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俠盜的一點資料（湊字數，可以不看）
羅賓漢是英國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人物，相傳他活躍在1160年至1247年間的英國，人稱漢丁頓伯爵。從12世紀中葉起，關於羅賓漢的民謠和傳說就開始在民間流傳。14世紀，有關羅賓漢的故事首次作為文學作品問世。此後，不斷有作家以此為素材，寫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其中，美國作家霍華德·保羅於1883年出版的《羅賓漢在諾丁堡的探險故事》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本書是法國文豪亞歷山·仲馬在前人基礎上再創作的作品。這部作品與我們以往所熟知的情節和人物不同，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全新的、更加生動豐滿的羅賓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對比閱讀的機會。
目前保留下來的關於羅賓漢的文學作品可以追溯到14世紀，威廉·朗蘭德的長詩《關於農夫皮爾斯的顯聖》是其中最早的作品。蘇格蘭歷史學家沃爾頓的《蘇格蘭編年史》中也提到了他。15世紀以後，羅賓漢逐漸成為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
羅賓漢以夏伍德為大本營，聯合小約翰、溫里奧等人，劫富濟貧，整治暴戾的路德曼貴族、官吏，並把得來的錢財用於救助貧苦百姓，體現了中世紀英國人民反抗封建壓迫的精神。
作者簡介······
亞歷山大·仲馬，也被人們稱為大仲馬，1802年出生於法國北部一個叫維萊科特雷的地方，其父曾是拿破崙一世時期的著名將軍，大仲馬4歲時，父親去世。後來，他來到巴黎，在奧爾良公爵的府上找到了一份文員的差事。在這期間，他寫了幾部作品，其中戲劇《亨利第三及其宮廷》剛一問世就獲得了巨大成功，掀起了積極浪漫主義寫作風格的新浪潮，成為19世紀法國話劇改革的先聲。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期間，大仲馬惟一一個扛起槍、走上街頭捍衛共和原則的作家，此後，他以其浪漫主義的風格和積極奔放的主題寫出了許多家喻戶曉的不朽作品。其中，《安東尼》、《國王》等作品一問世，就以其奔放的想像力和絕妙的筆觸引起了巴黎文壇的轟動。
在他的作品中，小說《三個火槍手》、《二十年後》，以及《布拉熱洛納子爵》等，都是小史上有關友誼主題的代表作，被譯成多國文字，在全世界傳閱。
大仲馬被稱為寫作奇才，他一生共創作了二百五十多部作品，都有着驚天地泣鬼神的感染力，不同年齡段的讀者都會被其感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冒險小說《基督山伯爵》，其完美的創作創造了文學史上的奇迹。
記載遊俠、刺客、俠盜的文獻史料，雖遠逾周秦，漢魏六朝間還出現過一些記敘武術故事傳說的小說，但真正描寫這類人生涯的武俠小說，卻產生於唐代。
唐代初年，國家比較強盛，政治比較清明，經濟比較繁榮，社會比較安定，因之產生的作品也比較溫和，如無名氏《補江總白猿傳》、張說《梁四公記》等，主要受志怪、博物之類小說影響，雖在張鷟《朝野僉載》中也出現了《壁龍》、《宋令文》那樣的武俠小說，但多是簡單記事性的，還不能算是有意識地創作武俠小說。嚴格地講，武俠小說興起於唐中晚期。
“安史之亂”不僅使唐王朝受到巨大創傷，中央由此失去了對地方藩鎮的控制，也使廣大人民經受了一場空前浩劫。據《通典》卷八《食貨典》、《唐會要》卷八四《戶口數雜錄》等載，當時全國人口數目從天寶末年的９００餘萬戶，下降為１９３萬餘戶，雖然其中有些戶口是逃亡到外鄉或被豪強隱佔，但死於兵燹的人數一定也很驚人。唐代的社會經濟也因“安史之亂”遭到了大破壞，尤以北方情況為重，中原土地大片荒蕪，農業生產幾乎停頓。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亂”時，曾借重回紇部貴族的武力，回紇兵所到之處肆意劫掠，吐蕃貴族也乘機侵擾，“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蕃戎之境，堙沒者數十州”（《舊唐書·吐蕃傳》）。從此，唐朝不僅在西域的力量大大削弱，甚至連關中安全也不能確保。“安史之亂”雖然平定，但社會並未安定，唐王朝中央力量日趨衰弱，不僅河北、山東等地列鎮相望，就是唐王朝腹心之地，也不得不遍設節度使。
此後中央與方鎮、方鎮之間的內戰不息。據《新唐書》、《舊唐書》載，當時節度使權力很大，擁有政治、軍事、經濟等特權，完全不受中央管轄。像魏博田承嗣、幽州朱滔、淄青李師道、成德李寶臣、盧龍李懷仙、昭義薛嵩等，都大量佔有土地，“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舊唐書·李寶臣傳》），如同世襲的小朝廷。他們為了發展和保住自己的勢力，都親自掌握一支強悍的牙兵作（一作“衙兵”）為衛隊，以防不測。據《舊唐書·羅弘信傳》載：“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為號。”袁郊的武俠小說《紅線》，即反映了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與昭義節度使薛嵩之間的明爭暗鬥。雙方各蓄武士，或護衛，或行刺。田承嗣“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這即史稱之牙兵，而薛嵩家青衣紅線竟在這嚴密的防線中從容而入，竊取田承嗣枕邊金盒以為恫嚇，這雖是小說，也真實地反映了方鎮問鬥爭的歷史情況。
這些跋扈異常的節度使，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多與中央的朋黨互相勾結，以致方鎮之亂無法及時平息。再加上宦官弄權，政治混亂，經濟蕭條，民生凋敝，整個社會一片黑暗。這時中央和地方有權勢者，多私蓄刺客，或謀殺政敵，或藉以自衛，以刺客作為自己爭權奪利的工具。
暗殺之風遠始於先秦，在唐代“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宋·王讜《唐語林》卷四）事。據《資治通鑒》卷二一五載，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移床，雖家人莫知其處”。李林甫這樣的權相尚須如此防範，可以想像當時的刺客可能有着驚人的武功。但刺殺成風，還是以晚唐為盛，並且參與了政治生活、軍國大事。唐憲宗元和十年（８１５）宰相武元衡主張討伐淮、蔡等地，與方鎮李師道、王承宗、吳元濟“咎怨頗結”，大臣裴度因贊同武之主張，也同遭忌恨。於是李師道等人遣刺客殺武元衡於靜安里，又刺傷裴度於通化里。在這兩次京師暗殺行動中，李師道手下武士訾嘉珍、門察和中嶽寺僧圓靜是主犯，王承宗手下武士是從犯。圓靜年過八十，“偉悍過人”，曾為史思明之驍將，會大硬氣功。叛亂事泄被執后，官兵“巨力者奮鎚”，不能折其脛，“圓靜罵曰：‘鼠子，折人腳猶不能，敢稱健兒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乃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舊唐書·李正己傳》）其兇悍武勇，俱足驚人。唐文宗開成三年（８３８），宗室宰相李石因宦官仇士良嫉恨，在這年五月五日入早朝時，遣刺客從郭子儀宅中突然衝出圍擊李石，因刺客砍斷了李石的馬尾，馬逸得還私第”（《舊唐書·李石傳》）。魏博田承嗣誘薛嵩之子薛雄為亂，雄不願從，“承嗣遣刺客盜殺之”（《舊唐書·薛嵩傳》）元稹與裴度爭相不和，元稹曾“欲結客王昭等刺度”，雖後來“鞫之無狀”（《舊唐書》中《元稹傳》、《李逢吉傳》），恐未必全是捕風捉影之事。另外，據《新唐書》、《資治通鑒》及唐人蘇鶚《杜陽雜編》、韋絢《戎幕閑談》、宋人孫光憲《續道錄》、王銍《默記》等書或明或晦所載，玄宗李隆基是被宦官李輔國遣刺客於夜間殺害的。代宗即位后，遂遣“盜入輔國第，殺輔國，攜其首臂而去”。由此可知，刺客殺人之事不僅見於民間、官府、方鎮，甚至也見於皇宮之內。
唐代中晚期，軍閥擁兵割據，互相殘殺異己，故使在漢初時已被政府殘酷鎮壓下去的遊俠之風，忽地又復興起來，社會上的遊俠、刺客、俠盜之流，或被中央皇室和權貴錄用，或被各地方鎮和其他官吏延請、收買，成為貼身保鏢和職業殺手，在消除異己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中發揮其特殊的作用。大概由於時代的風尚所使，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染上遊俠之風。如大詩人李白“十五好劍術”，據其友人魏萬《李翰林集序》雲，李白不僅“少任俠”，而且還“手刃數人”，另一友人崔宗之也說李白“袖有匕首劍”（《贈李十二》）。李白的義兄孟贊府，門人武諤輩，都是遊俠中人物。李白和元稹都作有《俠客行》詩，但二人着眼點不同。李白認為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稹認為“俠客不怕死”，“事成不肯藏姓名”，要敢作敢為。今人金庸有感於李白的詩作，衍成長篇武俠小說《俠客行》。在唐代兩度為僧的賈島，雖非遊俠，卻極推崇這種精神，作《劍客》詩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為不平事？”在這特異的歷史環境、社會風氣下，有關遊俠的故事傳說流布甚多，並在舊文獻資料的影響下加以翻新、變化、充實，且日神其說，終於蔚為大觀了，從中比較曲折地透視出當時社會的生活和廣大人民力求改變現狀的幼稚願望。
長期處於兵、匪、官紳壓迫下的廣大人民，因對現實不滿，或寄希望於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統治，或寄希望於遊俠之輩，幻想*劍俠奇異的本領剷除邪惡勢力，申張正義，拯救受壓迫、凌辱的百姓，一抒胸中憤恨。這就是武俠小說產生的社會土壤。而這時一種新興的文學體裁即傳奇小說，正在文壇興起，它文備眾體，雅俗共賞，比較適合用來反映俠客的奇異內容，於是使這一歷史時期新創作有關俠客的故事傳說，完全擺脫了漢魏六朝時雜在子、史中的簡單記敘，而以傳奇的形式，以異常清新、絢麗神奇的筆調進行創作，使純正的武俠小說，赫然出現文壇百花叢中，成為我國通俗小說卓越的先河。
我們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我國各族人民對本民族的武術一直很自信、崇拜，這種心理狀態，本就容易產生極為誇張的傳說，再加上我國古代人受到玄門、釋教思想的影響與熏陶，遂使俠客的行為變得異常詭怪，武功手法神秘玄奇、深不可測，往往成為完全超越現實的虛幻的東西。嚴北溟先生在《論佛教的美學思想》中雲，佛教思想雖來自印度，卻“早已和我國固有的文化思想交流融匯”，並且“參預了我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和性格的形成”，又經歷朝歷代教徒們的悉心改造，已成為我們民族思想心態的一個組成部分了。至於道教思想，它本出自先秦方士、神仙說、黃老說、陰陽五行說和漢初儒家讖緯說，更是不折不扣的正宗國貨。玄、釋二門雖被封建統治階級利用來麻痹毒害人民，但因其千百年來深深植根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已成為廣大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因此要想真實地寫出我國古代社會生活的情況，要想使文藝作品具有較為豐富的歷史內涵，就必須對我國封建社會的三大精神支柱，即儒教、佛教、道教有所反映。古代人因為缺乏科學知識，又加之歷代統治階級有意識地以愚昧化人，故使整個社會籠罩在迷信的迷霧中，往往今日視為夢囈事，古人卻樂此不疲。這種天真、幼稚、虛幻的臆念衝擊到文壇，對武俠小說的產生有融化作用。這就是武俠小說產生的思想基礎。以儒家為本或主體，不背於忠義，以道教、佛教為形或外殼，充斥着神秘怪異的色彩，這不僅是唐人武俠小說的基本特點，也是後世武俠小說之宗旨，就是在近現代武俠小說中，仍不能完全沖洗掉這歷史的積澱。
晚唐是我國武俠小說勃興期，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武俠小說作家和作品，如蔣防《霍小玉傳》、薛調《無雙傳》、段成式《僧俠》、薛用弱《賈人妻》、康駢《潘將軍失珠》、袁郊《紅線》、裴鉶《聶隱娘》、《崑崙奴》、皇甫氏《車中女子》、杜光庭《虯髯客傳》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有些著名的武俠小說家，即是釋教信徒、玄門高士，如《甘澤謠》作者袁郊的父親袁滋乃是信奉玄門的名士，在《神仙感遇傳》中有記錄；《酉陽雜俎》作者段成式，潛心釋門，很可能是虔誠的信徒；《虯髯客傳》作者杜光庭，為四川青城山道士，有關道教經典註釋，道門諸科醮儀著述極多，後世羽流多宗之；至於《傳奇》作者裴鉶，則更是有意識地將方士、神仙之說雜揉進他創作的《聶隱娘》、《崑崙奴》、《韋自東》之中，藉此博高駢心喜以釣取功名。這些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人間的俠客寫成半人半仙的神奇人物，給人以飄忽、神秘的感受，能使讀者寂寞、不平的情懷得到某種滿足或部分解脫。我國的武俠小說，雖是在現實社會生活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因為種種複雜原因，它剛剛破土出芽，就被蒙上一層神秘主義的宗教色彩，嚴重地影響了它以後的健康成長，使之多少有些畸形了。
因為經濟、交通和人口的膨脹，海盜開始自宋朝開始出現。起初是亦漁亦盜亦商的海盜﹐後來演變至和政治人物接洽。例如鄭成功戰敗退守台灣後，殘部四散，部分流亡香港為海寇。清乾隆年間越南發生內戰，阮氏兄弟起兵爭奪政權，招引並資助香港海盜鄭七為水師將領。後來阮氏兵敗，鄭七流亡返港，自此擴張香港海盜武裝勢力，分為紅、黃、藍、白、黑、青共六旗。鄭七死後由紅旗由鄭一繼承他的位置。
鄭一死後，因其妻石氏被海盜擁立為首領，帶領紅旗派。後來鄭一嫂改嫁予屬下張保，領導權遂歸於張保手中。全盛時期，他擁領三萬多手下及數百艘船，並以南中國海的島嶼為基地。紅旗派橫行廣東水域，打劫運鹽官船，主要劫掠沿海的外國貨船。相傳張保仔饒勇多計謀講義氣，雖然橫行廣東水域，但因劫富濟貧，不滋擾貧民和漁戶，得窮人支持，百姓視他為俠盜。
清廷曾多次剿捕海盜，最大規模的一次戰役，是聯合葡萄牙在赤鱲角遭圍剿張保仔領導的紅旗海盜團。據葡萄牙文獻記載，澳葡艦隊和清艦隊與紅旗海盜主力曾經在大嶼山海面進行一場激戰。並在清嘉慶十五年，澳葡艦隊以密集的炮火下大敗紅旗派三百多艘主力武裝船於大嶼山海面。張保仔乘大霧逃離赤鱲角，繼續與清政府對峙。經過上一次大海戰，紅旗派的勢力銳減。兩廣總督百齡借招安瓦解海盜團間的協定，令黑旗、藍旗兩派攻打紅旗派。後來澳門名醫周熊飛作出調停，鄭一於是嫂帶領十多婦孺到廣州和兩廣總督百齡進行談判。1810年2月，張保接受清政府的招安條件，官封三品﹐派駐澎湖剿海盜。
但是香港依然是大小海盜的據點﹐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完全消失。所以例如鯉魚門北岸的魔鬼山因海盜盤踞得名，鯉魚門天後廟就是海盜的哨崗，廟內有石碑為記，赤柱可能就是客家話「賊住」的變音。至於各個小島的張保仔洞則是現在的旅遊地點。
論“盜亦有道”
四弟從深圳打電話過來，說人在房中午睡，錢包卻被人偷走了。錢失事小，身份證、駕駛證等證件一應俱失。電話里聽見他牙咬的咯咯響。
補證，說不得又是一番曲折的忙碌。現在什麼都是網絡管理，電腦的面孔比人更冷，一點程序不到，你便徒勞往返。這不，四弟從廣東趕回來，聽說領取補辦的身份證要70天期限，而補辦駕駛證必須要身份證原件，半點含糊不得。這就意味着兩個多月無法回去上班。弟老大不小的，找一份差事不容易，看他急得象熱窩上的螞蟻，我的牙也咬的咯咯響：他*的可惡的小偷！
盜非善類，這是不爭的共識。但“盜亦有道”似乎也有附和之聲，大概盜界人品也分個三六九等罷。過去的正傳野史里，便記載有許多“只偷官家，不傷貧賤”的俠盜。《水滸》裏的鼓上蚤時遷，雖是雞鳴狗盜之輩，但由於他行竊出身，卻有抱天下不平的胸膽，故不但不為百姓及後人唾罵，反而在水泊里坐上了一把交椅，弄成一番事業。即便是當今社會，也不是盜即坐惡。比如人人知道他是貪官，公檢法奈何他不得，你出手了！你的滿載而歸中便帶了一點俠氣；得手歸來，忽見一老嫗哭訴救命錢的丟失，你心生惻隱，慷慨解一小囊，你的盜行便生出幾分義氣。但如果你公汽上三五一夥，偷不成便搶，或一旦被人點破便刀拳相向，這盜竊便演出了一大半匪氣……
盜亦有道，乃謂作惡中須留一份善心，不至滿盈之時，追悔不及。你偷人家錢包，倘若包內有涉及人家飯碗之要的證件、票據，須知於你一事不補，於人則是苦樂攸關。你能想辦法還給失者，則你的惡行便暗減一分；你盜有所擇，不害生死，當是你身在盜而善根尚存。比如你在醫院裏行竊，須想想這裏金錢所系乃是生命，你的所得安心是否？或者你有所悟，那便是你最後的一線良知。
善心俱失，惡貫易滿；報應之日，豈容你悔不當初！
盜者戒。
熙寧四年，立《宋史．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筏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后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兇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后，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復立《宋史-妻孥編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請，詔改依舊敕。
節選自《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先是，曾布建言：“盜情有重輕，贓有多少。今以贓論罪，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贓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贓重論死。是盜之生死，繫於主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亦殊。以手足毆人，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廷雖許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贓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縣鎮砦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則輕重不失其當矣。”及布為相，始從其議，詔有司改法。未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法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贓應絞者，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之擒捕，恐怨仇報復。故賊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舊法。”布罷相，翰林學士徐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如舊法，前詔勿行。
節選自《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皇陵分佈區域
北宋皇陵分為四個區：
趙弘殷的永安陵在嵩山太室山主峰峻極峰以北開陵后，趙匡胤的永昌陵在永安陵的西北400米處設陵，趙光義的永熙陵在永昌陵西北1000多米處設陵，是謂西村陵區；宋真宗的永定陵在西村陵區的正北再開新陵區，是謂蔡庄陵區；宋仁宗的永昭陵在蔡庄陵區正北再開新陵區，宋英宗的永厚陵設在永昭陵西北200米處，是謂孝義陵區；至此，帝陵區已延伸到洛河之濱，宋神宗的永裕陵只好“迎頭趕上”，在西村陵區以西3公里處開闢新的陵區，宋哲宗的永泰陵設在永裕陵西北600米處，是謂八陵陵區。
西村區有永安陵、永昌陵和永熙陵，葬有宋宣祖、太祖、太宗，附葬皇后陵10座和宗室子孫墓140多座。永安陵系趙匡胤之父宣祖趙宏殷和其母杜氏合葬墓。另有太祖賀后陵、王后陵和太宗符后陵。永昌陵是太祖趙匡胤墓。永熙陵是太宗趙光義墓，附葬有太宗兩個李后和真宗郭后陵。
蔡庄陵區有永定陵。在八陵村南，是真宗趙恆墓，附葬有真宗的李后、劉后和楊后陵。另有高懷德、蔡京、寇準、包拯墓。
孝義陵區有永昭陵、永厚陵。永昭陵是仁宗趙禎墓，永厚陵是英宗趙曙墓。
八陵陵區有永裕陵、永泰陵。永裕陵是神宗趙頊墓，附葬向後、朱后、陳后和徽宗王后4座皇后墓。永泰陵是哲宗趙熙墓，附葬劉后陵。
北宋各皇陵的規模和建制基本相同，皆坐北朝南，每個陵區都由上宮、下宮和皇后陵及附葬王室子孫墓組成。上宮是陵園的主體部分，從南至北依次建有鵲台、乳台、神道和陵台。陵台就是墓冢，位於宮城的中部，陵台分三層呈覆斗梯形，上邊種植鬱鬱蔥蔥的翠柏，四季常青。陵台下稱地宮，是埋葬皇帝屍骨的地方。地宮規模甚為宏大，一般深達30米，由青磚砌成，仿照地面宮殿建築結構，牆壁上還繪有大型彩色壁畫。下宮也叫陵寢，位於上宮的西北部，是停放皇帝棺木和送葬官員居住的地方。圍繞上宮和下宮，築有十多米高的神牆，稱宮城。宮城一般佔地一百多畝，四面開有神門，神門外各有石獅一對，防禦着來自四面八方的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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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鼎力支持的盜墓活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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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璉真珈盜南宋諸陵
作案時間：公元1278年
作案地點：宋六陵，紹興城東南18公里皋埠鎮攢宮村
受害人：宋六帝（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
作案人：楊璉真珈及宗允、宗愷泰寧寺僧侶
作案手段：祥興元年，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珈真，怙恩橫肆，帥徒役頓蕭山，發
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此肉）棄骨草莽間……”
作案後果：宋六陵經過此次洗劫，地下的珍寶，墓中的屍骨均蕩然無存。
盜墓性質：民盜
可信程度：相關文獻有記載
作為江南唯一的一座皇家陵園，宋六陵，埋葬着南宋9個皇帝中的6個，他們連續在位的時間長達148年，而整個南宋歷時也不過153年。一部南宋王朝的興衰史幾乎就是宋六陵主人的生活史。它的被盜，不但是南宋的損失，更是我們國家整個文化歷史的一個損失。但是從歷史來看，每個朝代在它風雨飄搖的時候，也就是盜墓者最狂妄猖獗的時候，宋六陵也沒有走出這個宿命。
南宋諸陵的修建
“狐死首丘”，說的是狐狸瀕死時，總是把頭朝向棲身的小土山。《禮記·檀弓上》云：“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對故土的懷念。這種情況也適合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於東南一隅的南宋統治者，他們的內心深處其實是時時不忘收復失地，回歸中原的。這在他們的喪葬上表現得格外強烈。
1131年，宋高宗趙構24歲，在皇帝的寶座上才坐了4年，他的祖母隆佑太后病死，興建皇陵就作為國家大事擺到皇族的議程上。也許有人要問：“南宋皇陵為什麼設在紹興呢？”這還得從當時的歷史背景說起：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開封，擄走了徽宗和欽宗兩個皇帝。昏庸無能的高宗趙構倉皇南逃，建都臨安（今杭州），史稱南宋。1129年，金兵再度進犯，趙構又從杭州經紹興、寧波，一直退到東海，第二年才回到紹興，並在這裏做了一年零八個月的皇帝。同年4月，隨高宗南渡的北宋哲宗皇后孟氏死了。
當時北宋的皇陵已經淪為金國的國土，趙構就派一個叫楊華的吏部侍郎在江南勘察新的陵址。浙江本是個多山的省份，適宜建皇陵的風水寶地比比皆是，楊華偏偏看中了浙江省紹興市東南17公里的一條山溝，山溝里有座泰寧寺，是南宋大詩人陸遊的祖先陸佃的功德院。
楊華在泰寧寺住了一晚，對那裏的山水感覺很好，回京向趙構寫了個調查報告說：“泰寧寺四面環山，雄壯峻秀，東是青龍山，南接紫雲山，西*五峰山，北倚連霧山，是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的風水寶地，在那裏建皇陵，有層層山峰相拱，青龍白虎保衛，不僅適宜埋藏先帝的弓箭，而且預示皇朝萬載的興隆。”趙構同意楊華的報告，下昭在那裏建皇陵。
孟皇后的去世，時距朝廷上次營建山陵，也就是營建欽聖憲肅皇後山陵已30年，中間局勢動蕩，“圖籍無存”，而朝中大臣多是新進的，也很少有人能詳細地知道以前皇家的陵寢制度，所以所制攢宮比北宋陵寢“少異也”。寶慶《會稽續志》卷三《陵寢》引王明清《揮塵錄》說：
“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曾紆以江東漕兼攝二浙廳辯用元符末京西漕向故事也。朝論欲建山陵，紆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附矣，亦以攢宮為名，僉以為當。’”
皇陵是國家的重點工程，皇帝親自指揮，動用全國財力，徵調全國的能工巧匠，往往要費時十年八載才能完工。有的皇帝剛剛登位，還是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就開始修建自己的陵墓，直到臨死前才完工，因此皇陵大都建得氣象萬千，壯麗輝煌。
宋六陵區佔地2.24平方公里，遠處東傍青龍山，南接紫雲山，西依五虎嶺，北*霧連山，構成了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風水景觀，好像四大方，保衛着眼前的皇陵。同時地勢東南略低，西北稍高，清澈的溪發源於東南的大仁龍山，沿皇陵向西婉蜒而過。整個陵區山水交融，風景如畫。南宋王朝的這種獨特的陵園選址方法，是我國古代風水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宋六陵雖然屬於臨時安置性質，但畢竟不同於普通百姓的墓葬，各陵仍有一定的規模。據文獻記載，地下均有長達數十丈的石砌甬道和墓室，又有精緻的墓闕；地面上建有獻殿、享殿、宰牲房等大批建築。可惜滄桑巨變，現在我們已經無法見到這些陵園建築了。只有那一個個微微鼓起的土墩上的八叢參天古松，依然挺立在青山環抱之中，它們少則七八棵，多則數十棵，棵棵粗可合抱，頂挑青枝，如傘如蓋。相傳，每叢松樹的下面，就是一座皇帝的陵墓。
南宋的國力雖然有限，但皇陵建得一絲不苟，估計和北宋的差不多，有長長的神道，文武百官和飛禽走獸的雕像，高聳雄峻的祭殿，堅固而深邃的墓道以及數不清的殉葬品，一切和地面宮殿相仿。
宋六陵里一共埋了七個宋朝皇帝。第一個是宋徽宗趙佶，其陵墓叫永佑陵；第二個是宋高宗趙構，其陵墓叫永思陵；第三個是宋孝宗趙慎，其陵墓叫永阜陵；第四個是宋光宗趙，其陵墓叫永崇陵；第五個是宋寧宗趙擴，其陵墓叫永茂陵；第六個是宋理宗趙昀，其陵墓叫永穆陵；第七個是宋度宗趙，其陵墓叫永韶陵。南宋還有三個小皇帝，死後一個葬在廣東新會崖山，一個葬在深圳蛇口，另一個葬處不詳，無從考究。
宋陵被盜過程
宋六陵之所以取名為“攢宮”，是因為南宋的君主們原先並不准備就這麼心甘情願的永久安息在江南，本打算浮土淺藏，暫時的將梓宮攢集一處，有朝一日收復中原后再一併歸葬鞏縣的北宋祖陵。但苟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以國破山河碎的結局而告終。諸帝遺骨非但未能如願返歸祖塋，反而在亡國后不久就遭到了強人的浩劫凌辱，陵園毀於一旦。
1278年，南宋剛滅亡。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為“江南釋教總統的西域僧人楊璉真珈就盯上了宋六陵，開始大規模的挖墓盜寶活動。宋六陵埋得較淺，挖墓並不困難。他暗中勾結了一批惡僧奸徒，率領大隊人馬開進陵區。首先被挖開的是宋理宗趙昀的永穆陵，挖開浮土后就見到長長的用青磚砌成的地宮，撬開宮門后就是墓道，墓道兩側擺滿了祭品和殉葬品。楊璉真伽撬開宋理宗的棺槨，據一些史料記載，棺槨被撬開時，裏面射出一道白光，直衝雲天，原來棺內堆滿了金銀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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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鼎力支持的盜墓活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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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宋理宗才死4年，遺體的面目還栩栩如生，只見他頭枕七寶伏虎枕，腳抵一柄楊貴妃用過的穿雲琴，身下墊的是錦繡軟緞，軟緞下面竟是用金絲編的涼席。楊璉真伽把陪葬的稀世珍寶盜竊一空后，這幫利欲熏心的惡徒蜂擁而上，用鐵釺、鐵鏟等工具，先後砸開永茂陵、永穆陵、永紹陵和寧宗仁烈皇后的地宮，開帝王棺槨，哄搶墓中數目驚人的奇珍異寶。他們甚至喪心病狂地把宋理宗趙昀的屍體從永穆陵中挖出，倒掛在樹上三天三夜；見到宋理宗的腦袋特別碩大，竟把腦袋擰斷，順手帶走，颳去腐肉，變成光滑滑的頭顱，以顱殼盛酒，作戰利品炫耀。
楊璉真伽前後挖開100多座古墓，把多數皇陵和埋入皇陵的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功勛大臣的墳墓幾乎全部挖開，屍骨撒滿山溝，一片狼藉，慘不忍睹。為了達到分裂民族的罪惡目的，楊璉真伽還打算將六陵遺骸埋到杭州南宋皇宮內，並在上面建造鎮南塔，表示宋人永世不得翻身，
宋六陵被盜發以後，宋代遺民，紹興人唐珏聞知帝陵被毀，龍體遭劫，憂心如焚。當下典當家產，私下備酒宴，邀請鄉里少壯輩。酒至半酣，唐珏突然說：“今請諸君協力，前往收埋先帝屍骨，如何？”有一人問道：“山上將官把手，虎視眈眈，事情一旦暴露，如何是好？”唐珏說：“此事我早已運籌，今四郊荒野多露白骨，何不以假亂真，取而代之呢？”大家應諾。唐珏拿出備好的木匣若干只，上面復以黃色絲絹，署上帝名、陵名，分頭趁月色潛入陵山，自永思陵以下，隨號將諸帝遺骸分別收藏起來，埋在寶山之陰天章寺前，種上冬青樹，以為標誌。
其後世人有感於唐珏的行為，作詩曰：“馬棰問形，南面欲起語，野尚純束，何物敢盜取。余花拾飄蕩，白日哀後土。**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監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敝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
清人袁宏道也曾在《游六陵記》寫道：“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聊鞭疊騎，而時聞倀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痛楚入骨，為之瀝泣。自古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詩一首：冬青樹，在何許，人不知，鬼應語。杜鵑花，哪忍折，魂雖去，終啼血。神靈死，天地暗，傷心事，戍兒年。錢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終離去。縱使埋到崖山崖，白骨也知無避處。”
時光流逝，可是宋六陵並獲得平靜，在清代和汪偽政權時又被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多次盜掘，再經過文革時期的浩劫，宋六陵的地面建築至此幾不復存在。
正史、野史都記載了宋六陵在元初遭楊璉真珈等人盜掘。但是，這些記載相互之間都存在不少矛盾之處。其實早在元代，就已經出現不少矛盾之說。元朝的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不僅記錄了幾種不同的說法，還對楊璉真珈的盜墓時間，高宗、孝宗屍骨移葬東嘉等問題提出了質疑。
不少文獻資料都說：南宋王朝辟宋六陵為皇家的臨時陵園，以後收復中原，這些皇帝的靈柩都要移葬到河南鞏縣的宋陵。但是，文獻資料也都證明南宋皇帝偏安江南，並無收復中原的雄心和計劃。也就是說，“收復中原”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口號，那麼，宋六陵難道就真的只是皇家的臨時陵園？諸如此類種種疑問，相信隨着我國考古技術的日益進步，總有一天會給所有關心它的人一個明確的答案。
宋六陵出土的文物
據史料記載，盜賊們得到“馬烏玉筆箱“、“銅涼撥銹管”、“交加白齒梳”、“香骨案”、“伏虎枕”、“穿雲琴”、“金貓睛”、“魚影瓊扇柄”等諸多珍寶。後代又陸續從宋六陵的遺物中發現銅涼拔銹管、真珠戲馬鞍、錫器、端硯、玉瓶爐、古銅、精美的龍泉窯青瓷，這對研究當時的手工技術和社會文化有着很高的參考價值。
朱元璋重修宋六陵
楊璉真珈盜掘宋六陵一事，曾震動朝野，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御札相臣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叫其以理宗頂骨來獻。次年六月令浙江行省進《宋六陵圖》，於是命啟瘞南歸，藏諸舊陵。護葬者禮部尚書崔亮，紹興知府張士敏勒碑記年月。其餘陵墓，也從天章寺前遷遺骨回攢宮。陵上封以松樹。“陵前豐碑重立，上刻諸帝陵名”。至此，南宋皇帝理宗趙昀的顱骨，被劫取在外漂泊了近一個世紀之後，終於又重新回到了原本想暫時存放梓宮的紹興陵園。後來，清人王居瓊感賦《穆陵行》詩，足以發人深思：
六陵草沒迷東北，冬青花落陵上泥。
黑龍斷首作飲器，風雨空山魂夜啼。
當時直恐金棺離，鑿石通泉下深錮。
一聲白雁渡江來，寶氣竟逐奴僧去。
金屋猶思宮女侍，玉衣無復祠官護。
可憐持比月支王，寧飼鳥鳶及狐兔。
百年枯骨卻南返，雨花台下開幽宮。
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
人間萬事安可知，杜宇聲中淚如霰。
明清對宋六陵的維護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陵廟並其圖以進”，浙江行省進宋諸陵。歷經近百年，宋六陵“唯孝理二陵獻殿三間，繚以周垣，余僅存封樹。”九年“令五百步之內禁人樵，設陵戶二人，有司督近陵之人看守，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齋香帛致祭於孝宗理宗二陵，登極則遣官祭告”。此時的宋六陵佈局，理宗陵有頂骨碑亭，其右為義士祠。
宋六陵雖規模宏大，“內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畝，田三十八畝九分”，政府也下令派人看守，但“歲久為居民所侵”。正統間趙伯泰奏復，弘治元年復帖。縣典史張弘撿勘具冊以覆。其後或以山無守者，雖朝廷屢屢下令嚴禁侵盜，“無幾時乃割禁山之半佃為民，其半亦令居民守之而入其租，然樵之禁，守衛之夫亦以疏矣。”
宋六陵的新生
自清代以來，宋六陵園漸漸荒廢。建國以後，宋六陵所在地攢宮茶場在進行機械化改造時，在距地表僅40—50厘米處發現了屋基平面、局部排水溝和鋪設整齊的石板小道，並有成堆的條石出土，紹興縣文保部門在現場勘查后，確認這是著名的宋六陵所在地。
“至1970年後，墾為茶園，諸陵地面建築盡圯，僅存蒼松8叢。”如今，歷經滄桑、屢遭兵火的南宋六陵，由於年代久遠，地面建築已蕩然無存，不過地面尚存二百餘棵作為封樹的古松，作為皇陵所在的標誌，使整個陵區雖已無地上建築，但仍松柏森森，氣氛肅穆，環境幽靜，保留着皇家陵園的氣派。
相關文字描述
在《癸辛雜識》中記載，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和十一月，會稽縣泰寧寺僧侶宗允、宗愷勾結楊總統率眾發掘了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墓。同書的另一處又重複記述了此事，時間相同，但內容有所差別。
元人陶宗儀的《輟耕錄》所載南宋皇帝陵墓被盜之事最為詳盡，該書云：“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棄骨草莽間……”
《元史》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朝廷“以江南總攝楊璉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
《紹興縣誌·越中雜識》記載：“楊璉真珈等人發掘寧宗、理宗、度宗三陵，割破棺槨、劫取寶玉……楊賊發掘得志，又於十一月再發掘徽宗、高宗、孝宗、度宗四陵……其中徽宗陵墓只朽木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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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之盜，以多取勝：宋元時期的民間盜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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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時間：宋元期間
作案地點：遍佈祖國大江南北
受害人：宋元期間的王公貴族
作案人：民間盜墓者
作案手段：五花八門
作案後果：宋元期間的王公貴族墓大多遭到破壞。
盜墓性質：民盜
可信程度：相關文獻有記載
引子
《莊子》中已經有對於盜墓技術的記錄。《呂氏春秋》說到先秦時期的盜墓者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側擇定住居以為掩護，日夜不停挖掘，從地穴入墓，得盜發之利。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又說到清代關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於古貴人冢旁相距數百步外為屋以居，人即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盜墓技術，一脈相承。
《史記》中曾經記述，中山地方民間風行“掘冢”習俗。遊俠“鑄錢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馬遷的注意。唐人顏胄曾經以這樣的詩句描述民間盜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橫。田豎鞭骷髏，村童掃精靈。”“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韓愈對於東漢陵墓多被破壞的事實，也有“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親”的感嘆。掘冢，也曾經是不法貴族官僚的一種遊戲。如西漢廣川王劉去，就有公開盜掘墳墓的嗜好。《西京雜記》說劉去發掘古墓“不可勝數”，“國內冢藏，一皆發掘”，其奇異者就多至上百。中國自古來，盜墓就很盛行，民間盜墓蔚然成風。這種風氣到了宋元時期，仍然有增無減。
蔚然成風的民間盜墓
宋代以來的骨董收藏之風刺激了盜墓風習，而盜墓發現又為當時金石研究的興起提供了條件。二者相互輔承，使得宋元時期的民間盜墓之風越演越烈。
蔡絛在《鐵圍山叢談》說，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盜掘古器一時成風，“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邵氏聞見后錄》記載了這一故事：北宋時，有人在長安賣湯餅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奩，上刻雲氣龍鳳、海上神山，進獻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進御”的答覆，於是收入官庫。同書又記述，有人在關中壞一古冢，發現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嬰兒，高尺余，水故不耗敗。”
隱秘的、持續不斷的民間盜墓在宋朝整個盜墓史中佔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間盜墓蔚然成風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間盜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長安城附近不斷有盜發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彙編》中寫道：“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冢，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冢為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襆頭，婦人則段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冠服已嘗如此。”這段話的意思是：在長安附近的官道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古墓。當時很多行人來來往往，所以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沒有遭到掘盜。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為戰亂，這座古墓終沒有逃過此劫，被人給盜了。盜墓人在墓里得到許多古銅鐘鼎之類的器物。經人看了一下樣式，證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這個墳墓有個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頭一樣。墓室的窟室四面牆上都刻有很多類似侍衛的人。墓主人的頭上有襆頭，其妻子則穿着衣，都有着寬寬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間的服飾很像，只是個別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異。因此可以看出當時人得出結論：幾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經是宋代時那個樣子了。
其實，民間盜墓當時並不僅僅是宋朝所獨有。與之並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發掘冢墓的情況。《金史》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尚書省奏，盜有發冢者，上曰：“功臣墳墓亦有被發者，蓋無告捕之賞，故人無所畏。自今告得實者量與給賞。”發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墳墓”也不能保全。
盜墓活動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盜墓人太貪念於墓主的隨葬財物。司馬遷在《史記》中論述社會行為往往為利益驅動時曾經說到，“劫人作奸，掘冢鑄幣”等敢於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實都是出於財富的追求。《元史》有這樣的記載：元太祖時代，張榮授金紫光實祿大夫，山東行尚書省兼兵馬元帥，知濟南府事，“時貿易用銀，民爭發墓劫取，榮下令禁絕。”也是民間出於經濟目的盜發冢墓的史例。
但盜墓有時又有令人驚異的動機。《異苑》記載，漢代人京房的墳墓在東晉時被盜掘，遺體依然完好，“殭屍人肉堪為葯，軍士分割之。”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元代有“木乃伊”可治癒“損折肢體”的傳說，與“殭屍人肉堪為葯”的迷信接近。而李時珍《本草綱目》也引用過此說，可見在民間的風行。近世吳有如《點石齋畫報》有題為“群賊盜骨”的故事，其中寫道：“有匪徒將棺木撬開七八具，盜竊枯骨，有謂以之為悶香，有謂以之合藥餌。事雖出於擬議，然非專盜衣飾可比矣。”這種取枯骨“以之為悶香”或“以之合藥餌”的盜墓動機，實在令人驚異。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屍”的故事，則是發掘墓葬行為極端的復仇形式。歷史上發冢斬屍（如拓跋王圭發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頒掘陳霸先陵）一類事例還有很多。