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一車間革命（下）

“第一車間”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褚時健的經營思路和風格，尤其是他的應然性思維模式。“應然性”和“約束性”之間的鴻溝，他又一次信步越過了。

“第一車間”的全國性影響力

讓農民也分一杯羹

“第一車間”風靡中國

達到世界級烤煙的水準

跨越最後的鴻溝

“第一車間”的全國性影響力

褚時健不斷擴大“第一車間”的規模，1987年擴大到60萬畝，覆蓋了玉溪地區絕大部分煙區，而當玉溪鄰近的縣市看到“第一車間”給農業帶來的好處時，它們紛紛要求加入“第一車間”。20世紀90年代初，“第一車間”終於越出了玉溪地區的界限，向紅河和曲靖延伸。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第一車間”的總面積接近130萬畝，最高時能為玉溪捲煙廠提供將近400萬擔優質烤煙，質量也一年比一年好。1988年，“第一車間”中上等煙葉的比例達到85%左右，上等煙葉的比例接近40%，這已經完全達到了美國煙葉的水平，質量超過了巴西和津巴布韋的煙葉質量。

玉溪捲煙廠從這400萬擔優質煙葉中再挑出200萬擔，它的品質就無可挑剔了。有了這些優質的原料做後盾，無論是從哪個角度看，玉溪捲煙廠都把國內同行遠遠甩在了後面。但這些優質的原料還不能派上用場，由於褚時健要求全發酵，這些煙葉需要存放至少兩年的時間才能投入使用。憑藉內部管理的改進和設備更新帶來的品質增長，玉溪捲煙廠出品的香煙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的局面，稅利連年處於複合式猛增態勢。1985年，生產香煙63.77萬箱，稅利達4.0782億元，同比增長36.17%。1987年，生產達到92.3萬箱，稅利在1986年增長25%的基礎上再猛增49.6%，達到了7.6266億元。

不過，麻煩並未就此結束，國家煙草專賣局在發現玉溪地區的烤煙並未上交而是直接給了玉溪捲煙廠時，他們來興師問罪了。褚時健以那份“會議紀要”作為擋箭牌，坦誠地講了他發展“第一車間”的理由。這些前來“問罪”的官員似乎覺得也有道理，在雲南省政府的協調下，國家煙草專賣局默許了“第一車間”的存在。但除“第一車間”之外，雲南煙葉每年仍有大規模的外調。

褚時健後來傾向於認為，他之所以能逃過這一劫，主要是因為那時中國經濟剛開始起飛，當時的風氣是，只要企業提的意見合理，地方政府同意了，中央的備部門就不會老來阻礙它。

煙田“第一車間”的成功，使玉溪捲煙廠的騰飛變得近在眼前。“三合一”後來產生了很強的衝擊波，在風行一時的“紅塔山”“紅梅”等的衝擊下，各地紛紛效仿，煙草專賣剛剛確立起來的產、供、銷體系，在地市一級紛紛分崩離析。“第一車間”可以視為褚時健對中國煙草行業最大的影響之一。

讓農民也分一杯羹

1985年，玉溪捲煙廠為試驗優質煙葉的種植投入了50萬元，在1986年大面積種植展開后，他們投資281萬元，到1987年增加到1280萬元。到90年代，隨着玉溪捲煙廠實力的增長，給予農民的補貼每年猛增至上億元，甚至在90年代中期一年就超過10億元。

最早的這些補貼，主要是用來給農民修水利、修公路、購買化肥和薄膜。這些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雲南的雨季一般S月份才到來，而為了鼓勵農民早些種煙，拉長煙葉的生長期，就要為他們修建引水工程。雲南山地多，平地少，為了避免種煙與種糧爭良田，煙葉就要種在山地上，而很多山區道路不通，烤煙需要的煤炭等燃料運輸困難，就需要給他們修公路。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起碼褚時健是這麼認為的。他希望能真正提高農民的收入，認為應該讓這些農民也來分捲煙廠效益的一杯羹，當然，這本身有利於提高玉溪捲煙廠的競爭力。因而，藉著“第一車間”的成功和玉溪捲煙廠的強大，他們對農民的資金投入增加得越來越多，從最初1986年的281萬元，到1989年的4164萬元，再到1992年的36億元，1994年達到6億元，而1995年則突破了10億元。到褚時健離開時，總投資已經達到40多億元。

這是一筆難以想像的投入。

褚時健的方法是在改善煙農的生產條件的同時，大幅提高優質煙葉的價格。之前，國家已經為煙葉的等級定了價，不許任何煙廠改變它。但褚時健想辦法繞開了它，他採取價外補助的方法：對農民種出的優質煙葉，先按國家收購的價格支付給農民，煙葉收購結束之後，在春節前夕，再按煙農賣煙的合同給煙農兌現額外的補貼。事實上，煙農就有了兩次收入。並且，上等煙葉生產得越多，得到的補償也越多，有時候他們得到的補貼甚至超過國家定的收購價格。這些補貼不僅有貨幣，還有化肥、薄膜等。

在“第一車間”剛開始的幾年裏，玉溪捲煙廠並不富裕。1985年，它所得的利潤不過4000萬多一點兒，設備引進還欠着巨額的貸款，在雲南省政府的幫助和反覆協調下，有關方面同意他們稅前還一部分貸款。然而，褚時健毫不動搖地堅持對“第一車間”的投入。很多人認為，既然通過試驗證明，按美國技術標準種植，農民能獲得更多的收入，即使不給額外的激勵，農民也會樂意去做。

但褚時健並不這麼認為，一方面，從長期看，各方都應獲得利益，農民在其中的貢獻很大，甚至是最大的，但按專賣下的分配比例，煙農的收入被卡死了，獲利很小。這時，褚時健“利益平衡”的經營哲學就發生了影響；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的農民實在太苦太窮，理所應當獲得一份像樣的收入。有時候，他甚至有一種民粹主義情結，過分同情處於下層的窮人，因而當“第一車間”把越來越多的農民帶得越來越富裕時，褚時健的幹勁也越來越足了。在他的帶動下，萬元戶、十萬元戶在農村不斷湧現。90年代中期，邊陲之地的雲南，農民的平均收入居然位居全國前列。

褚時健後來說：“‘第一車間’使農業的收入提高了二三十倍，這些地區的農民開始富裕起來，擁有三五萬資產、十多萬資產的農民多起來了。”他至今認為，“第一車間”是他干過的最有價值、最自豪的事情。

“第一車間”風靡中國

在褚時健剛剛推動“第一車間”煙田的時候，國內知道此事的同行們都抱着看笑話的心態作壁上觀，當他們醒悟過來的時候，從市場競爭的角度看已經為時太晚了。確切地說，是“紅塔山”“紅梅”“阿詩瑪”風靡中國市場的現實喚醒了他們。實際上，1987年，玉溪捲煙廠已經超越上海捲煙廠，佔據了煙草行業的頭把交椅，並一舉位列中國工業企業稅利前五強。

不用說，這些捲煙廠也開始大規模引進設備，但市場並沒有歡迎他們的產品。他們這時才開始意識到原料的問題，於是，大規模的參觀學習隊伍擁到了玉溪捲煙廠。

像河南、貴州、四川、山東、湖南這樣的種煙大省，都由分管農業和煙草的副省長帶隊，浩浩蕩蕩來到玉溪。從1988年“第一車間”聲名鵲起開始，一商到90年代中期，前來學習參觀的隊伍絡繹不絕。玉溪捲煙廠平均每天要接待300多支參觀隊伍，甚至像通海、澄江、江川這些縣煙草公司，褚時健也得給他們拔出專款，接待這些前來參觀的人。

褚時健是個開放的人，他並不擔心這些人把“第一車間”這一套拿走，而是敞開心扉，與他們暢談做法和想法。這些人在回去之後，都照着“三合一”煙草基地模式做了，“三合一”體制很快在全國推廣開了。

不過，這些來學習的單位並不像褚時健做得那樣用心，也沒有像褚時健那樣充分考慮農民的利益，因而，他們的原料和玉溪捲煙廠一直存在很大差足巨。

河南省的一位領導人甚至專門來請教褚時健，如果完全按褚時健的做法，河南是否就能生產出一樣好的煙葉，褚時健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因為自然條件的差異，河南不像雲南這樣晝夜溫差大，在煙葉生長的夏季，像河南那樣炎熱的地方，在沒有陽光照射的夜間煙葉仍然會生長，而不是停下來消化白天的生長，這樣無論如何也難以達到雲南煙葉的水平。

當然，也有人不相信“紅塔山”“紅梅”在市場走俏是因為原料的緣故，他們還是迷信玉溪捲煙廠有神奇“配方”，並希望褚時健能教給他們。褚時健只好幽默地對他們說：“如果真有神奇配方，那每年花幾十萬請一個配方大師倒是很划算的。”還有一些重量級的領導也對他說：“老褚啊，你可不要保守，你應該幫幫兄弟廠，把它們的品質搞得像‘紅塔山’那樣啊。”褚時健攤開雙手，說：“許多兄弟廠的設備、技術、管理都比我們強，他們輸在原料上啊，而原料至少也有五年的差距。這五年每年都需要大投入，我們怎麼幫呀？”

有一次，在歐洲考察的途中，褚時健在倫敦的希思羅機場貴賓廳和一家世界知名的牛仔褲公司的老闆相遇。兩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因為他們都把原料當作最核心的競爭力。這位老闆告訴他，他生產的牛仔褲原料都來自伊朗高原，哪怕在運動場上，再猛力的拉扯也不會撕爛他生產的褲子，原因就在於他的棉花纖維韌性不一般。

褚時健頓時覺得自己遇到了同道中人。

達到世界級烤煙的水準

但是，“第一車間”的麻煩還沒有結束，因為它不僅存終結舊體制，同時也在終結舊的質量評價系統。褚時健確定的新的質量標準，和舊的質量標準有很大不同。

按照他們從美國學來的經驗，並經過數據檢測，成熟的煙葉是橙黃色的，表面粗糙，就像老年人長的老年斑，而當時中國評價煙葉的國家標準，是以表面平滑、緞黃的煙葉為好。這在褚時健眼中卻是不夠成熟的煙葉：於是，衝突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在煙葉質量評價標準形成的過程中，玉溪捲煙廠內部也經歷了一番折騰。褚時健首先要打破這些評級人員固有的評價觀念，讓培訓人員對評級員進行耐心培訓，教他們如何從色澤、味道、表面來評價一份煙葉的好壞，並將評價標準基本背熟：成熟的煙葉，顏色像橙子一樣黃，表面是粗糙的；不夠成熟的煙葉，則是像緞子一樣的鮮黃。好的煙葉似乎不那麼好看。他們還掌握了一套科學的數據，例如尼古丁含量、糖鹼比等。

煙草公司當然不能坐視“標準”不管，雙方最後把“官司”打到了國家煙草專賣局。回復是，按照國家標準，玉溪捲煙廠的煙葉合格率太低，連及格線都夠不着。但褚時健堅持認為自己的評價標準才是正確的，而不是“國標”。他的一個重要依據是市場評價。他說：“市場上只要是我們的捲煙，就銷售得很快，別的煙過剩很多。我們在全國的佔有率，價格最高的一類煙所佔比例最大。如果我們的評價標準是錯誤的，那消費者就不會這麼喜歡我們的東西。”

國家煙草專賣局堅持要玉溪捲煙廠改正評價標準，而褚時健依然我行我素，雙方都按自己的標準相安無事地收購農民的烤煙。在僵持不下之際，美國專家介入了這場評價之爭。除了國家煙草公司請的顧問左天覺，還有一位美國專家瓊斯，他家三代都是煙草博士。他們對國家煙草專賣局的專家和局長說，-溪捲煙廠的評價標準才是正確的，褚時健種出的烤煙已經達到了世界水平。

國家專賣局局長最後承認了玉溪捲煙廠的質量標準。

褚時健日後說，要說他對中國煙草的最大貢獻，就是促進了整個中國煙葉質量的提高。

跨越最後的鴻溝

儘管“第一車間”在全中國聲名鵲起，但褚時健還需要突破一道防線，因為“第一車間”和中國的財稅體制也發生了尖銳衝突，它隨時可能給褚時健帶來滅頂之災。

扶持煙農的支出，究竟算成本還是利潤呢？按當時財稅體制的規定，這部分是不能算入成本的，但是，即使作為稅後利潤來支出，也可能會涉及侵蝕國家的財政利益，它像一柄懸着的劍一樣隨時可能落下來。褚時健雖然在推動着一項偉大的事業，但也可能因此帶來個人悲劇，儘管這些投入產生的大部分收益都變成了國家稅收。

他明白其中藏着的兇險，因此，他選擇在一個適當的時機穿越這條防線。

這個時機由兩個因素促成。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之前的全國稅利建設大會上公開讚揚了褚時健的“第一車間”，他認為這不僅是在促進烤煙的增產增質，也是從根本上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大好事。另一個更加重要的條件是，在“第一車間”的有力推動下，玉溪捲煙廠上繳國家的稅利連年猛增，1987年猛增了49.6%，達到763億元，1988年再增76.48%，達到13.45億元，到1989年時已經達到20.3億元。它以一個令人激奮、不可想像的速度增長着。這時，它已經成為全中國效益最佳、上繳國家稅收排第二的企業。

到這時，褚時健覺得找財政部長協調財稅政策的時機到了。

此時，褚時健喜歡的搭檔朱奎已經離開，他在雲南省一位副省長的陪同下來到北京。他給財政部長算了一筆賬：給煙農每投入一元，將帶來不少於五元的稅利回報。另外，他保證，如果財政部能夠確認玉溪捲煙廠對“第一車間”的投入為稅前成本，那麼，玉溪捲煙廠每年上繳中央財政的稅收增長將不低於10億元，而如果沒有對“第一車間”的投入，未來的稅利增長就很難說，他無法保證。

按財政部原來的規定，不允許給煙農發補貼。但褚時健堅持說，不發補貼，農民就種不好煙，因為種好煙的成本很高。而發了補貼以後，一流的原料才能出來，優質優價，才能產生更多的稅利。

褚時健的經濟學邏輯是這樣的：很多人都在試圖縮短成本鏈條，儘可能砍掉成本，他這裏卻是要加長成本鏈條，增加成本投入。他認為，成本的加大反而會增加效益。實際上，他一直信奉這種學說。

在和幾個有關領導短暫溝通后，這位財政部長同意了褚時健的請求，他給了褚時健一份書面文件，同意將玉溪捲煙廠扶持煙農的費用計入稅前成本。

至此，玉溪捲煙廠種植優質煙葉的障礙全面掃除。褚時健也開始基本以稅利增長的同等速度增加對煙農的補貼。

“第一車間”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褚時健的經營思路和風格，尤其是他的應然性思維模式。“應然性”和“約束性”之間的鴻溝，他又一次信步越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