準備了種種說服她的理由。沒想到，褚王氏只說了短短一句話：“我知道，再難也要讓他讀完中學。”
此後的一段時間，褚時健為出門讀書做着準備。他沒日沒夜地烤酒，逢趕集就和母親一起到集市上賣酒，積攢了一年的學費。
母親心思更細些，怕兒子到昆明兩眼一抹黑找不到廟門，專門跑到祿豐車站找到了站長。褚開運做生意的時候，和這個站長交情不錯，站長的家就在昆明。褚王氏說：“我大兒子要到昆明讀書了，他從來沒有出過遠門，到昆明能不能先到你家落個腳？”站長很爽快地答應了，他給褚王氏寫了個字條，上面寫着自己家的街道和門牌號碼，並告訴褚王氏，讓褚時健到昆明當晚就住在他家裏。
一個到過昆明的親戚告訴褚時健：“不認得路不怕，你喊一輛黃包車，把你要到哪裏的條子給他看看，他就會把你送到那裏，你只消給他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