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1
前言
這本書，收了近年所作的三十五篇談說太平軍的文字，算是給自己幾十年閱讀、思考的一個問題，畫上一個歪歪扭扭的句號。
也許與從小就浸泡在國恥國難的死水裏有關，早歲就熱心於追尋歷史。其中，有個**陣叫做‘太平天國‘，也就是村夫野老說的‘長毛反‘。我能借到的書，從一副正經面孔的歷史書到話劇劇本。從通俗讀物到野史筆記，都找來讀了。入大學以後，讀書教書都是文學專業。還是經常擠出時間來讀‘太平天國‘的史料和當時的論著。讀了不少以前見不到的史料，加上社會閱歷的增長，使我逐漸接近那段歷史的本體，看出點根脈，提出些新的追問。我多次想寫點白已的認知和質疑，可是卻不能寫，沒心思寫。
‘太平天國‘確實是個**陣。不止是大量使用隱語、新造詞語很是怪異。它特有的‘天歷‘、官爵、體制匪夷所思，造反究竟是怎麼搞起來的？馮雲山的造神和早死是怎麼回事？洪宣嬌是不是很神？是否有洪大全這個人？羅大綱怎麼不能得到封爵以至無聲無息消失；也不止是最高層內訌誰是主演，韋昌輝、蒙得恩、洪仁發、洪仁達、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洪仁玕這些人分別是什麼角色；到頭來，洪秀全是個什麼人，他葫蘆里賣的葯是要療治重病贏弱的中國嗎？洪家鋪子的興亡給中國提供了什麼？為什麼他和他的筆杆子總也不能將一個神話編得圓，為什麼有許多雲遮霧障，為什麼會有各種各樣的敘述與評說……這種讓人看得傻了眼，看得不相信自己眼睛的景觀。這種讓我幾十年老是想說上幾句卻又只在肚裏嘀咕。諒必是**陣的魔力。
三年多前，我六十好幾了，開始清理一下自已的文化雜貨堆，首先想到了太平軍。當時計劃用一年半載，寫出十篇八篇短文，快快將想說又能說的說出大約略，就算完事。不料，做起來沒那麼簡單。首先是。以前看過的資料大多記不準了，手邊一點資料都沒有，查找費時費力且不說，有些竟再也沒看到。再則，思想自由與能夠發表之同的空間，比期望的要小得多。第三，將可以寫成長篇學術論文的內容，用短小的篇幅好讀的語言來表達，也就是史學與文學統一、納須彌於芥子——螺絲殼裏做道場，魯鈍如我，比登天還難。第四，寫了十來篇，山南海北的報刊陸續發表后。很多相識或不相識的讀者，不少報刊出版社的編輯，希望我再寫下去；我自己也覺得還有許多題目沒做，有一種剎不住的感覺，於是在打算收攤之時，再寫了十來篇。
不是只有贊同、鼓勵，在報刊上熱切評說，也有位老先生在我才發表第一篇時就嘲笑我‘隔行論史‘。我覺得他所嘲笑的，正是應當倡揚的。就整個學術文化界，尤其是中國的學術文化界而言，我主張要大大提倡跨學科參與——隔行論X。這個X，依學術發展的需要和學人的主體可能而定。也就是說，要隔行不隔山，相鄰相近相關的學科，有什麼值得論而你又論得出的，盡可以去論。不能論或不想論就短說，雜談，七嘴八舌。這對激活學術，大有裨益。有些學術領域，如果沒有隔行者參與，本行的學人長期受圈內絕對主流觀點的塑造、制約、熏染，很難有自由思想和獨立認識。即使有，受到種種‘關係‘、利害的制約，很可能就欲說還休，胎死腹中。即使寫了，圈內也很難讓它正式露面。
我絕不認為隔行論史就可以信口雌黃。這本書里的每篇文章，每一個見解，都是史實的自然而然的解讀和生髮。我不作連篇累牘的引用，偶有必要的摘引也不注出處，更不作只有專業人士才看的考證。其實對史料的引用、考辯，都慎之又慎。有些事、有些話，說了又說，一部分是難以避免的互文，一部分是由於寫作之初沒有明確的計劃，現在為各篇獨立完整都原樣保留。重複之嫌，請讀者諒解。寫這些文章，並不想批評誰，同誰爭論，所以儘力避免提到現當代的人名作品名。因為，不是哪個人、哪部作品的問題。我只希望同更多讀者一起，認識洪秀全和太平軍的本來面目，思考被隨意擺佈的歷史，看出些**陣的魔力和法術。我知道，比起山呼海嘯的宣傳。這本由短文結成的小冊子，是很孤立而渺小的。可以引以為慰的是，它表明沒有在**陣中速失自我。
感謝所有關心、幫助過我寫作的朋友。感謝所有樂於發表、出版的報刊出版社的諸位編輯。尤其感謝讀過一部分篇章或現在願意讀它的男女老少，因為你們願看。我多年的勞作才有意義。
應當正名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出版的許多關於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的史書和論著，按照當時他們的自稱曰‘太平天國‘。尤其是1951年，大規模地宣傳了這個稱號以後，課本、辭書、學刊、會議、遺迹、紀**館、博物館，統統遵循這個規範，用‘太平天國‘的稱號。人們習以為常，似乎無可疑義。
我卻認為是不準確、不妥當的。
‘太平天國‘是什麼呢？是洪秀全及其太平軍自稱的‘國號‘。蒙上一層宗教色彩，起初是為了誘惑、煽動百姓參加造反。即使如此，也完全沒有掩蓋它作為‘國號‘的本意。攻佔南京之後，更是處處以天下唯一超級大國的‘國號‘自許了。
其實，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從1851年金田村暴動，到1864年洪秀全自殺、南京失落，總共十幾年裏，主要活動於南方的幾個省。1853年攻進南京之後，除了1855年全軍覆沒的北進，差不多同時失敗的西征，主要活動於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即使這些省，也只是控制了一些城鎮，選沒有全部佔領。在這些省里，清朝除了軍隊之外，政府機構仍然存在。更談不上推翻清朝皇帝及其中央政府。這個朝廷，已統治中國二百多年，而且受到國際上廣泛承認。根本之點還在於，滿族由於日益認同漢文化，大量遷居北京和全國各地，進一步與漢族趨向融合，共同與其他民族結合，成為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
1864年以後，李世賢等率殘部活動於福建、廣東的一些地方。至1866年初全部被消滅。與太平軍賴文光所都會合的捻軍，在湖北、河南、安徽、山東、陝西、山西、河北流動作戰，於1868年全部失敗。這些都只能算是與太平軍有關的餘波了。
洪秀金為首的太平軍，十餘年裏主要的活動，是軍事行動及准軍事行動。在它所佔領的地方，沒有建立完整的政治機構。佔領南京后才提出的‘天朝田畝制‘，並不曾真正實行過。洪仁玕1859年提出的《資政新篇》，有較多方面的設想，是因為他的突然到來並被倚重才出現的，在太平軍中全無思想基礎，更無實施可能，握有大權的諸王連看都不看，不過是一紙空文。許多具體制度、組織、條規，如聖庫制、供給制、諸匠營、百工衙等，在南京執行了一些時候的夫妻分居、禁止私有財產、取消商業貿易等，都是軍事化的辦法，不具有政治建設的意義。它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外國的承認，外國同它的幾次接觸，屬於了解情況。只佔據全國少教地方，沒有完整行政體系，沒有得到全國多數百姓和國際社會承認，當然不能算國家。
農民造反在佔領了一些地方之後，往往就建立什麼國。遠的不說，明末的李自成1643年在襄陽稱新順天，次年在西安就建立什麼‘大順國‘，並且設立一套行政機構，不久還打進明朝首都北京。張獻忠先在武昌稱大西王，后在成都稱帝，建立什麼‘大西國‘。他們從1629年和1630年相繼造反。至1645年和1646年相繼失敗，自始至終也是十幾年，與太平軍興亡時間長短基本相當，從來也沒有人按照他們自稱的國號，去為之寫什麼《大順國史》、《大西國史》。有關論著也不用他們的‘國號‘。為什麼太平軍就要按他們自稱，承認它是‘太平天國‘呢？
更根本的理由不是類比。而是在於有沒有統一或基本上統一全中國，有沒有得到全國多數人的承認。在國際交往日益增加的十九世紀中葉。還要看是否得到國際上普遍承認。一個統一的國家不應當有兩個中央政權，局部的佔據是不能稱之為國家的，更何況太平軍在南京‘建都‘后一直受清軍圍攻，最後完全被打敗。不能因為清政府的**，而否認它是代表全國的中央政權。也不能因為對太平軍的偏愛（實際上它的許多方面完全違背社會的文明進步），就稱它為國家。
總之，太平軍造反和在中國幾省的軍事佔領，不成其為國家。無論持何種觀點和評價，要為它寫歷史論著或歷史正劇，都應當稱之為太平軍而不是沿用不正確、不合事實的‘太平天國‘。紀**館、遺址之類，也是如此。比如，要為它寫歷史書，應當是名為《太平軍史》，叫做《太平軍興亡史》也可以。各種遺址，比如王府，應當稱為太平軍某王府。只要放棄不科學的觀**，歷史書、論著、遺址、翻譯中的許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走出夢話
弘曆（乾隆）在位後期，‘文治武功‘的眩目外衣，包裹着官吏**、國庫空虛和其它許多複雜問題。尤其是長期思想文化的極端**主義，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貽害不會與弘曆一起進棺材。較之經過文藝復興進而開始產業革命的歐洲諸國，中國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目益落後。頤琰（嘉慶）掌權，想要在經濟和吏治方面有所改良。但他和近臣只能着眼於一些表層問題，而且未能採取有力的措施。到了旻寧（道光），積弊屢甚，許多國內問題日趨激化。帝國主義也就開始公然的侵略，國勢衰頹日益暴露。一些憂國憂民之士，看出了一些痼疾，思考着改革。鴉片戰爭給了中國朝野當頭一棒。原來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家魏源，進而提出培養人才，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建立近代化工業，以抵抗外國侵略。這些主張，切合時宜，影響很大。為形勢所迫和事實的教訓，清朝當局從自身的利害考慮，完全有可能半推半就，逐漸採納和實行一些維新建議的。只要官府不禁止，民間的工廠，也會自發地逐漸開辦起來。如果科技和工商業走向近代化，必然會對其它領域產生帶動和促進作用。太平軍造反，鹿死誰手，吸引了全國上下的注意，人們沒有心思去探討實行近代化的大小方案。更何況，清朝當局和太平軍雙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拼個你死我活，僅僅‘師夷長技‘一項。也沒有大規模實行的條件。
生產力落後，人口壓力，官吏**，鴉片流毒，財政枯竭，已經使清政府非常虛弱。連續不斷的外國侵略，損兵折將，割地賠款，喪失權益，外交問題困擾不已，更是對這個虛弱的巨人的多方面打擊。於是，太平軍僅用了兩年多時間，就從廣西桂平打到南京。從造反的角度來說，這確實是很好的時機，才會那麼快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對於洪秀全、楊秀清來說，他們一門心思就是要造反成功，登上權力頂峰。至於在外國侵略頻繁的情況下造反，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會產生什麼作用，會使中國在世界格局中處於什麼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去冷靜想一想的。然而，從清醒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角度，冷靜地看待外患日甚的中國處境，在各種可能性之中，最不利的事是：長期、大規模的內部戰亂。當時許多人就看到這個關係中國命運的根本問題。拉開時間距離，只要沒有偏見，這一點更是清楚不過。
太平軍‘定都‘南京以後，洪、楊建立一個君權與神權相結合的體制。當然，這是一個局部的佔領和割據，遠非控制了全國。如果他們能攻下並控制北方的更多地方，那就必將‘天京‘這一套推廣，頂多作些次要的修補和調整，根本體制是不會改變的。洪秀全在‘天京‘的所作所為，充分證明他既要當天王，又要當教主，對臣民進行君權與神權的雙重統治。他深居不出，神秘兮兮，不但是忙於‘安享天福‘，也是製造教主的高高在上的架勢。楊秀清既巳掌握了軍政實權，還更加抓緊‘天父附身‘的神權．這既是準備時機成熟時代供自立，也是為了從精神上、心理上統治部下和百姓。
中國歷代皇帝都自稱‘受命於天‘。這個老調子到清朝也照唱不誤，但它的欺騙性與控制力已越來越受削弱。洪秀全不同之處在於，不但‘受命於天‘，還要成為唯一正統宗教的教主。這宗教實際上是土洋混合的洪氏宗教。對其它一切宗教神道，統統稱之為‘妖‘，加以排斥和鎮壓。所以就不只是借‘天‘之名維護或強化君權，而是君權統治之外再加上神權統治。借迷信宣傳造反取得相當大的成功，使洪秀全更熱衷於神權統治。要是楊秀清取代洪秀全．也會繼續用‘天父附身‘，統治臣民心靈的。
當歐洲經過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張揚人文主義，衝破教會枷鎖，繼而在科技領域取得重大進步，產業革命使不少國家在工業、商業、軍事、教育諸領域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在中國的洪秀全及其太平軍，卻要建立一種君權與神權結合的徹底**主義統治，註定中國必須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君權與神權結合的徹底**主義，必然排斥文化與科學。洪秀全不分青紅皂白，將中國歷代典籍一律斥之為‘妖書‘。盡毀不成，仍不甘心。統統要經他自己抓的機構刪改后才可再用，可是到死也未刪改出一部。其實他的皇權思想和享樂主義，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部分。鴉片戰爭的洋艦、洋槍、洋炮，並沒有引起他對近代工業的重視。他連南京城內都不準開店，遑論發展商業。作為連秀才也考不上的小知識者，他對有文化而未參加造反的人，抱着一種強烈的敵視心理，以致他的部下將這些人視之為‘妖‘而格殺勿論。他當然意識到沒有文化、日不識丁的人，更易於接受他的一套。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統治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作為工具，於是進南京不久便開科考試。然而，他們的反文化、仇視知識者的作為，加上他們在外國侵略加劇之際造反，為有識之士所痛恨，即使發告示，說逃避考試的斬首無赦，應考的仍寥寥無幾。這樣的強迫應試，說明很多問題。當時有人就看出：‘無讀書練達之人‘是一大缺憾，‘蓋天之所不與也‘。這個‘天‘如果作客觀規律理解，就有道理。朱元璋造反時比洪秀全更沒有文化，但他肯用知識分子，於是打了天下，並且坐穩寶座。然而，他做了皇帝之後，一心只為家天下，搞極端皇權主義，實行特務統治，大興文字獄，大殺功臣，使中國沒能得到可能的進步。進八十九世紀，在人類文明處於急速發展的歷史階段，洪秀全此種思想態度，他所佔領的地盤越大，在位的時間越久，中國與近代化國家的落差必然越來越大。
清朝政府為了與太平軍作戰，使盡了力氣，用盡了辦法。這是生死攸關的事，你死我活的搏鬥。其它一切，都顧不上或雖顧而乏力了。給漢人兵權，是極其忌諱的。不得已之時，也就給了。最後。主要依靠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高文化的漢族官員，打敗了太平軍。太平軍在造反過程中，造就了石達開、李秀成等一些善於征戰的將領，可惜他們走錯了路，只能成為洪秀全的殉葬。
1857－1860年，英、法等國，趁清政府與太平軍兩敗俱傷之際，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是盡人皆知的：火燒圓明園，洗劫北京城，簽訂了對中國更加苛酷的《北京條約》。從此，列強更將中國視為可以藉機宰割的魚肉。
1864年。太平軍失敗。四年後，它的殘部和捻軍的聯合部隊也完全被消滅。從它起事至此，歷時十八年。清皇朝穩定下來了，洋務運動也見到幾項成效，於是人們稱之為‘同光中興‘。從中國內部而言，這種說法是有些根據的。從世界格局來看，中國與列強的差距還在擴大，只是停止了滑坡，落差減緩而己。
本來，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歷史給中國和亞洲國家提供的近代化最後機遇。日本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抓住了這最後機遇。它實行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全面變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可中國呢，被內戰弄得精疲力盡，財政空虛又要給外國不斷增加賠款，不時受到列強侵凌，沒有力量實行全面近代化。加之此時正值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日益專擅和**的年代，近代化未能得到應有的支持。一些學習外國技術和引進設備的努力，起起落落，成不了氣候。如果沒有長期的內戰，哪怕是內戰在幾年裏結束而不是遷延十幾年，從五十年代開始推行近代化，即使進展不快，也有可能減輕內外交困的惡性循環，不致根本喪失最後的機遇。中日甲午戰爭（1894）的結局，表明抓住機遇和喪失機遇，後果是多麼不同。從此以後，中國便是沒完沒了的割地、賠款，國難、國恥成了家常便飯。從物質到精神，都幾乎抬不起向前的腳步。太平軍引起的長達十幾年的內戰和反文明的政策，打斷了中國探求近代化的可能，並且使後來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車爬高山。
幾十年來，許多歷史論著，將起於農村的造反，稱為‘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一概從根本上加以肯定，說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為了印證這一先行結論，經常不能正確對待史料。總是按這把尺子，對史料進行取捨、剪裁、加工、曲解，有時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其實．農民造反不能一概而論，要看造反者的目的和所作所為，還要看外部環境的不同。歷次造反，總是提出一些口號、綱領，以鼓動人們參加、支持，爭取勝利。對此，應該有分析。首先是，口號、綱領是否切中時弊，藥方開得對不對。但要注意，有些口號、綱領只是為了宣傳鼓動，一開始就有很大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有些口號、綱領，起初包含幾分真實願望，時過境遷便大部分放棄或當作破鞋子丟掉。所以，更重要的是看造反者做了些什麼。反暴虐統治，反貪官污吏，反橫徵暴斂，都是正義的。然而，如果造反期間或立足之後，只是換個旗號換批角色，正義性便喪失了。如果弊害甚於所反對的政權，那是雙重的罪惡。因為，百姓和社會己為你的造反付出了沉重代價，你卻給了一個更難以忍受的結果。與此相關聯的是，倡導、建立些什麼。如果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百姓的安居樂業，民族的團結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反之，便是歷史前進的擋路石或地雷。農民造反的成敗，打下江山後施政的得失，關鍵是對待先進知識者的態度。先進的知識者，不但是文明的結晶和酵母，也是社會繁榮進步的第一動力。被稱為‘農民革命‘（或起義）領袖的張獻忠，以招考為名，殺盡應考者，筆墨成了小山。一代梟雄，給中國尤其是四川造成巨大創傷。如果他更陰險一些，利用知識者幫助，佔領中國大部分地盤乃至全國，再來殺盡知識者，燒盡各種圖書，那將是空前的浩劫。
幾十年來，太平軍被作為‘農民革命‘的範例。其實，前期領導集團和骨幹，不少人是遊民、富戶、典當商乃至海盜。問題不在於這些人原來的身份，不能用這種筒單化的機械論來確定它的性質和歷史作用。問題在於，它是利用宗教迷信發動起來的造反，而不是具有近代先進思想的革命；它是為極少數人建立‘地上的天國‘，而不是為中國創造美好的前途，不是為廣大農民謀福祉。洪秀全等利用漢人對滿族統治和清廷**的不滿，以宗教迷信為外衣、工具、武器，煽動、迷惑、欺騙一些人八伙。公開造反之後，還加上很大的威脅成分。他們所到之處，沒有逃跑或被殺掉的多數百姓被收編入太平軍，財產充公，房屋燒掉，以絕退路，隨即以洪氏教義從思想到行動嚴加約束。參加者無論願不願，通不通，只能成為帶着‘天國‘夢的過河卒。洪秀全、楊秀清是否給廣大農民利益呢，看看他們打下南京后的所作所為。便可瞭然。所謂‘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主要是為了宣傳需要。這種農業平均主義，根本不可能真正實行。由於他們的許多具體條規制度，只能造成荒謬的社會結構和生產關係，進行極其苛酷的統治與掠奪。連各級官員吃多少肉，都有明文規定，差別懸殊，這是‘無處不均勻‘非常生動的註釋。至於實際上的驚人落差，更是對‘均勻‘最刻薄的嘲弄。加上動輒‘斬首不留‘的恐怖統治，便導致經濟的嚴重萎縮和文明的休克。說什麼推動歷史前進，實在是匪夷所思。
不加分別地從根本上肯定‘農民起義‘、‘農民革命‘，是歷史研究一大誤區。大規模的農民造反，當然表明那時的政權或社會存在嚴重問題。然而，造反並不是唯一解決問題的途徑，還可以有其它選擇。造反的代價最大，只有取得相應的補償，才應當肯定或讚美。認為無論怎麼樣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進步意義，是一種背離事實、違反科學的歷史觀。根本的尺度應當是，根據其所作所為和造成的效果，帶給廣大人民福利還是苦難，促使社會文明進步還是落後倒退。
歷史和歷史論著，是很不同而卻常被混淆的兩個概**。歷史是昨日的實有，是一切曾經存在的物質和精神及其各種形式的運動。歷史論著則是各式各樣的人，以不同的意圖，對歷史作出的描述和評價。因此，歷史與許多歷史論著相去甚遠乃至南轅北轍，人們已經見怪不怪。只有不以預設的結論和一時功利為依歸，尊重歷史，客觀、正面看待歷史。才可能有近於真實的描述和公正的評價，才可能成為各種經驗教訓的鏡子，為今天和明天提供精神滋養。尊重歷史的根本和出發點，是力求符合昨日的實況。只有尊重歷史，才可能被歷史所尊重。
應該走出夢話，拒絕夢話。這不僅是歷史研究健康前進之必需，也是一個社會扶養正氣的要求。
捨命登頂
這篇文字，要說的是林則徐與太平軍。
林則徐在廣州，禁止鴉片，虎門銷煙，抗擊英軍，是每一個中華兒女都稱頌的。1949年以後的幾十年裏，中國的歷史教科書、電影及其它宣傳媒體，按照統一尺寸，也在這一事件上給予肯定。只是，那些宣傳媒體，給人的印象，好像他可以肯定之處，也就僅此而已。
八十年代以來，他的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常被引用。1989年至今，另一聯則更廣泛流傳。那其實是一首七律的對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其它好聯還不少，如：‘願聞已過／求通民情‘。又如：‘應視國事如家事／能盡人心即佛心‘。不過，還是前兩聯更好，更能傳達他的精神境界，並為他所身體力行。
他為官四十年，除在廣州的禁煙、抗英之外。值得讚美的作為還很多。比如，大力興修水利，比較明智地處理民族矛盾，積極安定邊境，率先睜開眼睛看世界，這在他生活的時代都很罕有。縱觀十九世紀上葉，他是非常突出的偉大愛國者。其偉大，其突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一生清醒，為所當為，為國家不計個**福生死，尤為難能可貴。
然而，這位偉大愛國者卻長期受到莫名其妙的貶損。原因是他臨終前受命去消弭洪秀全等人的造反。‘鎮壓農民起義‘。是一項所謂原則問題的大罪名。不少歷史人物，因此被一筆抹煞，甚至被醜化、鬼化。其實，所謂‘農民起義‘有各式各樣，不能一概而論。參與、支持、反對或鎮壓，也因各種形勢和主客觀條件而千差萬別，不能簡單化地一刀切。
林則徐的一生，尤其是在廣州的愛國正義作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存在，是無法掩蓋、抹煞更不能否定的大事。至於‘鎮壓農民起義‘，他在赴任途中便病故了，沒有來得及對洪秀全等人實行‘鎮壓‘。即使如此，有些著作文章，也還是將他奉命去廣西，作為一個大問題，說是什麼‘可恥的使命‘，是什麼出於‘統治階教反動本性‘。有些辭書、小傳、文章。沒有這樣粗暴嚴厲地貶斥，也都作為一個污點，記上一筆，再說他在潮州途中‘病死‘。前巳說過，按照1949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價值判斷，‘鎮壓農民起義‘便是‘反動‘，即使還沒有實行，也不能放過。最後用‘病死‘二字，即由此而來。須知，此類書中，對歌頌、讚美、肯定的人物，因病去世的均稱為‘病逝‘，反之則曰‘病死‘。一字之別，褒貶盡在其中，所謂春秋筆法是也。
然而，照我看來，林則徐之受命赴廣西，是非常崇高悲壯之行，是這位偉大愛國者達到他品格頂峰的攀登。
因為，林則徐之受命，完全是為國家興衰存亡着眼，置個**福生死於度外。
要說明這個見解，就得從前前後後做些必要的考察。
作為清醒的愛國者，林則徐為官之後，就考慮社會改革。他除了在自己職權範圍內儘力為國家為百姓‘辦實事‘之外。還同龔自珍、黃爵滋、魏源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這是一個切中時弊的改革觀**。正因為有他的參與提倡與支持，經世致用的觀**才產生深遠的影響。1949年以來的一些史書，只提龔自珍、魏源，大約因為林則徐是大‘封建官僚‘又有前面所說的那個罪名吧。這其實是很不公正的。
1839年，他作為禁煙的欽差大臣到廣東，在內外環境異常複雜，任務極為艱難繁重的情況下，特意派人翻譯外文書報，尤其是譯成《四洲志》（原書名為《世界地理大全》），以了解外國情況，世界大勢。直接原因是為了禁煙和抗英的需要，但決不僅僅為一時之用。後來，魏源受他委託，以《四洲志》為基礎，擴編成《海國圖志》，並且不斷增補。由此可知，他是從思考中國的改革，到睜了眼看世界，又從世界格局來看待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
1848年，他在雲南，面對漢、回爭鬥的局面，提出‘不分漢、回，但分是非‘的政策，明智地處理了民族矛盾，安定了邊境。因此，以雲貴總督被加封太子太保。但他並不貪戀高官顯爵。次年，他在平息越境騷亂，給雲南贏得一個安定的邊境之時，因自己年老多病，請求退休回家，得到准許。早在退休之前，他曾因疝氣、脾泄（便溏泄瀉）等疾病一再請過假，這些病都不宜於勞累、顛簸，需要在清閑安逸的條件下調理。退休回到福州才半年，他當然知道應當繼續調理疾病，頤養天年。然而，還是毫不遲疑地接受了奕詝（咸豐）的任命，並且儘快上路。本來，奕詝在夏間就想起用他，但他以病推辭了。這次奉旨急忙赴任，可見情況之特殊，可見他本人的極端重視。照官方所說，當時廣西‘盜匪充斥，竄擾數縣，民不聊生‘，更大規模的暴動即將發生。作為剛剛卸任的雲貴總督。作為十分關注時事的愛國者，他對廣西動蕩的局面必然有所了解。對洪秀全等利用邪教迷信準備造反‘立國‘，也有所聞知。他答奕詝的奏摺里說‘未悉情形‘，這是官員對皇帝或上級慣常的套話——用以襯托‘天子聖明‘。此前兩廣總督徐廣縉從廣東趕去廣西，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又無法兼顧廣東。廣西巡撫鄭祖琛一向‘專務彌縫‘，也就是專門掩蓋問題粉飾太平，此時更是束手無策，坐視騷亂燎原。林則徐既大略了解形勢的嚴峻，也明知徐廣縉、鄭祖琛既無能又有矛盾（未幾鄭被徐彈劾而革職治罪，徐後來在武漢也被革職並判‘斬監侯‘即死緩），聽任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很快就會造成燎原之勢。如果有人認為他看中欽差大臣的高位才應詔，那不但沒有根據更大悖於情理。事實上，十一年前他就當過欽差大臣。還先後出任兩江、兩廣、湖廣、陝甘、雲貴總督。被加封為太子太保，可算是曾經滄海了，哪會在衰老多病並已經退休之時，還看重什麼高位，倒是，他必定會從這一任命，看出形勢的艱危，責任之重大，赴任的政治風險。但是，強烈的愛國情志。使他也顧不得這些了。
顯然，他從當時的世界形勢，從列強覬覦中國，從鴉片戰爭英軍侵犯中國沿海之得逞。痛感中國必須學習外國科技，發展生產力，擁有堅船利炮，才能免於被動挨打，免於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免於割地賠款乃至最後被瓜分。只有國內社會安定，才可能進行改革，實實在在地‘師夷長技‘，達到國強民富之目的。而廣西的嚴重動蕩，遠非邊境民族問衝突可比。在外忠彌殷的情況下，如果廣西的局勢蔓延，很可能導致中國的內外交困，那就直接威脅到國家的生存，絕對不能等閑視之。
他心甘中的國家，有多方面豐富內涵。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當然有深刻的印象，只是在那個時代和環境裏不能明說。如果他是一個將皇帝與國家等同起來的人，就不會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就不會有‘無欲則剛‘的風骨。他為官四十年裏，先後在浙江、山東、江蘇（包括現在的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大力防治水患，興辦水利，賑災救荒，在被流放新疆時還墾荒開發，在雲南明智處理民族衝突，許多地方的百姓十分感**。他無論作一般官員、封疆大吏、欽差大臣，都注意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思考興利除弊和發展生產，希圖學習外國技術以抵禦侵略。以他的高深文化涵養，自然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濃厚的感情。只不過，他並不囿干中國歷史文化，而是率先睜眼看世界，為整個國家的生存和前途着想。他確實忠君，固然有時代與個人局限的一面，但還應看到，他是將皇帝作為多民族國家統一的象徵的。他是在愛國的前提下而忠君的，否則他曾受過奕詝（道光）的錯誤的處罰，即使不敢口出怨言和流露對立情緒，也盡可不必那麼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受到嚴重的威脅，使他不計個**福生死。1850年9月29日（夏曆，下同。一說是10月1甘）接到詔書。此時，他舊疾疝氣和脾泄都正在治療中。但他顧不得這些，10月2日，就起程了。那時交通不便，旅途顛簸。10月12日到詔安，病情急劇惡化，一日泄瀉二十餘次。如此病情，照常理，當然必須停下來休息治療。然而，對國事的焦慮，使他完全置自身的病痛生死於度外，堅持繼續趕路。的確是為國忘我，奮不顧身的典範。幾天後到了廣東普寧，竟至‘昏暈難起‘。堅強意志畢竟無法戰勝重病，乃口授遺折，由隨行的次子林聰彝代筆。隨即，他就不治病逝，時在十月十九日辰時。數日後，還不知他已病故的奕詝，還加派他兼任廣西代理巡撫。
倘若他不是重病在身，帶病馳驅於途，以致病逝於行館；倘若天假以年，得以到廣西履任，憑他的能力、經驗、名聲、威望，是有可能在拜上帝會未成氣候之前，加以瓦解，平息這場造反於尚未正式爆發之時的。即使爆發了，也決不會像後來的欽差大臣賽尚阿那樣，指揮完全錯誤，讓已經山窮水盡的太平軍從永安突圍，並且在流動中迅速發展壯大。這樣，自然也不必像後來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到了太平軍造反已經燎原，才開始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從而屢經曲折，費了十多年時間，才結束了內戰。不必在雙方都付出了巨大代價，十餘省飽經戰爭摧殘，才來包紮深重的創傷，逐步恢復正常的農工商業。簡括地說，如果老天爺給林則徐以必要的時間，太平軍公開造反就不一定發生。即使發生了也會較快被瓦解或擊敗，中國就可以免於十余年內戰的劫難，實行近代化的最後機遇就未必會失去。應當承認，在關鍵時刻，一個傑出人物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歷史天平上的重大砝碼。
林則徐在飽經打擊和磨難，在‘同甘苦四十四年‘的夫人鄭氏‘先撒手‘的感傷心情中，在個人功成名就並且已經因病退休之後，在亟應安定清閑地治病養病的時候，在政敵穆彰阿仍把持大權的情況下。甘冒生命與政治風險，不計個**福生死，立即應詔赴任，是一般人所難以想泉的。這既說明，作為睜眼看世界的政治家，對於廣西騷亂的嚴重性及可能演變成為全國性的災難，有清醒的認識和預見。對於以迷信活動醞釀公開造反持堅決否定的態度。他用生命證明，****不忘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是由衷的信條而非一時的豪言壯語。他一生的言論行止，較之洪、楊的所作所為，對中國走向近代化進程所起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將洪、楊的精神境界與他相比，倘不說是對他的褻瀆，那就說是極大的反差吧。
然而，在一百年後，在一些學者的眼裏，林則徐應詔去廣西，竟成了他的罪名或污點。歷史之被顛倒，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當然，這是某些將‘農民革命‘一概美化的理論造成的。既然如此，那就讓我們將林則徐的捨命赴任，與太平軍的造反，與為美化太平軍而污辱林則徐的觀點，與‘農民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論，一起放在現當代良知的評議台上，將青史，從頭說。
科舉怪胎
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絕對不會想到，在有人對它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質問的時候，它竟由於產出一個怪胎，得以苟延殘喘幾十年。
這怪胎就是由洪火秀改名的洪秀全。
洪火秀在只有十四虛歲的1827年開始參加考試，一考就成為童生。隨即乘勝前進，考秀才。可是考了四次，直到1843年已經三十虛歲，還是沒能跨過這道比較低的門檻。
童生是由縣官所主持的童試合格者，就是被承認的最低級的學歷。如果考不上秀才，不論你多大年紀，在年輕的舉人、秀才面前都只能算‘小友‘。秀才的正式名稱是生員，是經過考試合格而進了學的．表示你有資格由縣學管教的學生，是報考舉人的一種資格，還不能稱為‘中武‘或‘中秀才‘的。可是，就這麼一個低級學歷，洪火秀考了十七年還沒有得到。
現在還沒能看到洪火秀的當年的考卷，也許永遠看不到了。照洪火秀——不，改名洪秀全之後留下來的文字來看，他是不應‘進學‘即考上秀才的。他桀傲張狂、自我中心的品性，三教九流、無法無天的思想，文白夾雜、顛三倒四的文字，在應考中無論怎麼小心謹慎，不可能完全不流露出來，從而不可能不越出八股文的軌範。只要有明顯出格之處，即使整個考卷水平不差，考官也不能、不會、不敢判為合格。這一點，洪火秀自己終於也覺察了。當他開始造反時，就將孔子作為革命對象。一方面固然是宣傳拜上帝的需要，但在深層意識中，有強烈的報復情結。因為八股考試，作文內容必須限於《四書》、《五經》，而且只能依照朱注。形式從破題到束股，也有嚴格的模式規定。一個自負的青年，一個曾經被家裏寄以厚望、被鄉人誇得飄飄然的讀書人，每一次名落孫山都會引發特彆強烈而又複雜的反應。他1837年第三次科場失意后大病四十餘日，死去還魂后‘俱講天話‘。那心路歷程，一萬個弗洛依德也解釋不清。我認為，有幾點是可以推定的：一是內心在極其複雜煎熬中的掙扎，二是在極度刺激之後造成輕度的神經分裂症，三是清醒夾雜些許夢幻后的超常反彈，四是作為一種表演，主要是做給別人看的，五是考慮如何藉助《勸世良言》創立宗教進而用以造反。失望、羞愧、沮喪、憂鬱、不平、怨恨、憤怒、不甘沉淪、渴望報復諸如此類的心態都會有。最基本、最現成的想法和表達，是認為考試和官府太黑暗了。最重大、最本質的逆反心理的產生與形成。是‘我今為王‘、‘手握乾坤殺伐權‘。他巳在內心深處做了造反的準備，‘作秀‘既是為眼前遮羞也是為以後造反放出的氣球。他十幾年後成了天王，說這次的大病一場、裝神弄鬼，是‘上帝教朕橋水（計謀）‘。所以，他並不全是心力交瘁而病倒，也沒有完全精神崩潰，故而能在挺過第三次落榜的難堪之後不醫自愈，能夠在六年後再去考了一次。1843年最後赴考，表明他對清政府的八股取士還沒有絕望，也表明六年前的病倒不完全是‘橋水‘。第四次落榜，導致了他人生道路根本轉折的實行。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領袖洪秀全。
茫茫中國，芸芸童生，進不了學，多如牛毛。人們多以各自的方式，消解了落榜的失意，打斷了讀書做官的**頭，尋求別樣生計。可是，老童生洪火秀卻與眾不同。十七年裏四次挫折，給他留下了刻骨銘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舉制度，而是他的落榜。他要用‘讓我來考別人‘作為報復。在造反后首次佔領小城永安時，萬事紛繁，可是他卻在1852年1月舉行考試。當然是洪秀全自已作主考。可是，小小永安，沒有逃跑的百姓都被迫參加太平軍，有誰來應考呢?那就叫太平軍中讀過書的人都來考吧。於是，剛被封為南王的馮雲山帶頭應考。考題是：天王萬壽詩聯。結果，四十多人榜上有名。馮雲山為第一名。這次考試，根本不是什麼‘開國求才‘。求才怎麼會讓造反的主要策劃者之一、‘開國‘元勛馮雲山來應考呢?又有一種說法，說這只是為慶祝洪秀全生日。本來，他登極稱天王后第一次過生日，盡可以舉行特別的迷信儀式，吃喝玩樂，閱兵，比武，或者其它他想得出來的什麼玩意兒。可是偏偏都不。而是要舉行考試。將生日和考試聯繫在一起．由我來考別人，這種考試情結是明擺着的。打進南京的當年即1853年，在楊秀清生日時舉行考試並由他主持。南京城裏沒有逃離的讀書人。憤於太平軍反文明、摧殘中華傳統文化的暴行，恥於在洪秀金、楊秀清這樣的‘鼠輩‘手下求功名，不願參加考試。洪、楊不得已而出佈告，讀書人不應考的要殺頭。儘管如此，應考者也很少。有人還利用考試的機會，在考卷里諷刺乃至痛罵，當然都被五馬分屍或寸磔了。後來，在韋昌輝、石達開生日時，也都舉行過考試，同樣由他們分別擔任主考。這些考試，都比在永安那次較有準備，較有條規。所以，被視為太平軍的正武科舉。此外，還舉行過一次女科，專要婦女報考。內訌之後，仍繼續科舉考試，由洪秀全身邊的頭號奴才蒙得恩任正總裁，會打仗而文化很低的陳玉成任又正總裁，讓他們過過癮。陳玉成被俘后，在清廷大員勝保面前，放着許多顯赫的官銜爵號不用，自稱‘本總裁‘，可見最重視的是這個。他自己造反前並未參加過科舉考試（要考童生‘被斥逐‘），其所以重視總裁的虛名，無非是洪秀全科舉情結和報復心理在領導集團的延伸和擴散，或者說，由洪秀全造成的一種集體意識。在南京的會試之外，1854年起，還曾在湖北、安徽、福建、江蘇、浙江舉行過鄉試。1861年曾將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由洪秀全批准的《欽定士階條例》刊刻頒佈。只是，這個條例並沒有實行過。
從現在所知，太平軍的科舉考試，內容有根本性的變化。考題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平定江南論‘，‘立整綱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四海之內有東王‘，‘禾王作主教人善‘，‘真道未知須醒悟‘，‘不好拜邪神賦‘，‘誅殘妖以安良善策‘等等。總的看來，是要求為洪、楊歌功頌德，順從軍事統治，信仰邪教。美化暴政，謾罵清朝政府與傳統文化，有很強的宣傳教育含意。如果說，考《四書》《五經》是以陳舊的傳統文化來束縛思想的話，那麼太平軍的考試則是反文化、反理性的。參加考試的。大多出於被迫應付，少數是謀求功名。但這些人沒有人認真研習過洪氏邪教，太平軍的統治實在沒有什麼好恭維，而且也怕寫豁邊了以文賈禍，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像樣的試卷。有一首流傳下來，被以吹捧‘太平天國‘為能事的人所津津樂道的試帖詩，題為《一統山河樂太平》，寫道：‘一統天朝界，山河萬重新。士民皆歡樂，成頌太平春。‘從頭到尾全是由空話、套話、謊話堆砌而成，內容貧乏，文字惡俗。比清政府的舉人、秀才的一些試帖詩更加平庸無文，倒是很像一百年後的某些新詩和‘新民歌‘。從這首詩，可以看出整個太平軍統治區科舉考試的水平。實際上，太平軍的領導人也並不要求應試者寫出什麼好詩好文，只要你表示歸順、洗洗頭腦、湊湊熱鬧也就可以了。
考試中式的比率很高。大約去應考的，只要能夠填滿考卷，未被發現什麼出格的內容，便都給中一個不同的等第。在南京，就如《金陵省難紀略》所說的，‘大約應考人無不中試者‘。三鼎甲賜冠服金花，次一等的有袍無冠，再次者給紅綠縐短襖。然後游遊街，便算完事。武科尚且‘一律回原衙聽候調用‘。文科就自然只能從哪兒來回哪兒去。有人考過後，等等未見授職任用，問他所服侍的某王，得到的回答是：‘本為祝壽耳。若授職，爾等文人，能作何事?豈若仍作吾之掌書大人為佳乎!‘鄉試中武者起初也叫舉人（後來改分博士、約士、傑士，相當於原來的舉人、廩生、副榜），只考全日一場，便以定局。1854年，湖北一千餘人應考，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慶鄉試，只潛山一縣便有八十四人中舉人。每人獎點什麼。比如黃巾、紅緞包頭，都是‘聖庫‘里富餘的東西。給你們一個空名，讓你們來表示歸順，聽聽你們歌頌，消除些胡思亂想．弘揚一通洪氏教條。粉飾一下昇平，表示一點德政，滿足我的報復心理，享受我的王權威風，都是從‘本為祝壽‘生髮出來的。領了獎算完，大約連遊街也不游。從南京到省里，從逼考到考試到唱名到發獎到遊街，不知多少笑料。
像鬧劇而不是鬧劇，像猴戲而不是猴戲。這是變了味的科考，是科舉制度將要走到盡頭的一支插曲。
老邁衰朽的科舉制度受到了哭笑不得的嘲弄：它所孕育的一個怪胎，被拋棄后卻懷着特殊的‘戀母情結‘，在成為一方主宰之時，就急切地要讓它按自己的意願和設計重新煥發青春。雖然，這只是短暫而醜陋的插曲。但是，正因為這怪胎和插曲的出現，人們暫時停止了對老朽的科舉制度生存權利的質疑和挑戰，推遲了它壽終正寢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