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煙王隕落（下）
當褚時健從法庭右手邊的側門進入法庭時，我看到的他，和兩年前沒有太大的變化。他很平靜地走到了被告的位置，就在我們目光交會的那一瞬間，我明白，不管接下來的審判會出現什麼狀況，最終是什麼樣的結局，對於我，他就是他，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正經歷人生低谷的老人，一個我應該稱之為父親的人。
元旦出遊
河口被查
被幽禁的五天
折翼滇南
被訴訟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法庭再見褚時健
三天後的庭審結果
走下“煙王”的神壇
在獄中
假釋這一年，他76歲
元旦出遊
轉眼到了1996年年底。12月，第二屆紅塔山筆會已經醞釀成熟。當時馮牧先生已經仙逝，不過汪曾祺仍在隊伍里。還有一些作家是第一次筆會的參與者，期待着與退下來的“煙王”暢談人生。
12月23日左右，我就筆會人員名單和身份證號碼事宜再次與何小平主任聯繫，她告訴我，廠里28日就放假了，要放到元月3日。筆會的作家們到達廠里的時間就定在了4號。由我到機場接北京來的王巨才、汪曾祺、高洪波、何志雲等人。
落實了筆會的事宜，何小平問我們元旦放幾天假，我告訴她只有一天。她說：“廠里放假，大家不好出面陪廠長去什麼地方。省外幾家煙廠曾邀請過他，但廠長說不要麻煩人家，他現在正在接受審查，會給人家添麻煩。”
那幾年，褚時健每到一地，當地的煙草公司和經銷商都會興師動眾，搞很大的排場，這也是遭人詬病的事情。其實這不是褚時健本人的意願，他不是官員，應付場面上的事情也不是他的長項，但他很善意地理解別人的“隆重”接待，雖不樂意，也只好客隨主便。只是現在這個特殊時期，如果出門去哪兒，別人不“隆重”顯得勢利，隆重了又不合時宜，乾脆不要去，不給人家添麻煩。這是褚時健的意思。
我聽明白了，就問何小平：“你是不是想讓我過節陪老頭子出去走走？”何小平笑了，說：“廠長也願意，出去還可以聊聊。”我答應了，用這一年的最後三天陪廠長出門走走。
隨後，張啟學和我聯繫，我問去什麼地方，他說，一長的意思是到他待了十多年的新平去看看。我心想，又是故地重遊，老人家大概真的想寫一點兒什麼東西了。我們約定，12月27日他們到昆明接我，30號返回。這邊的日程定了下來，我答應母親，元旦請她吃北京烤鴨。
27日，我在辦公室和我的搭檔們商量，定了元月2日上班時開編務會。直到這時，我對將遇到的一切毫無預感。我甚至問雜誌社的辦公室主任張衛，新平的氣候比昆明熱，要不要帶厚衣服？他說那裏是山區，早晚會比較冷。一直到中午12點，我才等到了廠里的車。上車后我問：“今天直接到新平還是先到玉溪？”
褚時健回過頭來說：“今天住在玉溪，我們不去新平了，去河口，你去過沒有？”我說去過多次，當年作為文工團團員去演出過，還踏上了連接兩國的中越鐵路大橋。後來作為戰地記者，我幾乎跑遍了前線的所有山頭，河口四連山也去過，還從陣地上看過被炸毀的中越鐵橋。
不過，對出行地點的改變，我多少感到有點兒遺憾，因為我很想看看他們一家當年生活的地方。車上不好問，我想抽空再問不遲。
到了玉溪，我和張啟學去了趟廠里，他要去領點兒小禮品，說要送給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老州長，他是褚時健的老朋友。簽字領東西的時候，我見到辦公室主任何小平，告訴她我們要去河口，路上還要看朋友。何小平說她值班，希望我們好好玩。
回到褚時健家，正趕上他江川的朋友送來了一條巨大的青魚。褚時健說很久沒見過這麼大的魚了，剖開后可以讓小丁、張師傅送點兒回家，剩下的叫老三腌一下，回來再吃。殺魚的時候，小丁用手按住大魚的身體，褚時健自己動手剖開魚腹。說實話，我從來不知道湖裏還能長這麼大的魚，足有二十多公斤。它扭動起來，小丁這樣的壯小伙都按不住。見此情況，我也幫忙摁住魚頭，不知是天冷還是場面刺激，我心裏有些發涼。魚被砍成了幾大塊，光魚頭就分成了兩大塊，有四公斤重。褚時健對我說：“我讓老三凍起兩塊魚肉，等回來給你媽媽帶回去，讓她也嘗嘗江川星雲湖的大魚。”
見我有些發冷，他把我叫上樓，打開一個衣櫃，說：“你穿少了，這是映群的衣服，如果不忌諱，你看看有沒有合適的找件來帶上。我看你們個頭兒差不太多。”映群離世整整一年了，可她的衣服還都好好地掛在衣櫥里，就像主人隨時要穿一樣。我沒有挑這裏的衣服，不是忌諱，而是怕褚時健睹物思人，想起有關女兒的點點滴滴。
我問他為什麼不去新平而改道去河口，他嘆了口氣道：“還不是因為我家的人不懂事。”見他不想再說，我下了樓，直接問在看電視的張啟學。他告訴我，本來定的是去新平，並把這個安排告訴了褚時健的弟弟褚時佐。沒想到昨天晚上新平縣縣委的一位書記打來電話，說知道廠長要回新平過元旦，縣裏幾套班子的人準備給廠長接風。褚時健一聽心裏就煩悶起來，本來不去外地，不打招呼，就是給人家和自己都留點兒方便，沒想到褚時佐特意告訴了縣裏的人。褚時健覺得，人家過節不能休息，要給自己接風，豈不是既麻煩又擔風險嗎？而自己故地重遊、隨意看看的初衷也會被破壞，新平之旅，於人於己都不太合適了。想到這裏，褚時健明確地說：“新平不去了，你們重新找個地方。”
張啟學和丁學峰想到了元謀土林，但又聽說在修路；想到了紫溪山，但冬天又沒有看頭。最後，張啟學想起旅行社在節前到廠里來拉客，組織職工到河口玩，聽說有幾十個人報了名。不如去那裏，還可以看看越南老街的邊貿市場。他們把這個建議告訴了褚時健，他沒有異議，事情就這麼定了。不光他們腦子裏少了一根弦，我也同樣稀里糊塗，審查期間往國境線上靠近，這本身就是犯忌的事情。不過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有關部門早有通知。
晚上丁學峰送我回賓館。剛爬了一半台階，我一頭栽倒在台階上。小丁嚇了一跳，趕快扶我起來，看看沒有摔壞，便又去撿掉了一地的東西。他擔心地問我：“你生病了，明天還能不能走？”我說：“沒事兒，就是在外面站的時間長了，又沾了冷水，胃病犯了。”我叮囑他不要告訴廠長，說好了陪他出去的，不要掃大家的興。
河口被查
第二天一早，車子到廠賓館接我，這時我才發現小丁的女友李霞也一起去。他們正籌備着結婚，小丁平時住在廠長家，放假倆人也沒時間在一起，正好這次是旅行，難得一起出門，李霞顯得很開心。在玉溪師專門口吃米線的時候，我又看到了陳紹牧的車，他笑眯眯地告訴我，他和公司的小陳一起去，他想陪陪老人。這樣，我們一行七人分坐兩輛車出發了。
說起來這次出行真不是那麼順。張啟學他們聯繫了老州長，聽說省里領導在紅河，他們下到縣裏了。我們徑直從建水插下，經蒙自、屏邊到河口。車還未到屏邊，我胃痙攣發作，在車上暈倒了。車上的人商量怎麼辦，褚時健說：“先到蒙自，蒙自醫院好些。”張啟學告訴他蒙自已經過了，前面是屏邊，陳紹牧他們的車已經到屏邊加油去了。於是去了屏邊，我在屏邊醫院打過針后，褚時健又提出回蒙自休息。記得是小陳說，河口不遠了，那裏的條件也好，可以到河口再找家好醫院。就這樣，我們傍晚到達了河口，入住河口鐵道賓館。
這家賓館新建不久，當時可能是河口最好的賓館。住迸房間后我發現，賓館臨河而建，離中越鐵路大橋很近。從窗口鳥瞰，南溪河清幽幽的河水映入眼底，老榕樹枝繁葉茂，遮天蔽日，旁邊就是河口邊防檢查站的崗樓。
當天晚上，我就在賓館輸液。第二天一早，褚時健見到了廠里許多到河口旅遊的人，都住在這家賓館。吃飯的時候，褚時健安排：“小先你今天早上接着輸液，張啟學陪着你，我們幾個過老街看看邊貿街，你就不要去了。一兩個小時可能就看完了，等我們回來，再一起逛逛這邊的集市，然後就回蒙自，你可以到蒙自后再打吊針。”
在房間打吊針的時候，我越想越覺得好笑，大老遠地跑來，就在酒店裏住一天，連鐵橋都上不了。想當年，我們文工團六七十號人一起走上鐵橋，那是什麼氣勢！
十點，針打完了。我走到窗前，想好好看看已經修復通車的鐵橋，就在這時，我發現了坐在榕樹下的褚時健一行。我回頭問張啟學：“廠長他們怎麼在邊檢站坐着喝茶，是回來了還是沒出去？”張啟學也納悶兒：“怎麼，他們坐在河邊？”他也走到窗口往下看。到這時，我心頭開始有些忐忑不安起來。我們倆決定下樓去問問，如果不讓出去，那就不去老街了。
看來我們想得實在太簡單了，在我打吊針的這兩個小時，褚時健出現在河口，並要辦理短時過境手續的事情，已經被報告給了正在紅河的令狐安書記及昆明的省委領導，並上報給了中紀委、公安部。邊檢站的領導正邊和褚時健聊天，邊等着上面的指示。
在大榕樹下坐了兩個小時，褚時健終於發現有問題了，他說：“是不是我不適合辦通行證？如果不可以，我們不去了。”見褚時健要走，邊檢站的領導忙說：“我們領導要見你，請先到我們檢查站去。”一行人往回走時，和下樓的我們相遇了。雖說人聲嘈雜，但我清楚地聽見邊檢站的幹部緊張地對着手機說：“還有兩個人，住不下，改到河口賓館。”彷彿一盆涼水從頭上澆下，我知道，走不了了。
到了河口賓館，我們被禮貌地讓進了飯廳。這時候，丁學峰拔打了省委副書記李嘉廷的秘書的電話。事實上，李嘉廷已經從別的渠道知道了褚時健被扣留的消息。笑臉相迎的邊檢站領導陪着我們吃完了飯，然後通知大家，分開住進房間，車上的東西都不準拿。
等待的時間空氣幾乎凝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問褚時健，是不是有過關於他不能到外地和邊境的通知。小丁說有過，他們理解的是不能出國和到港澳口岸，所以這次目的地臨時變更到河口，誰都沒有往這上面想。我只有一聲嘆息。當記者多年，連這點兒敏感度都沒有，我心中充滿自責。
一個小時以後，每個人的提包都拿到了房間，只是手機都被沒收了。我的提包似乎原封不動，他們還專門說了句，記者的東西他們沒有檢查。果真沒檢查嗎？天知道，但我的手機的確還在。我心裏清楚，我沒有去辦理什麼過境手續，收我的手機沒有道理。
我認為，眼前最要緊的是通知集團領導。我的第一個電話是打給值班的何小平主任，我請她立即向董事長字國瑞彙報。我提醒她，我們到紅河是告知了廠里的。事情緊急，從電話里，我都可以聽出何小平的慌張。第二個電話我打給了集團法律顧問馬軍。聽了我在電話中所說，馬軍大吃一驚，他說：“你怎麼這麼沒有頭腦？他不能去這些地方，我早就提醒過他們的。”我說：“我並不知道，但應該想到，不過事情已經發生，責怪誰都沒意義，你是法律顧問，該怎麼做你清楚。我只是第一時間讓你知道真實的情況。”第三個電話我打給了朋友孫文剛，希望他替我去看我媽媽，元旦帶她去吃烤鴨。別的事情一時想不過來，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情況。
打完這三個電話，我心裏開始坦然起來。
我把電話給了李霞他們，讓他們用這個手機給家人報個平安。
我十分感謝褚時健，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能對看守我們的公安說：“小先有病，你們要安排醫生給她看病。”
第二天，來給我打針的小護士悄悄問我：“我看你不像壞人，怎麼他們說你們是壞人，不準和你們說話？”我也小聲說：“不讓你和我說話就不要說，不過我絕不是壞人，你放心。”
被幽禁的五天
“褚時健在河口被抓了……”我想過這個事件可能會引起轟動，不過到後來我看到和聽到關於此事的各種版本時，還是被驚得瞠目結舌。那是后話，眼下，就在河口賓館的房間裏，看着窗外濃密的亞熱帶植物，想着自己幾次河口之行的不同際遇，心頭湧起了“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感慨，這種悲涼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隔壁房間那位孤獨的老人。
因為幽禁，日子變得冗長而拉雜。我們不能到別人的房間，小丁和張師傅在走廊的另一頭，甚至都見不到。李霞真是個好姑娘，本來和愛人出來玩的，現在滯留在房間裏，彼此還見不上面，她卻表現得十分平靜，並沒有抱怨、後悔或坐卧不安。我想這是因為內心坦蕩，我毫不謙虛地說，就像我，因為坦蕩，我也平靜地面對到來的一切。
褚時健一個人在一個大房間裏，我每天徑直走進他的房間，和他聊天。他表面上仍是波瀾不驚，說話的語速和平時沒什麼不同。但我知道，他的平靜和我們不同，事情畢竟因他而起，他要面對的比我們複雜干倍萬倍。何況在這個時期，他的老伴在河南沒有音信，兒子流亡國外，女兒又讓他體會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涼。家破人亡，面臨牢獄之災，他的心境想必十分糾結和複雜。
我小心地問他：“你真的能坦然面對中紀委的審查嗎？”他說：“我說得清楚。”
就這幾個字，我的心徹底放下了。我相信他，就像相信我的父親。記得“*****”鬧得最熾烈的時候，爸爸從北京辦的軍隊學習班被送回了昆明，他們這些當年的酋長，因為“站錯隊”要被送到以嚴酷著稱的盤溪學習班。在他們背着自己的行李，坐上大卡車被送走之時，我混在人群中大叫：“爸爸，一定要活着。”爸爸回過頭來，眼睛裏有種金屬的光澤，他說：“我不會死，雪山草地都走過來了。”我一直記得父親的話，一直到兩年後他平安回來。
此後的兩天，我們接受了省里來人和北京來人的詢問。我很客觀地講了來時一路的情況，很明顯，這和逃離國境沒有關係：從地點的選定到中途的變故，整個事件有着太多的偶然，不可能是一次計劃周密的出逃。再說褚時健等人都是用自己真實的身份證辦理的短時過境手續，有這樣愚蠢的逃犯嗎？我心裏清楚，這只是一個契機，讓調查人員在跟蹤了很長時間后，終於有了拘捕他的機會。
我還知道，在我被帶走問話后，因直到中午還不見我回來，褚時健要求他們注意我的身體，因為我當時是個身體虛弱的病人。中紀委辦案的同志告訴了我這個事情，並且熱心地提供給我一個治胃病的葯的名字，可惜我沒有記住。
1997年1月1日晚上，褚時健告訴我：“我們可能很快就要被帶走了，你們沒有什麼事情，可能會讓你們回家的。”我看着他的眼睛，問：“是什麼，雙規嗎？”
褚時健也不清楚，說：“可能是。”
“那咱們什麼時候才能見面？”
褚時健想了想，說：“兩個月吧？要是雙規，時間不會長。”
我心裏似乎有個聲音，讓我衝口說出這樣的話：“你可能要做好更長時間的準備，說不定是兩年。”一語成讖，我再次見到他，是在兩年後的法庭上。
褚時健沉默了一會兒，說：“本來想認你當女兒，馬老師和映群都同意，但時間不合適，就沒告訴你，現在看來還拖累了你……”
我打斷了他的話：“百年修得同船渡，這是緣分。下次見你，我會叫你爸爸。”
也就在這時，一群人走了進來，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令狐安。在眾人的目光中，我離開了褚時健的房間，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和他單獨說話了。
折翼滇南
1月3日上午，我從窗子裏看到我們來時乘坐的克萊斯勒公羊汽車，還有一輛日本越野車。我知道，褚時健、丁學峰、張啟學就要被帶走了。
我和李霞不顧看守人員的阻攔，奔到了賓館大堂口，目送他們離開。一位當地的幹警突然走上前，對將要上車的褚時健說：“廠長，不管出了什麼事，我們都感謝你，你給我們地方造福了，老百姓不會忘記。”
河口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長把我們剩下的四人召集在一起，告知我們：“你們可以回去了。”陳紹牧問：“現在嗎？”副局長回答：“三點以後。”我說：“扣留我們五天，要給我們一個說法。”
副局長的回答讓我們差點兒笑了：“你們找我要說法，我們三十多個幹警節日不得放假，守着你們，我找誰去要說法？！”
三點以後，我們離開了河口。從那時到現在，17年過去，我再沒有到過這個邊陲小城。
當天晚上，我們住在彌勒煙草公司的小賓館，並為李霞買了一個生日蛋糕。直到這時，我才感到自己眼中聚滿了淚水。只是它不往外流，而是流進了心底。
1月4日，我們回到昆明。見到的第一個人，是律師馬軍。
1月5日，我如約到機場接人，在機場見到了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王巨才，他興沖沖地告訴我，他一直想見褚時健，感謝玉溪捲煙廠對延安煙廠的支持和幫助。我無語。
高洪波敏銳地發現了我的異常，把我叫到一邊，我簡單地說了情況，他的神情一下子凝重起來。
汪曾祺笑眯眯地問我：“小先，我的畫你送給廠長了嗎？”我說：“早送到了。”他又問：“我們今天就可以見到他嗎？”廠接待科科長王道平說：“廠長已經退了。”汪老不解：“退了就不能見了？那不更方便嗎？”
從機場到玉溪，我一直無語，我想到，在廠里、家裏、單位里、朋友中，我還有多少次要回答這樣的問題，要多少次面對人們的質疑。我抖擻精神，要來的，都來吧。
一到煙廠，我先見到了字國瑞董事長，向他彙報了情況，然後見到了副董事長黃某某、總工程師李振國。
在廠里，每一個見到我的人，神情都有些異樣。我不解釋，不聲辯，我沒有這個義務。只有汪老除外，他是我的忘年交、恩師呀。他把我叫到房間，問我：“到底出了什麼事？”我突然間有種想哭的感覺，從這件事發生到現在，我很堅強、很理性，連褚時健都說：“看你處理這些事情，不愧是軍人之女。”但當著汪老、高洪波這些朋友的面，我有了想哭的感覺。
聽完我的簡述后，汪老沉默了。一個小時之後，王道平跑來告訴我，汪老找不到了。
我們四下里尋找，在紅塔酒店21層旋轉餐廳的一個角落裏見到了他，他獨自一人在喝酒。我一直不知道汪老當時的心境，一個文人，對一個只見過幾面的企業家，怎麼會有如此深厚的情誼？
現在，他希望的“你我閑閑坐”不會出現了，“滇南煙草王”已折翼於滇南。而此後沒兩年，汪曾祺告別人世，那幅表明二人友情的畫作也不見了蹤影，一切想來，令人噓唏。
被訴訟
褚時健被帶走後，住在安寧溫泉。一個多月後，回到玉溪監視居住。就住在廠里小區新修的小樓里。小樓靠着院牆，是那種鐵藝的欄杆，這樣，每天褚時健出來散步的時候，會有很多人在院外看他，給他送東西。我也從昆明去了兩次，事先要在門口做個登記，包括車牌號和身份證號。但我不能見到他，只能通過家裏的人問問他的身體情況，別的什麼都不問。
1997年6月，雲南省委、省紀委，省、市檢察院及專案組人員在昆明連雲賓館開會，中紀委決定，將褚時健移送司法機關。會議后，褚時健被從玉溪移至雲南省看守所。
這時，馬軍接到省檢察院的電話，讓他到檢察院去一趟，在檢察院反貪局，馬軍拿到了一份委託書，上面寫着：我請馬軍當我的律師，全權辦理我的事宜。
之前，馬軍在沒有接到委託書時，曾告訴過褚時健的弟弟褚時佐和他的兒子，希望由親屬出面請律師。他們表示，之前沒有沾過光，之後也不想受牽連，不打算出面。馬軍感到很無奈。現在有了褚時健的親筆信，馬軍提出：“我要見褚時健，辦理正式的委託書。”
檢察院的同志問：“這個案子，你打算怎麼辦？”馬軍說：“嚴格依法辦理，黨的領導和嚴格依法辦案應該不矛盾。因為這個案子涉及的不是一般人，我知道有風險，我已經做好了準備。”
關於褚時佐當時為什麼不出面，他們在事後解釋說，很多事情他們不清楚，不知道該如何辦。褚時健和馬靜芬對當時他們的態度表示“可以理解”。
7月，馬軍到省看守所，和褚時健談了兩個小時。不過，褚時健這次在看守所的時間不長。一兩個月後，據說是專案組覺得雲南方面對褚時健的照顧多了些，不利於辦案，中紀委決定把褚時健轉移到南京。
馬軍再見到褚時健已經是1998年8月。就在8月6日，雲南省檢察院以貪污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正式對褚時健提起訴訟。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雲南省的法學代表大會上，令狐安等領導人到會看望代表，他問馬軍：“作為褚時健的辯護人，你有什麼要求？”馬軍說：“很簡單，在法庭上讓我把話說完，不要打斷我。”令狐安把馬軍的要求告訴了當時的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院長約馬軍到省高院，問馬軍打算在法庭上說什麼，馬軍說：“褚時健案件有關的事實、證據及法律依據。”院長又問：“你的辯護詞大概要多長時間？”馬軍回答：“大概一個半小時。”院長說：“好。我答應你，讓你把話說完。”
馬軍和雲南專案組的成員一起到南京，住在白鷺賓館。第一次見面是在會客室，有三部攝像機。這次會見不超過半小時，馬軍問褚時健在看守所的生活情況，褚時健告訴他，天氣冬天太冷，現在又太熱，不習慣。
褚時健出獄后，很少談起在南京的情況，據他說，南京那地方不好住，天氣忽冷忽熱，看守所沒有洗澡的地方，夏天很潮濕，人睡在木板上，汗都滲進了木板。當時負責看管他的兩位管教擔心他想不開撞牆，安排和他關在一起的人監視他。管教還告訴褚時健說：“這些人是些小偷小犯，你每天抽點兒時間給他們講講課。”褚時健說：“每天那些人就在外邊坐着，我跟他們嘮叨一陣，消磨一下時間。”褚時健很感激那兩位管教，覺得起碼他們對人的態度還不錯，所以在他出獄后，有一次到南京，曾把這兩位管教約出來一起吃了頓飯。
他還記住了一個省檢察院的女同志，她見南京天氣太冷，褚時健衣服不夠，便幫忙買了一件羽絨服和一條羽絨被。雖是舉手之勞，但這不是當年風光時的錦上添花，而是落難后的雪中送炭，所以褚時健一直對她心存感激。
在法庭再見褚時健
馬軍在起訴后第二次見到褚時健，當時專案組的人也在場。這次見面是在辦公室，褚時健提出：“按法律規定，我和律師可以單獨見面。”這樣，專案組的人才離開了辦公室。
馬軍後來向我回憶說：“開庭前我和廠長又見過兩次面，我把法庭程序和他說了。後來，省檢察院偵查處、公訴處都和我談過，我把辯護思路告訴了他們。我並不擔心辦這個案子會得罪一些人，我不怕死，中國有句名詩‘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願為推進中國的法制進程盡一份力。同時我也提醒他們，褚時健畢竟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法庭上請關照他的身體狀況。”
從後來的法庭宣判來看，省高院是在1997年元月6日，以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對褚時健進行立案偵查的，這個時間，正是他從河口回到昆明的時間。法庭認定的被捕時間是同年7月，距他從河口被帶走已經過去半年時間。這段日寸間，我聽到過消息，說褚時健“招了”，說出他參與組織共同貪污300多萬美元的事實。
1998年12月，褚時健案在雲南省高院法庭公開開庭。按照省檢察院的說法：褚時健一案在我省內外7，至國內外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案情重大、金額巨大，被告人名高、功高。如何看待和處理本案，人們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的確，褚時健案開庭，這在冬日的昆明是一件大事。三天的公開庭審，可以說是一座難求。到場的人都經過嚴格的檢查，不能帶進任何錄音、錄像設備。我三天都在現場，坐在第五排靠中間過道的位置上。我看到有人眼神詫異，還知道一個和我認識多年的媒體人誇張地對其他人說：“我最驚訝的就是今天看見了先燕雲。”
當褚時健從法庭右手邊的側門進入法庭時，我看到的他，和兩年前沒有太大的變化。他很平靜地走到了被告的位置，就在我們目光交會的那一瞬間，我明白，不管接下來的審判會出現什麼狀況，最終是什麼樣的結局，對於我，他就是他，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正經歷人生低谷的老人，一個我應該稱之為父親的人。
在庭審現場，我看到來自四川的作家鄧賢，他是《中國知青夢》《大國之魂》《落日》等作品的作者，遠道而來，自然是對褚時健和他的案子感興趣。關注這場被稱為“世紀審判”的人真的很多，在法庭外，有人就已經開始公開收購“褚煙”；還有沒證進不了會場，在外面聽消息的。一個朋友打車趕到現場，出租車師傅問是不是聽審“老褚的案子”，如果是，就不要錢，多幾個這樣的企業家，老百姓的日子才會好過。中場休息的時候，我看見雲南煙草行業的幾位褚時健的同行，看到了雲南各新聞單位的同行，我特意走到那個對我的出現表示驚訝的同行面前，讓他仔細看看我，免得“猶抱琵琶半遮面”，看不太清楚。
人大概只有在境況出現重大變故的時候，才能看清楚自己周圍的人，這是規律。嚴格說來，人這種社會動物，遵循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天生有着趨利避害的本能，這無可厚非。但人之為人，會有情感、思想、道德等種種附加。不管什麼時候，不要傷害別人，特別是把你當朋友的人，這恐怕並不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情。偏偏人最容易在這樣的事情上暴露本性。
我在這段時間內不只接過一個電話，還有人用信件提醒我：警惕你的某某“朋友”，因為他或她，正在利用朋友關係，造謠生事。
褚時健被羈押之後，一個他意想不到的“老朋友”首先發難，用創作低俗小說的手法趕出一篇紀實小說。發表在當時發行量很大的《今古傳奇》雜誌上。聽說印了幾十萬冊，大大地出了一次風頭。
三天後的庭審結果
三天的庭審，就褚時健、羅以軍、喬發科等人共同貪污3551061美元的事實，褚時健貪污1156萬美元的事實證據問題，褚時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事實證據問題，公訴方和辯護方有着充分的時間進行法庭調查。
對公訴方提出的，1995年6月，褚時健、羅以軍、喬發科策劃從玉溪捲煙廠下屬的香港華玉貿易發展有限公司存放的銷售捲煙收入款（浮價款），和新加坡捲煙加工留成收入款2857萬美元中拿出300多萬進行私分一一其中褚時健174萬美元，羅以軍、喬發科各68萬美元，盛大勇和劉瑞麟45萬美元的指控，最後法院認為，“基本事實、基本證據充分，三被告人亦予供認。公訴機關指控的基本事實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確認”。
對於起訴書關於褚時健貪污1156萬美元的事實，法院認為，“控方提供的證據不充分，不予確認”。
對於公訴方提出的褚時健403萬人民幣、62萬港幣的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法庭認為“指控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罪名成立”。
褚時健的律師馬軍在法庭上發表了洋洋萬言的辯護詞，馬軍說：“我首先表明對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對此案的立案偵查及派員出庭支持公訴給予充分理解；同時也充分相信此案庭審的客觀、公正，依法處理就是黨的領導、黨的依法治國方略的具體體現。”他對公訴方提出的三個問題提出了明確的辯護意見，並就造成這些事實的社會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的辯護詞在法庭聽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那一身雪白的西服，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法不容情，不管是什麼人，多高的職位，有過多大的貢獻，觸犯了法律，就會受到制裁。這是法制社會中人人都明白的道理。馬軍的辯護詞充分肯定了這一基本原則，不過他超出了法律的範疇，從社會學、國家政策、國家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意見。
他在辯護詞中說道：
第一，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五十年來，作為其主力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及他們的領導——企業家們，在我國所處的法律地位是什麼？雖然我國有《企業法》等規定，但一方面，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j另一方面，《企業法》的主要作用和性質不是解決企業法律地位的，更主要是對企業行為進行規範，是對企業實行的一種法律制約。否則，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侵害企業合法權益的事？為什麼有的領導、有的部門就可以隨便調取、佔有甚至強佔企業的財產？又為什麼企業的領導者可以被行政機關隨意調換，其權利被侵害？第二，我國企業家的政治地位又是什麼？雖說在我國實行現代企業制度，但由於長期以來在確定國有企業家的政治地位時是以“相當於廳級、副廳級，相當於處級、副處級”來定的，這體現出企業和企業家對政府部門的一種依附關係。但是，政府部門真的把他們當主人了嗎？你們實實在在、設身處地地為他們做了些什麼？第三，國有企業和企業家的經濟地位，是一個五十年來都沒有認真徹底解決的問題。國有企業及企業家的勞動力價值怎麼體現？在我國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像褚時健這樣一個企業家（玉溪捲煙廠17年稅利總額800億，17午全體幹部職工的分配為5億，分配此例為0.625%，褚時健個人17年的全部收入總和為80多萬，個人收入此例是十萬分之一），他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趕不上一個影星一次廣告的收入，趕不上一個歌星的兩次出場費。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分配方面怎樣真正貫徹江***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的任務，做到實實在在地按勞分配，實行勞動力價值等價交換的商品經濟的分配體制，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國企及企業家的合理分配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如何處理歷史遺留問題，解決國企及企業家命運的問題，也是真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的大問題。
1999年1月9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1998)雲高刑初字第1號刑事判決”，以褚時健犯貪污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數罪併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主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主辦的《中國律師》雜誌1999年第3期上，有這樣一篇文章，對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這份判決書拍案叫好。文章說：首先，這份判決書好就好在將“經審理查明……”改成了“本院評判如下……”，這不僅僅是幾個字的簡單改動，它意味着我們的法院終於擺正了自己在司法過程中的裁判位置，開始用一種儘可能平等的、客觀的、公正的眼光來對待控辯雙方……其次，這份判決書好就好在敢於將控辯雙方的證據及質證意見一一列舉評述，真正做到了一證一質一辯一認……其三，這份判決好就好在敢于堅特無罪推定原則，敢於否認公訴機關證據不足的指控……其四，這份判決好就好在將“本院認為”建立在對證據的理性分析和對法理的詳細闡述上……
走下“煙王”的神壇
法庭上的一切都過去了，褚時健被正式收入雲南省第二監獄，成了一名服刑人員。
1月25日晚，我通過朋友的關係，進入他在監獄的居住地，這是在二監圖書室四樓上一間只有幾平方米的小屋。
見褚時健從小屋裏出來，我一時有些語塞，只輕輕叫了一聲：“爸爸。”這是兩年前我對他的承諾。
聽到這聲稱呼，褚時健的眼角濕了，他用手背抹去了淚水。問我：“你看了那本書沒有？他完全是亂說。”言語間有些激動。
我矢口道他說的是哪本書，我問：“誰給你的？你完全不用管它。”他告訴我，書是張啟學給他帶來的，他生氣是因為想不到朋友也會幹這種下三濫的事隋。
我說：“這不就明白了，這個朋友是假的，不用生氣的。”我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兩午後第一次交談，他精神尚佳。對造謠的人充滿憤慨，得知他是剛看完那本書，可以理解。我勸說他什麼也不用多想，保重身體，調整心態，功過是非由人評說。
我每個月有兩次去看他的機會，都是到監獄門口換車，和別人同去，其中最多的是和丁學峰。因為我不是褚時健的親屬，又是一個媒體人，不藉助別人的便利，我自己很難申請到探視機會。每次見面都是在圖書室，他是圖書管理員。時間有限，我們從不談及他的案子。談些什麼，我在日記中偶有記錄：
3月19日，看望老頭，時間較長，談話也多一些。談到雲南煙草業出現的變化，“紅塔山”開始積壓，味道到底變了沒有，給國家的稅收有沒有減少，對煙農的政策有沒有改變等等。圖書室里有十幾盆花，都是別人新送來的，他住進來后，有許多人來送東西，圖書室有好幾個書架，都是剛送來的新書。有歷史的、政治的、文學的，還有金庸全套的武俠小說，看來送書的人，很懂江湖規矩。老人說幾天前病了一場，重感冒，全身發軟，胃口不好。
6月8日，星期二。見老頭，他前一天出現高血壓，低壓90mmHg，高壓160mmHg，感覺很差，監獄安排星期六請醫生來看。談了何小平的官司，老頭感慨，半天沒說話，讓我轉告她，不是什麼大事，看開些，今後好好過日子。回家后給小平打電話，轉達老頭的話，小平哭了，說在等待結果。
有時候我去時，還有別的客人，我就坐到一邊等一會兒。記得有煙草公司的，說了玉煙現在的情況，“紅塔山”的質量出現一些問題。來人說：“這是你的品牌，你要想想辦法。”褚時健輕輕說了句：“這不是我的品牌，是你們的，你們要想辦法才對。”這時我很確定地知道了，他已經走下了“煙王”的神壇，開始平靜地面對那個自己為之奮鬥了近二十年的事業。
在獄中
記得在法庭上，說到褚時健在被正式移交司法機關一個月後便交代了私分公款的事情。公訴方認為，褚時健從自己建立的輝煌業績的頂峰跌落，是因為他在功勞面前沒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沒能擺正個人和組織、主觀努力和客觀環境的關係；總覺得與國外資本家和私營企業的老闆相比，個人得到的太少，自己貢獻這麼大，多得一點兒算不了什麼。
褚時健一案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巨大反響，一些媒體對此進行了深度報道。還有一些企業界人士對此十分關注，並有學者藉此談到了國企老總的“59歲現象”；更有人認為，褚時健一案催生了企業家年薪制的落實……不過這一切都與褚時健無關了，他在監獄裏服刑，在圖書室整理舊書，把新收到的圖書歸類，整齊地碼放到書架上。
真實的褚時健到底經歷了什麼，人們不得而知。從他後來的講述中，我多少了解了他的心路歷程。
他說：“其實從80年代末開始，我就一直處在風口浪尖上。那時候提過退休，上面沒讓退，自己也想多千些事情，就一直千了下來。這次私分公款，的確有心理不平衡的因素。我衡量這個罪判刑不會超過五年。那天宣判之前，我一直都沒想到會是無期，宣判之後，思想負擔很沉重。不過兩三天之後，我就冷靜下來了，前前後後地想想，想明白了。既然已經定成全國最大的案子，上訴也沒有用，也就沒上訴。我說自己這一生，樣樣都經歷了，剩下的也就那麼十五六年的時間，生悶氣也沒用，那就不要生。想開些，過好最後這些日子。”
過往的風雲滄桑已經淡化，擺脫一切羈絆後生命反倒顯得自由而真實，這就是我能在監獄中看到一位平靜而慈祥的老人的原因。
管理圖書室有固定的時間，不值班的時候，褚時健作為一個老年服刑人員，監獄准許他在監獄果園25千米的範圍內活動，這樣，他每天在看守人員的陪同下上山去轉轉。這也是他每天的鍛煉時間。
一次我去看他時，他拿了幾個橙子讓我嘗嘗。他說：“這果子味道很好，你吃吃看。”我吃了一個，果真是味甜汁多，口感很不錯。我問他：“這是哪裏的橙子，湖南的嗎？”他告訴我，這是他弟弟在的那個農場種的，地點在新平。
“我支持他以後就種橙子，我出獄后，也一起去搞。”這是我第一次從他嘴裏聽到他以後的打算。不過我真沒有想到他的目標竟然是當果農、種果樹。我說：“我相信你可以種好，因為你是個土地爺，與土地有關的事情你都會幹好。”他沒回應，但對我的話應該是有認同感的。他不止一次講過他對土地的感情，即便所有的一切都離他而去，只要有土地，他就有歸屬，因為他是農民的兒子，他對土地有一份深情。
心裏有了打算，在監獄裏爬山的時候，他開始用腳步丈量，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樹，一畝山地種多少棵合適。
記得一次和小丁會合后，我們到了他的住處，他正在廚房裏幫廚，那天，我們吃了一次他的伙食。那段時間他明顯地清瘦了許多，我們還以為是鍛煉有方。他告訴我們，得了帶狀皰疹，疼得要命，疹子沒發出來的時候，他以為自己得了癌症。他說：“我是很能扛的人，這次都有點兒受不了，是不是老了？”小丁給他送了幾條烏魚，說是對心臟病有好處，他交代小丁送給我一條，他記得我去河口時在車上暈倒的事。那條魚有四五斤重，我拿回家不敢吃，記起了我們去河口前殺的那條大青魚。後來，我把大魚放生了。
假釋這一年，他76歲
2001年，根據褚時健在服刑期間的表現，經省高院刑事裁定，減為有期徒刑17年。
轉眼間，兩年的監獄生活過去了，一天，褚時健照例幫廚撿菜葉，站起來時兩眼一黑，暈了過去。醒過來時，兩個眼睛都看不見了。監獄醫生看過後，讓送到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說恐怕是得了什麼大病。送到醫院，醫生一檢查，才知道他一個月內瘦了八公斤，血糖已經高達28mmol/L，屬於比較嚴重的糖尿病了。
2001年5月15日，褚時健因病保外就醫，回到了玉溪捲煙廠紅塔集團職工宿舍c區10-2號。
褚時健在南京看守所期間，馬靜芬等人已被移交回雲南。褚時健判刑后，馬靜芬回家了。她離開看守所的時候，“投機倒把罪”已經從新《刑法》中取消，所以馬靜芬沒有被起訴，案子也沒有結論。她回到了離開四年多的家。
四年牢獄生活，給馬靜芬留下了身體和心理上的創傷，她更加瘦弱，臉上有了更多的皺紋。這中間我們見過多次面，只有剛回來的那次，談了在河南的情況，談了女兒，談到她和老頭子的一生，這是一次比較深入和私密的談話。
我對她的變化很吃驚，雖然還是很瘦弱，但她身體裏的能量不容小覷，她頭腦的敏捷程度甚至超過了羈押之前。這是一個堅毅如水的女人，她開始信奉佛教，以平靜的心態看待自己和家庭經歷的這場變故，因此一種安詳平和的神情時時出現在她的面容之上。
就在這段時間，馬靜芬將女兒的骨灰接出，安葬在昆明北面的龍鳳公墓。那天，我和姚慶艷一起到場，我終於再次看到了褚映群。我不知道她那夜的入夢是不是就是一次託付，但我終於可以說，我做到了。
褚時健回家后，和朋友一起在煙廠後面的山上租了兩畝地，朋友家原先就有幾間房，想過田園生活。馬靜芬打電話囑託我寫一副對聯，掛在小院的門兩邊。我沒有自己編撰，而是集了兩旬古人的詩句：八風吹不動，秋雲靜晚天。這是我對兩位歷經滄桑的老人的祝願，也是我內心的期許。
這兩畝地沒種多久，算是塊試驗田。不過，種的蘿蔔、南瓜長勢很好。我們到小院去的時候，褚時健領我們看他種的各種蔬菜，馬靜芬領我們看她養的蘆花雞。到了吃飯時間，褚時健隨手拔起兩根犬蘿蔔來洗洗，煮進鍋里，味道格外清甜。我想到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或許，時間改變的不僅僅是容顏，還有心態。褚時健不再是那個頭頂光環的大企業家，不再是經濟浪潮中的弄潮兒。對於他們而言，一個安靜平和的晚年比什麼都更重要。
但我真的低估了兩位老人的能量。馬靜芬對我說：“我們要吃飯呀，我還有工資，老頭子什麼都沒有，不做點兒事情怎麼行？”
馬靜芬在大營街的大棚里種了十幾畝百合花，這是她的長項。在她的侍弄下，花長得不錯，花期一到，有昆明的人過來收購。
不久，褚時健的家搬到了位於玉溪五千米外的大營街。這裏號稱“雲南第一街”和江蘇的華西村一樣，也是集體致富的典型。不過大營街的發展和玉溪捲煙廠有很大關係，這裏的鄉鎮企業，經濟效益好的大多和玉溪捲煙廠有關，如水松紙廠、濾嘴棒廠、香料廠等等。當地的一個企業家告訴我，當年他們的產品供應給玉溪捲煙廠，只要廠里的設備更新換代，褚時健一定會要求技術人員幫助鄉鎮企業配套的工廠提高技術水平。這樣一來，他們這些鄉鎮企業的技術和產品都達到了國內領先水平，除了供應玉煙，還為全國其他的煙廠提供產品。對此，他們特別感激“褚大爹”。
褚時健安家大營街，一是大營街給他購房的優惠，二是大營街在他們老兩口跌入谷底的時候，給了他們許多實實在在的關心和幫助。更重要的是，離玉溪雖說只有幾千米遠，但在這裏生活要安靜許多。
2003年，因為保外就醫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褚時健再次獲得減刑。
2004年，經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假釋。5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假釋裁定。
這一年，褚時健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